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去世的喬治·斯坦納堪稱是這個世界上最博學的人之一。他的《語言與沉默》《巴別塔之後》等著作早已翻譯成中文，但是因為深奧駁雜，能讀的人不多。今年《漫長的星期六：斯坦納談話錄》引進過來，能讓我們在了解他主要學術思想的同時，也深入了解這個人的一生。
斯坦納直到晚年還很渴望學習，因為他想起在自己之前擔任《紐約客》首席評論員的埃德蒙·威爾遜，八十多歲時聽說匈牙利詩歌不錯，還努力去學習匈牙利語。斯坦納一輩子對語言都很敏感，最傑出的貢獻就是對語言和翻譯理論的研究，事實上他本人也精通好幾種語言，退休後每天早上都要做一會兒翻譯練習。
正是因為如此，作為一個猶太人，他不去學習以色列的希伯來語多少有點說不過去。以色列沒有忘記他這位世界知名學者，授予他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去領獎的時候，不得不面臨這個尷尬問題。同樣尷尬的問題還包括：你想不想晚年搬到以色列居住？
他的答案顯而易見，不想。《漫長的星期六》中，斯坦納對不會希伯來語感到遺憾，訪談者洛爾·阿德勒建議他去學習。一貫熱愛學習的斯坦納總是支支吾吾——對他來說，這不是隨便學習一門外語的問題，可能也是他一生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很早的時候，斯坦納就見過以色列復國運動領袖本·古裡安，領袖告訴他：「把你的孩子交給我，別的就不用管了。」斯坦納拒絕了，到老他也不對此感到後悔。他為自己兒子、女兒、女婿都是大學教授感到驕傲，而不希望他們為某個政治觀念而獻身。
他以法語、德語和英語為母語，偏偏沒有掌握希伯來語。或許，他對希伯來語從來都是一種矛盾的心情，既非常嚮往，又有某種神秘的抗拒，最終引人矚目地耽誤了。
就這個意義看，斯坦納作為一個猶太人無疑是另類的。訪談中，他談到「如何定義一個猶太人」這個敏感問題。他不贊成用「民族國家」（住在以色列）來定義，也不贊成用宗教信仰（是否信猶太教）來區分，因為他本人不會希伯來語，也不信猶太教，而是把「愛讀書、愛知識、愛智慧」作為猶太人的標籤。作為一個書痴，他甚至不主張去圖書館借書看，而是要自己買回來，因為這樣自己可以亂寫亂畫。
這讓人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寫的，他要去讀博士時，一家人的狂喜。當時住在維也納的猶太人圈子裡，家庭富裕的很多，但這些富翁最開心的卻是自己的孩子讀書厲害。把「求知」作為一個民族的「特性」，顯示出斯坦納的大智慧。他當然為自己是一個猶太人感到自豪，但是卻並不把這種自豪與「國家」聯繫起來，而是作為一個個體進行「體認」。他說過，哪裡有書桌，哪裡就是自己的故鄉。
這種認識，和斯坦納的成長經歷有關。斯坦納的父親是出生於維也納的猶太人，後來定居巴黎，是法國的經濟專家。斯坦納1929年出生於巴黎，1934年在巴黎的一次遊行中，一小群極右翼示威者高喊著「猶太人去死」，隨後又喊出「支持希特勒」。母親想趕緊把窗簾拉下來，父親卻阻止了她，並將斯坦納抱到陽臺上，告訴他「這就是歷史，你永遠不要怕」。
這種童年記憶可能影響到他一生。斯坦納的父親有到美國工作的機會，果斷聽一位朋友的勸告，把全家人都移民到美國。此後的斯坦納，就開始在「求知」中證明自己，他先後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畢業後先後到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工作——終其一生，他都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工作，他甚至也到過印度和中國的大學（北大）短期任教。在世界各地知識的海洋裡漂泊，他樂此不疲。
對一個這樣的「世界人」來講，語言無疑是最重要的問題。斯坦納認識到，語言始終無法做到像數學和音樂那樣的精確性，每一種語言，都代表著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是性愛方式），而翻譯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這樣講的時候並非泛泛而談，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時，斯坦納每天和數學家混在一起，他注意到，不管是日本還是印度的數學家，哪怕英語不行，和美國數學家交流也沒有障礙，一點都不影響他們探討各種公式。
從自己的經歷和研究出發，斯坦納對民族主義始終是警惕的。他同情以色列，也認為以色列建國是了不起的成績，但是他不願意成為以色列公民，甚至對長期生活的美國也很不滿意，所以後來移居到英國。一個從小就目睹了民族壓迫的血淚的孩子，最終依靠閱讀和知識，擺脫了民族主義的泥沼，這可能就是斯坦納作為一個「智者」、「晚生的文藝復興巨匠」給我們的人生智慧。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