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蓬勃發展，不僅出現多層次、宏觀的課題探索，更富於具體史家、史書和史學見解的考析。伴隨著史學界和文化界陸續出現的「民國熱」，對活躍在民國時期史壇之史學家的研究和評介也成為熱門話題，相關的論文與著述目不暇接，頗為繁盛。一般而言，各個史學專業的研究成果經過相當程度的積累，都應當予以認真總結，訂訛糾偏，以利前行。筆者認為，在中國史學研究取得豐碩成果背後，也存在著價值取向、觀念體系和具體史家評論等方面的偏頗和舛誤，有些錯誤說法已經成為學術界的流行觀點，因此，迫切需要進行認真的審視和反思。
作者：喬治忠，廊坊師範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榮譽教授
一、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發展及值得反思的問題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研究與其他門類的學術研究一樣，呈千帆競發、日新月異之勢，成果數量和涉獵範圍均令人欣喜，主要收穫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於這一時期的史家及其著述作了廣泛的梳理和評議，由於許多民國時期成名學者的治史生涯延伸至1949年之後，所以評述的時間下限也隨之獲得延展，以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論析。在研究對象方面，既包括1949年後留居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移居港、臺及遊學國外的人士。而梁啓超、王國維、羅振玉、呂思勉、陳寅恪、陳垣、顧頡剛、胡適、錢穆、傅斯年等名家的生平與史學業績，則是研究者反覆論析的重點話題，相關的研究論文和著作難以勝計。與此同時，餘嘉錫、柳詒徵、姚名達、鄧之誠、王先謙、劉鹹炘、蒙文通等史家也漸次成為史學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此一時期史學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展，其中包括史學家的思想立場、治史風格等，為深化史學史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受到西方和日本史學的很大影響，學術界對外來史學理論傳入中國的進程及影響作出一定程度的梳理，揭示一些中國史家汲取外來史學思想的心路歷程。例如，有的論者考察了梁啓超《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著述是通過日本學者的著述間接獲取西方進化論史學理念，然後結合中國史學狀況所作的論說，這是近代史學史一項成績突出的個案研究。另外，對德國蘭克史學的影響、美國魯濱孫《新史學》的影響等的探討，也表現出較高的研究水準。
第三，多種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通論性著述得以面世，如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陳其泰撰寫的《中國史學史》 (全書由白壽彝主編) 第六冊、謝保成撰寫的《民國史學述論稿》等。這些著述的敘述範圍、論說角度和內容的詳略各有不同，但均有著各自的優長與缺憾，所作出的探索是有益，日後加以整合提煉，定有較大提升。
第四，對1949年之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主要成就以及主要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作了細緻的考察和論述，這類研討在許多內容的評議上自然也延伸至1949年之後。李大釗的《史學要論》、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及呂振羽、侯外廬、范文瀾等的論著與見解，都得到研究者的贊評。當然，不同角度、不同見解的切磋依然存在。
第五，中國近代史學研究湧現出概括性的綜合研討，而不局限於具體史家和史著的論析，在總體上體現出學術深化的趨勢。例如，關於中國近代史學發展之社會機制的探索、不同史學思潮與流派的分析、各類史學家群體的考察以及一些較大史學事件的評述等。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胡逢祥與張文建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王學典與孫延傑的《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以及史學界持續開展的關於「古史辨」問題、1930年代「社會史論戰」的熱烈討論，均各抒己見，引人注目。
以上五個方面成就雖不能涵括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全景，但已為進一步深化研究打下了相當牢固的基礎。可以推想，今後的中國近代史學探研將展現十分廣闊的發展空間。當然，在學術研討興盛、成果豐富多彩的背景下，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問題，其中涉及史學價值觀、史學評論的方向、研治史學史的基本態度，甚至在個別事例上陷入認識的誤區與是非觀念的顛倒。儘管它們並非研究的主流，但訛誤觀念漫延已久，倘不作認真的總結、反思和撥正，則會對中國近代史學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產生負面導向。積累已久的問題有大有小、有隱有顯，我們的反思當然要從表現突出的較大問題開始，而最為明顯的負面現象是對一些民國時期史學家的評價問題。1949年之後的十七年間，開展了對胡適、錢穆、蔣廷黻等民國時期史學家的批判，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這種批判多為政治性的，但並非完全沒有學術性的內容。然而，近二三十年間的史學評論，對上述批評對象幾乎成一邊倒式的讚揚，其史學成果被描述得完美無缺，對早已被揭示出的學術錯謬和行為缺陷，或曲為辯解，或迴避不談，致使這類研討產生了頗大的片面性，而且有些立論的出發點更值得檢視。
