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一段斯坦納訪談的摘錄，選自《漫長的星期六》一書。這本書整理了這位傳奇知識分子與法國記者洛爾·阿德勒於2002年到2014年間進行的一系列對談，共分為五個章節，涉及話題極為多樣，相當於斯坦納在人生最後階段對自己的總結。
今天的這段訪談，討論的是女性和翻譯，談論翻譯的部分沒有完全節選，但是關於女性的部分就很意思了。斯坦納非常坦誠地分享了自己對於女性的思考，以及對幾位差不多同時期女性思想家、哲學家給出了耐人尋味的評價，他說波伏娃找到了薩特是何其的幸運、說阿倫特沒有什麼一流作品.甚至說女性沒有創造力是因為她們具備了生孩子的能力。
這段訪談很有趣，你可以贊同他，也可以像我們的採訪者、法國著名記者阿德勒一樣當面（估計沒有機會）反駁他。斯坦納是一代重要思想家，他有著對於世界思考和智慧，但不代表他掌握了真理。歡迎留言討論，一起重新閱讀斯坦納。
阿德勒：所以語言不同，言說也自然不同。如果援引您的另一部分不太為人所知的研究，也就是話語的情慾問題，就可以發現，言說也取決於性別。什麼是言語的情慾呢？它傳遞的是什麼？您在《巴別塔之後》這本書裡觸及了一個引人入勝卻未被開墾過的領域 ：您大膽地聲稱存在一種女性言說。
斯坦納：對這個問題我越來越有自信，它的確是個礦藏豐富的話題。在西伯利亞北部，在阿爾泰語系，包括在東南亞，有些語言區分了適用於女性和男性的話語。這意味著女性無權使用某些句法形式。而那些男性詞彙是她們必須掌握的，以便傳授給兒子。這很諷刺地反映了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但這種不公真真切切地在語言形式中結晶和錨定下來了。
在英語數千年的歷史裡，女性只跟女性講話。她們不能介入男性對政治、社會和神學的討論。當時的女性必須養成引述、用典和理解他人的習慣，這些有機的習慣內化成了她們的屬性。直到晚近，女性才參與一般的話語。我親歷過這樣的英國，在劍橋或牛津，女人們用完甜點後就必須離席去另一個房間落座。男人們則聚在一處談論政治和「正事」。謝天謝地，這種荒誕的習俗現已式微。
但想想看，牛津和劍橋的某些學院——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少——每逢重大的節慶晚宴，男性身穿晚禮服圍在高臺上的長條餐桌旁用餐，女性則只能在走廊裡逗留。猶太會堂也是此種情形，我常拿這件事調侃他們。
女性話語深深植根於女性與孩子相處的經驗——這種經驗男人無法完全體會——以及性愛經驗，這毫無疑問。話語中的唐璜症（donjuanisme）早就有人研究過。關於這一點，女性很有發言權（我聽聞一個女性做愛時使用的語言並非她自己的語言）。這件事同樣屬於另一個星球。
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女性的專屬領域。小說被女性統攝。具體說來，小說本身就是一個多語種的形式，能表現不同話語和詞彙的層次。維吉尼亞·伍爾夫敏銳地意識到並探討過這一點。當代重要的女性小說家們也察覺了性別差異引起的不可理解性 ；總有一方是晦暗不明的。說到底，我們很難彼此理解。那些白痴而低俗的笑話，諸如「女人說不要的時候，意思是她要」之類的，都有符號學的基礎（這個詞或許不合適，但也找不到更好的了），一個真實而深刻的基礎。
事實上，言語交流中的大多數時刻都是——法語裡有個說法——「聾子的對話」。很多男人都有孩子氣的情慾（「沒人理解我」），一種對越來越強勢的女性話語的深深怨恨。誰能預見到最後在競選中決勝負的兩方竟是兩位女強人——希拉蕊·柯林頓和康多莉扎·賴斯呢？她們的魅力遠勝於可憐的男性參選者。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類似，女性地位的提升會促進政治話語和新的社會學話語的解放。哦！那將是偉大的冒險。我堅信偉大的藝術為痛苦或不公提供了諸多補償。這就引出了一個極其棘手的問題 ：女人為什麼不能創造更多東西呢？
阿德勒：因為男性不允許她們這樣做。
