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短篇小說創作論
程暘
《江漢論壇》2019年第10期
2018年，在長篇小說持續創作熱中，短篇小說表現搶眼。一個突出的變化是，老作家重返這一領域，年輕作家身姿活躍，藝術手法日臻成熟。短篇小說的復興，經歷了一個特殊的歷史過程。新時期初期登場亮相的短篇小說，曾一度衝在所有文類作品的前面，如汪曾祺、方之、陸文夫、王蒙和劉心武的作品。隨著社會轉型，傷痕反思敘事為日常生活敘事所取代，對精神世界的探尋，遜位於感官世界的窺測。歷史上銷聲匿跡的中產階級文學趣味，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文學作品扎堆衝擊人性惡的底線，這種狀況令人堪憂。然而近一兩年，尤其是2018年我國的短篇小說創作，更加積極的價值訴求在作家創作實踐中顯現。過去一年的短篇減弱對世俗生活的欣賞，平淡中見真知的敘述得到強化。它的集中表現是，故事日益貼近真實生活，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生活困境乃至於精神困惑。就作者而言，對生活的抱怨少了，理解艱難時世的程度加深，看來文學創作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理論，並未失去它的現實魅力。筆者將從以下幾個角度展開分析和綜述。
一、描畫鄉村民眾的生活
新時期以來，作家普遍重視社會中上層人物的歷史悲歡，以反思名義清理過去舊帳。這種潮流自然在觀念層面呼應了改革開放的總體訴求，對促進社會轉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某種程度上，沒有傷痕反思文學的湧現，後來的尋根先鋒文學探索，以及文學持續的繁榮幾無可能。但這樣也造成文學對社會轉型過程中鄉村基層民眾生活處境的某種盲視，讀者很難看到，過去舊帳不僅釀成了精英階層命運的震蕩，其實也為基層民眾的艱難埋下了伏筆。
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持續高燒中，冷靜後退，重回作家角色，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與過去他拿鄉村人物做先鋒小說的藝術道具不同，作者在返鄉中重品村裡人物的生活況味，終於寫出了不同凡響的小說《等待摩西》。李學輝的《羊皮月光》和《奶糧》、次仁羅布的《紅塵慈悲》、董夏青青的《費麗爾》和王妹英的《愛雲》等，也從各自角度細膩寫出了農村普通人的所思所想和憂樂參半的生活。《等待摩西》的主人公柳摩西來自高密鄉下的基督教家庭，其貌不揚，家境一般，生活比較拮据。改革開放後，腦子活絡的他逐漸發家致富，成了東北鄉的首富。不幸沒過幾年，因為欠下巨額債務，柳衛東，也就是這個柳摩西，忽然從人間蒸發了。這一失蹤就是三十年，村民們傳說他早已被縣城的四大公子合謀害死。他的妻子馬秀美帶著兩個女兒艱難度日。信仰了基督教的馬秀美堅貞不二，一直堅信柳摩西會在某一天歸來。虔誠的宗教信仰成了這個女人的精神支柱，支撐她渡過最艱辛的時日，好在兩個女兒頗為爭氣，過上了好日子。終於，柳摩西回來了，雖然兩個女兒不認他，好在馬秀美苦盡甘來，夫妻團圓。此篇小說中，莫言的筆觸褪去了以往代表作中帶有先鋒文學色彩的敘述方式，用平淡的語氣講出了一個忠誠的基督教信徒以精神力量度過生命中黑暗日子的故事，具有感人至深的教誨力量。李學輝的《羊皮月光》和《奶糧》，前一篇充滿著豐富逼真的生活細節，寫的是三四十年代的甘肅武威，一支護送抗日群眾募捐糧財的本地駝隊，在沙漠中幾天的行進。後一篇敘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甘肅農村最為貧困飢餓時期，一家三兄弟終日難以飽腹，只能喝母親餵養小弟之後留下的奶水果腹。為了尋找食物，掘地三尺，這樣的艱辛生活直到兩兄弟參軍和去城裡當工人才結束。 次仁羅布的《紅塵慈悲》望名即知，描寫的是西藏偏遠地區一家人麻木又無望的艱難生計，男主人公流浪到拉薩，拜師學藏畫，終於成了一名自食其力，收入不俗的畫師。