民國時期一些成名的史學家，的確取得了過人的學術成果，但其觀點和見解絕非無可指摘，因此，不應一味地片面讚揚，而應當一分為二地予以辯證剖析，明確其觀點中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謬誤的，才更有利於史學研究的健康發展。
二、關於一些近代史學家的評價問題
在近現代中國的「民國時期」，出現了多種有利於史學發展和史學家成長的條件。首先，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與磨合，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思想啟迪、新的考察角度及研究方法。其次，大量歷史新資料的發現，成為史學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史料基礎。其中，金文、甲骨文的發掘和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文獻、敦煌文獻、出土漢簡文獻的利用，考古發掘與文化遺址的考察等，都具備了空前的規模，直接促進了歷史研究視野的擴展和觀念的更新。再者，民國的學術體制仿照西方各國制度，廣設大學與研究機構，採取新的學科分類，歷史學成為相對獨立的專業，學術隊伍成規模地培養和建立起來。大量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的專業人員利用學校、研究機構及各類史學學會平臺開展學術上的切磋、討論與合作，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發展。藉助上述有利條件，民國時期完成了史學研究的重要轉型，產生了一批學問精深的史學大家，帶來了學術文化的大發展。
但也應如實看到，金無足赤，人無全能，何況民國時期成名的史學家大多在思想、立場與認識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即使其中的傑出者也難免在學術觀點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認識偏頗、論斷失誤、見解訛謬等問題，而且由於受時代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越是宏觀的、長時段的歷史研究，這類缺陷就會越發明顯。對於這些民國時期成名的史學家，其後裔和學生在追思與懷念文章中一般只講優長而不談缺失，似可加以「理解之同情」;但史學研究性的評論則必須如實、全面和科學、公允，不應丟失唯物辯證法的批判性。這並非是要刻意揭出名人的短處，這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由此方可避免任何訛誤的觀點對後學的誤導，促進史學研究的日益精進與健康發展。筆者認為，學術界對王國維、錢穆、陳寅恪、雷海宗等史學家的片面讚譽，是這方面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故有必要加以辨析。
1．王國維研治歷史學起始於民國建立之後，他憑藉其古文字學、古音韻學等方面的特長，率先利用羅振玉提供的甲骨文以及其他文獻資料，在考訂古文獻和古代史實方面取得了傑出成就。但王國維持有頑固不化的守舊政治立場，不肯剪掉頭上的辮子，表明不承認中華民國而忠於清室，即使清帝遜位被逐出故宮，仍愚忠不改。
思想守舊的史家能夠在歷史研究中出類拔萃，主要緣於史學研究的特點，即在史料辨識與鑑定及史實考訂及清理這一層次上，思想守舊的史家只要恪守傳統史學的實錄原則，完全可以在前一個層次的歷史研究中取得優異成果。例如，宋代司馬光雖持反對變法的守舊觀念，所撰《資治通鑑》卻仍不失為名著。但在宏觀概括和長時段歷史之總結這一較高的層次上，史學家的政治立場、思想取向方面的問題就會彰顯出來。如《資治通鑑》敘述歷代的政治變法，往往故意施加貶抑，其記述商鞅變法僅取材於《史記·商君列傳》，摒棄《商君書》等資料。司馬遷因反感商鞅的嚴刑峻法，在《史記》中不乏對商鞅的苛責，但還是肯定了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而司馬光《資治通鑑》在取材時則刪去「秦民大悅」、「家給人足」等反映商鞅變法惠及民間的讚譽之語，僅突出嚴酷刑法威懾對國家治理的作用。《史記》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而《資治通鑑》則改寫為商鞅「為相十年，人多怨之」，這顯然是無可質疑的詆毀。這說明，一位史學家的價值觀與其政治思想、政治立場取向相一致，有時難免會理性缺失，認識片面，偏離求真、求是的治史準則。
王國維以解讀和綜合甲骨文史料撰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等論文，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讚揚。但這位守舊人士並不比司馬光開明，他在表達較為宏觀的史學見解時，囿於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治立場和頑固守舊的思想觀念，則表現出難以避免的謬誤。如《殷周制度論》一文雖有給人以啟發的議論，但文章的主旨和大多論點都是無根據或錯誤的，文章開篇第一句「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即為誇大不實之言。殷周之間的禮制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因襲性，雖有變革，但決非超越一切時代。陳夢家通過對甲骨文資料與古文獻的綜合研究，論定王國維所謂商代君主繼統以兄終弟及為主、商代無宗法體制、商人祭祀之法「無親疏遠邇之殊」等都是錯誤的，認為王國維「處處要以『周制』的正確來找殷制的不同，因此把本相因襲的一些制度認為是對立的」。在此之前，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徐中舒等亦有類似的論斷。可以說，王國維的這一觀點已經動搖了《殷周制度論》的主幹。但至今仍有人認為「近一個世紀以來，《殷周制度論》的學術經典地位未曾發生動搖」，其認知邏輯真可謂莫名其妙!
