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dhijit 利維坦
© Dimitrios Stefanidis / Getty Images
利維坦按：
為了挽回尊嚴和改善生活鋌而走險的故事我們聽過很多，但能夠以國家最高機密來換取個人財務自由的人則少之又少。當然，本文主人公也不是第一個。奧德裡奇·艾姆斯（Aldrich Ames）在高中時就在CIA反間諜部門打零工，大學畢業後，成為這裡的正式員工。在經歷了一場損失巨大的離婚後，艾姆斯發現自己負債纍纍。他認為與其搶銀行緩解自己的負債，還不如賣情報給克格勃來得簡單。在1994年被捕前，埃姆斯指出了10個情報源，還進行了超過100次交易（交易金額400萬美元）。
當然，再想想著名的「劍橋五人組」（Cambridge Five），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sen），也都是響噹噹的鼴鼠。只不過，和文本主人公經歷相似的，似乎只有奧德裡奇·艾姆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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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19日星期六的早晨，位於長島（Long Island）的法明代爾中學（Farmingdale High）的教室和走廊上空無一人。一輛麵包車停在學校的停車場，司機是一個30多歲的高個子男人。他熄了引擎，下車走進夏日的暖陽之下，掃視著這所學校。二十年前他從這裡畢業。
他對母校的懷念總是苦澀的。在這裡，他遭受了數不盡的屈辱：同學們嘲笑他的愚笨，老師們也看不起他。如果師生還記得他的話，他們會回想起那個有閱讀障礙症、拼寫很糟糕的男孩。他那健壯如熊的身材也許能保護他免遭肉體上的欺侮，但嚴重的閱讀障礙和社交障礙加在一起，讓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傻瓜。
他在美國情報部門的職業生涯很成功，能夠接觸到這個國家最隱蔽的機密。然而這一形象卻始終伴隨著他。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被家人、同學和同事低估。這是他從小就不得不默默承受的詛咒。
但對他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來說，這是一種幸運。他的同事和上級，誰都沒有想到，他竟然能夠策劃一個複雜的間諜計劃。
他從停車場走到學校操場的邊上。手球場旁的帶刺鐵絲網有一個洞，他從這個洞裡擠了進去，走進了一片樹林。這片樹林隔開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和學校。他走了幾碼路，在一棵樹旁停了下來，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疊好的電話號碼錶，把它埋在那裡。他自信地走回了麵包車，覺得沒人發現他的行蹤。
他已經成功竊取了當時美國間諜史上最大的機密信息。幾天後，他計劃執行這項周密計劃的最後一步——用這些機密換取數百萬美元。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兄弟姐妹的抵押貸款，償還個人債務，並為他的孩子實現財務自由。
他想，有了財富，尊重就會隨之而來。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不會再懷疑他的智力，他就不再是童年時那個愚笨的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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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的一個星期一的早晨，聯邦調查局特工史蒂文·卡爾（Steven Carr）匆匆走出華盛頓特區辦公室，下了兩層樓，去取一個剛從FBI紐約辦公室寄來的包裹。卡爾今年38歲，做事認真、深思熟慮、一絲不苟。
自1995年加入聯邦調查局以來，他參與了一系列備受關注的間諜案。但與大多數剛出道的特工一樣，卡爾渴望親自帶隊進行高風險的調查。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卡爾有時會在教堂裡低頭默默祈禱，祈求上帝保佑，讓自己負責大案要案。這就是為什麼當他的上級讓他早上去拿包裹時，他的反應如此之快。因為上級說：「不管那是什麼案件，都是你的。」
卡爾跑回到他辦公桌前，將包裹裡的東西悉數攤開——那是一疊幾十頁的文件。利比亞駐紐約領事館的一名秘密線人交給了FBI三個信封。而這些信封是由一個不知名的寄件人單獨寄給領事館的。這些文件就是裡面的內容。
卡爾上氣不接下氣地翻閱著這些文件。根據從紐約發來的指示，他把文件分成三組，分別對應三個信封。這三個信封的封面都一模一樣，上面是大寫的警告：「這封信包含敏感信息。」 下文為其中部分內容：
