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帆 讀書雜誌
編者按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來，椰殼碗內的青蛙「心胸狹隘、迂腐守舊、深居簡出和自我滿足」，而他自己想要的則是椰殼碗外沒有規訓邊界、充滿好奇和冒險的人生。本文探尋安德森的情感和學術世界，在他糅合著愛與憤怒的豐沛情感中發現了一個活得真摯而元氣淋漓的人，從而解釋了與他這個情感世界如毛細血管一樣連接著的學術世界的問題意識從何而來，走向何處。
安德森的兩個世界
文 | 張帆
（《讀書》2020年9月新刊）
《椰殼碗外的人生》是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學術自傳。該書展示了一個全面立體的學者形象：一個四海為家、情深義重的漫遊者，一個疾惡如仇、飛蛾撲火般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超越邊界、追求卓越的思想者，和一個老派保守、內心光明的長者。在書中談論不同對象時，他的用語化為兩極：一類是表現親密關係的，如：家、愛、情感依戀。另一類是表現對立關係的，如：仇恨、憤怒、惱火、煎熬、諷刺、藩籬、無趣。兩類涇渭分明的詞語體系象徵了安德森學術人生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情感世界，這裡有他堅守的學術傳統，有他在漫遊途中為自己營造的家，也有他的家人、戀人和朋友。他在情感世界裡感到溫暖、自在。另一個是學術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安德森是對手、異類和被驅逐者。他隨時嚴陣以待，準備揭下對手的假面，還原世界的本來面目，掙脫一個個束縛人的思想，然後悄然離去。
安德森的學術人生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其兩個世界之間的密切聯繫，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情感依附」。跟隨安德森營造兩個世界的歷程，追尋他漫遊其間的足跡和情感變化，可以窺見情感與學術之間，以及學者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
01
安德森認識世界的方式從一出生就與常人不同。世界地理是他「移動的青春」裡一個接一個的驛站。母親曾告訴安德森，他會說的第一個詞是越南語，而不是英語。因為他一九三六年在昆明出生後，照顧他的保姆是一位逃婚到中國的越南年輕女傭。五歲時他全家取道美國回愛爾蘭，不意在舊金山和科羅拉多上了三年小學，一九四五年回到愛爾蘭。不久，又去英國讀寄宿學校和伊頓公學。後來，安德森又到美國求學和工作，到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做田野調查。安德森一生漂泊，「在任何地方都無法久居到安定下來」。他的詞典裡沒有「故鄉」這個詞。《想像的共同體》中提道：新貴族們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行政單元想像成祖國，如同宗教朝聖者一般行進在如螺旋上升的任職通道上。「官員最不想要的就是返鄉，因為他並未擁有一個具有內在價值的故鄉。」這句話幾乎是安德森的自我寫照，他也沒有「具有內在價值的故鄉」。然而，孤獨的漫遊者終究要回到故鄉。安德森一生都在更廣大的世界和更悠久的傳統中尋找屬於他的家，一步一步地在漫遊的旅程中營造了他的家。他的故鄉像一座城堡，裡面住著他的家人、戀人和朋友，傳承著讓他長久依戀的古典教育和老派的生活方式。
安德森與印度尼西亞的「戀情」建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在印尼進行田野工作期間，「印度尼西亞是我的初戀。印尼語是我的第二語言。有時候，我還會陷入印度尼西亞語的夢境」。夢中的印尼語正是安德森愛上印尼的原因之一。在移動的青春裡，「我曾因我的英國口音被美國人嘲笑，在愛爾蘭曾因我的美國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蘭曾因我的愛爾蘭口音被人嘲笑」。幼年因為語言而被邊緣化的記憶讓他「後來容易通過語言喜歡上印尼、暹羅和菲律賓」。
語言之於安德森，與其說是交流的工具，毋寧說是一種情感方式。學習語言就意味著學習新的情感方式。「學習一門語言是學習與我們不同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感覺方式，也是學習構成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以此學習與他們感同身受。」這種體悟萌發於他從小的生活環境和家庭教育。「我是被愛爾蘭父親、英格蘭母親和越南保姆養育長大的。法語是一種秘密的家庭語言。」母親為他聘請的拉丁語家庭教師韋伯斯特夫人「讓我愛上了拉丁語，讓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有語言天賦」。
