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永二十八年（1421），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的第二年，日本的首都京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居住在京都郊外伏見的貞成親王（1372—1456）在他的日記《看聞日記》當中記載了瘟疫之下的慘狀。當時是室町幕府四代將軍足利義持執政時期。從這年春季以來，疫病肆虐，京都之內很快「萬人死去」，貴族社會當中也死者眾多，朝廷與室町幕府束手無策。這年七月，從祭祀日本「皇祖神」的伊勢神宮來了一位神官，將伊勢神宮的「神託」轉告貞成親王。所謂神託，就是指某位神官突然被神靈「附體」，然後代神說話傳旨的舉動。我國民間信仰當中也常常能見到這種現象。當時的人們對「神託」深信不疑。奇特的是，這神託竟然說，京都流行的瘟疫是怨靈作祟所致，「萬人可死亡」。而更加令人驚駭的是，神託說這怨靈是兩年前「蒙古襲來」之時被「神明治罰」殺死的「異賊」所化。
蒙古襲來？要知道此時離元順帝逃出大都退回漠北已經過去五十年了。此時儘管明成祖還在不斷地對蒙古各部用兵，三十年後還將發生著名的「土木之變」，但此時蒙古要想再「襲來」日本一次，是怎麼也不可能的。事實上，這次「蒙古襲來」與蒙古各部毫無關係，而是1419年朝鮮王朝為了對付日本對馬島的倭寇集團而發動的「己亥東徵」。但這一戰卻給日本帶來了極大的恐慌。《看聞日記》說此戰日本的對手是蒙古與高麗聯軍，因為日本「神明威力」，敵船「風雨震動」，「兩萬五千艘」的敵船多漂沒入海，於是日本又一次取得了對「蒙古襲來」的勝利，而且依舊是「神風」的功勞。
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此後兩年日本接連發生饑荒和瘟疫。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伊勢神宮的神託將瘟疫歸罪於兩年前戰爭中死去的「異賊」（朝鮮軍）的怨靈作祟。瀨田勝哉指出，這是伊勢神宮利用瘟疫給自己做的宣傳，後來伊勢信仰果然又在京都疫病發生時不斷出場。生活在現代醫學條件下的我們當然不會認為瘟疫與怨靈有關，但在這次看似荒唐的「神託」背後，其實存在著當時日本社會非常根深蒂固的邏輯。
朝鮮三道水軍操練戰陣圖阻斷瘟疫的「四角四境祭」著名學者大山喬平在《中世的身份制與國家》一文中提出了「清淨的都市構造」這一概念，後來得到村井章介的繼承。這一觀點認為中世的京都貴族將京都及日本列島空間想像成以天皇所居住的內裡（宮禁）為中心，從皇都到畿內地區，再到外國逐漸由清淨變為汙穢的同心圓構造。這一觀點雖然受到了後來的研究者的批判，但仍不失一定的有效性。終生生活在京都上流社會的貴族們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而對同心圓外層的空間充滿恐懼，於是將外層空間（尤其是日本列島以外的外國）想像成鬼怪遍地的蠻荒之地，認為來自異域的鬼怪將給日本及京都帶來威脅。這種威脅的體現形式之一，就是傳染病。當時人們還認為，居住在日本列島這個「神國」的神靈們守護著島國的「清淨」不被外界的汙穢、鬼怪和疫病所打破。可以說1421年的伊勢「神託」，背後正是這樣的邏輯。
事實上，日本歷史上的傳染病的確常常爆發於九州，即日本與中國、朝鮮半島交流的窗口區域。譬如奈良時代天平七年（735）給日本貴族社會帶來致命打擊的天花，就是由朝鮮半島經九州大宰府傳入。長保二年（1000）肆虐的疫病，同樣是由九州輸入。江戶時代以後霍亂由西洋人經長崎帶到日本（參考拙文《黑船與傳染病：德川幕府末期的霍亂大流行》）。由海外輸入的傳染病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多次沉重的打擊。儘管不是每次傳染病爆發都屬於「輸入型」，但京都的貴族們傾向於將疫病與異域聯繫起來。譬如藤原定家（1162—1241）《明月記》記載，天福元年（1233）爆發「咳病」，民間將其稱作「夷病」，並說前一年有「夷狄」入京，當時民眾紛紛前來湊熱鬧，這就是疫病爆發的「不吉之徵」。洞院公賢（1291—1360）則在《園太歷》當中說，康永四年（1345）又爆發「咳病」，連光嚴上皇也被傳染，究其原因，是「唐船歸朝之時有此事」。此「唐船」，應當就是赫赫有名的天龍寺造營料唐船，是室町幕府為了籌措天龍寺營建工程所需的資金，派到元朝港口寧波的貿易船。洞院公賢很顯然認為京都爆發的咳病是由這艘中日貿易船帶來的災禍。