這封信是保密的，寄給貴國總統或情報局長。請通過外交郵袋傳遞此信，不要在辦公室或家中或通過任何電子方式討論此信的存在。如果您不遵循這些指示，這封信的存在及其內容可能會被美國情報機構發現和收集。
第一個信封裡是一封四頁的信件，其中有149行文字，由字母和數字組成。第二個信封裡是解碼說明書。第三個信封裡有兩套密碼錶。其中一套長達六頁，列出了幾十個單詞和它們的編碼縮略語。這套系統通常被稱為 "簡約代碼"（brevity codes）。這兩套數據結合在一起，則是解密的密鑰。
卡爾把這封信翻了一遍，略讀了那些看似胡言亂語的字母數字序列。沒有密碼錶和解碼說明書，就沒有辦法理解它。寄件人為了確保通信安全，分別郵寄這三封郵件，以防止信息被美國情報機構截獲。
卡爾發現，寄件人在每個信封中都有一則文字信息，告知領事館另外兩個信封已寄出，並指示收件人如果其他信封未能送達，可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汽車廣告。寄件人沒有預料到這三個信封都會落入FBI的手中。
紐約的FBI已經破譯了這封信的內容。卡爾讀著破譯的文本，脈搏加快了。
"我是中央情報局的中東北非分析員。我願意為貴國提供高度機密的情報，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我有最高機密權限，可以接觸到美國所有情報機構，包括國家安全局、國防情報局、中央司令部以及較小機構的文件。」
為了證明這不是誇誇其談，寄件人在這三個信封裡都有一套相同的政府文件，共23頁，有的標明 "機密"，有的標明 "絕密"。其中大部分是美國間諜衛星拍攝的空中圖像，顯示了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軍事基地。其中一些文件是關於中東地區政權和軍隊的情報報告。從這些圖像和報告上的標記可以看出，這些圖像和報告是在從情報界的保密網際網路Intelink上下載後列印出來的。
還有一些其他文件，包括CIA內部員工傳閱的一份月刊通訊，以及卡扎菲的遊艇在地中海的航拍照片。這些照片是從一架低空飛行的飛機上拍攝的。但這架飛機並不是美國部署的，而是屬於外國情報部門。寄包裹的人是如何獲得這些信件的，目前尚不清楚。
卡爾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寄件人無疑是正牌的美國情報界成員，有機會接觸到 "絕密 "文件，並試圖與外國情報部門建立秘密關係。事實上，這個人向敵國提供機密信息，已經犯了間諜罪。卡爾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威脅國家安全的「紅色警報」已經在他腦海裡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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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把這些文件整齊地放進活頁夾，然後走進了他的上司莉迪亞·傑霍雷克（Lydia Jechorek）的辦公室。「莉迪亞，」他說著，把活頁夾滑過她的桌子，「你得看看這個。」
50歲出頭的傑霍雷克是一名反間諜老手。她邊翻閱著這些資料，卡爾邊向她解釋了紐約FBI為什麼把這些文件速遞到華盛頓。在紐約特工破譯的編碼信件中，他們發現了寄件人想用電子郵件進一步溝通。在得到美國司法部長、美國最高執法官員的特別許可後，特工們要求電子郵件服務商讓他們進入這個帳戶：jacobscall@mail.com。
他們發現，該帳戶是在四個月前，即8月3日，在馬裡蘭州喬治王子郡（Prince George’s County, Maryland）的一個公共圖書館的網際網路創建的。在帳戶註冊時，該用戶自稱 "史蒂文·雅各布斯"（Steven Jacobs），住址是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Alexandria, Virginia）。這個帳號在華盛頓特區的公共圖書館被訪問了6次。除了此人發給自己的測試信息外，該帳戶中沒有其他郵件。此外，他還收到了反欺詐調查署（Fraud Bureau)）對他發去的一封回復——他曾諮詢過一家銷售假身份證的網上公司。
「我們該怎麼辦？」 傑霍雷克問道。聯邦調查局必須儘快找到這個人。但也許一切已經太遲了。
卡爾告訴了傑霍雷克一系列關於寄件人身份的線索。這些線索是他從截獲的文件中收集到的。發送者使用的簡約代碼系統，以及他對操作安全的考慮，都指向了一個具有軍事背景的人。他擁有「絕密」級別的安全許可，這使得嫌疑範圍從美國情報界擁有「機密」安全許可的數十萬人縮小到擁有更高安全許可的數萬人身上。他還能接觸到Intelink。而且，他很可能已經結婚了，有了孩子。這從信中的一行可以看出，他說："如果我犯了間諜罪，我將把自己和家人置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還有一件事：這個人的拼寫很糟糕。卡爾掃視了六頁簡潔的密碼，發現了一個又一個拼錯的單詞。
AP：Anonmus（Anonymous：匿名）
NH：Alligations（Allegation：指控）