在伊頓公學讀書期間，安德森接受的是古典學教育。「伊頓的課程非常守舊。核心元素是語言——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以及後來冷戰期間的一點俄語。」伊頓的學生們必須接受嚴肅的寫作訓練，「用拉丁語創作詩歌，將英語詩歌翻譯成拉丁語。用不同的語言熟記並公開朗誦很多詩歌」。少年時的語言和文學訓練，成為安德森成年之後尋找故鄉的精神密碼。「我背誦我喜歡的詩歌，並且經常默誦它們。以這種方式背誦，詩歌深深地駐紮在我的意識之中，與其說是意義，毋寧說是聲音、抑揚頓挫、韻律。」二○○七年，退休之後的安德森在聖彼得堡的一次培訓班上背誦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出人意料地，學生們熱烈響應，與他一起背誦起來。結束時，他鄉遇知音的安德森已然「淚眼矇矓」。
1958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來源：the nation.com）
蘇哈託上臺之後，語言在安德森的寫作中還扮演了鬥爭武器的角色。安德森向兩位旅居柏林的印尼作家學習冷嘲熱諷的混合語言風格。這二人寫作了很多關於蘇哈託集團醜聞的諷刺文章，「文章混合了標準印尼語、雅加達俚語、爪哇方言，利用爪哇皮影戲故事、中印功夫漫畫、糞便學和無所顧忌的葷笑話，讓他的朋友們笑掉了大牙，讓敵人憤怒得發抖卻又無能為力」。這也正是安德森的風格。「關於如何用印尼文寫出有魅力的文章，我從他們二位那裡學到了很多。我們一致同意，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將用性術語記述關於政治的一切，用政治術語記述關於性的一切。」成果之一是安德森短暫擔任過印尼一家周刊的諷刺專欄作家，直到刊物被軍方取締。
除了溫暖和依戀，安德森也常常是憤怒的。憤怒的情感總是與其政治立場的轉變相伴隨，這些憤怒的種子都融入了他後來的學術研究中，生根發芽。
一九五六年，安德森在劍橋大學校園見到印度和錫蘭學生因為舉行演說，抗議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而遭到校園惡霸攻擊。「我未加思索便試圖介入去幫助他們，不料我的眼鏡卻被人從臉上抓了下來，打碎在爛泥之中。我一生中從未如此生氣過。生平第一次遭遇了英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還是在劍橋，安德森經常光顧一家藝術電影院。那時，每場放映結束後，觀眾都必須立正站好，伴隨著國歌觀看幼年伊莉莎白女王騎在馬背上的圖像。叛逆的安德森不堪忍受這種煎熬，「在因為《東京物語》淚眼婆娑或者因為《戰艦波將金號》熱血沸騰的時候，去忍受這種專制的擁君廢話就是折磨」。於是，每次國歌聲一響，他就往出口跑，因此而被盛怒的愛國者們毆打也在所不惜。「由此，我成為一名幼稚但堅定的共和主義者。」
《東京物語》與《戰艦波將金號》的電影海報（來源：douban.com）
在印尼也是如此。「在那裡，我的情感和政治傾向首次在我的工作中發揮了作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安德森在印尼做田野調查，「碰到恃強凌弱的美國官員時感到很惱火」，以至於當蘇加諾發出反美吼聲「去你的援助」時，「我內心歡呼雀躍」。那一刻，出生在中國、在美國和英國受教育的愛爾蘭人安德森，發現自己成了某種「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這一跨度之大令人瞠目結舌，直到多年以後，他的立場才發生改變。
02
一九九八年，六十二歲的安德森獲得美國亞洲研究會頒發的「卓越終身成就獎」。他在致辭中提出了關於情感世界與學術世界關係的「情感依附」理論：「把區域研究專家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區別開來的是我們對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說完他把兩個十多歲的印度尼西亞養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講臺上，站在他的身邊，以表明他的意思。觀眾掌聲雷動。那一刻，「我簡直幸福得想哭」，安德森寫道。
情感依附理論的核心是一個學者深愛著他研究的地方和人民。情感是否真誠取決於他的情感世界和學術世界的關係，取決於他是否把情感融入了他的學術實踐之中。實證主義、邏輯自洽、價值中立、符合規範是學術本身的規則，但這遠不是學術活動的全貌。在安德森這裡，其學術旨趣和治學方式都與他的情感世界息息相關。進一步，他的情感世界形塑了他與對手打交道的方式，不管是陷入後殖民主義的扭曲關係中時，還是面臨獨裁政權的驅逐而陷入人身危險時，他的情感世界都一直陪伴著他在學術世界裡徵戰四方。
安德森說：「我在印度尼西亞的時光以一種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與民眾聯繫了起來。」一九六一年，安德森來到雅加達開始兩年四個月的田野工作。雖然愛爾蘭人的身份幫助安德森順利進入了田野，但是並沒有完全消解後殖民時代權力關係的扭曲。在田野工作中，「我發現自己頻頻被稱作『老爺』—一個荷蘭殖民者曾堅持要求的稱呼」。苦思多日，他告訴朋友們：「我和看起來像我的人應當被稱作『白化病的』（bulai或bulé），而不是白色的。」這個詞原本是用來表示水牛、奶牛和大象等動物粉灰色膚色的。「漸漸地，它傳到了報紙和雜誌上，成為印度尼西亞日常用語的一部分。」後來竟然有白人同事因為這個詞向安德森抱怨印度尼西亞的種族主義，安德森聽完都快樂瘋了。安德森用一個單詞跨越了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謂的美國學者與印尼人之間的「道德與政治的鴻溝」。這再次證明，語言是他的情感方式，他由此入手「與民眾聯繫起來」，同時送別殖民時代的遺蹟。