他回望家鄉親人與往日生活，思緒中充斥著不舍與憂傷。董夏青青的《費麗爾》，以狗名為題，淡然含蓄的寫下了新疆基層地區部隊官兵和他們家人單調又堅韌的生活。王妹英的《愛雲》則更有打動人心的溫情味道。女主人公愛雲命運不幸，在日復一日的辛勞生活中依然不斷去發現大自然的美好，和人世間情感的慰藉。她樂觀開朗，勇敢面對生活中的打擊與艱難。縱觀以上過去一年這類題材的代表性作品，均脫離了延續多年的底層敘事風格對普通人苦難的不斷渲染和力度過強的放大，乃至角度奇異的賞玩。一字一句都是含蓄貼切的寫出了鄉村普通老百姓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民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努力奮鬥，在美好的憧憬中坦然面對生活中總會遇到的不平順的坎坷。畢竟，真實生活中的人們不會總是處於自怨自艾的悲觀情緒中，時間才是最好的治癒手段。小說中的角色們，也正是準確的再現了平凡生活中芸芸眾生們的喜怒哀樂吧。用最樸素的方式講故事，使故事真切可信，具有感染力，可以說是寫作最為原始的動力。而小說雖然是虛構作品，但是作者的情感是無法虛構的。李學輝的《奶糧》運用間接視角，將自己的審美經驗圓熟融化在三兄弟的不幸經歷中。以他人的故事帶出自我對於時代，鄉村生活的認識和評價。他仿佛是隱身其後，以熾熱的目光觀察人間喜樂愁苦，卻克制心緒的世間高手。這一系列小說表徵了作者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小寫大的深沉筆觸。從細小的觀摩角度切入，講述中國鄉土社會中平凡百姓的生存樣態與精神狀況。自然而然的帶出了作家自己的時代觀，也即他們對於這個時代的認知。
二、探尋精神生活的隱秘
但2018年的短篇小說不止熱衷民眾生活方面，它同樣關注人的精神生活。
小說作者對於深刻人性的探尋，向來被認為是文學創作的精華所在，它是八十年代文學討論的熱點之一。八十年代中期後，因文學重心由思想探索轉到形式探索，這個話題不再被人提起，但也因此影響到它更深入的建設。近年來，它經常被認為是中青年作家的短板，恕知罪魁禍首依然與文學轉型相關，而並不一定要後代作者負責。更何況近二十年來，由於圖書出版商業化，及讀者欣賞趣味的狹窄化所助長的思想貧困，促使書寫生活故事創作的爆發式發展，思想性作家普遍受到冷落，這也是造成這種短板的原因之一。
與前兩年相比，不少中青年作家在克服發表障礙，頻頻亮相文壇之後，他們不再滿足日常生活的敘事，而把精力更多投放到分析人物精神生活的方面上來。舉例來說，2018年度的短篇精品中，孫頻的《在陽臺上》， 雙雪濤的《女兒》， 弋舟的《如在水底 如在空中》， 斯繼東的《禁指》， 哲貴的《驕傲的人總是孤獨的》， 阿成的《清明是個出遊的好日子》均在這個領域有了不小的突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創意性寫作研究生班的孫頻，更有解說的空間。表面上看，《在陽臺上》酷似講述了宛如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般的故事。鏡頭平面直鋪，也像一架記錄生活的攝像機。然而仔細品讀，卻覺大有文章在。一個早年離婚的老男人經常經過前妻家的陽臺，他透過一層薄紗，默默窺視依然深愛的前妻的一舉一動，直到這位年輕時因誤會分手的前妻離世。主人公在生活面前的無動於衷，因為這種客觀記錄效果，反而更加波瀾興起，令人心動。整篇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展開，不斷推進的窺視細節裡飽含著老人深深愛意和追悔不舍，也是不錯看點。孫頻這篇作品的好處，在於她不滿足於故事敘事，而在探尋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是說它吸引讀者更在後者。雙雪濤的《女兒》，宛如現在稱之為「作者電影」的那類光影作品。男主人公是個作家，與他郵件來往交流創作心得的少年，也是一個作家。