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既容易，又很難。說容易，是因為歷史上的事，自己親身經歷過，寫出來就行。說難，則是因為你經歷過的東西，不見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僅需要大量歷史資料的印證、補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歷史本質內容的結論來。歷史現象紛繁複雜，蛛網交錯。要實事求是，忠於歷史，反映歷史的本來面貌，達到借鑑過去、教育後人的目的，很不簡單，是要花力氣的。西路軍的問題，也不例外。
西路軍的兩萬多人，遭到幾乎全軍覆滅的命運，在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回顧這段歷史，確有「不堪回首話當年」之嘆。我是西路軍的主要指揮者，這支部隊的兩個主力軍（九軍、三十軍），又是我和其他同志從鄂豫皖帶著發展起來的。西路軍的失敗，長期使我愧悔交加，餘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軍失敗的主要教訓做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鑑後人。如前所述，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動的。廣大指戰員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披堅執銳，喋血奮戰，歷時近五個月之久。先後共消滅馬家軍25000餘人，在戰略上起到了有力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作用，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西路軍為什麼終於參遭夫敗呢？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並大大超出應有限度，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軍外線作戰，任務不定，遲疑徘徊，實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軍的情況，卻恰恰如此。先是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渡河北進，鏖戰一條山，待機策應一方面軍西渡，共取寧夏；繼則放棄這一計劃，獨力西進，準備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涼地區，不進不退，建立根據地；復則根據西安事變後形勢變化，忽而準備西進，忽而準備東進，後明確執行西進任務，剛至臨高地區，又停止西進，就地建立根據地；繼復為了策應河東，改為東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營子堅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軍的任務飄忽、多變，雖與風雲變幻的全局形勢有關，但不能說毫無戰略指導上的失誤。結果呢？造成了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走廊，長期遭敵重兵圍困的被動局面。疲兵屢戰，有耗無補，進退失據，一籌莫展。這對西路軍的有限兵力來說，無疑具有致命的性質。西路軍是整個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全盤戰略上不可缺少的環節之一。毫無疑義，部隊的一切行動，均應服從和服務於策應河東紅軍與友軍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應才更符合實際情況，更有利於全局發展，則值得研究。蘇聯當時應我黨要求，為支援我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準備了大批武器，待紅軍去取（後因西路軍失敗，才將這批武器轉交盛世才的軍隊）。假如西路軍渡河後，抓住戰機，乘虛而進，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彈藥，如虎添翼，回師橫掃而東指，有沒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導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結局會大不一樣。這不是「事後諸葛亮」，我那時就是這種意見。再進一步說，西路軍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開戰局，控制河西地帶，那就不單是一時策應河東局勢的問題，對整個抗日戰爭的進程，亦必將發生積極的影響。八路軍就不止編制三個師。盛世才後來也不一定敢叛變，叛變了我們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當時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致使西進的戰機完全喪失。西路軍的行動，步步以河東形勢的暫時需要為轉移，缺乏戰略性的久遠安排。這樣雖對河東的紅軍和友軍，起到了一時的策應作用，卻畢竟招致了西路軍覆滅的不幸結局。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且不說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僅從西路軍面對優勢敵人的不斷圍攻來看，就缺乏建立根據地的起碼條件。部隊剛剛進入河西地帶，四面受敵，防不勝防，整天同馬家軍血戰，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根據地的創建工作呢？創建革命根據地，離不開兩個基本點：一是消滅敵人，站穩腳跟；二是發動群眾，建黨建政。前提是消滅敵人，否則，便談不上發動群眾。毛主席說過，「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185頁）對西路軍的要求有悖於此，仗還沒打勝，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行得通嗎？事實說明，壓根兒就行不通。規定任務，必須權衡主客觀條件，從實際出發，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飯，量體裁衣」的道理，就在這裡。只看到主觀需要的一面，忽視了客觀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隊去承擔其無力承擔的任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戰場主動權問題，關係重大。兩軍對陣，它是決定雙方勝負存亡的關鍵一環。「軍隊失掉了主動權，被逼處於被動地位，這個軍隊就不自由，就有被消滅和被打敗的危險。」（《毛澤東選集》第401頁）西路軍的失敗，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一般說來，外線進攻的部隊，制敵機先，首先就處於主動地位。如果不是在駕馭戰局中發生帶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於被動，一敗塗地的。西路軍渡河之初，河西「四馬」猝不及防，慌亂不堪。我不論北進寧夏或西進新疆，均穩操主動權在手。那時是敵人被動而不是我們被動，是敵人畏懼我軍而不是我軍畏懼敵人。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西路軍便轉入被動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後被消滅。