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由孫中山提議創立於1924年，初名國立廣東大學
由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公立法政大學、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合併而成。
1926年定名為 「國立中山大學」。上世紀30年代發展成為具備文、法、理、農、醫科學院的綜合性大學。
1935年，設立研究院，開始招收研究生。中山大學校園先後選址文明路和五山石牌校區，
新中國成立後，經院系調整，中大校園遷址原嶺南大學康樂園校區。
2000年以後，先後建立珠海校區、東校區。2001年中山大學與中山醫科大學合併，原中山醫科大學校園成為北校區。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大學中，只有3所國立大學設立了研究院，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一所在1924年才正式創校的大學，在遠離中國文化中心地帶的南方，撐起現代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大旗，成為華南的學術重鎮，離不開一位具有現代教育意識、卓越管理能力和胸懷寬闊舵手的推動，這人就是兩度出掌中山大學校務的首任校長鄒魯。
在中山大學走過90個春秋的日子，記者沿著鄒魯當年的足跡，到大埔和廣州實地採訪，感受這位政治家和教育家從事革命的風雲之氣，探尋他致力中國現代教育的「樹木樹人兼樹谷」的百年心。
在大埔縣的茶陽鎮，有座著名的「父子進士牌坊」，拾級而上是大埔中學，這裡原是大埔縣學宮舊址，日後成為中大校長的鄒魯，於1885年出生在學宮旁的一所普通民居裡。
鄒魯故居
鄒魯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處於救亡圖存的危難時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促使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從家鄉接受私塾教育到潮州的韓山書院讀書，後來考入廣州的廣東法政學堂，鄒魯逐漸接受排滿革命思想。
1907年，鄒魯加入同盟會。他是怎樣加入同盟會的，具體情況已經無法了解。中大歷史系教授李吉奎認為，在法政學堂任教的朱執信有可能是介紹人，因為朱執信從日本回國前已經加入同盟會，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
1933年，鄒魯（左6）等人於中山大學石牌校區校訓石前合影。
在廣州，鄒魯結識了著名愛國詩人丘逢甲，並拜他為師。丘逢甲對鄒魯出身平民家庭，卻有汪洋浩大的氣度，非常欣賞。一次，鄒魯奉命唱和丘逢甲的《秋興》詩八首，其中末句為「英雄心血人間事，芒碭當年豈有雲！」借用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典故。丘逢甲認為：「此『彼可取而代之也』之氣，須善藏之。」勸諭他要善於收斂，在從事革命活動中懂得自我保護。
鄒魯身上的風雲之氣使他成為反清革命中堅。他利用在兩廣方言學堂、廣東諮議局等任職的身份為掩護，先後參與策劃廣州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等活動，在身份暴露後遠走香港。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他潛回內地參與光復廣東，隨即出任姚雨平統領的廣東北伐軍兵站總監，捍衛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民國成立後，鄒魯當選為國會參議院議員，在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闢、拒絕曹錕賄選、恢復《臨時約法》等事件中擔當重要角色。
作為孫中山先生遺囑的證明人，鄒魯堅定認為自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但從參加北京的西山會議開始，鄒魯走上一條既反共、又反蔣的政治道路，甚至一度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伴隨著爭議，他在國民黨權力場上政治地位逐步邊緣化。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認為，鄒魯在政治上是一輩子很不得志的，但他並沒有因此改變基本立場，就像後來在創辦中山大學秉持的經費獨立辦學理念以及堅持抗日的立場一樣。
作為粵系政治人物之一，鄒魯在民國中晚期的政壇影響日見衰微，然後這種落寞又令他在另一領域取得人生的成功。
尋訪大學校長鄒魯訪談↓↓
1923年，在廣東建立國民革命政府的孫中山先生為了培養革命文武人才，決定創建黃埔軍校和廣東大學，由此前被他任命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的鄒魯負責籌辦廣東大學的工作。