在這個戲中戲故事中，一個殺手的命運徐徐展開，伴隨著男主人公創作生涯的情感糾葛。由於作品思想性的牽引，你會感覺這兩層故事是一種對話，，也是一種精神的碰撞，從而令讀者從凡俗故事中品讀到更深邃的內容。在《如在水底 如在空中》，兩個已到不惑之年的男主人公一起上路，追尋高中畢業之際女性好友寄給未來的信。作品告訴人們，惘然回首過去的自己，是為了與逝去的歲月和解，是更積極地面對未來。《禁指》中從上海退休回鄉養老的琵琶大師曾老師與保姆的日常交往對話中，帶出了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音樂家一生的經歷遭遇，伴隨著中國古典音樂知識與典故，閱讀者被不自覺地帶入中華傳統文化的氛圍之中，在心靈上得到淨化升華。《驕傲的人總是孤獨的》這篇故事有某種奇幻色彩。梅巴丹與父親兩代人潛心鑽研木雕藝術，頗有與世隔絕，孤高自賞的意味。父親逝去後，喪失了生活信心的她，被作品設置了恍如駕鶴西去的結局，暗指的是她的自決，也似乎指向別處。這個悽涼優美的結局，包含著中國讀者經年曆久的傳統審美趨向。在這裡，對美的建構和嚮往，不啻象徵著對人們內心生活的探尋。某種程度上，文學的思想性不光表現在社會歷史維度上，也表現在對美的建設上，弋舟似乎在這方面有他的追求。《清明是個出遊的好日子》也是一篇別出心裁之作。獨居山間小屋數十年，有著傷心往事的老婦人，與出獄探親的年輕交通肇事犯的偶然相逢，互訴衷腸。作品有歐美古典主義小說的精緻文風，也可以說是中國筆記小說美學的復歸。
毋容置疑，當前社會已與八十年代奮發昂揚的歷史語境迥然不同。經濟高速發展在提升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的同時，也在造成新的精神異化。這曾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討論，所著力抨擊的現象。然物極必反，經過汶川地震、08奧運和經濟放緩的幾番輪迴，尤其是當很多人邁入富足殷實生活階段之後，對現代社會人類精神狀況關注的命題，被重新提出。然而，如何定義精神生活，也在歷史的多次輪換中出現了不斷的移動，突出表現是，抵禦現代人的孤獨，也被納入這一範疇。眾所周知，生而為人，必然會遭遇孤獨，學會與自己獨處，探索自己的內心與精神世界，是最好的抵禦孤獨的方法。筆者所列上述作品，不約而同觸及茫茫人世中的孤獨個體如何尋找自己精神慰藉的問題。這些作家筆下的角色，就在這一情景中鮮活如初：有的一輩子沉浸在窺視眼光中，透過一個陽臺滿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有的通過筆尖下的文字釋放自己情緒，以及藉助與筆友的交流與外部世界建立某種脆弱的聯繫；有的個體富有探險精神，相約發小前往十八年前的旅遊地，尋找一封永遠也不會收到的信，因為那封信負載著他們青春夢想和對未來的期許；有的人物性格固然清高孤傲，但也知道投身音樂和雕刻藝術，在幻想世界裡重建靈魂的棲息之地。最不幸的小說人物，則是選擇逃避現實。他們自閉於繁華人世，數十年如一日棲居在荒無人煙的鄉間，對內心的傷痛束手無策。以上作品揭示的心靈世界光怪陸離，不失玄奇色彩，但也都是現代社會人生百態的真實映照。對歷史巨變所催生的小人物對精神世界的奮力堅守，老黑格爾做過極其精闢的分析，他舉赫拉克利特的例子說：這位哲學家「進一步規定了實在過程的抽象環節，他把這過程區別出兩方面來，『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一條是分裂的路，一條是合一的路。它們必須這樣本質地來理解；分裂是實現，是對立面的建立；另一方面是：統一自身的反映，是這個現存對立的揚棄。」「在這兩方面中，敵對、鬥爭是差別發生的原理，——但導向燃燒的是統一及和平。」[1] 意思是，向上必須克服向下的趨勢，這裡面充滿人生的辯證法，他用精闢的分析揭示了人們在心靈與現實之間富有張力的矛盾。
三、如何直面困境
向上與向下的內在矛盾，一定程度是在指向現代社會人們的生存困境。
