漠視公平的
經濟增長行之弗遠
受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以及發展經濟學理論影響，中國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要追求社會公平，就將犧牲效率。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則表明，當不公平狀況持續惡化，將對效率或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首先，不公平感鼓勵人們不進行「生產性努力」而進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礙經濟效率。著名制度經濟學家諾斯認為，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其實是覺得他們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產中去（即「生產性努力」），並沒有多得到一點相應的回報；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圖從社會已有的生產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額（即「分配性努力」），卻真的能得逞。這個時候，更多的人將不願再將自己的努力放在生產性努力上，轉而放在分配性努力上，經濟增長就將陷入停滯。
我們原來批評計劃經濟的缺陷，其中一條是，在計劃經濟下，人們「幹多幹少一個樣」；而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努力幹工作的人吃虧了，這使得大家覺得不公平，所以，不願積極幹。從這個意義上看，計劃經濟是一種妨礙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們要搞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貢獻大小進行分配。但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搞偏了，不僅沒有讓多幹的人多得，相反，權貴與資本相勾結，輕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會財富，那麼，這樣的市場經濟最終也會使「幹的人不願幹」，經濟效率最終無法維繫下去。
其次，不公平感將導致各階層之間「分配性衝突」增加，這會影響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阿萊辛納與帕裡託曾指出，越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越多人就會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蛋糕只有那麼大，而越來越多的人只想從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劃拉出自己的一塊，必然會造成對有限的蛋糕的爭奪與衝突。而越多人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社會就越不穩定。社會越不穩定，一方面，投資者對投資的安全性越沒有信心，因而減少投資；而另一方面，社會將被迫將更多寶貴的公共或私人生產性資源用於防止與打擊犯罪。我們又知道，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就是生產性投資的不斷增加。社會衝突使得生產性投資減少，不可避免地使經濟增長乏力。
最後，不公平會抑制國內社會消費，這也會妨礙經濟增長。如果消費不足，經濟增長將因為沒有最終需求而陷入停頓。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時，財富分配向富人急劇傾斜，使得富人的消費水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按消費經濟學的說法，20%的高收入者擁有市場80%的購買力。富人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帶動社會消費品生產結構迅速完成升級。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費需求將伴隨其購買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內很快被滿足。此時，80%的窮人卻苦於買不起已經升級了的消費品。消費很快由於購買力的斷檔而下降，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後將陷入由於消費不足導致的蕭條之中。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不公平的財富分配狀況對投資的負面影響以及對國內社會消費抑制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資金外流。經濟學家羅德裡克經過研究發現，在人們感覺很不公平的社會中，富人的安全感普遍較差。因而，在選擇投資目的地時，往往選擇國外；在選擇住房、教育、保險等投資性消費時，也往往選擇國外。這樣，會造成所在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本來就十分短缺的寶貴資金外流，影響所在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這種現象在拉美及南亞國家十分普遍：一些國家甚至因為外流的資金遠超過吸引的外來投資而陷入危機。
總之，漠視社會公平的經濟增長將註定行之弗遠！
B6
專 欄
盧周來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陳曦 宋廣玉美編：韓君
流動通道沒有被堵死，只是改變了
問：前些年，有兩篇文章曾一度風靡網絡，比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階層差距，因為出身不同，雖是大學同學，但家庭較窮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達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樣的生活水平。這比較適合60後70初的人，他們可以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後來網絡上又出現一篇《我用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這篇文章深得80後認同，因為出身的階層不同，大學畢業後大家的生活分化越來越嚴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嚴重嗎？出身是不是已經越來越難以改變，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被堵死了嗎？
陸學藝：中國社會真正流動就是改革開放這30餘年，流動通道沒有被堵死，只是改變了。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目前看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由十大社會階層組成，相比以前的「兩階級一階層」，很明顯社會階層結構已經由簡單化到多元化，所以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也在改變，不是像原來上大學和當兵然後分配那麼簡單。
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已經由封閉轉向開放。比較明顯的是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03萬個體工商戶，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萬個私企業主。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這也為中產階層的擴大造就了後備軍。還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產階層。根據我們課題組測算，2007年中國的中產階層佔總就業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個百分點。現在每年約有8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這都是階層流動。窮二代進入中產階層的機會應該有很多。
問：目前一個普遍感覺是，中產階層在分化，大量的中產階層在往下掉。
