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周欣怡
圖/受訪者提供
最近,任教於廣東某二本高校的黃燈出版了新書《我的二本學生》,該書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數量龐大而又被忽視的群體——「二本學生」,由此引發了廣泛關注和討論:二本學生們如何生存?怎樣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特殊群體透視出怎樣的大學教育現狀?
日前,黃燈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獨家專訪。(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黃燈
用非虛構手法呈現二本學生生存現狀
羊城晚報:您為什麼想到要以自己教過的二本學生為題材創作《我的二本學生》這樣一部作品?
黃 燈:我不是專業作家,不存在為了寫作刻意去找題材;自己本職工作就是老師,也是因為教了十幾年書以後有一些感性的認識,就覺得有些話想說。而且在公共領域裡面也很難聽到這種聲音,就出現這樣的創作想法,會有意識地在平時去積累一些材料,跟學生深入交流,有意識地做一些田野調查。
羊城晚報:從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寫這樣一部作品,然後開始著手調查的?
黃 燈:我跟學生交往一直有個習慣,我會儘可能把他們的東西留下來,包括簡訊、郵件、作業,平時我都會做個有心人。但那時候並不是出於寫作的目的,純粹就是覺得不存下來挺可惜的,比如說學生做的作業、寫的作文,我都很捨不得丟。
那個時候都是手寫稿,所以我特別珍惜那些東西,我會放在抽屜裡面,放在我的文件櫃裡面,鎖起來,搬家都保存得很好。
真正想到要寫這樣一部作品應該是四五年以前,那個時候就想到要下意識地多收集一些材料。其實我想寫的幾個群體,有農民群體、工人群體,還有學生群體,都是我很熟悉的。最想寫的就是學生群體,因為確實覺得好多東西都值得說。
然後,有出版社約稿,就決定寫一本書看看。其實平時對學生的家庭情況也有所了解,當老師的時候就跟他們聊了很多,他們背後的故事已經比較熟悉了。
羊城晚報:在寫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黃 燈:還是有困難的,我在寫之前,設想的書跟我現在出版的書差異還蠻大。因為很多東西我特別想寫,但發現真正寫的時候好多東西支撐不起來。
我特別想寫我課堂上的一些情況,給學生上第一堂課是我特別重視的,我想把課堂還原。但現在離開了課堂,很難找到現場感了,然後教的學生又太多,很難聚焦起來,其實那個是我非常想寫的一節。
還有公共課也是,我想非常具體地討論怎麼上課的,但是我覺得我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最後出來的作品也不是說特別不滿意,因為我最想表達的觀點還是表達出來了。
二本學生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
羊城晚報:您作品中也聚焦家庭境況一般的來自鄉鎮的學生,非重點院校學生是不是更多來自寒門?
黃 燈:我聽到很多消息,就是重點大學中農村孩子的比例是越來越低了,但我們那種二本學校有一半來自城市,一半來自農村。相比重點大學,非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還是基本上會更高一些。
羊城晚報:像二本學校這類非重點院校可能成為學生一生的烙印,在您看來,這一標籤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學生的求職和未來生活?
黃 燈:看具體學生做什麼,如果做生意,我覺得沒什麼影響,如果要考研還是有點影響,因為很多重點大學看第一學歷。但是整體來看,重點大學的孩子面對的機會還是要多一些。
那些用人單位有時候為了節省用人成本,會更傾向於找重點大學的孩子,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可能整體素養會好一點,雖然落實到個體的話也不一定。這種偏見會變成一種惰性。比如說考研,學校可能覺得招一個重點大學的學生會更省心一些,上手更快一些,可能他的學術心態會好一些,更容易帶。
羊城晚報:您的本科學校也是二本院校,在您讀書那個時代,「二本學生」是否是一個標籤?
黃 燈:在我們讀書的時候,重點院校和非重點院校之間的層次差異並不是很大。比如我在嶽陽大學,當時還只是一個專科學校。在考研這個層面,其實跟重點大學學生面對的機會是沒有太大差異的,只要能考上名校,學校就能錄。而且那個時候考上大學,從人事制度就保障你是一個幹部的身份,中專、大專和本科,都屬於幹部身份。
羊城晚報:如果二本學生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您有什麼建議?