「困境」的命題並非出現在今天，它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被作家提出，例如張潔反映女性婚姻困境的著名中篇《方舟》，以及更早的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然而，不惟是女性文學，八十年代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思考早就有難得的思想深度，比如，興起於知識界的「薩特熱」。薩特「他人即地獄」的哲學命題，雖然當時還停留在純粹觀念層面，作為它的現實縱深延伸，終於在今天物質生活達到很大水準之後，對人類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在我看來，2018年短篇小說，是對當年觀念層面在現實生活方面的落實，其意義已不言自明。
先看知識精英的困境。都市的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生活困境，在事業、家庭和感情上，知識精英的痛感尤劇。這是因為，他們基本解決了生活問題，敏感的神經，使其更容易在心理和精神層面發生傾斜。張悅然的《法力》，張惠雯的《沉默的母親》，李敬澤的《夜奔》，肖克凡的《組合風景》，付秀瑩的《春暮》，鄧一光的《香蜜湖漏了》和邵麗的《春暖花開》，對這個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張悅然將主人公設定為遭遇婚姻七年之癢的男作家，與雙雪濤的《女兒》在風格上有相似之處，作家的創作心路與現實生活情境不斷交叉，構成了戲中戲的電影氛圍。在故事中，一方面男作家「我」與妻子漸行漸遠；與此同時，他與情人在感情上也糾纏不清，加上好友鄧菲菲扮演麥克白夫人難以出戲的焦灼情緒，這都使他瀕臨崩潰邊緣。小說探討抑鬱症對精神健康的巨大傷害，由此彰顯出剖析心靈問題的深度。《沉默的母親》由三段故事組成，分別講述了作為母親的女性承擔家庭責任的艱辛。第一位母親從廣西嫁到美國，生了三個孩子。照顧幼兒本是件不易的事情，兼之與美國丈夫因文化差異而導致溝通困難，讓她惶惶不可終日。第二位母親也是一個中國人，雖然美國社會強調男女平等，丈夫的大男子主義卻使他們育兒的分工上經常產生矛盾。第三位母親是個追求藝術自由性的畫家，做媽媽後無法在工作與生活找到平衡，不幸患上抑鬱症，最後在回國時投河自殺。
李敬澤是出身批評家的小說家，《夜奔》是個包含頗多隱喻的故事。一位文學評論家在出差途中碰見盜塔高人，計程車上的女乘客情緒異樣。作品不在細節刻畫，而在人的虛幻感覺，這就把人物的各自不順充分放大。你讀小說，感覺這裡面有一個作者的眼睛，遊走於真實和幻覺之間。這種寫法，折射出的是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社會的無力與精神失落感。《組合風景》寫出了婚姻的某些現實感。主人公發現，車禍去世的攝影師好友電腦裡有妻子的旅遊留影，頓生疑竇，於是開始前往貴州偵查，最後卻無收穫，致使讀者的認知搖擺於真實和誤會之間。付秀瑩本來擅長寫她的無極鄉村故事，有孫犁小說傳人之名。這回她掉轉方向，在都市男女情愛上做起文章。《春暮》裡女主人公幾段感情不順，不過依然期待新感情的到來。但她好像總不能一步達到目標，幾場見面之後，也便陷入逢場作戲的遊戲之中。作品暗示都市人際關係的不確定性，實際揭示了知識女性感情生活的某種危機。《香蜜湖漏了》以輕鬆筆觸，講出了數十年在深圳打拼的成功人士的青春回憶和苦樂參半的心路歷程，念慈在慈，為此徒生傷感。《春暖花開》中退休的劉老師去看望當年頗得自己照顧關懷，已經成為縣長的老學生，卻不想昔日學生對於恩師的感情已淡，接待自己亦只是公事公辦。