又如，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犭嚴狁考》一文，通過主觀臆測的一系列的字音、字形的轉變，認為上古時期的鬼方、昆夷、犭嚴狁「亦即一族之種，自音韻學上證之有餘矣」。而王玉哲早在1945年發表的《鬼方考》一文即從音韻學運用的規則、上古鬼方等部族的地理分布、各部族文化水平的差距等方面，批駁了王國維的說法，指出其錯誤的關鍵之處在於僅用語音上的可能通轉作為考史的證據，「蓋同一時代之音變，不應如是之巨也」[6]，這已經屬於治史方法的問題。王玉哲的論文獲得了民國教育部的學術發明獎金，得到學術界的共同肯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40餘年來還時常有人對王國維的這篇錯訛之文大加讚揚，有的專家甚至聲稱「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犭嚴狁考》一文，可謂獨步於近代史壇」。這表明對學術史的深入清理與客觀評論還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
王國維《古史新證》提出「二重證據法」，受到先秦史學界的熱捧，原因是許多人將此當作研究的法門和飯碗。《古史新證》撰於1925年，王國維的這一概念實際是為了反對顧頡剛等對舊有古史體系的質疑，聲稱「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王氏將「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也斷定「不能加以否定」，反映了其信古守舊的心態，且認知邏輯荒謬。「未得證明」之古書是不是可以否定，需要經過考核和研究，發現其疑點即可以質疑，有疑點而無法辯解的部分則可以否定。因此，「古書之未得證明者」，應當可以質疑，也可能是被部分或全面否定的對象。歷史考證需要史料依據，多一些資料自然有助於研討，但建立在信古、佞古邏輯上的「二重證據法」並無實際價值，將之摒棄也不影響對於甲骨文、金文材料的運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其實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怎樣的史料才算是『二重』?『二重』的材料怎樣結合成證據?這種結合有什麼規範?如此等等，皆屬朦朧狀態，極易被人任意發揮，引入歧途，變為荒唐的穿鑿附會。」作為文字資料的甲骨文、金文史料，與圖書庫館角落發現的稀見圖書或檔案，在本質上並無區別，何必在「二重證據」標榜下予以拔高!我們看到:若干年來每有考古發現，隨即就有許多人蜂擁而上，競相與古文獻記載穿鑿、搭配，由於取材和搭配方法各有不同，觀點、見解也就千奇百怪，熱鬧一陣兒，什麼問題也未得解決。這使「二重證據法」蛻化為集體性的「二重遊蕩法」，平添紛亂，了無效益。
對於王國維這類在政治立場、思想觀念和學術論點上都有嚴重謬誤的學者，只讚揚而少批評，是學術發展中很不正常的現象。究其原因，一是他投湖自殺時僅50歲，正當學術可望大有精進之際，因而獲得較多的惋惜與同情;二是他研治的甲骨文、金文等屬於艱難的學問，學術界通曉者很少，因此得到不少人的欽佩，故其一去世便形成一股溢美之風。
2．錢穆是一位多產的史學家，自修成才，治學勤奮。他在政治上反對中國革命運動，對蔣介石作了極為肉麻的吹捧，這在民國時期史學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在當時的舊學者中也得不到讚許，致使其學術影響並不顯著。所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陸史學界批判錢穆的聲勢並不大，且批評主要集中於其《國史大綱》的歷史觀點以及歷史考據的宗旨問題。只要稍加翻閱即可發現，《國史大綱》對秦漢以來的君主政權極力美化，否認其專制的社會性質，否認階級分化的存在，描述秦朝「亦是一貴族 (秦王室) 與平民合組的政府」，說呂不韋、李斯「是平民階級」，認為到漢代即達到「平民政府之統一事業始告完成」。其謳歌中國古代社會制度的用意何在?有人稱其為「民族主義」，是在抗戰時期表達愛國思想，此說乃是曲意回護。錢穆的實際用意是反對革命，古代王朝既然那麼美好，自然不需要進行任何變革。