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華接受本報採訪 本報特派北京記者 趙實 攝
昨天上午，在對外友好界別的分組討論現場，奔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程永華而來，記者終於在一個挨著角落的座位上見到了他，與2010年出任駐日大使時的照片相比，他的頭髮白了許多。在其他委員發言的間隙，本報記者向程永華表示了採訪的想法，聽到記者來自長春，他欣然同意。
11時許分組討論結束，幾位記者立刻圍到程永華身邊提出採訪，他微笑著擺了擺手，「下午再找時間吧，她已經約我了。」他站起身，向本報記者走來，笑容親切而熟悉，「這是我的家鄉人。」這次專訪，在程永華的房間進行。他紳士地為記者開門，熱情地招呼記者落座。
「上次回家，還是去年，我回去看老母親，時間太倉促，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要走，只停留了一宿。」一坐下，他熱情地聊起家常，採訪就這樣輕鬆地開始。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中，他回憶在長春的童年、少年時代，以及當年在日本度過的青春歲月，聊他的工作、家庭，以及他的遺憾，「我接受過很多媒體的採訪，但是這樣詳細地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還是第一次。」
成長
長春，是家的定義
「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裡，每年只要有時間，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18歲之前，程永華一直生活在長春。「小時候我家就住在浙江路附近，當時那一片叫二分局，離勝利公園很近，冬天一放學，我就去那兒的冰場滑冰。」他從小學到高中都在位於紅旗街上的長春外國語學校就讀。「夏天的時候，我書包裡經常背著條泳褲，放學直接去南湖遊泳，遊完就坐電車回家，很愜意。」這是程永華回味多年的樂趣。
說著，他看向窗外。身處23樓，一座座華麗的高樓收入視線。
「那時沒有電腦、電子遊戲，但是真的快樂。」他的語氣裡，充滿了懷念，「長春四季分明，水好，綠色植被多，是一個充滿起伏變化的城市。但原來在家的那些年，卻沒有感覺到，後來到了北京，又到了別的很多地方，開始感覺到長春這些難得的好。」
程永華很快又說起現在的長春，「最近這幾年，長春的發展變化真的很快，在我小時候，人民廣場往南幾乎沒有什麼建築物了，到了省實驗，完全是荒蕪的景象，但是現在工農廣場以南，完全發展起來了，包括淨月潭和兩個開發區，都發展得很好，我回家的時候，都去看過了，現在真的很好。」
家，是程永華不斷提到的詞，而他口中的家，是和長春聯繫在一起的。「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那裡，每年只要有時間，我都要回家，哪怕只能待上一晚。」
求學
「洋插隊」在日成長
「（在日本輾轉求學，換了學校後）我們的待遇也發生了改變，從簡陋的合租公寓搬進了教授家裡，吃飯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在當時，我們屬於『洋插隊』。」
1963年，程永華到長春外國語學校上學，當時他9歲，是學校建校的第一批學生，主要學的是日語。
「當時學校只有兩個班，一個小班，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個大班，包括初中和高中。」他在長春外國語學校度過了9年的學習生涯。
1972年，中國的對外環境得到了改善，為了培養新中國成立後新一代外交官，外交部從全國各地選派出國留學生。經過嚴格的考試和層層篩選，程永華脫穎而出，成為了新中國派出的首批赴日留學生之一。
1973年，19歲的程永華與其他6名選派的留學生出發前往日本。
當時，由於中國和日本剛剛建交，還沒有形成關於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協定，日本也並不了解如何接受中國的留學生、如何為他們創造好的學習環境。「當時日本的國立大學並不接收我們，後來經過日本當地人的介紹，我們去了和光大學，位於東京，是一所私立大學。」
「那時候，一切都是陌生的。」程永華說，他們在日本沒有留學生學長和前輩，也沒有社會關係，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而最大的障礙，是語言問題。「『文革』前，長春外國語學校有日語外教，但『文革』時，外教都離開了，我們所學的都是中國的老師教授的日語，也看不到外報，聽不到外臺，看不到外國電視。」程永華和同學們真正到了日本之後，是和日本的學生一起上課的，語言問題導致他們學得很吃力。「我們幾個人就一起租了個公寓，一放學就在房間裡寫作業、對筆記、研究報告。」