孫中山為何如此信任鄒魯？李吉奎教授解釋了有關的歷史背景。他說，鄒魯是國民黨元老，與孫中山沒有任何不愉快的經歷，在1922年孫中山與陳炯明分道揚鑣之後，作為陳炯明同學兼友人的鄒魯成為孫中山一方溝通陳炯明乃至粵系將領的橋梁。鄒魯堅定站在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在聯絡劉震寰、楊希閔的滇桂軍隊及沈鴻英部參與驅逐陳炯明勢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鄒魯將廣東省財政廳長的職位移交後，在整頓廣東高師校務方面實效明顯。中大學者馮雙認為，在參加反清革命前，鄒魯在創辦樂群中學和潮嘉師範學堂上，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特別是潮嘉師範學堂具有大學預科的性質。
在鄒魯的大力推動下，通過半年的緊張籌備，鄒魯就任廣東大學校長，於1924年9月25日開學，11月11日舉行成立典禮。不論是在延攬優秀的師資人才，還是在初步確定規劃石牌新校區上，這所新生的大學在鄒魯謀劃下展現新氣象。
然而隨著孫中山的逝世，鄒魯捲入動蕩的左右之爭政治漩渦。成為當時國共合作反對派的鄒魯，終於在1925年離開廣東大學校長職位。
命運註定鄒魯與這所大學有不解之緣，1932年，已經為紀念孫中山而更名的中山大學，再次迎來校長鄒魯，這對中山大學的發展是個歷史轉折點。鄒魯發揮他縱橫捭闔的管理才能，為中大的前進注入強勁的動力。
石牌新校區的建設是鄒魯任上的大手筆，他為校址分散的學校規劃的新校址面積達12000畝。建設需要巨額的經費，為謀求獨立穩定的辦學經費，他與中央乃至地方政府要員們磨破了嘴唇，以他自己的話形容：「為了捐款，除沒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頭外，可說一切都已做到。」更為難得的是，初具規模的建設僅僅花了前後5年的時間。
程煥文表示，今天中大多個校區的面積加在一起，依然未超過鄒魯當年規劃的石牌校區的面積，鄒魯在籌集學校建設經費上的韌性和智慧，的確是令人稱道。
中大原石牌校區今天已經成為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高校的校址，鄒魯任內完成的眾多建築依然散布在校園的角落，包括兩座由他親筆題字的石牌坊成為廣州市級文保單位。
如果說超前的校園建設為中大邁向中國一流的大學奠定硬體基礎，那麼在鄒魯任內，學科體系的完善和優良師資的引進，為中大學術研究水平和人才培養快速提升起到決定性作用。陳煥鏞、梁伯強、丁穎、朱洗、斯行健、樂森、孫雲鑄、楊遵儀等這些日後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的教授，都是鄒魯招攬的傑出學者；而在人文領域，商承祚、朱謙之、高劍父、羅香林、朱希祖、吳康、古直等也是一時之俊彥。當時的中山大學構建的文科、理工科、醫學科、農林、法科專業體系，以滿足「研究高深學問，培植專門人才，發展社會文化」的辦學宗旨。
鄒魯在推動中大邁向現代化一流高校的同時，非常注重學校的辦學特色。他在新校園的石刻題詞「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以示創校的艱辛和辦學的信念。他注重培養應用型人才和研究成果支持當下的社會建設，為此，他在廣東多地建設農林示範場，為科研和學生實踐提供條件。同時，他有意識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健全學生的人格培養，從親筆題寫校訓內容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於校園各處，可以看出鄒魯治校的苦心孤詣。
1936年5月，鄒魯被德國海德堡大學授予法學名譽博士學位，這既是對他治校成就的肯定，也是中山大學走向世界的標誌。其時的中大在石牌校園建起一座明遠亭，由梅縣籍的中大教授古直撰寫明遠亭銘文，以紀念這一盛事。
然而隨著歷史的變遷，以及中大校址的更改，特別是基於政治原因的考慮，鄒魯曾經執掌這所著名大學的歷史和成就，被有意無意地忽略，甚少被人提及。留在一些學子腦海中的似乎只是他參加西山會議的國民黨右派形象。記者看到，位於石牌的明遠亭被移作他用，碑銘也被遺棄在角落草叢裡。
歷史老人並不永遠健忘。2004年是中山大學成立80周年，在校方的努力之下，「鄒魯校長紀念室」在中大南區校園的圖書館落成，裡面展示鄒魯子女捐獻的大量其生前遺物，包括文稿、書畫和照片。
特別有意義的是，鄒魯以銅像的方式重返中大校園。那一年校方為三位傑出的校友樹立銅像，分別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前校長許崇清以及首任校長鄒魯。來自梅州的在讀中大碩士研究生羅曉燕表示，進入中大讀書，除了錄取通知書上的現任校長名字，同學們印象最深刻的中大校長就是首任校長鄒魯，還知道他是校歌歌詞的作者。
中大校歌
鄒魯曾在中大紀念石牌校區落成慶祝典禮上賦詩以寄心聲:「藍縷篳路啟山林，寸寸山林盡化金。樹木樹人兼樹谷，規模遠託百年心。」如今，中大學人對他的重新認知，社會對他為中國近現代教育作出貢獻的敬意，是對他為中大創辦和崛起嘔心瀝血努力的歷史回應。
中大校慶迎接鄒魯「歸來」的這一年，離他去世的時間剛好半個世紀。1954年2月13日，鄒魯在臺北寓所因腦溢血病逝。
訪談對象：
馮 雙：中山大學學者
程煥文：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