黃 燈:我覺得一個孩子如果有機會進大學,本身就是一件特別幸運的事情,不管是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都是很值得珍惜的,因為現在能夠考上二本院校其實也很難的,所以,二本學生自我認同度感要更強一些。
到了大學以後,如果是進到一個應用性較強的學校,我覺得還是應該保持更多的專業精神,應該在專業上對自己有所要求,不要短視,只是盯著一個具體的工作;而把個人的素養錘鍊好,以後就會適應更多的工作崗位。
所以,不要太焦慮,舉個例子,一個女孩子來到世界上不是為了嫁人,而是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更完善的人,我們大學生也是這樣,讀大學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變成一個就業的工具,而是要成為一個更優秀、更完善、更能夠充分發揮自我的人。
現在工作的流動性是非常大的,不要覺得第一份工作的決定性特別大,所以,腳踏實地地從最平凡的工作做起,如果真的有能力,有很好的表達能力、思維能力、處事能力、溝通能力,以及相應的專業能力,這個世界是絕對不會埋沒一個真正能幹的人的。有時候把身段放低一點,反而有更大的躍升空間。
現在的孩子最大的缺點就是從應試教育中走來,不落地,不接地氣,如果能夠更多地走進生活,走到基層中去,對一個年輕人的成長是非常有用的。
平衡大學教育中的實用化與精英化
羊城晚報: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否使大學教育的目標發生了一些調整?
黃 燈:市場化以後,大學教育就從精英教育變成了大眾化教育。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還是偏於精英教育,大學招的人比較少,甚至初中到高中錄取的都很少。
現在大學都擴招了,那社會的整體文化素質會比以前要高。也不能完全說在大眾化教育時代,大學教育質量就降低了,比如說有些理科工科,可能質量還是有所提高的,但是人文這一塊我覺得確實是沒那麼重視。比如說歷史、哲學、文學,其實是越來越邊緣化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專業直接決定以後的就業,比如說學金融的,可能整體的薪酬就要比別的行業高一些,這樣就會導致大學教育裡面專業越來越跟具體的工作對接。
學校希望培養的學生馬上能到社會上,能直接上手,馬上就可以立足。當然這個目標也沒錯,本來大眾化教育階段就是把人等同於人力資源,人就是資源。但我們讀大學的時候人還不完全是資源,就是個大學生;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那種「天之驕子」的感覺還蠻明顯的。
羊城晚報:這對二本大學這類非重點院校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黃 燈:現在一般本科院校,辦學確實比較微妙。一方面要培養就業的人才,另一方面在整個學科建制裡,又需要做科研。現在純研究型的大學不難辦,因為它的定位很清晰,學生出來基本上都是繼續深造讀研讀博;職業院校也不糾結,培養出來的孩子就是做實實在在的事情。
但是這種應用型的本科院校就比較糾結,它的定位始終在搖擺。它必須重視學生的就業,不然招生都成問題,但又不能不搞科研,因為整個學校的評價機制在那裡,所以它兩邊都要抓,事實上兩邊抓起來都沒有優勢。那些學生又學理論又學實踐,學了很多,但學的都是皮毛,付出很多,未必有相應多的收穫。
羊城晚報:如何平衡大學教育中的實用化與精英化問題?
黃 燈:大眾化教育是趨勢,它本身就是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上大學。所以我覺得沒什麼不好,關鍵問題是怎麼樣提高教學質量,怎麼樣讓培養的孩子在社會上更容易立足,我覺得現在應該考慮的不是上不上大學的問題,而是怎麼樣把大學上好的問題。
理想化的狀態就是,學生不要完全被就業綁架,在大學裡有更多的時間讓他們成長。整個讀大學的過程應該更享受一點,不要完全被找工作或考研壓迫得那麼厲害。
另一方面,希望大學的人文環境更好一些,人文教育對學生的滋養更多一些,這對年輕人的一生都有好處。不管是什麼專業的學生,都需要這種通識教育和人文教育。現在人文精神的重視和培養確實太匱乏了,有條件有機會應該儘量給那些孩子多一點人文薰陶。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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