這種變化，正是喪失戰場主動權的結果。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的外線進攻，歷來強調依託根據地，實行戰役戰鬥的速決原則。實踐證明，這是我們爭取和保持作戰主動性的有效手段。西路軍則恰恰相反，不僅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與敵鏖戰。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迴旋，企求援應沒有援應。這樣，還有什麼戰局中的主動地位可言呢？違背了外線進攻作戰的基本原則，喪失主動地位，一點也不奇怪。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進行戰役戰鬥，歷來重視集中兵力，形成拳頭。而西路軍擔負的任務及所處的地形條件，卻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極大限制。開始，我們對馬家軍的戰鬥力估計不足，有輕敵思想，西進時兵力不夠集中，古浪一仗吃了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然而，當此之時，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擺在面前，壓倒了一切。我們想集中兵力，事實上卻集中不起來。河西走廊是條「弄堂」，地勢狹長，堡寨稀疏，走上幾十裡地，見不著一戶人家。每個堡寨，一般頂多能夠容納一營的兵力，堡寨周圍，儘是荒涼的戈壁灘。兩萬多部隊停下來建立根據地，要佔據地盤，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嗎？這樣，就在從山丹到涼州的300多裡地段裡，拉成了「一字長蛇陣」。中央要求我們「集中兵力」、「齊打齊進」，原則上沒有錯，但實際上是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和當地的地形條件相矛盾的。我們提了不同意見，沒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壘，就地堅持。要想集中兵力擊敵，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還難。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主要靠什麼形式去爭取主動，消滅敵人呢？不靠別的，靠的就是運動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誘敵深入，聲東擊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敵不意，飄忽擊敵，等等。這是我們的拿手好戲，是變被動為主動，以寡擊眾、以弱勝強的主要法寶。而西路軍卻固守一地，不進不退，被迫以陣地防禦戰為主要作戰形式。敵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贏得打，打不贏也得打。敵人處於內線作戰地位，騎兵多，運動快，熟悉地形，能邊打邊補充，無後顧之憂。我們則完全相反，外線作戰，人地生疏，子彈打一顆少一顆，人員傷亡一個少一個。要兵源沒兵源，要補給沒補給，要援應沒援應。曠日持久下去，捉襟見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像這樣打法，焉能不敗？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軍形成了近戰、夜戰、奔襲、伏擊、迂迴、猛打猛追等戰術特長。揚長避短，才能百戰百勝。但西路軍受制於任務、地形、作戰形式和騎兵為主的作戰對象，使這些戰術特長，無從充分發揮，以奏奇效。就拿對付敵人的騎兵來說，我們一無機炮火力，二無伏擊陣地，三無大量騎兵。優勢裝備的敵人，瞬間蜂擁而至，倏忽一嘯而去。你想打個殲滅戰，談何容易！敵人進攻，我軍多用大刀同敵拼殺，消滅一個騎兵，往往要付出兩三個人的傷亡代價。敵人敗陣後一溜煙跑掉，我們乾瞪眼。你用小部隊追擊，人家能殺「回馬槍」；用大部隊追擊，陣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軍的戰術特長失去用武之地，優勢難以發揮，受制於敵，便是在所難免的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制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戰場實際紛紜複雜，幹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下定決心，而是翹首望天，一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主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須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說：為將之道，「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蘇洵：《心術》）。這話很有道理，所謂「理」、「勢」、「節」，指的就是全局性的東西。指揮員駕馭一個獨立作戰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勢，不明白局部戰爭同全局戰爭的關係，打的便是糊塗仗。難免如墮五裡霧中，暈頭轉向，縮手縮腳，無所適從，豈有應變自如，「不屈」、「不沮」、「不窮」之理？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後立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志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之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後的複雜歷史關頭。這也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面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點上。「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毛澤東選集》第1080頁）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使然。「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路軍的失敗，雖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過渡時期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但由於黨的全局路線是正確的，因而終於衝破重重困難，贏來了全民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嶄新局面。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一個偉大鬥爭時期的新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英勇紅軍，將在民族革命鬥爭的烈火中，經受更為嚴峻的鍛鍊和考驗，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引自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血戰河西走廊》一章，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