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明白地道出:「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不僅如此，他連改革也一併反對，認為「不明國史真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此類言論在《國史大綱》中俯拾皆是，早有學者斥之為「閹割史實，歪曲真象……他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對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是一部反動絕頂的壞書」。此論似乎言辭過激，但並未言過其實。
白壽彝的《錢穆與考據學》雖用詞尖銳激烈，但通篇內容皆體現了學術性。此文章的要點:一是批駁錢穆對清初顧炎武等人考據學的曲解，把主張經世致用治學的顧炎武說成「一切反今以復之古」，把顧炎武、顧祖禹的考據方法說成「皆抄書也」，這反映了錢穆的「庸俗和荒謬」;二是批駁錢穆對乾嘉考據學的錯誤理解，指出錢穆「只是從表面現象上而不是從本質上去看乾嘉考據學與清初考據的關係」，而實際上乾嘉考據已經失去了清初考據學的經世宗旨;三是批判錢穆在考據學上的淺陋和誣妄，指出歷史考據與歷史觀相關聯，需要相應的專門知識，而並非錢穆所說的只是個簡單的方法問題。白壽彝還舉出一系列證據，指出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充滿了「姑定」的結論，考據並不精詳。錢穆在論述《竹書紀年》記載比《史記》準確的問題上，沿用清人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一書的成果，卻不註明來源，實屬剽竊行為。
白壽彝之文發表於1961年，錢穆逝世於1990年，錢穆對此關係其學術品德的指責，近30年毫無回應。1991年，錢穆的弟子餘英時倒是有個反應，他提到白壽彝指責錢穆剽竊之事，引錄了兩段相關論述但刪去了白壽彝列舉的證據，接著說:「我想我毋需為《先秦諸子系年》說任何辯護的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學術界對《系年》的評價大致可以陳寅恪和楊樹達的私下議論為代表。這已引在本書所收《一生為故國招魂》文中。至於今天大陸非官方的學術界對《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項事實，即它的增訂本 (香港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已在大陸上重印流傳多年了。」這段話大失學術水準，一本著述有人誇獎和「重印流傳」，也無法證明其作者是否存在剽竊問題。此種說辭似有欲蓋彌彰之效，如果餘英時真認為「毋需……說任何辯護的話」，還是像其師那樣選擇默不作聲為好。
3．陳寅恪是一位學術淵博的史學家，但在民國時期，其學術見解並非人人贊同，同是研究中古史的岑仲勉，在比較重要的歷史問題上與之有分歧。而細細審視，在考訂嚴謹、求真務實方面，則多有超越陳寅恪之處。岑仲勉也是中山大學教授，與陳寅恪同僚，而他對陳寅恪一些論點的駁議，並未得到回應與辯解。例如，原由沈曾植提出、後被陳寅恪大為發揮的唐代「牛李黨爭」是「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之說，乃陳寅恪研究唐史的核心論點之一，岑仲勉則對陳寅恪列出的舊士族出身的20多人予以考析，指出在牛、李二黨中各佔一半，有力地否定了陳寅恪的見解。據學者統計，在岑著《隋唐史》中批評陳寅恪的觀點計有78處，涉及李唐先世問題、府兵制問題、唐代士族問題、唐朝的「關中本位」問題、唐代小說與古文運動問題等，陳寅恪的學術建樹幾乎全部被質疑[14]。學術界與陳寅恪的學術觀點存有分歧者，並非岑仲勉一人，朱希祖、錢穆、錢鍾書等都對陳寅恪的見解有過異議。敘述此事，並非完全否定陳寅恪的成就，只是想說明其治學同樣會有得有失，如果人為地將陳寅恪置於神壇之上，則有害於歷史學的學術性、科學性和嚴肅性。
4．雷海宗的歷史撰述收錄中華書局2002年出版的《伯倫史學集》。此書對古今中外問題均有涉及，有人譽之為「中外兼通」，實際上是缺乏基本的學術專業體系，且在歷史觀和治史方法論方面大可指摘。下面僅就幾個寬泛的問題作出簡要分析:
雷海宗信奉德國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其特點是將世界不同區域的歷史先驗性地劃分為若干「文化」，並套入從產生到衰亡五個階段的循環。斯賓格勒是一位中學歷史教師，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一方面懷有失落的悲情，認為世界幾種文化形態都在走向衰亡;另一方面強調西方基督教文化居於最優越地位。他劃分的文化形態與規定的五個循環階段，都是主觀、片面、不合史實的，在西方早已被冷落。雷海宗將斯賓格勒的歷史循環論套在中國，因扞格不通，只好稍作修訂，提出中國歷史的周期應當「獨具二周」，即「由殷商至五胡亂華為第一周，由五胡亂華以至最近為第二周」，並且列表說明每一周期的五個階段。這樣，春秋時期處於第一周的第二階段，宋代處於第二周的第二階段，那麼二者有什麼共同點呢?雷海宗的答案是春秋時有孔子、鄧析，宋代有二程及朱熹、陸九淵。兩漢與明代至盛清分別為兩個周期的第四階段，共同點是漢代有古文訓詁，清代有考據學。這種歷史觀點宛若兒戲，稍有歷史知識都會認識到春秋時期與宋代的社會大不相同，而漢代興盛的是今文經學、五德終始理論，東漢又興起讖緯學說，古文經學並未佔據主導地位，清代的考據學根本不關涉社會性質。此類生搬硬套、削足適履，只能是歪曲中國歷史。
雷海宗不僅先驗性構造中國歷史的宏觀體系，也染指具體問題的考證，但其方法和觀點都是難以成立的。例如其《殷周年代考》，無論考證過程還是結論不免都顯得武斷與淺陋。眾所周知，殷周年代問題是1996年開始的斷代工程所要解決的重點，大批學者以多種方法、幾年努力得出的見解，仍被學術界多人質疑，難度可想而知。而雷海宗處理此事卻極其輕易，他先認定從《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西周年代推算，即公元前1027年為周武王克商之年，然後把這樣得來的西周總年數除以西周君王總數，得出每個周王平均在位接近25年的算術答案，便定下古代君主平均在位25年的通則，並反過來用以證明《竹書紀年》記載的正確。有誤差怎麼辦?雷海宗便作出調整，周武王在位年限很短，就削去他作為一代君主加入計算的資格，卻要計入他在位的年數;還有5年誤差怎麼辦?——乾脆忽略;有的朝代如元朝、清朝，無論如何也算不出25年一代的得數，怎麼辦?雷海宗說那是特殊情況，不加考慮，這種躲閃反映的是無理和無奈。對於當時的一般學者，簡單地傾向於相信《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亦不為過，但雷海宗卻無中生有地製造出君主平均在位25年的所謂通則，還原路返回當作考訂的證據，這是極不嚴肅的治學態度，而隨意修改數據，顯然更有悖於歷史考據的規範。
雷海宗在提出中國歷史遠超世界史的觀點時，也顯得不夠嚴肅和嚴謹。例如被稱為雷氏代表作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說中國自漢代起就是「無兵的文化」，拉拉雜雜敘述兩漢至南北朝的官制，但唯獨不言漢代權勢很重的大司馬、大將軍。講到南北朝截止，不言隋唐以下，大概隋唐以後六部中設有兵部，因此全部刪略了。至於《孫子兵法》的流傳，則一字不提;《隋書經籍志》著錄有上百種兵書，也似乎懵然無知。這樣來斷定中國古代是「無兵的文化」，顯然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至於其對秦朝暴政的讚揚，認為推翻秦朝者是「反動的勢力」，預期世界都會走向「實際獨裁的專制政治」，其觀點之荒謬，自不待言。
針對一些稱讚雷海宗文章中所包含的不實評論，筆者在2014年發表《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一文，對其觀點作了一一剖析，並指出「雷先生在宏觀上，熱衷於先驗地構建歷史體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驗證，而不惜削足適履;在具體問題上，對歷史考據上根本沒有入門，卻硬選難題，罔顧史實，隨意定論，這是其治史的致命傷」，「如果實事求是地從學術功力是否深厚、邏輯理路是否縝密、治史態度是否客觀、論點論據是否確鑿等標準衡量，雷海宗先生的歷史學成績實為乏善可陳，相當平庸，遠離『歷史學家』的頭銜不可以道裡計」。對此，無人從學術上提出商榷和討論，但對雷海宗卻繼續加以片面讚揚，說明這些人並不是從學術研究出發，其意圖已經超出了學術層面。