漸漸地，他們發現和光大學對中國留學生的課程設置並不理想，「我們想要學習的是日本語言、文化等各個方面，比較全面的日本的課程，但是這裡實現不了。」程永華說。
不久後，中日之間對中國學生赴日留學的教育問題進行了探討，程永華和同學們的留學之路走向了新的轉折點，創價大學接收了他們，並且專門為他們量身打造了適合留學生學習的課程，並選拔出相應的老師進行教授。而且，「在生活上，我們的待遇也發生了改變，從簡陋的合租公寓搬進了教授家裡，吃飯和日常生活都得到了提高。」程永華笑言，「在當時，我們屬於『洋插隊』。」
25年
那些逝去的激情歲月
「從我走出來的那一刻，使命就已註定了。」
在日本留學期間，程永華經常到中國使館幫忙，「當時使館只有四五十人，現在就不同了，發展得很好，正式員工就已經達到了130多人。」
1977年，程永華大學畢業，直接留在了使館工作。他從一名普通職員開始做起，隨著工作經驗和水平的不斷提高，職銜也隨之上升，2003年至2006年，他擔任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主持常務工作。2006年，他離開日本赴馬來西亞中國使館擔任特命全權大使，2008年，又被委任為中國駐韓國大使。2010年2月，他重回日本，這次，他的身份是中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
程永華算了算，從1973年到2013年，前前後後，他在日本度過了大約25年的時光，他充滿夢想的青春年代，和激情燃燒的壯年，都留在了中國與日本的牽繫之間。
剛踏入東京的那一天，他19歲，對留學的生活和未來充滿了茫然和期待；如今以委員的身份參加政協會議的他，59歲，堅守著中國利益，面對日本，面對世界，淡定從容，侃侃而談。「從我走出來的那一刻，使命就已註定了。」
5年
鄧小平專用日語翻譯
「做對，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是要挨板子的。」
1983年的時候，程永華曾經回到中國，並且留下了5年。「之前在日本的10年間，我只回過祖國兩次，一次是辦護照，一次是工作休假。」這兩次回國，他都回到長春，待上一段時間，然後再啟程，他說，家在那兒，歸屬也在那兒。
程永華在1983年正式從日本調回中國，在外交部亞洲司工作，從事對日的基礎工作，撰寫文件、講話稿、簡報等，與此同時，他還有一個特殊身份———擔任當時我國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日語翻譯，其中，他給鄧小平當翻譯的次數是最多的，每年至少要十次以上。
也正因為這樣，他對於鄧小平的欽佩更加直接，「我敬佩他的戰略思維跨度和高度，他總是能用高度概況的語言把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分析得很透徹。」程永華說，鄧小平在與工作人員相處時，也是平易近人的，「每次他進門和離開的時候，都會微笑著和在場的每個人握手。」
「給鄧小平做翻譯，一定要務求準確，一個字都馬虎不得。」程永華為此不斷去了解鄧小平的思維，和他關心的事情。此外，做一名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翻譯，更要對外交政策了解充分、把握準確，包括國內的重大會議，都要去第一時間學習。
「做對，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是要挨板子的。」程永華評價他當年的翻譯表現，「外交官就應該是這樣，謹言慎行，面對外界，做每件事、說每句話，都要嚴謹。」
遺憾
對女兒親情的虧欠
「（出國工作一段時間）再回來時，女兒已經四歲，見到我們時，很陌生。」
談及自己的孩子，程永華說自己欠她太多了。「我堅持把女兒留在國內，為了這個我還和愛人吵過一架。女兒從小學到大學畢業，都在國內，工作也留在國內。外交人員在親情這方面，確實需要付出很大的犧牲，我不斷努力去克服，但還是覺得對親情有虧欠。女兒生下來沒多長時間，愛人就和我一起到日本工作，我們把女兒送到她長春的奶奶家裡照顧。再回來時，女兒已經四歲，見到我們時，很陌生。後來的這些年，不斷分別，聚少離多，女兒漸漸懂事了，也認可了我的工作，現在很支持我，但是無論怎樣，我都覺得對她，還有對老母親和兄弟姐妹很虧欠，陪他們、照顧他們的時間，真的太少太少了。」
對話
談鄉情———
通過本報祝賀母校50周年華誕
新文化：離開母校這麼多年，現在您又成為了中國駐日大使，最近幾年，有沒有回母校看過？
程永華：我記得最後一次回去，是1988年，當時回去見到的人，我都不認識了。長春外國語學校建校30周年和40周年的時候，都曾邀請我回去，那時候都趕上我在駐外，沒有時間回去。今年是長春外國語學校建校50周年，我已經收到邀請，雖然校慶的時候我回不去，但一定抽時間在校慶前後回去看一看。因為校慶在9月，這是駐外使領館非常忙的時候，加上現在中日關係形勢很特殊，我估計到9月肯定無法抽身。在這裡，我先通過貴報對母校50周年華誕預致慶賀，祝願母校欣欣向榮，取得更大發展。