藤原定家既然很多的傳染病是外部世界的鬼怪帶來的，那麼對於貴族社會而言，有效的防治方式就是通過在以天皇居所為中心的同心圓各層實施祭祀祈禱，將鬼神抵擋在內裡、京都，乃至日本之外。最典型的就是「四角四境（界）祭」。譬如根據《朝野群載》，承歷四年（1080）六月天皇患病時，朝廷採取的疫病對策是在天皇居住的宮禁四個角、京都的四角以及京都所在的山城國六界派遣陰陽師與武官實施「祭治」，意圖將作祟的「土公」和「氣鬼」驅逐出去。再者，在前文提到的應永二十八年（1421）大規模瘟疫發生之際，朝廷也舉行了四角四境祭，但毫無效果，「病事不休」。事實上這一年的瘟疫起因是前一年京都爆發的饑荒。這次重創京都的大饑荒是一次「都市流入型饑荒」，是在氣候異常、各地饑荒發生之後大量災民湧入京都之後才爆發的。饑民大量死亡最終導致了瘟疫。整個過程在清水克行《大饑饉襲擊室町社會！》一書中有詳盡地介紹。因此，這次瘟疫倒的確是由「外部」帶給京都的。在醫療水平極端落後的中世社會，「四角四境祭」所體現的其實是當時人對傳染病傳播方式和阻斷手段的樸素認識。
被擋在京都之外的外國使節由於貴族們認為外國人是可能給京都帶來災異和疫病的危險存在，長期以來，貴族們對於外國人入京都是十分忌諱的，天皇與外國人的見面更不被允許。這可以說是早期的「歧視外國人」現象。譬如嘉應元年（1170）後白河法皇（1127—1292）曾破天荒地在福原與南宋來的商人會面。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被公卿九條兼實大罵為「天魔所為」。但此後隨著中日貿易的發展，來到日本的商人和僧侶越來越多，外國人不得入京的禁忌也逐漸被打破。十四世紀因推翻鎌倉幕府而聞名的後醍醐天皇（1288—1339）也曾在宮禁之中接見元朝東渡而來的禪僧明極楚俊。此事當時同樣也遭至了眾多非議。但此後貴族社會的認知也逐漸發生變化。明朝以後，明朝派遣的使節一開始是在京都空間以外居住並被室町政權的執政者接見，後來明朝使節團的下榻之處轉移到京都內部（洛中），譬如將軍足利義教執政時期明朝使團先在洛中的六條法華堂一帶留宿，而後在將軍的居所室町殿與將軍會面，再入住大宮豬熊道場。但朝鮮使節的待遇就沒這麼好了，室町時代的朝鮮使節通常被安排在京都郊外（洛外）下榻。可見，室町幕府對待明朝和朝鮮使節的態度有天壤之別，朝鮮使節仍被有意識地「隔離在京都之外」（但接見儀式在洛中的室町殿舉行）。
中世京都街景（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復原）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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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田勝哉：《伊勢の神をめぐる病と信仰》，《増補洛中洛外の群像》，東京：平凡社，2009年。
清水克行：《大飢饉、室町社會を襲う！》，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年。
伊藤幸司：《中世後期外交使節の旅と寺》，中尾堯編：《中世の寺院體制と社會》，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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