邁入二十世紀之後的人類社會，消耗的資源量已達數千年來的一半左右。這種巨大自然資源耗費的背後，是科學技術的極速發展與生活質量的飛躍式提升，為此催生了人與人之間通訊聯繫手段的豐富便捷。但弔詭在於，過於便利的通信工具，反而造成人們心靈溝通上越加困難。失信哲學蔓延到每一個心靈深處，熟人仿佛都是陌生人，因為沒人敢把自己心靈完全交給對方，也包括親近的朋友，這都使個體靈魂的孤獨感日益加深。可以說，這些反映城市人精神困局的小說，是現今中國社會人們生存狀態的真實反射，也是人們自傳統社會邁入現代社會後一個根本性的難題。這種情景中，小說不啻是溝通心靈的另一種手段。它以虛構的形式，反映著真實的社會。它以非現實的話語方式，試圖重建真實可靠的心靈慰藉。短篇小說，尤其在冷淡的社會扮演著溝通天使的角色。這些作者一方面痛感人的困境的無法超越，一方面又在積極超越這種困境，用文學的力量讓孤獨的個體重拾信心。這正如夏志清在評論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時所分析的那樣：「天磊在美國教中文餬口，志氣相當消沉，但同時他有豐富的情感生活，像華茲華斯一樣，在片斷的回憶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生活的意義。」[2] 實際不光中國小說，西方小說在這方面也有不錯的表現，例如庫切的《恥》。因對女學生不軌被學校除名的五十多歲的盧裡教授，想到女兒在南非黑人社區的農場找到安慰。不想因父母離異的女兒不原諒他，也不願意與他溝通。正待他在農場和開普敦之間彷徨不決時，精神上再遭重創，女兒被三個黑人青年輪姦懷孕，但堅持要把這非法的孩子生下來。可以說，盧裡真的到了萬劫不復的境地。然而，小說最後幾章，精神上無家可歸的他，卻與自己未完成的戲劇《拜倫在義大利》的殘篇相伴。自己困守農場，酷似拜倫在最後的歲月困守義大利，來去失據，循環往復，像不斷纏繞的戲劇，也像縈繞不斷的動人音樂，把現代人的真實處境刻畫得深切感人。這是一部終於走出困境的小說，像前面幾篇2018年的短篇一樣，「走出」，構成了它們共同的主題。
再看普通民眾的困境。普通民眾是與知識精英略有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的分層，使他們直面的困境稍有差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的經濟規模有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普遍富裕的小康社會已經到來。不過，即使在大好形勢下，依然會有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因為病痛，意外災禍而使生活陷入困境。這個條目中收錄的多是2018年度短篇小說中描寫普通市民生存困境的力作。如魯敏的《球與槍》， 姚鄂梅的《舊姑娘》，鄭執的《仙症》，王佔黑的《麻將的故事》，張楚的《中年婦女戀愛史》，須一瓜的《會有一條叫王新大的魚》， 班宇的《逍遙遊》， 範小青的《角色》，盛可以的《偶發藝術》，楊少衡的《真相大白》，徐則臣的《兄弟》，以及馬拉的《凋碧桐圖》。《球與槍》構思奇巧，運筆細膩，不動聲色地展開生活的離奇一面。它講述的是一個小城市中三十幾歲的平凡職員偶遇跟自己長得很像，但卻完全不同，放浪形骸的男人。兩人幾次會面像是雙胞胎見面，內裡隱含兩人對彼此生活軌跡的羨慕。一個渴求安穩，一個嚮往自由。在《舊姑娘》裡，一位始終保持少女心的單親媽媽帶著女兒堅強生活，始終樂觀向上，卻被乳腺癌奪去了生命，留下女兒一人面對未知的人世。《仙症》裡以第一人稱展開小說，帶出「我」的姨夫患有精神障礙，在生活中做出的諸多奇情怪事。《麻將的故事》有著金宇澄《繁花》般的老辣文風與世故的方言文體。兩個一生碌碌無為，沉迷於麻將的上海中年男人，最終遭遇了早逝的命運。雖寫平庸人生，小人物的悲歡，作者在故事中仍然浸入了對凡俗人生的深刻理解。《中年婦女戀愛史》裡的茉莉，有幾分姿色，一生在縣城渡過，結了三次婚，經歷了幾個男人。作者以編年史的方式，借女主角的人生軌跡，勾勒出一個基層小城近三十年的時代變遷。