以上分別分析了四位史學家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偏頗問題，此類現象實際上多有存在，將它們加以綜合考察，其蘊含的價值觀問題會更為突出，因為對民國時期成名史學家一味地片面讚譽，既不客觀如實，也違背了唯物辯證法的法則。過度頌揚再加之以「大師遠去」的詠嘆，反襯出一種否定和厚誣現代史學的意念，抹殺了歷史學發展向上的實際狀況，表現出一種非學術的思想情緒，應當在反思中撥正。
三、餘論
中國古代自史學產生以來，評價歷史人物就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內容，傳說《春秋》一書就在運用「書法」評論人物，從而達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司馬遷《史記》的傳記部分佔全書大多篇幅，每卷篇末常以「太史公曰」評議人物事跡，這種史學傳統一直延續，以致中國近現代史學界出現了不計其數的專門述評歷史人物的論文、論著。然而，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則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當代史學研究或史學批評的根本屬性是學術性，實事求是乃是史學研究的總的原則。對於任何時代史學家進行論評，都要通過審視其所有著述是否真實地敘述了客觀史事和是否妥當地作出了分析闡釋，看其所採用的史料和研究方法有無開拓性，思想見識有無創新、有無進步意義，是否能夠起到推動史學發展、學術發展以及是否有助於社會歷史前進的作用。
史學家都各有其政治立場，也各有其不同的史學意識與文化觀念，這些因素自然會程度不同地體現於其史學活動實踐裡，滲入其史學撰述之中，而史學史研究中的史學評論，則應當將政治問題與一般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問題提升到學術審視的層面，實行學術性的評論。沒有什麼歷史問題不可以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沒有什麼政治、經濟及文化現象不可以加以學術性剖析，學術研究能夠最終闡明所有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實面目，並且得出允當的評議。而史學評論要想獲得準確的結論，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式。這裡的「唯物」，體現於從經過考核的史實出發，反對主觀主義、別有用心的曲解以及懵懵懂懂的隨風附和。這裡的「辯證法」，是在「實事」前提下通往「求是」的路徑，要求其結論的得出應該遵循辯證邏輯的規則。具體而言，第一是史料的選用須經嚴謹的考訂，史料的解讀必須公允、準確;第二要避免片面性，正反兩方面的資料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第三是實行「一分為二」的矛盾分析，並且考察何者處於主導地位，不能顛倒主次，更不可顛倒是非，這些是史學評論最起碼的底線。
然而，諸如雷海宗之歷史觀方面出現的問題，一些具體見解的謬誤，史料解讀與治史方法的不當，以及王國維表述「二重證據法」中的邏輯錯誤和信古立場等，這都是明擺著的問題，史學評論對此豈能視而不見?錢穆固然擁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也對歷史問題作出不少的考訂和解析，但《國史大綱》等書歷史觀的體系性錯誤是不應當被忽略的。史學家研究成果中知識豐富的優點，與其歷史思想體系的錯謬相比，到底孰輕孰重，應如何評價，是一個需要思考與討論的嚴肅話題。陳寅恪健在之時，就面臨同一所大學內同一專業學者岑仲勉教授的駁詰，幾乎否定了陳先生所有重要論點，陳先生未曾予以回應和辯解。而今將陳先生捧為學術上盡善盡美的學者們，至少應當替陳先生辯駁岑仲勉的指摘。而我們看到的卻是諱莫如深、全然迴避或顢頇不知，這在學風上是極其不正常的。學術不正常風氣的形成，必有其複雜的背景與緣由，這本應促使整個學術界進行深思和考察，事實卻並發如此。一個時期以來，史學界對於相關近代史家的學術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準則和史學求真、求是的宗旨，亟待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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