談外交———
我代表的、維護的是國家利益
新文化：從您2010年上任開始，中日之間，每一年都在發生重大事件，2010年釣魚島撞船，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核洩漏，2012年釣魚島事件，您會不會感到壓力很大？
程永華：確實是，壓力比較大，作為駐外大使，有著一份特殊的責任，必須自己做決策。這個決策必須把握得非常穩妥，真正能夠體現、執行中央的意圖和我們的方針政策，這一點是不能有偏差的。回想起上任這三年度過的日日夜夜，確實感慨萬千。
新文化：當您遇到釣魚島問題這樣的困難的時候，您是不是覺得13億中國人都站在背後，看著您代表我們進行國家利益的抗爭？
程永華：是這樣，我能領會，也能感覺到這一點，我代表的是中國，所以我的一言一行、做的每一件事情，對日方提出的每一次交涉、抗議，每一次談話，發表的每一個演講，我都要在想，我身後是13億中國人，我代表的、維護的是國家的利益，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外交不是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人的事情，這是由中央決策、相關部門部署和執行的大事，我要準確而充分地貫徹我國的方針政策，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一點不容馬虎。
談中日———
對於國家和人民利益，據理力爭、絕不讓步
新文化：您認為中日關係現在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程永華：中日兩國的關係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複雜，任務很艱巨。中日兩國有著兩千多年的交往史，其間有過相當長時期的友好交往，也有過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中國的屈辱歷史。從地理上講，兩國一衣帶水。經濟上，兩國的GDP規模分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位的經濟大國，現在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日本是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在文化上，中日間是非常特殊的關係，日本人普遍尊崇中國的文化，認同日本文化源於中國。去年，中國在日本舉辦故宮(微博)文物展，《清明上河圖》第一次走出國門展覽，儘管當時是1月，天氣寒冷，但每天仍有成千上萬的日本人，堅持排上超過兩個小時來參觀。但是，這些年中日間的交往發生了一些問題，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快速發展，日本有一些人不高興，看不慣，世界各國都在調整和中國的關係，但是日本有一些人沒有調整過來。另一個原因是，中日關係發展成果的越來越大，也有一些日本人不高興，故意挑起事端來刺激中國。比如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這一年的主題是國民交流友好年，中日雙方策劃了600項交流活動，但是日本有些人故意製造事端進行破壞，使得兩國關係出現了摩擦。對這些問題，我們要冷靜分析，堅持原則，積極穩妥應對，堅決維護國家利益，把握好中日關係發展的大方向。
新文化：您認為中日關係接下來將如何發展？
程永華：我們始終堅持我們的立場和主張，要求日本糾正錯誤，敦促他們通過雙方對話解決問題，並且一直保持著這種對話和溝通。我們會繼續要求日方正確面對歷史和現實，拿出誠意，通過對話磋商，妥善解決當前面臨的突出困難，推動中日關係逐步回到正常發展軌道上來，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將據理力爭、絕不讓步。
談海嘯———
為了同胞，沿著別人奔跑的相反方向開進災區
新文化：除了政治方面，日本在2011年時還發生了海嘯，當時您是如何處理的？
