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從哪個角度，這次Covid-19疫情都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脆弱的本質：我們目睹了許多生命逝去、商業企業關門（很可能永遠倒閉）、員工離職失業、以及急劇增加的焦慮和孤立感等等。然而與此同時，這次疫情也在宏大和微小間彰顯出我們堅韌、善良、犧牲和服務的潛能。過去的幾個月提醒我們，即使在面臨危險和恐懼的時候，真正的領導力依然可以讓人激勵、保持希望。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非常時刻，我們才必須生存、引領和服務。
同樣的力量正在牛津大學和賽德商學院發揮作用。我們當下的工作重點首先是確保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我們將課程轉移至線上，取消面對面的活動，並推行在家辦公，從自己做起開始實踐政府倡導的「留在家中並挽救生命」的口號。對於這一屆的學生而言，疫情的影響立竿見影：一個多元親密的MBA班級如今分散在全球各處，面對這一意外的反應包括了悲傷、失落甚至有些憤怒。我們教職員工的生活同樣被打亂。而對於我們的校友而言，商業環境則變得更加艱難且難以預測。原本在學校走廊、會議室內或者牛津鑄造創業中心內進行的很多商業對話活動，如今必須在新的情況下進行調整，並努力取得成功。其他一些人則沒有那麼幸運。在這次危機中，很多高校自身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我們的一些學生遇到經濟困難。通過獎學金計劃保護和增進我們當前及未來學生群體的多樣性變得尤其至關重要。
對於身處牛津的我們而言，引領和服務是不可分割的。過去這一年當中，我們深切地聽取了來自眾多利益相關方（學生、校友、教職、員工和業界顧問）關於學校使命的意見。幾乎所有群體都以壓倒性的多數認同，僅僅把提出模糊定義的「積極影響」作為使命是遠遠不夠的——認同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教學和研究活動，以嘗試解決世界面臨的一些最大問題。
(賽德商學院支持的牛津鑄造創業中心面向全體校友創業企業發起的「Covid-19快速解決方案製造器」)我們需要做得更多，正如牛津大學正在做的那樣，不僅發表論文，還參與從事疫苗生產。賽德商學院也正在努力做更多。在數周之內，我們動員各種資源來支持多項行動倡議，以增強那些與Covid-19作戰的公司的能力，著重通過兩個核心倡議：「牛津鑄造Covid-19快速解決方案製造器」，和「顛覆創新實驗室：恢復支持」。同時我們給那些因為疫情大受削弱的公司提供支持，並通過賽德商學院創業中心的「自由創業項目」（Liber Project）以及我們與高盛合作的「10000小型企業計劃」的合作來實現。我們還將空置的高管教育設施開放來容納牛津的無家可歸者。
當意識到我們需要聽取學者和真正領袖的真知灼見後，我們啟動了「非凡時期領導力」，這是一個在線講座系列，邀請了包括聯合利華前全球CEO保羅·波爾曼（Paul Polman），美國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Al Gore），睿智基金（Acumen Fund）CEO傑奎琳·諾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agratz）等諸多發言嘉賓。我們不滿足於讓我們學生在牛津全球機遇挑戰（Glob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xford -GOTO）課程中設計的氣候幹預策略只停留在有趣的創想，而是與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合作將最佳實踐變為現實。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近期舉辦的「非凡時期領導力」在線講座部分內容)為了不讓價值觀成為危機的犧牲品，我們與阿斯彭研究所合作（Aspen Institute）為學生們提供了有關領導力的深度內省課程。我們保留了所有的員工。還創建了「課程附加」元素，努力使春夏兩個學期在線上課的學生們能有更好的學習體驗。
雖然很容易將賽德商學院和其社群當前面臨的挑戰描述為前所未有，但是在1941年，美國商學院在面對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面臨著類似的生存威脅。對局勢的仔細分析會顯示出許多相似之處，並突出了三個經驗：首先，商學院在危機中重新定義了它們的使命，最初是想贏得戰爭。隨後當大部分經濟領域關閉，而許多人從戰場歸來需要工作時，這一使命轉變為了贏得國內的和平發展。其次，商學院通過向以前從未考慮過的學生群體敞開大門而繁榮發展，種下了高管教育的第一批種子，也讓我們今天從日益多元化的學生群體中受益。最後，一種全新的使命意識將他們從阻礙進步的慣性和傳統中解放出來。這帶來了新形式的研究和教育項目。
展望接下來的幾個月和秋季即將到來新學年的米迦勒學期（Michaelmas Term），賽德商學院將繼續秉承同樣的創新精神和社會使命。我正在與一支優秀的學生團隊合作，啟動牛津賽德服務倡議（Oxford Sad Service Corps），這將使我們MBA學生能在利用他們技能的同時積累經驗，並支持那些重要的機構，共同建設一個更堅韌的世界。我們重新設計了2020/21年度的MBA課程，以強化牛津大學悠久歷史積累的教學優勢，同時適應我們面臨的新情況。
(2020年牛津賽德年度基金將通過「院長抗疫基金」來提供獎學金、學生創業支持和帶薪實習機會)
儘管全球政治阻力重重，我們將堅定自己的信念，即商學院的優勢來自於多元化，這裡每個人都是少數派。我們將對社區的健康和安全保持警惕，這是生存之道，但也不能因此忽視我們的使命，這是服務之道。此刻，我們的使命無比清晰，也許就像1945年的美國商學院一樣。我們必須幫助世界度過這次全球大流行，並在疫情後建立更好的未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商學院的使命是要解放，但無人能脫離重力法則：學校也需面對有限的人力和財力。對於學校、我們的學生和今年的畢業生而言，來年將是非常困難的一年。我們需要作為一個集體來共同努力完成這一使命：學校的校友、捐助者、教師、員工和學子都在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取得成功，也許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人們會記得牛津大學的商學院社群，曾致力於在這場戰鬥中贏得和平，來打造強大、活躍和公平的經濟發展，並造福人類和地球。在這樣的非常時期，我們可以也必須生存、引領並且服務。
我們邀請您了解「2020牛津賽德年度基金」的更多信息，以及基金將如何在當前的非常時期幫助我們的學子。
彼得·圖法諾教授（Professor Peter Tufano）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