斯坦納：不對！沒人阻止帕斯卡爾的妹妹去創造。她學過數學，但不是她，而是她哥哥帕斯卡爾在九歲的時候重新發現了全部歐幾裡得定理。不不，情況複雜得多。今天，英國和法國都有一些傑出的女小說家。女性運動只會讓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至於詩歌，唉，女詩人的確比較少。但有兩位是我們不得不敬佩的 ：阿赫瑪託娃和茨維塔耶娃。我有一個看起來很傻的假設 ：如果能夠創造生命，能誕下一個孩子的話，美學、道德和哲學上的創造很可能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但只是假設。有些女性聽了可能會暴怒，她們不接受這樣的論調也是有道理的。未來幾代人裡會出現偉大的女性嗎？在科學領域這還是個未知數。劍橋（它和麻省理工、斯坦福一樣擁有全球頂尖的科研實力）在所有學校招收天資聰穎的年輕女性。該項目受到了政府支持，政府為她們頒發獎學金……我必須贊同此類創舉，畢竟她們的處境相較於男生還是更艱難的。
阿德勒：在您的國家，女性很幸運，因為我們法國的女生往往要靠邊站。
斯坦納：我們也在嘗試，不斷摸索。
阿德勒：英國人明顯比法國人更女性主義。
斯坦納：她們剛入學時成績很突出，後來就開始滑坡，也不知道原因何在。這是個很令人激動的話題它再次提醒我們，社會心理學和集體心理學的理論工具依然很初級。一套依舊很簡陋的工具。我們從涂爾幹大師身上究竟學到了什麼？創造——這意味著「我要改變這世界」——的胚胎和病毒起源於哪裡？或許原因是女性掌握了太多常識？無論笛卡爾怎麼說，常識終究沒被分配到它該去的地方。常識確實是天賦的敵人。常識削弱了非理性和傲慢。
阿德勒：喬治！您這是大男子主義啊！
斯坦納：沒有，我只是尊重事實罷了。我還在等待轉機。等待轉機。
阿德勒：您還在等待，但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有偉大的女性創造者。那好——我下面的話可能讓您不高興——您說女性沒有創造力無非是因為她們具備了生孩子的能力，這阻礙她們成為創造者 ；為了重審您的假設，我要提到三位女性哲學家。湊巧的是，她們都沒生過孩子，這究竟是巧合還是一項必要條件呢？不管怎樣，她們都不想生育。我指的是漢娜·阿倫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蒙娜·薇依。對此您有什麼話說？
斯坦納：您的判斷我沒法接受。很不幸，我跟漢娜·阿倫特碰過面……我認為她能稱得上一流的作品極少。一位寫了厚厚一本書論述極權主義起源的女人，卻對史達林不置一詞，就因為她丈夫是真正的共產主義 - 史達林主義者？不，謝謝。西蒙娜·薇依？戴高樂將軍說 ：「她瘋了！」您很難反駁這個論斷。她寫的某些東西倒是挺不錯……
阿德勒：但您經常讀西蒙娜·薇依……
斯坦納：她寫過一些出色的東西，但數量很少。好吧，原諒我盲目而淺陋的偏見。一個在奧斯維辛時期拒絕進入天主教堂的女人，說自己猶太血統太純？不，謝謝。這不可寬恕！如果末日審判降臨，這位女士的日子可難熬著呢。第三位您說的是誰來著？
阿德勒：西蒙娜·德·波伏瓦。
斯坦納：了不起的女性。她跟薩特先生在一起何其有幸……何其有幸！真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選擇……
阿德勒：我倒覺得讓 - 保羅·薩特非常幸運。
斯坦納：這完全有可能……當然，我非常欣賞她。不喜歡她的人肯定也有。但為什麼在機會更開放的科學領域（美國就非常積極地激勵女性），卻看不到更多女性的身影？說什麼諾貝爾獎評委會全是帶著偏見的大男子主義者……不，這不是一個能讓我信服的理由。我們一直在各類科學的尖端領域尋找女性的身影，我們一直為菲爾茲獎（相當於數學界的諾貝爾獎）搜索女性得主。有些同事跟我說，這件事真的令人費解。未來的情況可能會好轉。
阿德勒：在您2008年出版的《我沒寫過的那些書》裡，有一章談及愛和女性，您說人類歷史上女性貢獻的創造力並不高。但假如您一路未曾遇到那些您愛的女人、愛您的女人、與您關係親密的女人，以及通過愛的行動教會您一些語言和存在之意義的女人，假如沒有她們，您能像今天一樣擁有充沛的創造力嗎？
斯坦納：您說得非常對，但為什麼沒有一位女卡薩諾瓦去撰寫一本書，講述方程式另一端的故事呢？這樣的書不存在，因為時機未到嗎？我們用不著談論一些法國女作家寫的情色文學，它們無非是稚氣的下流話。下流話本身也可以既有趣又複雜，某些偉大的作家做到了。但我曾試圖證明語言中的唐璜症，而每種語言都有不同的禁忌、不同層次的俚語（跟性相關的隱語極其豐富），且各種語言形成了與其他語言截然不同的綜合的經驗。這是一場無止境的探險。我說過一句至今都很自得的話 ：同步翻譯就是性高潮。反之亦然 ：性高潮——其實很難抵達——就是同步翻譯。每當這曼妙的時刻，我和身旁的女性共享同一種語言。這並不意味著那一刻我們達到了性高潮。我想說的是，翻譯行為同樣具有非常複雜的色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