程永華：海嘯爆發當晚，在東京，有32個國家的使館向日本政府提出撤離的申請，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還有一些使館沒有通報就撤離了。但是，當時我做了決定，中國使館不能離開，我們要堅決守護我們的同胞。在日本20多年，自然災害和政治事件，我都經歷過，還算是有一定的經驗。我當時進行了部署，全使館人員打破初始界限，分成6組開始辦公。在重災區裡，有3萬多名中國同胞，但是比較零散，我們在災區裡尋找國人難度很大。從國內打來的要求找人的電話就有3萬多條，還有4000多條網上傳來的尋找信息。我們就一條一條地根據以前的登記記錄，不斷地查找信息，出去尋找，最終找到了1萬多人。當時國內的電視上報導的是海嘯情況，但是在網絡上，卻充滿了國人對我們的感激，看到這些信息的時候，我們真的很感慨，因為我們是冒著風險的守護。我一個人靜靜地思索當時的境況，確實有種悲壯的感覺，不過現在講到這個事情，我充滿了感激，尤其是對使館的全體工作人員，在那樣的形勢之下，沒有一個人離開，每個人都毫無怨言地工作。那個時候，我們使館派到災區的工作人員，真的像戰士走向戰場，他們一個個地去避難點去查，最後用大巴車轉移了7000多名國人。當時的交通已經斷了，日本幾乎沒有多少人願意前往災區，大家都在往外跑，我們通過朋友，從日本其他地方組織了20輛大巴車，沿著別人奔跑的相反方向開進災區，去解救我們的同胞，那些車上，每天掛著中國國旗，貼著大使館的牌子，開進災區的場景連日本當地政府的官員都感慨萬分。我覺得，面對海嘯，我們完成了我們的使命。
談抵制日貨———
長遠來看，雙方應堅持互利共贏
新文化：在中國，民間存在一種聲音是通過抵制日貨來向日本抗議。您如何看待用這種方式讓日本感受到我們的態度？
程永華：這是一種樸素感情的表露。民眾自發地抵制日貨確實對日本也形成了壓力。去年的10月、11月、12月，日本對華出口明顯減少，中國去日本的遊客也明顯減少，團體旅遊基本沒有了。遊客少了，購物少了，日本國內經濟受到了影響，日本人也感受到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情緒和由此產生的壓力。
我與日本人交涉時也舉過這個例子，抵制日貨並不是中國政府下達的指令，完全是中國人民感情的一種表露，是日方的行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所以他們的商品才遭到抵制。當然，我前面講過，中日利益聯繫已非常深入和廣泛，抵制對方有時也會傷到自己，對方反過來也會抵制我們。從長遠來看，我們與日本之間還是應該堅持互利共贏，在經濟貿易上互通有無。
談委員履職———
在新委員培訓時講到公共外交問題
新文化：這屆你以新委員的身份參會，有哪些想法嗎？
程永華：我在新委員培訓學習的時候講到公共外交的問題，對外，我們要宣講我們的政策和聲音，讓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政策和國情，對內，國人對外交事業的關心度越來越高，所以就更加需要國內的民眾更清晰地了解我國的外交方針，這是我們今後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新文化：準備提案了嗎？程永華：我想到了一個問題，但是還在考慮是不是該形成提案。關於海外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我國在這個方面，還是空白的。就拿外交人員、中資企業駐外機構的工作人員來說，他們在海外的任期通常最少是三年，那孩子怎麼辦？有的人把孩子帶到國外，但通常情況下，他們帶過去之後，就很難帶回來了，因為孩子們的思維方式和文化，都已經國外化。因此，我們應該在華僑較多的地方建立專門的學校，把他們納入到中國的國民教育體系當中。
側記
從不剩食物，儘量少用公車 「這是那個年代的信念，也是我現在的堅持」
採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之後，程永華和本報記者一起下樓吃飯。站在他對面，記者清晰地看見他胸前的委員證，照片是去韓國當大使時照的，那時他頭髮烏黑，笑容燦爛。與現在的面容相對比，5年間，他的蒼老清晰可見。「這幾年，明顯地老了。」程永華淡然地笑笑，委員證上的照片，時間不超過5年。
他說，去年除夕，他在電視臺錄製大使講話，看著錄像機裡的自己，真切地感受到，確實老了很多，「這幾年，對日工作複雜、敏感，同時也非常重要，這種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催使我的衰老。」
午飯是自助餐，食物很簡單，程永華吃得也很少，而且大多是水果和糕點，「趁我還吃得動，多吃些甜的。」
他安靜地把盤中食物全部吃完。從不剩食物，是他多年來的習慣，無論在哪，都是他不變的堅持。出行時也是一樣，身為大使，他有專門的公務配車，但是除了必要的公務需要出行時乘坐之外，他私下裡更多的是自己走路。「或許這是當時在日本留學時留下的觀念，那時候，我們的留學費用都由國家支付，但是我們仍然選擇艱苦的生活。我們自己買便宜的菜，自己做飯，出門從不打車。」程永華把乾淨的盤子整理到一邊，站起身，輕輕微笑著，聲音卻堅定，「這是那個年代的信念，也是我現在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