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方周末》發問：窮孩子沒春天———寒門子弟為何離一線大學越來越遠？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佔總人數的17%，可在當年的高考考場裡，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社會階層固化」的話題再次浮出水面。而新華社原高級記者楊繼繩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最新修訂本近日出版，該書對農民、農民工、工人、私有企業主、知識分子、官員等社會群體進行了分析。
為此，本報記者圍繞「社會階層的流動與固化」專訪楊繼繩。
1 開放社會需要「階層流動」
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底層的人們有進入上層的機會，有希望，有盼頭，因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
新京報：為什麼會關注到「階層流動」這個問題？
楊繼繩：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變的。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動稱為「階層流動」。
人們都希望向上流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底層的人們有進入上層的機會，有希望，有盼頭，因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就會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蕩。
可以說，階層流動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
新京報：社會流動和哪些因素有關？
楊繼繩：決定一個人地位有兩種因素，一個是「先賦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個是「後致性因素」，即靠個人努力。先賦性因素作用太大，這個社會的流動性就小，繼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襲性強。
從宏觀來看，一是重大制度和政策變革；二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個人努力。
1949年的政權變更和此後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等，每一次重大制度變動，都有一批人社會地位上升，一批人社會地位下降。1978年開始至今的改革開放，又是一次因制度變化造成的大規模社會流動。工業化使大批農民變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農民變成了市民，產業結構升級使大批藍領變成白領。
個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其社會地位，也與制度有關。「先賦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會，是一個封閉性社會。「後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會才是開放性社會。
兩種制度相比，前者是落後的，是改革的對象。
2 「官二代」是集體世襲
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員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
新京報：你曾提出「集體世襲」這一概念，這和「階層固化」什麼關係？
楊繼繩：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也可以稱為繼承）的另一種說法。
社會階層世襲，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有人以為集體世襲是指官員子弟的，實際上我說的是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官員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的確社會上還有一種利益機制，讓官員子弟可以依靠父輩掌握的公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
新京報：具體指什麼？
楊繼繩：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經濟市場化了，很多領域，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對經營者來說，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在這種情況下，與官員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的重要資源。官員子弟最接近權力，他們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為富翁。
新京報：實際上是一種交易。
楊繼繩：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官員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官員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官員子弟，讓官員子弟升官發財→讓官員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的說法，其實，現在流行的「官二代」的說法，就是「集體世襲」的結果。
3 教育不公阻礙「窮二代」向上流動
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未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使得一些貧困者更加貧困。所以，出現了很多人棄考的現象
新京報：那麼，「窮二代」是怎樣形成的呢？
楊繼繩：「窮二代」也是一種世襲，是被迫的世襲。教育是提高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階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帶有基礎意義的社會公平。教育資源分布很不均等，農村和城市，市區和郊區，東部和西部，教育資源差別很大，處於西部的或者農村的孩子很難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裡的邊緣，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減少，來自城市的生源增加。從綜合情況看，高等階層的子女比低等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和更優越的受教育條件。弱勢階層的子女獲得教育機會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條件要惡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將會使得低階層的下一代很難向上流動，使社會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續和發展。「窮二代」就是這樣形成的。
新京報：貧窮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況下，即使考上好大學，畢業後也很難進入高階層。
楊繼繩：是呀，原來都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現在，由於中上層社會地位的職務被世襲了，所以現在即使得到高的學位，也難找到好的工作，知識改變命運經常行不通了。
工農子弟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最近兩年出現了「蟻族」一詞，所謂「蟻族」，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他們的特點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窮人孩子，上學費用有的用盡了家庭的積累，甚至欠了債，大學畢業後他們面臨的緊迫任務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未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使得一些貧困者更加貧困。所以，現在很多人棄考，不參加高考了。
新京報：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從低階層流動到高階層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後至今，這個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楊繼繩：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快有制度改變的原因，即改革開放。隨著改革開放，政治身份的廢除，私有經濟的恢復，個人自由度的擴大，創造了大量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
就個人提高社會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後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大，先賦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後，後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賦性因素擴大，即世襲問題開始變得嚴重了。
為什麼先賦性因素加強了？經濟市場化了，行政權力不僅保持著計劃經濟的狀態，還有強化的趨勢。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築和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不匹配。再加上市場經濟還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的漏洞。權力進入了市場，控制了市場，就形成了階層世襲的利益機制。
4 「矛盾」從農村移到城市
現在的農民工是「農二代」。他們受過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較開闊，遇到難以忍受的不公正，就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或採取行動，一些群體性事件由此發生
