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對於《芳華》，讚美與批判意義都不大。如果社會不能形成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歷的共識，如果藝術工作者只是展現自己對各種流俗觀念的附庸，對於這部電影的讚美與批判無非是其他所有領域的爭吵轉移了陣地，借著這部電影的話頭，把所有說過的話再說一遍;把曾經吵過的架再吵一邊。曾經吵翻天的言論，沒有結論的依然沒有結論。否定前三十年的，沒什麼改變。否定後三十年的，也沒什麼新意。這個一團亂麻的電影，在一團亂麻的輿論中，熱鬧一陣後，終究會被忘記。
《芳華》從投拍到推廣，從改檔到上映，在媒體上就一直呈現亂鬨鬨的狀態。各種媒體表現是故意的、被迫的，無奈的、炒作的，叫好的、痛斥的……這部電影在媒體上一團亂麻的表現，源自於這部電影本身的一團亂麻。申明一下，我是自己花錢買票看的電影。
《芳華》讓我想起很多往事。我從小學三、四年級起就開始上臺演出，其實我唱歌、跳舞、打快板都不好。後來老師讓我報幕，讓我講《水滸》故事。後來我學吹竹笛，很快超過所有師兄。高中時，我是校樂隊第一笛子手，我不願去，老師還得哄著我。我小時候沒見過文藝女兵，只見過裝束與文藝女兵差不多的中學紅衛兵演出隊。我到部隊駐地表演過，印象最深的，一是白米飯隨便吃，二是戰士看演出很認真，哪怕只是我們這些毛孩子的演出。
1979年上半年，我還在勞改農場讀初三。那時老師讓我負責廣播室，每天早上先播早新聞，然後播廣播體操。課間播眼保健操，晚上再播新聞聯播。這讓我從那時起就脫離群眾，不用和大家一起做操，一起自習，自己有個小辦公室的鑰匙。我記得很清楚，1979年3月的某一天清晨，我像平常一樣獨自來到廣播室，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早新聞轉到大喇叭裡。我聽到很嚴肅的聲音：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了。我那時不知道這場戰爭的意義，也沒人告訴我。
2個月後的某一天，老師把我喊出教室，說我父親的朋友要帶我去上海，讓我趕緊去宿舍收拾東西。那一天，我永遠離開了勞改農場，至今再也沒有回去過。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坐上軍用吉普車，跟著兩個不認識的叔叔，驅車200多公裡。途中還到宜興善卷洞玩了一趟。然後我到了上海的親戚家，進了上海的一所初中。2個月後考高中，我進了上海中學。我不知道那是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我父母當時還在勞改農場忙著平反，我在上海只能寄住在親戚家。上海中學像我在勞改農場時的初中一樣，是寄宿的。沒有大人管，父母覺得讓我在寄宿學校，他們可以放心些。
我說這一段是想說明，1979年，對於我個人是一個重大轉折。同樣，1979年對於我們國家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說是在1978年召開，實際上是在年底，真正的影響都從1979年開始呈現。電影《芳華》中，1979年也是重要的節點、轉折點。影片裡男女主角的命運在那一年發生了重大改變。此外還有大量的中國人像電影裡的人物一樣，像我一樣，在那一年被徹底改變了命運。其中也包括這部電影的小說原著者、導演等。這成為我們理解這部電影的一個時代背景。
如果在1979年之前，中國的藝術家要表現一個故事，會有一套模式，後人稱之為「臉譜化」、「高大全」等。對於那些藝術生命成熟期在1979年之前的藝術家來說，這很正常。對於藝術生命的成熟在1979年以後的藝術家來說，例如一些80後紅人(姑且也把他們算作藝術家吧)，他們會把姚文元派到延安去整風，很可能也會把那場邊境戰爭搬到諾曼第去，讓劉峰變成米國大兵瑞恩的指導員。他們根本就沒有那段經歷，惡搞一下，甚至連惡搞的興趣都沒有，直接在「小時代」裡倒灶，仿佛1979年以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把歷史當成惡搞的素材。
然而，《芳華》的主創人員跨越了兩個時代，雖然這電影的上映離1979年已38年，但是，在兩個時代的碰撞日益頻繁的今天，這些跨時代的創作者，既不能像1979年前的老藝術家那樣堅定不改，又不能像80後位藝術家那樣輕浮不恭，卻能以親歷者加思想者的身份，貌似深刻地以個人回憶的方式再現歷史，無意中將兩個時代烙印統統帶上，變成一團亂麻的源頭。事實上，電影情節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說歷史的人，目的都是說今天，更何況那是藝術創作。
《芳華》裡顯然有大量對改開之前的中國社會的否定。說實話都快40年了，那些否定毛澤東時代的觀點、否定的角度、否定的手法，還是那麼一成不變，還是我18歲時就已熟悉的味道。這些觀點已經被批駁過無數次，但每次喬裝打扮再出現，仍然被當成是宇宙新發現，一副思想發明家的厚臉皮，讓人生厭。不得不說，否定前三十年的某些人，可能終老也不會再進步了。
然而，《芳華》裡顯然還有不少對1979年之前歲月的留戀和懷念。不管有人說是白花花的大腿胸脯，還是溼漉漉的澡堂、更衣室、遊泳池，哪怕說它是馮小剛夢中的「大觀園」，《芳華》的懷舊情結終歸是很明顯的。例如讓何小婷恢復正常的那段夜幕下的瘋子獨舞，那場泣不成聲、通宵達旦，讓人覺得唐突的散夥飯等。影院裡有人被感動，很正常，很可能就像我，看電影時，想起很多自己的往事。我不認為馮小剛的戀舊、懷念是虛假的感情。但這就形成了這部電影的麻煩——觀念上是否定歷史的陳詞濫調，感情上卻有對那段歷史無法割捨的依戀，這是影片的內亂。再與社會上的外亂結合在一起，一小團亂麻就成了一大團亂麻。誰有所謂快刀呢?