GR：Reveil（Reveal：揭露）
16：Precausion （Precaution：預防）
CN：Negotianalable（Negotiable：可協商的）
DZ：Airbourn（Airborne：空運）
KJ：Assocation （Association：協會）
MY：Netralize（Neutralize：抵消，中和）
YF：Confrimed（Confirmed：確認）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個人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完成加密工作，即「操作安全」（operation security），但卻連基本的拼寫檢查都沒能做到。
不過，目前卡爾關注的是另一條線索：寄件人登錄該電子郵箱的公共圖書館。他在華盛頓特區都市區的大地圖上用別針標記了這些地點。這些別針都集中在馬裡蘭州的鮑伊（Bowie）和克羅夫頓鎮（Crofton）附近。而最接近的情報機構是國家安全局。
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最大的情報部門，專門負責收集和分析外國及本國通訊資料，隸屬於美國國防部。© Wikipedia
美國國家安全局位於馬裡蘭州米德堡（Fort Meade），擁有數千名軍方員工，其中許多人具有密碼學背景，許多人的家在鮑伊和克羅夫頓鎮。卡爾預感到，儘管內奸自稱是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但他很可能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局內部。這句話，以及他發送材料中的CIA通訊，可能只是障眼法。
卡爾說："我們需要給麥克（Mac）打電話。"
傑霍雷克撥通了國家安全局反間諜部門負責人羅伯特·麥卡斯林（Robert McCaslin）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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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年初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布賴恩·裡根在負責管理美國間諜衛星的國家偵察局（NRO）工作四年之後，他的腦海中開始出現了從事間諜活動的想法。裡根在一個辦公室工作，該辦公室幫助戰場上的軍事單位獲取和使用從太空偵察收集的情報。
他在工作中感到很丟臉，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婚姻也每況愈下。從他得到的綜合評價來看，他知道自己短期內不會有升遷的可能。空軍想把他調到歐洲去，但裡根不願意，因為這對給他的家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當空軍拒絕了他推遲海外調動的請求時，他不得不在接受調職和一年後退役之間做出選擇。一年後，也就是2000年8月31日，37歲的他將結束20年的服役。無奈之下，他選擇了後者。
隨著退休時間的臨近，裡根對未來的焦慮變成了越來越強烈的恐慌。由於他在國家偵察局的工作範圍非常狹窄，他不確定自己能否在退役後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與他相反，他的同事們都覺得找工作相當輕鬆。攥緊了手中的稻草，裡根看到了擺脫這種不安全感的辦法：他要利用國家機密賺錢。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漸漸明白，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有時就必須打破規則。他曾偷了鄰居家的陶瓷工具，也曾在軍事入學考試中作弊。但他沒有受到過懲罰。他覺得，別被抓到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能逍遙法外，間諜活動就是解決他的煩惱的正當途徑。
這一切似乎唾手可得的。裡根的工作之一就是幫助維護他的部門在Intelink上的網頁。他知道，在該網絡數以千計的頁面和資料庫中，有一系列美國花費數十億美元獲取的秘密。在裡根看來，Intelink是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門，裡面塞滿了等待出售給敵國的珍寶。
裡根開始探索Intelink，瀏覽遠遠超出他職責範圍的內容。在這個秋冬，他瀏覽了各種精選圖片和情報報告：一份利比亞將軍的簡介，美國摧毀深埋地下軍事基地的能力，敵國的生物戰手冊。漸漸地，他花在這上面的時間變得更長，他也更頻繁地去查看這些內容。
2002年布賴恩·裡根的法庭畫像。© William P. Hennessy/Associated Press