作者們顯然知道，普通民眾的生活困境乃在天災人禍。他們受制於個人自然條件，早早失去應有的競爭力，所以偶有不測，便會承受不起。但作家們不願粉飾生活，更願直面困境，讓讀者在閱讀時主動思考。《會有一條叫王新大的魚》裡的男主角，遭遇意外，妻子雙目失明，自己也被動的觸犯了法律，在拘留所被管教了一段時日。幾段故事，幾個家庭，寫出的是命運的難測與不幸。《逍遙遊》以後工業時代，瀋陽廢棄的工廠區為背景，談及幾個青年男女不甘平凡，但因自身局限，渾渾噩噩過著庸常日子的故事。《角色》是個含義頗深的小說名字。主人公專職在火車站搭訕中年大媽，以行騙為生，最終因乘客們的關懷，自覺放棄操此這種齷齪營生。與這個故事形成對話性的，是一個人間自有真情在的溫暖結尾。《偶發藝術》結構更有特色，以戲劇打破第四堵牆的間離手法構造全篇。臺上演著一個中年男人家庭事業不順，又患上癌症的悲劇故事。臺下的觀眾不斷評價臺上表演和情節的合理性。夾雜著演員對自己角色的分析性自述，形式著實新穎。《真相大白》算是一篇官場小說，諷刺一個貪腐官員對自己所擁有權力的過分自信。《兄弟》是徐則臣一貫的高品質作品。一個小鎮少年來北京尋找想像中的同胞兄弟。作品用這個人物做引子，帶出居住在北京城鄉結合部群租房的各色人等掙扎不幸的生活，對底層民眾的悲憫之心躍然紙上。《凋碧桐圖》應該屬於小鎮年輕人的生活畫卷。兩男一女的情感糾葛算是個伏筆，敘述他們的生活變故，則為了從側面刻畫小鎮生活的平淡。
從上面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在經營知識經營的社會困境時，不忘潛下身去關注民眾的危困。他們貌似冷靜客觀，筆端卻處處露出溫情，甚至露出某種詩意。他們不避微妙題材，願意藏身民間，在普通人的人間戲劇中重溫生活的真諦，並把這溫情這真諦帶給讀者。描寫困境並非消費消極，相反它訴諸積極的力量，叫人在世事艱難中不忘對未來的奮力爭取。2018年的短篇，確實在這方面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對困境的借喻、轉移和超越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描繪現代人的艱難不是目的，而是把它當做一種借喻手段，實現對困境的轉移和超越。除上面已經提到的精神超越外，我認為作者也可以借用其它替代物，比如，人與動物的相處。
最近一些人，走遍社會的城鄉上下，人與動物相伴的景象，幾乎成為一道新的歷史風景。這在過去不好理解，但放在現代社會的大語境當中，則可看到文學創作對人的困境的超越，正在通過這些現代伴侶，開啟了另一個轉移和超越的歷程。這也是當今文學雜誌上，頻繁出現小動物書寫的原因所在。
馬曉麗的《陳志國的今生》，黃詠梅的《給貓留門》，林那北的《美弟》，是去年湧現的一批以描寫人物與寵物的相處生活，借喻人生的喜樂悲歡的優秀作品。《陳志國的今生》的主人公陳志國，匪夷所思的是一條長相非常漂亮，但是性格乖戾的寵物狗。按女主人的話說，除了長得好看沒第二條優點。它不僅嫉妒心強，還與主人的女兒爭寵，處處在家惹是生非，挑起禍端，讓主人又愛又恨。可是它又有著通人性的一面，對主人不歡迎的客人大吼大叫，還會雙爪作揖，向主人道歉。有趣的是，在經歷了一系列變故以後，這個陳志國性格大變，開始謹小慎微，膽怯起來。到了暮年，它孤獨寂寞地伴隨著主人，而主人一家早已把它當親人一樣看待。這隻寵物狗去世後， 主人一家對它的緬懷常在心中。因為畢竟是他們一位相伴多年的朋友。《給貓留門》的故事引子是一隻叫豆包的流浪貓，被老沈一家收養，而小孫女最喜歡和她玩耍。由此牽引少年時的沈小安和父親老沈的多年積怨。父子的多年疏遠，令他們的感情愈加陌生。《美弟》，也是一篇構思巧妙的佳作。女主人公與丈夫離異，但沒有完全決裂。有一日， 前夫帶來一隻現任妻子的寵物狗寄養在女主角這裡。慢慢地，女主角與前夫的妻子有了接觸，兩人相互印象不錯。最終，牽扯出前夫因為受賄而失蹤的謎團，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故事結局。
讀這幾篇動物小說，給人的感覺是，作家正在把動物人間化。與過去宗璞《魯魯》借動物折射人物現實不幸的寫法不同，動物不再是文學作品的某種替身，反而一躍而為作品主角，與生活中的人無異。它們雖沒有語言能力，但參與到了這些家庭成員的生活之中，而且還與主人頻頻衝突，制氣。但它們故去，主人會把它們當做親人故舊一樣看待，並未將之看做非人間的存在。
