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 顯然，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自我建設過程中，勇於自我反思、善於自我否定、敢於自我超越、強於自我修復的能力和品格，旨在始終確保黨性與人民性、黨性與先進性、黨性與時代性的高度一致。
自我革命充滿著辯證法的深刻原理
「自我革命精神」的緣起，最深刻的動因來自於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40年改革開放實踐，正是依照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辯證法推動的。
自我革命充滿著辯證法的深刻原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自我革命提倡自我批判精神。馬克思指出：「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辯證法的批判性在於：凡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趨勢的現實存在，都加以推進；凡是脫離歷史發展規律和趨勢的現存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更替。辯證法的革命性在於：它總是以先進性替代腐朽性，合法性替代任性，以科學性替代隨意性，以新生事物替代舊事物，不斷推出具有摧枯拉朽性質的制度改革與創新。
其二，自我革命把事物的新陳代謝視為自身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提倡積極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修復，而不是外在的強力幹預。在哲學智慧的寶庫中， 唯有辯證法才具有生生不息、革故鼎新的生命活力。黑格爾深刻地揭示了矛盾是事物發展動力的哲理，他既把發展看成事物內在的矛盾雙方對立、排斥、鬥爭而過渡到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統一過程，更看重矛盾通過辯證的自我否定、自我揚棄，從而達到事物不斷趨於真理性存在的極佳境界。在辯證法中，否定是揚棄，既克服又保留，而不是毀棄和徹底消滅。
其三，自我革命是主體對外部世界的能動駕馭。信奉「美是艱難的、優秀需要苦難」的哲理，辯證法注重發展不是線性的上升圖式，而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圓圈運動。
改革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的自我革命精神
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黨從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深刻論述，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進改革」的政治哲學理念，反映了黨對改革開放過程的駕馭已愈來愈顯示出高度的自覺性和辯證的能動性。改革不再是主體消極、被動地適應客體的結果，而是主體能動地改造客體的智慧象徵，它體現了我們黨不斷追求自由和進步的意志，也表達了黨對自身生命所給予的終極關懷的熱情。改革不走階級鬥爭的道路，而是採取最具人性化、理性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轉型方式，用自我設計、自我發動、自我革命的精神，實現歷史演化創新的目標。這種能動架構社會發展的智慧邏輯在哲學家康德那裡被稱為人類追求進步的稟賦。在他看來，追求歷史進步是人類的秉性，歷史進步的實現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關鍵是人力的自覺合理安排。
改革最彰顯「人力自覺合理安排」之處就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自我革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興黨強黨，就必須以勇於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錘鍊自己，只有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實現自身跨越，才能不斷給黨和人民事業注入生機活力。值得指出的是，改革的「自我革命」的性質被詮釋為：改革必須始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科學理性設計的規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循序漸進地推進位度完善並創新的過程。很明顯，這裡強調了兩點：先進的政黨是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和掌舵人；廣大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的主體力量。
具體來說，自我革命的廣度和深度深刻地反映在：（1）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論命題的創新。（2）從摸著石頭過河，邊改革、邊實踐、邊認識，發展到注重理論先導、科學決策、超前規劃。（3）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再到五大新發展理念的系統提升。（4）從改革初期對抽象人的反思到個人財產的實體性和主體性的法律確認，再到中國夢是每個人現實的夢、人人出彩、個個樂在其中的戰略實施。（5）從農村承包製的改革到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6）從追求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到以質量為內涵的發展模式，再到以提高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為核心的綠色發展模式。（7）從傳統的四總部建制的軍事管理體系到構建能夠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履行使命任務的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這些具有自我革命性質的重大變革，每一步都體現了我們黨根據時代變化和人民群眾的需求，所提出的理性化戰略決策的智慧，而這些智慧中都蘊含著辯證法的豐富內涵。
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是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鬥，擼起袖子加油幹，真抓實幹的自我革命的結果，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記載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歷經磨難、曲折、困苦，通過頑強拼搏創造歷史的全過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通過不斷自我革命精神的弘揚，才從可能性走向現實性。
改革者絕不會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
如果進一步挖掘理論邏輯，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自我革命精神還植根於執政黨的精神自覺和文化自覺。
首先是精神的自我反省。真理標準大討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也讓我們認識到，政黨的先進性並不在於本本主義教條中的抽象表述，而在於在挫折中自我覺醒，不斷實現自我超越。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以及封建殘餘思想的批判，成為黨的哲學批判精神的重要內容。當理性的自我追問澄清了真理的檢驗標準時，具有先進性的政黨就會在內在自我批判和認知反省的過程中迎來歷史重大轉折的發展契機。
其次，敢於自我革命的精神意味著我們黨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接受了文明發展的挑戰並應戰。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創造是一種遭遇的結果，而起源是交互作用的產物。在過去6000年裡，把一部分人類從「習慣的完整」裡震動到文明的變化社會中，正是挑戰與應戰的交互作用。來自內部與外部環境的刺激愈強烈，愈容易激發主體追求自由自覺活動的創造力。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社會，正是通過勇敢地與大自然的抗爭，在痛苦的境遇中獲得文明發展的動力。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黨一次又一次成功應對了來自國內外種種困難的挑戰，造就了黨智慧地駕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治理能力。
再次，自我革命精神意味著改革者總是把取得的成果與成績作為昨日的輝煌，他們絕不會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把歷史變成繼續進步的包袱或障礙，而是智慧地面對未來，追求新的成果與輝煌。改革開放初期，當億萬農民充分分享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改革成果的時候，勝利並沒有成為終極意義上的理想目標的實現，而是被後來一波又一波的新土地制度深刻改革的浪潮所替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
最後，自我革命精神還意味著自我「交戰」，它是極度痛苦的，因為自身利益的調整或丟失，需要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敢於捨棄自我利益和既得利益，為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的是換來改革深度推進的點滴進步。政府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革庸懶散奢的「命」，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命」。自我革命必須從黨的自身特別是領導幹部抓起，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加強自律，慎獨慎微，對那些違法違紀的黨內腐敗分子，不論權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都要敢於亮劍，嚴懲不貸。
改革的深刻性和複雜性，說明了改革不會為自己鋪設平坦而又直線到達目標的道路，不經歷挫折、痛苦和坎坷，改革難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這正是對「以自我革命精神推進改革」的生動詮釋。
（作者分別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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