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嘉伯那年才18歲,他在汕尾沿海被捕,一路押送回了汕頭,關在了中山公園裡。「差不多就是在少年宮那個位置,」他只能憑藉記憶回想起一些,「當時那裡有個治安支部。」
一起被遣送回來的,是在同一條船上被抓的人,他們都背負著同一個罪名:偷渡。
文革十年,大學停止招生,這是嘉伯口中偷渡的首要原因:「有書讀的時候其實也不認真,但真的沒得讀了,又開始害怕了。」
也許他害怕的不只是失學帶來的危機感,還有擺在眼前的上山下鄉帶來的恐懼,他對毫無把握的未來感到絕望。經過了無數個夜晚的反覆掙扎,他最終下定決心要逃。
那個年代人們能做的逃亡選擇其實很有限,只有一海之隔的香港是最佳目的地,他打聽到在礐石那邊,靠近潮陽一側的海邊有人在組織偷渡,於是收拾了簡單的衣物離家出走。
「我很怕出不去」,這是嘉伯內心的真實聲音,那時候他對「逃」的渴望達到了一個臨界點,隨時都會迸發,因此他是下了狠心的,誰也攔不住的,以至于堅持「不給錢不能上船」的船主也拗不過他,他們看他倔得很,怕不讓他上船他會去報案告發,最終給他擠了個位置。
之所以說「擠」,是因為船艙確實沒位置了,人太多了,男女老少擠在狹窄的船艙裡,空氣悶熱,氧氣稀薄,還瀰漫著大小便的臭味,有的姑娘真的憋到受不了,只能紅著臉讓身邊的人騰點位置,她好蹲下解手。
這個場景仿佛回到那個罪惡的黑奴販賣年代。「就像一群活死人」,船上的人面無表情,也一言不發,空氣中的壓力把他們死死按在精神沼澤裡,動彈不得,快要窒息的感覺把他們帶入迷離之際,緊張、疲勞,等待命運裁決。
逃港,在過去的一段時期裡,曾是廣東境內的一股潮流,其中也包括汕頭。如今直接闡述這一往事的資料並不算多,但在藝術作品乃至影視裡我們仍能窺探到一些痕跡,比如2017年大熱的電影《追龍》。
以毒梟吳錫豪為原型的電影除了這部《追龍》,還有1991年的《跛豪》,兩部相隔26年的電影建立在同一個背景上:1962年,汕頭達濠人阿豪移民香港。
移民,是一種更含蓄的表達,事實上那一年前往香港的大陸人走的是「非法越境」的路子,通俗點說叫偷渡,也稱之為「逃港」。
1962那一年,爆發了逃港高峰「五月大逃亡」,通過廣東沿海朝著香港奔去的大陸人數目龐大,難以想像,其中也夾雜著阿豪這樣的汕頭人,因為這一年的汕頭已經破敗不堪。
根據紀實書籍《大逃港》(陳秉安著)披露,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的汕頭,實際上已經陷入嚴重的糧食短缺困境,缺糧人數超過六十四萬(參考下圖),這六十四萬裡誕生了許多逃港者,要麼逃,要麼餓,這是那一時期許多人不得不面對的生存問題,這是生命的根本問題。
如今不少汕頭人家裡都有那麼一兩個香港親戚,其中不少便是在60年代越境過港的,他們有的走陸地從深圳一帶跨境,也有的走海路坐船離岸。為了從海上堵截這些人,那一時期的漁民也承擔著海上護衛的民兵任務,他們不脫離生產工作,要捕魚也要捕偷渡者,如果有收穫,他們就可以得到一定獎勵。
1968年,嘉伯偷渡的船隻正是被漁民截獲,那是兩艘從饒平開出來的帆船,又大又快,上面的民兵還帶著槍枝。那一天他徹底陷入絕望,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到底是什麼,腦子一片空白地被帶上岸,被收押,被遣返。
嘉伯的老伴於阿姨那一年也還在念中學,有一天朋友跑去告訴她嘉伯被關起來了,就在中山公園裡,她跑去看他,看他折騰了幾個月瘦的不成人樣,知道他再下去真要餓壞了,於是每天都做了飯送給他過去。
事情很快被好事的同學傳開,學校也知道了,有一回課間開著大喇叭搞不點名批評,說你們有些女同學覺悟不行啊,跟偷渡犯來往,居然還送飯,女孩子家,不要臉。
她一下子成了學校紅人,有知情的同學帶著好奇的學生爬了幾層樓來教室門口看她,跟動物園看小動物一樣。所幸她生來是不在乎眼光的,「他們愛看就看嘛,會怎麼樣」,於阿姨壓根沒當回事,她照舊去送飯,直到嘉伯出來。
這一年的後半年,他們一起下鄉做了知青,這一生的後半生,他們相伴做了夫妻。
嘉伯最終沒能逃脫命運,他曾經試圖掙扎,成為許多逃港的汕頭人中的一員,但他終究未能如願,被命運狠狠地推了回來。也許命運真的是註定的。
那些年也有偷渡成功的人,站上香港的土地後便給家裡發電報,那年頭的郵局很講究,收到壞消息就給電報帶上白條再轉送家人,收到好消息則帶上紅條,而這些偷渡成功的電報最終都被附上紅條,作為喜訊傳遞到家人手中。
那是一個畸形的人間,一邊是封殺堵截,仿佛偷渡十惡不赦,另一邊卻是狂歡慶祝,仿佛偷渡是天大的喜事。
六十年代,平叔還只是個小學生,他常常和同學們一起遊泳,「遊到礐石,再遊回來」,他們偶爾會看到一些船隻靠岸,然後像產卵一樣,從船腹裡湧出密密麻麻的人頭,船上的人大喊「香港到了,快跑啊,別被抓到啊」,於是人們臉上寫滿了惶恐和緊張,手腳並用,連滾帶爬往陸地深處跑。
平叔和同學們會笑的前俯後仰,他們覺得這些人真是傻子,他只知道這些人被騙了,但年幼的他不知道這恐怕是世界上最無情的欺騙。
這幫被生活壓迫到極點的可憐人,把最後一點錢交給船夫,押在了偷渡上,這很可能是他們人生最後的一點希望了,一個人要有多殘酷多冷血,才敢把他們最後這一點希望摔的稀碎。
內中有些人反應快,看到背後的船隻火速離岸遠去就明白了過來,趴在地上放聲痛哭,很多年後平叔懂了,不知道能怎麼說,只說「很可憐,很可憐」。
逃港曾經是廣東沿海一帶瘋狂的潮流,汕頭也是其中一站,如今我們很難去考究那一時期究竟有多少汕頭人嘗試過逃港,又有多少汕頭人真的實現了逃港。而逃到香港的那些人裡,有的像吳錫豪一樣走上犯罪道路,也有的成了所在行業的佼佼者,但絕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平凡地過著普通的生活,不論如何,他們最初的目的都只是為了能活著,他們做到了。
後來逃港的潮流隨著特區的建設逐漸退卻,經濟的發展改善了環境,一海之隔的彼岸終於不再那麼迷人,其實原本大家也不是有多喜歡那個彼岸,如果不是迫於無奈,誰願意做一個非法的逃亡者,一個悲苦的異鄉人?
如今時代過去了,從今以後大概再不會有人因為經濟環境而偷渡香港了,一邊圍堵一邊卻狂歡的畸形人間也被歲月的風吹散,但我們仍希望能把它牢記在心裡,至少那個人間教會了我們:有些事情不是簡單的對錯好壞,也不是粗暴的封殺堵截就能解決的。
時代會過去,城市會變遷,我們總該蛻化。
本文插圖 / 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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