採訪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
記者：中大校史對鄒魯校長的歷史作用是如何定位的？
程煥文：在中大校史上，鄒魯先生兩次出任校長。首先，他是以中大創校校長載入史冊的，那時主校區還在廣州老城的文明路。在他第二次擔任中大校長後，中大進入民國時代最為輝煌的時期。因此，他既是創校校長，又是為中大在關鍵時期的發展奠定基礎的關鍵人物，其貢獻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如何評價鄒魯在中山大學辦學中的貢獻地位？
馮雙：鄒魯在就任中山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中，突出了以人才培養為辦學基礎，以經費獨立為辦學保障，以實用主義為辦學實踐，以仁愛教育為核心。在學校的管理中，做到引才育才並舉，為中大延聘和培養了一批傑出的教學科研人才，同時做到倡導學術自由。
在辦學實踐中，鄒魯非常重視實用科學教育，重視文、理、工、農科專業的均衡發展。在當時中國大學文科比重偏大的背景下，正是鄒魯任內，中山大學建立完善了工科體系，另外他還非常重視職業教育，為農林科師生建立一批示範場，即實踐基地。
因此，鄒魯是中大歷史上公認第一個值得高度肯定的人物，對中大的發展具有奠基性、原創性的貢獻。石牌校區的創立，中大當時所具備的包容性、國際性，使之成為一所國際知名大學而走向世界。
記者：鄒魯並沒有接受過嚴格高等教育，為何辦學取得如此成功，二十九國遊歷對他的辦學理念有何影響？
馮雙：鄒魯其實是非常喜歡教育的。青年時代，他就參與家鄉樂群中學和其他蒙學性質學校的創辦活動，從基礎教育做起。後來又從事潮嘉師範學堂的興辦，這已經有了正規高等教育預科的雛形，而且，在創辦中大以前，他還短期擔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他從事教育管理的履歷，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鄒魯二十九國遊歷，考察了歐美國家的主要大學，其中德國的教育模式對他的影響很大。一個是應用型的工科教育、農科教育，所以他在辦學實踐中重視學生的鄉村實踐，以推動啟發民智，推動農業生產。另一個是辦學宗旨提倡仁愛教育，弘揚愛國主義，為抗戰準備起到良好效果，如他鼓勵梅縣籍的梁伯強教授編寫的應對毒氣戰的醫學教材，實用效果突出。
1936年鄒魯（右二）在德國接受海德堡大學博士學位
記者：你對今後中大包括梅州進一步研究紀念鄒魯這位歷史人物有什麼建議？
程煥文：鄒魯在政治上的評價是由歷史學家研究和留待歷史評說的。中大設立「鄒魯校長紀念室」是紀念他在中大的貢獻。學校也在考慮出版《鄒魯全集》。在大埔的鄒魯祖居敬愛堂，他的宗親也在考慮維修那座建築，儘管鄒魯未在裡面住過，但經過維護也是可以作為紀念緬懷鄒魯的一個文化景點。
鄒魯原名鄒澄生。他後來改名鄒魯，字海濱。按他的說法，是因為覺得自己天資魯鈍，尤其是記憶力不好，故改名不斷鞭策自己，要勤能補拙。這或許是他治學和做人謙虛的一種姿態。因為鄒魯的故鄉大埔縣當時屬於潮州府一部分，潮州是個文化之鄉，素有「海濱鄒魯」的別稱，比擬為大教育家孔子的故鄉山東。有意思的是，尊稱為海濱先生的鄒魯，後來也成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鄒魯出生於清貧之家，卻對自己充滿自信。他第一次見到大詩人丘逢甲時，丘逢甲連續問他：「你是世家子弟？你是富家子弟？你有富貴的親戚？」當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丘逢甲喃喃自語：「貧寒子弟，哪會有如此汪洋浩大的氣度？」鄒魯先生對這一往事的回憶正是對自己能力自信的心理反映。
鄒魯還曾賦詩《南京憶辛亥統師入城》：「統師當日入南京，老幼沿街拍手迎。都訝元戎怪年少，哪知馬上是書生。」講述的是1911年冬，他隨廣東北伐軍策馬進入南京，被市民誤認為是革命軍統帥黃興的趣事。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對自己氣度自信的佐證。
鄒魯從事革命後，自上世紀20年代後就沒有回過家鄉，但並未隔斷他與家鄉的情結。在中大就有一批梅州籍的人士一起共事，包括吳康、梁龍、古直、溫廷敬、蕭冠英、梁伯強、李挺、侯過、黃枯桐等人。
歸讀公園鄒魯亭
1944年初，已經卸任中大校長一職的鄒魯迎來60歲的生日。以客家籍人士為主的社會各界人士，共推當時也客居重慶的大畫家林風眠創作一幅《長江不盡圖》長卷以資慶賀。這幅林風眠創作的長卷由梅縣籍人士李翼中撰寫序文，列舉了鄒魯在踐行孫中山「文有中大、武有黃埔」培養革命人才的理念所作的貢獻。
列名慶賀者中梅州籍知名人士有李次溫、羅翼群、趙一肩、張炎元、古文捷、郭壽華、彭精一、侯標慶、李翼中、李金髮、鄒志奮、羅香林、林風眠、池中寬、黃延凱、李繼淵、李希穆等人。其中林風眠、羅香林、古文捷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大學校長之一。
這幅現藏於中大的藝術巨匠畫作，成為鄒魯與家鄉梅州一脈勾連的見證。
點開看大圖
撰文：劉奕宏
攝像：陳炯峰
剪輯：梁威
網編：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