在探索之餘，裡根也在學習間諜活動的相關知識。他在Intelink上搜索分析員的報告，了解在美國歷史上，間諜是如何竊取機密並將其轉移到其他政府的，以及他們是如何被發現和調查的。他甚至從國家情報局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參加了一個反間諜課程，聽前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特工介紹反間諜案例研究。
裡根希望避免從前那些叛國者所犯過的錯誤。他對自己說，只要有足夠的遠見和計劃，他就能完美地布置陰謀。所有那些曾經懷疑過他智商的同事和同學都不知道，他將把自己變成終極間諜。
1999年秋，裡根開始使用辦公室印表機列印他從Intelink收集而來的數百頁機密信息。當他開始整理這些文件時，裡根仔細考慮了下一步計劃。大多數叛國的美國間諜，都是受外國政府的委託，去竊取和傳遞情報。但裡根是單幹的。他與其他國家的情報人員沒有任何關係。他要想辦法聯繫外國情報部門，推銷他所收集的情報。
他的目標會是哪些國家呢？他把目光轉向了中東和北非，這是他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關注的地區。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裡，該地區已成為美國軍事策劃者日益關注的重點。蘇聯解體後，美國再也沒有一個需要擔心的超級大國做對手。相反，它必須應對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挑戰，以及一群規模較小的對手。其中許多是石油資源豐富的穆斯林國家：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和蘇丹。裡根認為，這些國家都願意為這些秘密買單，以此幫助他們在軍事上對抗美國。
對此，裡根在Intelink進行搜索。他搜集有關中國的圖片和報導；他將「伊朗最高機密」輸入搜尋引擎，篩選搜索結果；他又撒下一張大網，搜索「利比亞最高機密」，他不止一次寫錯了「利比亞」；他尋找對伊拉克政權有價值的材料。裡根不僅收集信息，幫助他相中的國家，包括利比亞、伊拉克和伊朗對抗美國，他還下載了他所能找到的有關它們鄰國（如以色列）軍事能力的所有情報。他想他的目標國家也會對這些情報感興趣。
裡根不能簡單地把這麼多的列印資料堆放在辦公桌上。他把它們儲存在一個獨立的柜子裡。這個柜子位於他和旁邊同事辦公室之間鄰。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打開柜子，放上一捆新文件，然後再鎖起來。沒有人問他任何問題。
事實證明，這個存放方式比他想像得更安全。有一次，裡根出差，國家偵察局的大樓管理人員經過他的辦公室，想要收走閒置的家具。誰也沒說要這個柜子，於是管理人員就把柜子收走了。後來，當他們發現柜子上了鎖，就用電鑽開鎖。在裡面，他們發現了上百份文件。
裡根回來後，其中一個人給他打了個電話，問這些文件是不是他的。他說是，在驚慌失措之下努力保持鎮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員把文件包好，全部寄回給了他。裡根鬆了一口氣，把列印出來的文件塞進了頭頂上的一個柜子裡。這個柜子給人的感覺更安全，即使只是因為它緊貼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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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的一天，裡根從他的收藏裡拿出一疊文件，放到他的健身包裡，用他汗津津的運動服蓋住。下午5點左右，他關掉電腦，拿起包，走出自己的辦公室，朝大樓出口走去。
裡根的心怦怦直跳，但他在接近十字轉門時走得不慌不忙。他看了看那些在前臺轉來轉去的保安。當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從大樓裡湧出來時，他們彼此閒聊著。裡根知道衛兵有權阻止任何人，以進行搜查。不管可能性有多小，他們中的一個人都有可能想看看自己的健身包，翻開衣服，發現裡面藏著的機密文件。
但保安們過去曾數百次看到他拿著這個健身包進出大樓。他們沒有理由懷疑他，於是他順利地從大門溜走了。當他走向他的車時，他不再緊張。裡根想到的是，把文件偷帶出去也太容易了。他只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員，一個被噪聲淹沒的聲音。就這樣，他逃脫了。
裡根在辦公桌前的監控截屏。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裡根通過健身房包從辦公室裡陸續取走了幾百頁的文件，把他的藏品一點一點地轉移到了他在鮑伊鎮的地下室。這些年來，他收集的東西，漫畫書、棒球卡、動作人物等，沒有一件是能讓他發財的。現在，他終於收集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他的藏品已不再局限於文件。他把國家偵察局電腦上的信息複製到CD上，並把訓練錄像帶帶回了家。夜深人靜，他的妻子安內特（Anette）和孩子們在睡覺，他就會到地下室去複製磁帶。