陸學藝：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兩種趨勢同時存在：一種趨勢是以中產階層加快崛起為特徵。另一種趨勢則是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目前來看，這兩種趨勢在一起，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動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中國目前中產階層佔的比重還遠遠不夠。任何社會，如果在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之間存在較大距離和斷裂，缺乏相當規模的中產階層存在，就可能是不穩定的，容易發生混亂和衝突。就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現狀來說，社會政策調控的取向重點應圍繞養大中產階層、縮小社會中下階層、調控階層利益展開。這樣，階層間的流動通道會很通暢。現在富二代、窮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說明整個社會還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針不變，現在就只是階段性問題，比如農民工的問題早晚會解決，農民工子女肯定不會固化為窮二代。
二代現象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
問：二代現象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為什麼會存在如此明顯的二代現象？
陸學藝：二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二代現象是中國目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這些問題的出現，說明社會可能是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和社會現象，要從長周期和一個國家大的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可以說是「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這樣轉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激烈的社會矛盾是正常的。
當前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特徵，在世界各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也曾有過。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具有關鍵意義的轉折時期，這個時期由於當時的「進步運動」而被稱為「進步時代」。1900年，美國製造業的總產值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美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加。但同時，美國社會當時也面臨著空前的危機，政治腐敗猖獗、市場秩序混亂、勞資衝突激烈、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道德淪喪等等社會問題和矛盾顯化。日本從1955年開始進入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同樣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被認為是「生產為第一流，國民所得與消費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環境則屬第三流」。
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15年
問：那是不是說中國近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分化很嚴重是必然的？
陸學藝：社會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銳和嚴重的社會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國社會之所以現在出現很多問題，一個根本原因是社會結構遠遠滯後於經濟結構。中國在很多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導向下，過於追求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與機會也配置到經濟領域中。改革開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適合當時發展的政策並沒有隨著形勢發展而及時進行調整，嚴重侵蝕了一些社會成員獲得資源的機會。目前中國亟需推動社會改革。美國、日本和拉美在經濟起飛後最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源就在於是否及時正確地實施了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
問：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差距有多大？
陸學藝：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水平。而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我們課題組經過測算得出，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
問：是什麼原因導致社會結構如此滯後？
陸學藝：這個原因很複雜，首先，中國除了和其他現代國家經歷過的一樣，處於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還處於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這是中國特有的。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同時進行，相互作用，使轉變過程中困難重重，社會矛盾多發。而且把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的轉型過程濃縮到了幾十年中。其次，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推進，但社會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都還沒有破題。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等等很多社會體制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直沒有變，已經完全不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
不及時推動社會改革，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拉美陷阱」
問：如果社會體制改革遲遲不啟動，會有什麼後果？
陸學藝：美國成功的經驗，日本「成功的代價」和拉美國家的前車之鑑，是很好的教材。美國及時加強了對社會領域的建設，提倡社會公正，成功地將當時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的種種怨氣、焦慮、憤怒和不安全感，轉化為改革的動力。日本雖然也意識到了社會建設的重要性，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落實到位，日本雖然最終成為經濟大國，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比如住宅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好。拉美國家則因為對社會建設認識不夠，社會體制改革力度不足，經濟起飛之後即陷入了持續衰退，社會動蕩，最終成為「難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國種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問題的出現，正是社會建設沒有跟上造成的。
如果不及時推動社會改革，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拉美陷阱」。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主要受兩種力量驅動，一是來自市場的力量，二是來自國家的力量。根據經濟發展和目前政策選擇的不同，未來中國社會存在四種不同的可能。