舉個例子。劉峰在海南被聯防隊員打，昔日文工團女戰友路過，情急大罵：CNM，你們居然敢打傷殘軍人、戰鬥英雄!且不管情節是否真實，只是判斷一下，馮小剛用這段臺詞的心態，是真情還是假意?我認為這是馮小剛真實的心情，它並沒什麼錯。社會的確應該尊重軍人，更何況是傷殘軍人、戰鬥英雄。但是，如果要嘲笑一個雷鋒式的人物沒有好下場，何必還要用資本家慷慨解囊的方式同情他、幫助他?甚至要求社會尊重他、回報他?如果說這個情節是為了體現新興資產階級的善良，反襯中國政府的冷漠，那麼，面對現實中的確存在對傷殘軍人的冷漠，我們是否該問一問：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的傳統嗎?難道不是「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反共思潮的結果?所以，用新興資本家的視角去批判對共產黨軍隊戰鬥英雄的冷漠，不覺得滑稽嗎?連同影片最後旁白中對劉峰、何小婷普通、平淡生活的羨慕，虛偽與真實攪拌在一起，顯示出創作者在影片內部留下的混亂。
我看到一些竭力誇讚這段情節的言論。誇讚者在別的地方一直是抹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為何在這裡，他們變為同情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的角色?換句話說，當某些人昨天還在嘲笑、挖苦黃繼光、邱少雲，今天卻在同情劉峰，你不覺得是拿錯劇本了?他們是真的同情雷鋒式的英雄，還是假裝同情、別有所圖、欲語還休呢?我相信，這種外部錯亂，馮小剛本人也未必能搞清究竟為何會出現。當文工團院門口的毛主席畫像變成了可口可樂的巨幅廣告，馮小剛是拍手稱快還是若有所失?
中共十八大以後，有一個觀點已經廣為人知，即「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芳華》中重要的1979年，恰恰在兩個三十年的分割線上。當年令人羨慕的綠軍裝與喇叭褲、錄音機、鄧麗君一起出現時，當枯燥的排練與考大學、跨國婚姻都成為選項時，它究竟是屬於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它們究竟是互相否定還是互相肯定?或者是互相無關?就像金庸筆下的老頑童周伯通自身左右手互搏，電影創作者亂了，觀眾也亂了，電影評論者更亂。雖然中央高層的聲音是「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是，有多少人同意、接受?或者說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同意、接受的往往都沉默不語，大聲嚷嚷的大都是不真正同意的。當今天的中國對於「兩個三十年」的關係爭論不休的時候，電影《芳華》的內亂，與全社會的外亂結合在一起，最終變成了一場喋喋不休的撕扯，同時成為今天中國輿論圈的縮影。
對於《芳華》，讚美與批判意義都不大。如果社會不能形成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歷的共識，如果藝術工作者只是展現自己對各種流俗觀念的附庸，對於這部電影的讚美與批判無非是其他所有領域的爭吵轉移了陣地，借著這部電影的話頭，把所有說過的話再說一遍;把曾經吵過的架再吵一邊。曾經吵翻天的言論，沒有結論的依然沒有結論。否定前三十年的，沒什麼改變。否定後三十年的，也沒什麼新意。這個一團亂麻的電影，在一團亂麻的輿論中，熱鬧一陣後，終究會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