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須警惕凌駕於個人本位之上的各種集體主義——當然,法西斯不會再以法西斯的名頭出現
在人們的想像中,法西斯是同野蠻、殘暴、獨裁聯繫在一起的,與此相連的,還有二戰電影中德國軍隊的一些鏡頭,包括他們挺括的軍服、鋥亮的鋼盔、鮮紅的袖標、漫捲著印有納粹符號的旗幡、廣場上整齊的閱兵方陣以及海浪一般的萬眾歡呼等。可見,法西斯一詞早已固化了我們對它的認知,更何況那個時代還有一部阿爾巴尼亞的電影,裡面有一句經典化的臺詞: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
但如果我們真正了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法西斯有一個先在的負面對象,法西斯這個詞具有相當的正面性,而且風行一時。對一個詞或由它所反映的現象不能成王敗寇。再說,你認可它也好,或者否定它,都屬於價值表述。但我們在行使自己的評判前,還需要從事實層面弄清楚它究竟是什麼。此即「事實判斷」優先於「價值判斷」。在這裡,筆者儘可能保持價值中立,試圖就對象本身來探索法西斯的含義。
觀念之流變
法西斯現象並非是一種德國現象,它最初形成於義大利;所以我們經常說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當然納粹也是一種法西斯形態,正如後來極權主義的蘇聯,亦為法西斯現象之一。因此,如果談法西斯,當從義大利談起。1921年,墨索裡尼在義大利創建了世界第一個以法西斯命名的政黨,這個政黨的名稱可以追溯到古羅馬,其原義為捆在一起的棍棒,中間插著一柄斧頭。這是古羅馬行政官的權力標誌,棒子用於笞刑,斧子用於死刑。那一捆束棒,讀音即為法西斯。很快,繼義大利之後,法西斯便成為一種歐洲現象,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挪威,包括英法兩國,分別都成立有法西斯性質的政黨。轉至東方,日本為法西斯軍國主義且不論;當它傳到中國時,當時媒體還把它形象地意譯為「棒喝主義」。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法西斯沒有我們今天這麼貶義。它甚至是我們正面學習的對象,這裡不妨以胡適為例。1926年8月27日,胡適從歐洲致信徐志摩,說自己在國內日子過得太好太舒服太消沉了,因此,出來後受到很大刺激。胡的刺激,一個來自蘇俄——在胡眼中,蘇俄很有發奮振拔的氣象:「看那1890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另一個刺激就來自義大利的法西斯,墨索裡尼成了學習的對象。胡適很肯定地說:「我們應當學Mussolini(墨索裡尼)的『危險的過日子』」,進而又說「我們應當學德國;至少應該學日本。至少我們要想法子養成一點整齊嚴肅的氣象。」可以說,俄、意、德、日這幾個國家即使在當時都已經是法西斯的不同類型。
更有意味的是,在提倡學俄、意、德、日的同時,胡適這樣批評英國:「英國不足學;英國一切敷衍,苟且過日子,從沒有一件先見的計劃;名為evolutionary,實則得過且過,直到雨臨頭時方才做補漏的功夫。」
此封信中,胡適提及「傅孟真幾天之內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來談談就走。」這個傅孟真即傅斯年,據胡適1926年9月18號日記:「晚上與孟真談政治。他總希望中國能有一個有能力的Dictator who will impose some order&civiliation on us(獨裁者,以整飭社會秩序,再造文明)。我說,此與唐明皇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有何區別?況Dictator(獨裁者)如Mussolini (墨索裡尼)之流,勢不能不靠流氓與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輩所能堪。德國可學,美國可學,他們的基礎皆靠知識與學問。此途雖迂緩,然實唯一之大路也。」這段記載,表明胡適思想的複雜,他從一個月前的激進立場退了下來,尤其當他的弟子激進時。他分明考慮到了法西斯的另一面,這一面會讓知識人感到不堪。但從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學生傅斯年,其思想不無受到法西斯的某種浸染。傅當時在歐洲遊學,他希望出現一個有能力整理秩序的獨裁者,從而改變國家低迷消沉的狀況並使之復興,這其實正是法西斯主義在當時的社會心理表現,與當時義大利、德國的情形類似。
胡、傅等人希望國家振拔復興,有煥然一新之貌,統治者又何嘗不是如此。1930年代,內憂外患的困擾,使戰亂後的中國危機重重。為衝破困局,北伐之後獲得政權的蔣介石,即有心開始全面整頓社會。和孫中山不同,蔣介石一改以往的以俄為師,轉而以意為師和以德為師。因此,三十年代早中期,中國大地遂有過一場借鑑法西斯(當時又譯為法西斯蒂)的政治浪波。