大約在同一時間，2000年4月，裡根開始制定一個計劃，推銷他偷來的東西。從他調查的間諜案中，他知道他必須與目標國家的情報機構聯繫。
裡根在Intelink上找到了利比亞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姓名，並著手寫與他聯繫的信件。在介紹自己是中情局的分析員時，他強調了他願意用機密換取1300萬。當他寫完交易的詳細操作說明後，利比亞人需要用一個1-800開頭的電話號碼，以便他聯繫，並通過《華盛頓郵報》上的一則二手車廣告來告知他。這封信長達13頁。然而，起草這封信只是第一步。為了安全起見，裡根決定，他必須用密碼來傳達這封信。
在這封信中，裡根使用了一種複雜的加密方案。他首先為文本中的不同單詞指定了簡短代碼。例如，使用 「JK」表示單詞「signals」（信號）。然後，通過進一步的加密，他把這個編碼版本的字母轉換成另一串字母和數字。在另一份文件中，裡根寫下了解密信件的步驟。經過數周的艱苦努力，他找到了一種他覺得萬無一失的方法，既能接觸到利比亞人，又不會冒險暴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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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安內特和孩子們去了瑞典，裡根在地下室裡整理他成堆的機密文件。到目前為止，除了2萬多頁資料外，他還有CD和錄像帶。他坐在家裡，按目標國家對信息進行分類，把列印出來的文件、CD和磁帶打包，準備寄給利比亞和伊拉克——他最看好這兩個國家。他把大約5000頁的文件分成另一堆。裡根認為這些是他竊取的所有秘密中最敏感的。
他把這些文件、CD和錄像帶裝在特百惠盒子裡。這裡面的信息也是同樣非常敏感。他把這些盒子，以及其他裝不下的東西，統統裝進了垃圾袋裡，打包妥當。
7月的一個雨天，裡根開車去巴爾的摩（Baltimore）附近的帕塔普斯科山谷州立公園（Patapsco Valley State Park）。這離他家大約30英裡。公園裡的樹林鬱鬱蔥蔥，遠足小徑被雨水打溼了。裡根背著背包從車裡出來，走進了森林。
跋涉到森林深處後，裡根停下了腳步，看了看四周。這裡荒無人煙。他從背包裡拿出一把鐵鍬，開始在地上挖洞。天氣悶熱潮溼，當挖到一尺半的時候，他的額頭上已經布滿了汗珠。他把其中一個包裹丟進洞裡，用土蓋住了洞口。
然後，他走到幾英尺外的一棵樹旁，給這棵樹打上釘子。緊接著，他把手伸進背包，拿出了一個從公司帶回家的GPS記錄儀。他在訓練演習中曾數百次使用該設備來記錄部署的防空系統的位置。他盯著記錄儀的屏幕，讀出了自己所站位置的坐標，就在他剛才用釘子標記的那棵樹旁邊，然後寫下了這裡的坐標。
裡根又去了兩次公園，把他認為高度敏感的7個包裹都埋了起來，每次都記錄下它們的坐標。
他不會為了錢而出賣這些秘密。它們的價值要大得多。這是他保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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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23日中午，裡根把腳使勁踩在油門上，駛出了他新公司的停車場。2000年8月，他從空軍退役，幾個月後加入了國防承包公司TRW，在維吉尼亞州尚蒂伊市（Chantilly, Virginia）的辦公室工作。TRW計劃將他調回國家偵察局，以合同工的身份，做他以前做過的工作。但現在，他正在等著重新獲得安全許可，無所事事，因此變得疑神疑鬼。
自從去年11月他給利比亞人寄出了秘密郵件後，他一直擔驚受怕，害怕被人發現。他總擔心被人監視。最近，他習慣了坐上地鐵，然後在車門關閉前的最後一刻跳下車，看是否有人從列車上走出來跟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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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早上，他剛上班不久，就從TRW開出車來，飛快地穿過尚蒂伊的街道，注視著後視鏡。當他接近66號州際公路的出口時，他從左車道立馬向右急轉，開上了西側的匝道。他想，如果有車跟著他，就會像他一樣突然換車道，從而暴露。他狂奔了10英裡才下了高速，開向馬納薩斯國家戰場公園（Manassas National Battlefield Park）。
進入公園後，他開上了一條單行土路。當走到半路時，他停下車，關掉了引擎。他環視四周。沒有汽車從後面開過來。這讓他感到放心。他在那裡坐了20分鐘，觀察有沒有人監視他。然而一個也沒看到。
只有一輛稀疏平常的舊皮卡駛過。裡根下了自己的車，走了幾碼路進入路邊的林地，在地上放了幾本《瘋狂》雜誌（Mad magazine）。然後他上了車，開回公司，繼續工作。沿途他停下來吃了個午飯。
那天晚些時候，他開車回公園取回了雜誌。雜誌就在他離開的地方。他確信沒有人盯上他。
他錯了。