一、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政策體制調整及時，社會改革啟動，那就會形成理想的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經濟會繼續保持高增長，社會穩定。現在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二代現象也會隨之消失。
二、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但政策體制調整不及時，會造成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分化，出現「工」字形社會階層結構。一旦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形成，經濟也難以保持高增長，階層間的利益衝突放大，社會必然不穩定，有極大的斷裂風險。
三、如果經濟發展放緩，但政策體製得到調整，也會促進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發展，現在的社會問題也會消失。
四、如果經濟發展受阻，政策體制調整又沒有及時跟進，社會階層會嚴重分化成社會上層和社會底層兩大群體，階層之間的利益嚴重衝突，整個社會階層存在嚴重的風險，現在的問題會繼續激化和放大，二代現象最終會無法解決。
也就是說，不管以後中國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只要政策體制調整到位，中國社會都會穩定發展。現在中國已經到了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但是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過小等，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將會影響到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結構正在定型化，社會有「斷裂」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
據《南風窗》
熱點觀察
6月30日，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舉行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新聞發言人與中外記者見面會，隆重推出中央紀委、中組部、中宣部、中聯部等11個中央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從11部門新聞發言人的這次「面試」情況看，他們基本上達到了「亮相」的目標，也有個別發言人略顯拘謹、青澀，從容、老練不足。但這畢竟是一個重要的開始，我們應該給予更多的期待。在我看來，公眾倒不是很在意他們今天的青澀和拘謹，而是期待他們明天有、且必須有更精彩的表現。
如今，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已進入了「高位瓶頸期」，主要體現在：新聞發言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新聞發言人的制度激勵問題與問責問題，以及制度系統配套問題等。而當今的全球傳播大環境、此起彼伏的輿論引爆點、新媒體環境下的多元化表達通道、公眾不斷升級的表達訴求，凡此種種，都不允許新聞發言人停滯不前。
中國當代政治發展，離不開執政黨審時度勢的積極作為。把黨委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放在執政黨推動政治民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其意義就顯得不同尋常了。當前，擺在黨委新聞發言人面前的挑戰集中表現在：
其一，經驗和技術問題。黨委新聞發言人起步晚，存在經驗與技術不足的問題。從他們首場亮相的表現看，他們還不大習慣在鎂光燈下「發言」，需要在技術上「惡補」。
其二，他們所面對的公眾、媒體與輿論環境，是很難駕馭的。黨委新聞發言人的出場，意味著要告別過去那種生硬的、以命令方式管理輿論的模式。同時意味著，新聞發言人要掌握新的說話方式，學會用新聞傳播規律來「說話」。
其三，黨委新聞發言人在中國當下新聞發言人結構中，需要解決此前新聞發言人制度瓶頸問題。在當下中國新聞發言人結構中，如何處理好黨委部門發言人與國家發言人、政府發言人之間的關係？理論上講，三者是一致的。但在實踐中，三者的功能區間則是不同的。這需要有更大制度性的突破。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
專家視角
黨委新聞發言人面臨三大挑戰
張濤甫
為什麼窮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嚴重，為什麼官二代能比窮二代佔有更多社會資源，為什麼國家富裕了生活變好了社會矛盾卻激化了？社會板結化了嗎？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是否還存在？二代們真的面臨一個斷裂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根源造就了二代現象？對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對此有自己的分析和認識。
理論視點
相當長一段時間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僅已經成了中國公眾、政府和發展商的話題，而且也是國際投資者和投機者的深切關注對象。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中國有四分之一的投資在房地產行業，50多個產業與房地產關係密切。然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最新調查，中國85%的家庭無力購房。
房地產市場現狀的形成當然有很多原因。房地產不能僅僅被視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社會政策的一部分。縱觀世界各國，凡是房地產市場發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決得好的國家，都是把房地產作為國家社會政策的一部分，並不把房地產看成是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就是說，房地產對GDP的貢獻不是這些國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會發展，是社會成員的居住權。其中的經濟考量是在宏觀的社會政策構架內進行的。
歐洲一些國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來源，也同樣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隨著原始資本主義向福利資本主義轉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來越變成這些國家的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房地產完全屬於社會政策，對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考量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
近些年來，中國為解決住房問題出臺了多項政策，例如「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但這只能是杯水車薪。很顯然，就房地產而言，我們面臨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是房地產泡沫——房價泡沫一旦破滅，總體經濟就面臨風險；另一方面是社會成員的居住權——在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數中國人非常認同居者有其屋這一說法，年輕人普遍認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關。這兩方面的後果都直接與社會和諧與穩定密切相關。
因此，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房地產業發展如何實現從經濟政策演變成為社會政策，需要我們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智慧。 據《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