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風新韻第四期】讀經:該不該與如何讀

關於如何讀經，我認為還有以下幾點：

其一，青少年讀經要與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完全封閉式的「全日制讀經」。元代以後的科舉只立「德行明經」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這是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蘇湖之法」或「明體達用之學」，其設教有「經義齋」和「治事齋」，經義齋是「明體」，治事齋則是「達用」的分科教育，「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以求「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朱熹晚年在《學校貢舉私議》中也有類似的思想。晚清的學制改革，廢科舉，興學校，將西方的近現代學科納入學制之中，當時亦把胡瑗的「蘇湖之法」和朱子的《學校貢舉私議》作為根據，這種改革實也符合中國傳統教育發展的邏輯。因此，今日之兒童讀經，應與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如果採取完全封閉式的「全日制讀經」，則不僅誤人而且誤國。

其二，青少年讀經要與家庭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兒童讀經。儒家傳統以孝悌為仁之本，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家庭教育實為個人修身成長的本源。又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人的家庭，實即中國人的教堂」。今日之兒童讀經，應把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結合。如果採取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制兒童讀經，則背離儒家傳統的重視家教，勢必使親情疏遠，對人情世故產生隔膜，不利於兒童的心理健康和學識、學養的正常發展。

其三，今日之讀經要借鑑傳統的讀經方法，而不應是那種強制性、機械式的所謂「包本背誦讀經法」。在儒家經典中，尊師重教莫過於《禮記·學記》，而《學記》也十分重視教學方法。如其特別重視「教學相長」，也就是教師與學生的良性互動，相互激勵，互有長進。「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這是對學生的要求；「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是對教師的要求。「自反」和「自強」都必須在師生之間良性的教學互動中才能實現，而不是只一句「小朋友，跟我讀」所能實現的。《學記》還很重視學習的循序漸進，「學不躐等」，如說：「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朱熹說：「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斷句）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仿此。」可見，傳統的教學方法是主張學行一致，知行合一，把學識的不斷進步與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結合起來。能夠「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等等，不是只靠「包本背誦」所能達到的。在「大成」階段，能夠「強立而不返」，即能夠堅持原則，有獨立的見解，有道德的操守，不隨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尤其可貴。《學記》還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這是說在課內和課餘都有適當的安排，傳統的教學內容也豐富多彩，情趣盎然，並不是枯燥無味，使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學記》又指出，學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質，教師要「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這就是主張要「因材施教」。《學記》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教學的語言要「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這就是主張啟發式教學，如孔子所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