1932年,蔣介石在談「黨內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時指出:「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強調「三民主義下沒有私見,法西斯蒂下沒有個性」。1933年9月,蔣介石有「如何做革命黨員」的講演,其中把「法西斯主義共同的基本精神」概括為三:「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個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認識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是最光榮的歷史,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優秀的文化。」
「第二是要一切軍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組織,其精神,其活動,一定統統能夠軍事化。……換句話說,統統要服從、犧牲、嚴肅、整齊、清潔、確實、敏捷、勤勞、秘密、質素樸實,共同一致,堅強勇敢,能為團體、為黨、為國來犧牲一切。」
「第三是領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絕對信任一個賢明和有能力的領袖。除他之外,再沒有什麼第二個領袖或第二個主義,就是完全相信一個人。」
於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便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政綱,儘管它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當時,國民黨內部一些激進而有理想的廉潔之士,痛恨國民黨的衰腐和國民狀態的墮落,仿照義大利黑衫黨和德意志褐衫黨而成立一個別動組織「藍衣社」,就是一個以蔣介石為領袖並向其效忠的法西斯政團。
形象化的解讀
以上的敘述,基本上沒有我個人的價值取向。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代,法西斯的形成與誕生,有著一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心理基礎,它的面目也沒有後來那麼可憎。
當然,這不是說它一開始就沒有問題,相反,它的問題一開始就那麼顯見。只是對這問題,不同的價值取向會有不同的評判,所謂是者是之,非者非之,而是非之外,法西斯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呢?讓我們審視一下它的logo吧,有時候,形象比語言更簡潔、有力。我不想在這裡重複老生常談的幾大特點,它的特點在它的圖案中已經表達得如此充分。注視一下那個當中插著一柄利斧的束棒,法西斯的全部秘密其實已經公開在你的眼前,就看你如何對它解讀。
構成法西斯圖案的要件有兩樣,一是束棒,一是劈斧,兩者各有其指涉,並由此構成了我們解讀法西斯的必要的索引。如果人作為個體沒有像束棒一樣緊緊捆縛在一起,則無法產生法西斯。
法西斯不可能是個體的,也不是烏合之眾的群體,它是個體被束縛在一起的一個集體。惟其如此,它才能產生一般個體和群體無以產生的合力。
還是年幼時,筆者聽過這樣的故事:一位年邁的父親,把十個兒子喊到床前,他拿起一支筷子,折給兒子們看,那支筷子就斷了。然後他又拿過十支筷子,用帶子紮起來,再折給兒子們看,結果筷子完好。兒子們當然明白父親的用意,這個故事的隱喻就是團結起來力量大。然而,它和那個法西斯的圖標委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法西斯當然離不開那被捆束起來的棒子,但,散落的棒子被捆束起來,還只是法西斯的一半。最後需要完成的是同樣重要的另一半:插在束棒之中的斧子。這裡,斧子是權力的符號,那捆束棒乃是為其所支配的對象。如果沒有那麼一個集體化了的或一體化了的對象,斧子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所指。由於它位於被捆束的棒子中間,棒子則圍繞著它向心;因此,圖案本身就已經勾勒出了棒與斧的關係——這就是我要用以描述法西斯的第二句話——「一切服從權力」。
在此,團結就是力量的「力」,需要被導引到斧子的指向上。於是,有了一柄斧子的束棒,就不像以上那位老父的束筷,只是防禦性地怕被折斷。它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四下出擊,甚至能做到所向披靡。
根據以上,什麼叫法西斯,我們不難獲得如下一個等式:
法西斯=團結就是力量+ 一切服從權力
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沒有民眾這樣的束棒,法西斯就失去了它的可能;有了權力一般的斧子,法西斯就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因此,20世紀歷史上的法西斯,如同一幕活報劇,上演者就是無數束棒一般的民眾和對他們握有支配權的領袖。換言之,這兩個條件同時具備,法西斯就已經誕生了而且必然誕生,儘管它的稱謂可以不叫法西斯。
義大利雖然稱為法西斯,但只是法西斯的一種形態,德意志不叫法西斯叫納粹(即民族社會主義),但它也是法西斯的一種形態。當時處於納粹對面的蘇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極權主義——更是法西斯的一種形態。