新京報：還有農民工二代的問題，你曾說他們忍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沒有原來老一代人那麼強。為什麼？
楊繼繩：如今，在一些大城市，農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離開了農民工，社會生活就要癱瘓。但是，他們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處於邊緣地位，處於城市社會的底層。
新京報：大量的「農二代」生活在城市裡，如果城市不能接納他們的話，恐怕也會產生不和諧，甚至是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吧？
楊繼繩：原來的城鄉差別沒有因農民進城務工而消失，而是也帶進了城。不僅在職業選擇方面，無法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醫療、勞動保險、就業穩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無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節日或重大活動，還要粗暴地侵犯農民工的人權：將他們趕出城市。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同在城市的屋簷下，而且很不公正地處於極不平等的社會地位，這個屋簷下是很不安全的。
現在的農民工基本隊伍是「農二代」。他們受過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較開闊，他們遇到難以忍受的不公正，就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或採取行動，一些群體性事件由此發生。
新京報：城市怎樣接納「農二代」呢？
楊繼繩：從長遠看，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為了使幾億農民順利完成進入城市的過程，當前應當做的是：（一）構建城鄉一體化就業體系。（二）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制度。（三）強化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培訓。（四）穩妥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五）逐漸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問題和子女教育問題。（六）扭轉對農民工的管理的指導思想，由防範和管制式的管理改為服務和接納式管理。
我們不能等待漫長的城市化來化解面臨的矛盾，必須從制度上、政策上採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進城務工農民）裡極不平等的狀況，給農民工以社會公正，給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兩年，社會上一直在呼籲提高農民工的待遇，政府現在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的力度遠不足以緩和面臨的尖銳矛盾。
5 「階層固化」易產生社會摩擦
一個有合理階層流動的社會是有彈性的社會，一旦固化，社會就失去了彈性。階層固化的社會是容易破碎的社會，是不能經受震動的社會
新京報：《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是研究社會公平的，階層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楊繼繩：當然是。階層固化是社會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個人怎麼努力都無法提高社會地位，家族地位世襲，哪有公平可言？一個有合理階層流動的社會是有彈性的社會，一旦固化，社會就失去了彈性。玻璃是沒有彈性的，一有震動就會破碎。所以，階層固化的社會是容易破碎的社會，是不能經受震動的社會。在日常表現中就是階層摩擦、階層衝突。
新京報：當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楊繼繩：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實際上，人們仇視壞官，對好官還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錢，人們不僅不仇視，反而高興。因為他的發明對社會貢獻大。人們仇視的是那些得到不義之財的人。
當今，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得的財富，就是不義之財，這跟偷盜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更惡。
「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是怎樣產生的呢？「仇官」的背後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後是勞資矛盾，如果是靠權力發財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員的為所欲為。為什麼一些官員能夠為所欲為？這後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權力不受制衡。當然，資本過度肆虐，其背後也有一個資本不被駕馭的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權力的擴張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成為社會強勢，這種強勢為了保持和擴大既得利益，就阻礙社會合理流動，於是就出現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窮二代」。「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就是這樣形成的。「仇官」、「仇富」會加劇社會震動，表現為規模不斷擴大、數量日益增多的群體事件。
6 「階層流動」需要新思維
要解決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就得制衡權力，駕馭資本。而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體系
新京報：你曾談到，階層固化會影響社會穩定，那麼，怎樣保持社會穩定呢？最近兩年，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穩定，一再提出加強社會管理，又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楊繼繩：誰都希望穩定，誰都不希望動蕩，關鍵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來穩定。
通過改革，原來集中於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因此，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
這樣，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協調和規範。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要創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商和妥協，政府規範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在市場失效的環節和場合顯示政府的作用。
其中，保證社會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利益多元化以後，要允許各種利益主體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相互溝通，通過溝通達到理解、協商和妥協。大眾傳播媒介是重要的溝通渠道，保持這個渠道暢通無阻，就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新京報：很多底層民眾缺乏利益表達渠道，這恐怕不利於維持社會和諧穩定吧？
楊繼繩：是的。如果堵塞言路，各個社會群體無法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同階層之間缺乏溝通渠道，這當然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言路不暢，只好通過群體事件這樣激烈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現在有些地方政府花錢，不是解決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擊老百姓上訪。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截訪」，私人辦的「保安公司」就應運而生。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籤訂合同，通過暴力強制，限制上訪者自由並押送返鄉，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
新京報：如你所言，僅僅採用社會控制的手段來維持穩定並不足取。那麼，應當怎樣保持社會穩定呢？
楊繼繩：現在的情況是，高壓鍋裡壓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氣呢，還是再擰螺絲呢？如果採取傳統的穩定思維，就是擰螺絲，如果採取新的穩定思維，就是放氣減壓。擰螺絲可能暫時穩定，到一定時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還是要減壓，即採取向低層傾斜的再分配政策，減弱不平等程度等。
當然，放氣減壓也只是暫時措施。最根本的是要釜底抽薪，從制度上解決社會不公問題。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公權部門尚未得到有效的約束與制衡，資本力量尚未得到有效的監管與駕馭。這樣，不斷擴張的行政權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共同施壓於普通大眾。這是社會尚不公正的制度根源，也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淵藪。
所以，要解決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就要將公權部門和資本力量納入到更為有效的監管體系之中。而制衡公權和駕馭資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這就是現代民主制度體系。
本報時事訪談員 張弘
(責任編輯：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