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1919）約翰·杜威訪問中國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歷史事件。其實用主義哲學在當時中國思想界掀起波瀾。杜威對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觀察與思考，也值得我們珍視。
《杜威在華學譜》恰於杜威訪問中國一百年之際（2019）成書，是顧紅亮教授二十多年來潛心研究「杜威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成果之一。它與《實用主義的誤讀：杜威哲學對中國現代哲學的影響》（2000，2015）、《實用主義的儒化：現代新儒學與杜威》（2016）一起構成「實用主義與中國」研究三部曲，對杜威思想特別是其訪華期間的學術活動及其影響的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杜威在華學譜》對杜威訪華兩年多（1919年4月—1921年8月）的行程及學術安排作了整體性的梳理，然後憑藉作者數年堅持和持續積累，在搜集、考證杜威在華活動的多源性載體如著述、報刊、雜誌、書簡、日記等基礎之上，既清晰再現了杜威訪問中國的真實事跡和歷史情境，又細緻展示了杜威在華的日常活動和學術生活。就其內容而言，並未拘泥於史料之完備，而是力求「價值之全」，且於「述」中有「評」，「評」中有「思」。整體觀之，不但事實確鑿，而且頗具學術意味。
縱觀《杜威在華學譜》，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重「因果」關聯。杜威到達中國、離開中國的時間分別為1919年4月30日、1921年8月4日。那麼，《杜威在華學譜》為何要將時間跨度設定為1919年1月1日至1921年12月23日呢？通讀全書，不難發現：細心的作者把杜威訪華前後的背景（特別是赴日本講學）和離開中國後國內外的反應、反響等容納進來，意即將「杜威在華」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和盤託出，從而使讀者更為全面地了解杜威訪華的客觀動因、豐碩成果、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等。
二、讓文獻「說話」。凡是與「杜威在中國」有重要關聯的檔案文獻，該書都儘可能納入其中，既做到澄清事實，勘正不實記載，又能夠在資料的基礎上「詮釋」事實，而且還使來源不同的文獻互相「對話」和映照，「復現」或「還原」杜威訪華的場景。顯而易見，該書所引《杜威全集》《胡適全集》等有關記載，杜威在華期間的報刊、雜誌如《晨報》《申報》《民國日報》《教育雜誌》等對杜威講學的宣介、報導、評論，還有杜威與家人的書簡，以及胡適、蔡元培、吳虞等人記述杜威活動的日記等，皆無堆砌之感，而是讓杜威的日常生活、講學、遊歷活動及其個性、品味等活靈活現，躍然於字裡行間。
三、蘊藏「致思」。該書展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講」有「學」的真學者形象：杜威雖然演講無數，但其不善辭令，並非如大家想像的那樣口若懸河；杜威一開始來華，大多數學校、名士、教員、地方官員持歡迎或求賢若渴之態度，但也有部分人明確拒斥；杜威總是能夠真誠、謙卑地了解中國風土人情、文化傳統、社會現實等，並對自己的觀點適時省察、修正，繼而客觀分析中國問題。同時也揭示了杜威在日常活動和學術生活背後隱藏的深沉思考：中國的教育不平等，為什麼卻仍具有極大潛力？中國的獨有社會結構、文化心理、生活方式、政治格局等何以制約其發展？日本為什麼對中國早有覬覦，有無歷史文化的根因？學生運動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怎樣的價值取捨才算是真正的愛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杜威對於中國問題的關切，也蘊含著該書作者研究「杜威在中國」的問題之思。該書寫道：「普通人接受新思想新理念，需要一個較長的吸納過程。1920年代初期，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竭力傳播與吸收杜威的實用主義，這個事實並不能掩蓋另一個事實：一些群體和一些個體對杜威實用主義持逃避或拒斥的態度。」
四、縱橫交織。杜威固然是書中的「主角」，不過，我們還發現，《杜威在華學譜》在時間的延展中，出現了諸多「非主角」，如教育家蔡元培、蔣夢麟、陶行知、黃炎培等；哲學家胡適、梁啓超、馮友蘭、章太炎、張東蓀、張申府、羅素等；革命家孫中山；文學家魯迅；早期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通過呈現這些「非主角」與杜威的「交集」，一是側面印證了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在華影響的廣度、意義，二則真實反映了當時中西文化的互動，傳統觀念與現代性的碰撞，以及關於中國道路方向的爭鳴等。
概而言之，《杜威在華學譜》描述中兼有評價，評價中富有慎思，能引發我們很多思考。該書還提示我們，對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研究，依然有可期推進和拓展的學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