甚至,就英美而言,在其戰爭狀態下,尤其對作戰部隊而言,同樣是符合這兩個構件要求的法西斯,否則它無以應付這場戰爭。
此刻,我們需要儘可能去除我們頭腦中積澱而成的法西斯的猙獰形象,至少我個人的表述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多少價值色彩,它只是力圖清晰地說明法西斯是什麼,而儘量不涉及它的是與非。
價值中性如果是我們此刻打量法西斯的前提,那麼,我必須承認,參戰的英美部隊和蘇俄部隊,同樣需要貫徹「團結就是力量」和「一切服從權力」的戰爭原則。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參戰各方,無不具有法西斯性。
撇去各種意識形態的外衣,僅從其構成角度解剖,法西斯從其人性的根源和權力本性來看,它並沒有隨著二戰的結束而結束,而且活在今天的各種可能性中。如果一根棒子是獨立的,一束棒子則無法有獨立的個體選擇,它只能被選擇。上文那位老父以筷為喻,殊不知,筷子的功能是揀菜,它必須有其伸展的空間。然而,當它們被束在一起時,空間被減至最低,原有的功能也就隨之喪失。筷猶如此,人亦如是。
個人集中起來可以成為一種力量,一百個人集中起來的力量要遠大於單個的一百個人的力量。操縱這種力量的,乃是集體意志或領袖意志。因此,面對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特殊重大事件等,這種力量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日常生活狀態中,人應該以個體的方式存在,即人是群體中的個體,而非被集中起來的個體。畢竟個體自在自為,方可以成為一個理性的主體;集體化的人則集體地成為被運作的客體(工具)。這樣的客體看不清個人眉目,堪名為集體主義。由於集體必然要求忘我,因此,任何一種集體主義都可能是法西斯誕生的溫床。它不是從中誕生出一種權力,反過來控制自己;就是權力用它的各種手段,把個體集為一體。權力與集體的關係,就是斧子與束棒的關係。
棒與斧的交集,不但是法西斯的象形,同時也內涵著法西斯得以形成的秘密。
警惕法西斯
今天,如果我們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須警惕凌駕於個人本位之上的各種集體主義,尤其是權力發出它的召喚時。
當然,法西斯不會再以法西斯的名頭出現,但它可以換上其他的「馬甲」暗渡陳倉。換言之,法西斯不是主義,它總是以各種主義的名目出現。今天,舉凡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階級主義、社會主義(俄蘇式的或類似於俄蘇的),幾乎無不涵攝著法西斯的基因;儘管在政治性質的解剖上,它們可能是威權主義,也可能是極權主義;但,所有這些主義概為法西斯的不同類型(當然,左的極權主義的法西斯其危害遠甚於右的威權主義的法西斯)。它們所以具有法西斯性,因其價值訴求俱在個人本位之上,同時又註定離不開權力對它的範導,甚至它本身即表現為權力的運作。
以上談法西斯時曾言及英美,那是因為二戰。在戰爭之外,英美國家由於制度上始終奉持個人本位的自由主義,故法西斯無以席捲整個社會,哪怕這個社會中分明有法西斯性質的政黨存在(如英倫)。
德意俄不同,不獨戰爭,它們的整個社會形態都是法西斯化了的,國家總是帶有戰爭動員色彩,正如以上蔣介石言及法西斯基本精神時強調「一切軍事化」(即使沒有戰爭,也要推行類似戰爭化的大規模的社會群眾運動)。
權力顯然知道,只有戰爭狀態或運動狀態,最有理由也最為方便把無數個體擰成一個集體,當然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名義,比如為了復興。
正如前文所言,法西斯在戰時,有它存在的必要,甚至必須。但在正常的生活狀態下,人類必須遠離法西斯。法西斯只有集體沒有個體,只有權力沒有權利。
然而,糾結在於,不但任何一種權力(無論是德意形態,還是俄蘇形態,抑或英美形態)都天然傾向於法西斯、傾向於權力支配一切(此乃權力之本性);即使民眾本身,亦有其法西斯之內傾,亦即具有結群為法西斯的可能和天性。人的「個性」與「群性」都是天性,就後者言,它有其吸引人的地方,至少集體可以給人提供安全感,也可以給人力量。
這時個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一切都不需要它獨自擔當與面對。如果人豈非沒有把自己交出去的天性,那麼,人民其實很容易成為法西斯。人民身上內潛著的法西斯性,很容易為宣傳藝術所發酵,包括音樂、宣傳畫、雕塑、大型建築、影視、廣場集會等(這些正是當年納粹鼓蕩民眾的拿手好戲)。這裡尤其是音樂,進行曲的旋律本身就能迴旋出一種法西斯,它吸引你跟進,讓你化入集體,而且叫你的步伐和身體節奏還要同別人整齊劃一。特別是進行曲有其聽覺上的壯麗感,直接激發你的生理,使你不自覺地消融到它的節拍中去。俄蘇戰歌、納粹戰歌、英美戰歌,意識形態可以不同,但它們的音樂語言是一致的。
我作為一個文革中和文革後聽慣了戰歌復讚歌的人,很自然,就像戒懼廣場一樣,有所警覺於這類亢奮的旋律。
作者為學者,任教於南京曉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