2001年4月下旬，FBI開始對布萊恩·裡根進行為期6個月的間諜調查。最終卡爾和他的同事將截獲包裹中的Intelink文件和裡根在國家偵察局的電腦聯繫起來。當特工們發現裡根的拼寫常常出錯時，他們更加確信裡根就是他們要找的人。監視專家小組一直監視著裡根往返於TRW在Chantilly的辦公室之間的通勤情況。
如果說卡爾對裡根是間諜還有什麼疑慮的話，那麼，2001年5月23日，當監視小組觀察到裡根像個瘋子一樣從TRW開車到馬納薩斯戰場國家公園時，這些疑慮統統隨風飄散了。裡根沒有注意到有車跟著他，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當裡根把車停在土路上時，卡爾正在和一個外號叫斯米蒂（Smitty）的監控專家打電話。這個專家正在遠處監視著裡根。
斯米蒂和卡爾說：「我們抓到活的了。」
「什麼意思？」卡爾問。
斯米蒂跟卡爾講了裡根是怎麼開車的，以及他居然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停下了車。
卡爾想知道：「你在幹什麼？」
斯米蒂說，監控人員不可能用自己的車開上這條土路，因為這樣會顯得很可疑。
「那你有皮卡或者什麼別的車嗎？」
斯米蒂回答：「有。」監視小組開了一輛皮卡經過裡根的車。斯米蒂給卡爾回了電話。
「他就坐在車裡。」
這些監視結果在法庭上沒有任何價值。裡根只是落下了幾本雜誌在公園裡，過會再去拿。這並不犯法。但他的異常行為表明，他在觀察，看自己是否被人盯上了。在卡爾眼裡，這是不可否認的罪證。
2001年8月23日，在裡根回到國家偵察局的幾個星期後，他像往常一樣開車上班，並迅速登上Intelink看了20分鐘。他一邊查看中國飛彈場址的坐標，一邊記下筆記。下線後，他在一個小本子上潦草地寫下了更多的筆記。他完全不知道FBI特工正在通過攝像頭監視著他。
這是裡根在一周長假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他告訴上司，他要和妻子孩子一起開車去奧蘭多。下午4點左右，裡根驅車前往華盛頓杜勒斯機場（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搭乘飛往蘇黎世的航班。他計劃在那裡與伊拉克和利比亞大使館官員會面，並提出監視美國的計劃。過了安檢後，他坐上了擁擠的機場接駁車前往登機口。
當車門即將關閉時，卡爾和一個同事走了進去，穿過擁擠的人群。"不好意思，讓一讓，不好意。"卡爾一邊說，一邊向前走去。終於，兩位特工站到了裡根面前。卡爾舉起了他的證件，說："裡根先生，我是FBI。我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你介意跟我們一起走嗎？"
裡根盯著卡爾，一臉茫然。卡爾覺得他看起來像一隻泰迪熊。「當然，」裡根回答，拿起他的行李袋。特工們把他帶出車，來到大廳。他們抓住裡根的手肘，把他押進一個房間審問，最終給他戴上手銬。
在搜查裡根時，官員們在他的右鞋的內底和外底之間發現了一張紙，上面寫著伊拉克和中國駐歐洲大使館的地址。他們在他身上和他的行李中發現的其他更莫名其妙的東西。裡根的褲兜裡裝著一個螺旋墊，上面有一頁紙，上面寫著毫無意義的13個字，如三輪車、火箭和手套等；他還在一張索引卡上潦草地寫著26個亂七八糟的單詞；錢包裡有一張紙，上面有一串字母和數字，上面寫著「5-6-N-V-O-A-I…」；行李袋裡裝著一個文件夾，裡面有四張紙，上面有三位數的手寫數字。
裡根什麼也不肯承認，他並不打算告訴調查人員這些字的意思。但卡爾知道，這些肯定是破解裡根陰謀的線索。儘管調查員們已經成功找到並捉拿裡根，他們理應為之感到高興，然而他們知道，離破案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裡根被捕後，這場貓鼠遊戲仍將繼續。他們還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徹底揭開他的陰謀，將其繩之以法。
以上內容節選自《不會拼寫的間諜：有閱讀困難症的叛徒，牢不可破的密碼和FBI追兇》（The Spy Who Couldn’t Spell: A Dyslexic Traitor, an Unbreakable Code, and the FBI’s Hunt for America’s Stolen Secrets）。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
譯/Sue
校對/boomchacha
原文/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oct/26/spy-couldnt-spell-how-biggest-heists-us-espionage-history-foile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Sue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原標題：《美國間諜史上最大劫案的失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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