由此抽引出了一個文學話題，即現代社會人們異常的孤獨感。他們雖有家庭，親人，但有時候，因各自忙碌，或較難溝通，這個家庭仿佛並不存在。這種情況下，無語則有欲的狗狗貓貓們，就成為親人的化身，與他們朝夕相伴，久而久之，人類動物在新的情景中高度同構和同質。這種同構，某種程度彌補了真實人們的缺席感，彌補了親情的缺席感，使家庭圓滿感的幻覺，一瞬間猶如最真實的存在。在這種意義上，人對困境的轉移和超越，在歷史效果上是有效的，能夠成立的。在文學形式的多樣性上，這種人與動物混居一室的短篇小說，是對當代小說豐富性的一種補充和擴充，也毫無疑義。
另外還有武俠和軍人題材。軍人題材彰顯凌然正氣，武俠題材頌揚俠客氣質，它們雖屬不同類型，精神內涵差異明顯，不過，都有使人暫時忘卻生活不快，實現自我超越淨化的敘事功能。邱華棟的《劍笈》， 石鐘山的《機關兵》，類似這些年流行的武俠和軍隊大院青春題材的影視劇風格。《劍笈》主人公一介書生，偶然娶到武藝高強的千金小姐，從此被迫的裹挾進武林江湖的腥風血雨中。夾帶著與愛徒關於劍法秘笈的恩怨，多年後一切了結，才知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物是人非，只剩惘然回首的一聲嘆息。《機關兵》延續了熱播劇《幸福像花兒一樣》的軍隊青春風格，但這部熱播劇更偏向純粹精神審美的男女感情描寫。兩對陰差陽錯的青年士兵，夾雜著一場戰爭，留下的是數十年後的痛心追憶。電視劇帶著教化功能，審美上卻指向中西美學各自不同的愉悅氣韻，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分別取捨而已。。另外，邱華棟的《劍笈》中始終有一個復仇的母題，以及悲劇性的結尾。復仇這種敘事主題在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中都由來已久。在中國文學那裡，《雷雨》是吸收當時古希臘悲劇主題最成功的集大成之作。民間文學中也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敘事傳統。邱華棟暗中汲取藝術營養，並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故事跌宕起伏，玄奇好看，只是雖復仇成功，但心愛之人故去，也留下不盡的遺憾。中國讀者向來有「大團圓」的敘事訴求和接受心理，儘管才子佳人難成眷屬的缺憾之美，也能賺得他們的同情之淚。以上隸屬通俗題材類型，在生活壓力山大的現代社會，它不失為一個紓解發洩的藝術管道，起到移情轉化的效果，當然教化作用也不可小覷。
2018年的短篇小說對以往小說有重複，也有更新，它積極超越世俗生活敘事羈絆，尋找溫暖感人結局的努力，恰是一個看點。更重要的是作者身姿開始下沉，觸摸普通民眾的悲歡，訴說他們的堅持。而對知識精英的哀樂敘事，也不儘是簡單維護，而注入了難得的反省成分。這都可以看出，在一個大時代中，作家不滿足已有成果，而繼續探索奮進的身影。
作者簡介
程暘，北京海澱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碩畢業於武漢大學、英國利物浦大學，在南開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爭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等期刊發表論文數篇。
（公眾號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辛穎）
【注釋】
[1]（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論》第一卷，第30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2] 夏志清：《文學的前途》，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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