1830年，爪哇戰爭失敗後起義軍領袖蒂博尼哥羅王子被荷蘭殖民者逮捕（來源：wikipedia.org）
一九七二年，安德森寫完了他的首部比較研究的作品《爪哇文化中的權力觀念》。之後，他仍想知道，「即使在自認為完全現代的文化裡，是否存在關於權力的舊式思考的土壤」，多年之後，當得知美國總統裡根在他妻子致電算命先生前從不做重要決定時，安德森異常興奮。他的興奮之情源於對美國民族主義的神話「美國例外論」的一貫反感。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中，安德森把早期美國與西班牙美洲的混雜的新式民族主義進行比較，並把美國的案例放在這一章的最後而不是開頭。對此，時年七十三歲的安德森在書中頑皮地說：「我喜歡期待這樣的比較所激起的憤怒。」
《想像的共同體》一書最典型地體現了安德森的兩個世界的交融。情感世界的諸元素都能夠在其學術著作中找到各自的身影。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像的共同體》（來源：douban.com）
安德森對自己比較視野的演化路徑有著非常自覺的認識。少年時期，「從地理上講，我是在為一種四海為家的、比較性的人生觀做準備」。後來，在「同類中最好的」康奈爾大學東南亞專業學習，那裡的圖書資源、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和學術訓練讓比較思維深入骨髓，與東南亞同學的交往不斷地讓「偏見接受考驗」。一九六三年現場聆聽印度尼西亞國父蘇加諾的演講也是他比較視野的震撼式啟蒙。蘇加諾稱希特勒是「絕頂聰明」的民族主義者，這讓安德森「暈頭轉向」，「它讓我從此不再可能把歐洲視為理所當然」。這些都在以聚焦相似性為比較策略的《想像的共同體》中得到了體現。
安德森也談到了一九七二年之後到寫作《想像的共同體》之前的十年間自己興趣和觀點的變化，並列舉了引起這些變化的三大影響。首先，通過他的弟弟佩裡·安德森和《新左翼評論》，安德森才「變得更加國際化，不再只是一個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其次，東南亞專業的學生習慣於進行「之前未曾想像過的嶄新比較」，這讓他領悟到，真正有益的比較是那些出人意料的比較。第三個影響來自密友、人類學家詹姆斯·西格爾，因為他的提醒，「我開始思考如何把我之前所接受的古典、西歐以及印度尼西亞文學訓練運用於政治研究中想像與現實之關係的新式分析」。自此，語言和文學對於安德森來說，從一種情感方式延伸為學術研究的方法，《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很多引文和典故都出自英國的詩歌、隨筆、歷史和傳說，即為明證。少年時的語言和文學訓練，不僅是安德森尋找故鄉的精神密碼，也逐漸成為他的治學方式。所有這些影響都清晰地顯示出，安德森在不斷地超越自我，不論在政治立場方面還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比較和超越是相互推進的。比較的要點之一是翻越語言之牆、超越「天經地義」的局限。「你無法再認為你的階級立場、你的教育甚至你的性別是理所當然。」
最終，對情感的敏感讓他找到了解答民族主義謎題的突破口，這是安德森情感世界與學術世界關係的最佳例證。之前學界將民族主義單純地作為一個觀念系統或者一種意識形態來看待。安德森對此表示質疑：這種看待民族主義的方式無法解釋其巨大的情感力量，以及它讓人心甘情願為它犧牲的能力。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安德森說：「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像親屬關係或宗教這類的概念來處理，而不要把它理解為像『自由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類的意識形態，事情應該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此外，他還一償夙願，用學術的方式吐露了在劍橋大學時遭遇「英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憤怒：「若干年之後，當我通過寫作《想像的共同體》來為英國讀者講述民族主義的時候，我以挖苦、諷刺、含沙射影的方式道出了依然歷歷在目的一些憤怒。」
安德森的比較研究之路是一條超越邊界、超越自我的路。他在這條路上反抗、揭穿那些荒唐、反智、損害創造性思考的東西，如東方主義、文化霸權、美國例外論、歐洲中心主義、官方民族主義等，鬥志昂揚，不知疲倦。凡此種種，都仰賴於他的情感世界為其學術世界提供的問題意識、研究視角和論辯對手。
一九六五年印尼總統府衛隊發動軍事政變未遂之後，大屠殺爆發。逃離是一般學者面臨危險環境時的正常反應，可安德森並不這麼認為。平定了叛亂的蘇哈託宣布殺戮應該由共產黨人負責。然而安德森和同事經過研究，撰文主張「未遂政變」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印度尼西亞軍方的內部衝突，而不是如蘇哈託及其支持者堅持的那樣，是共產黨。兩個月後，文章「洩露了出去，讓蘇哈託的人和美國國務院怒不可遏」。安德森因此被禁止入境，直到蘇哈託獨裁政權倒臺他才重返故園。為了他的「初戀」，安德森超越了恐懼，在一般學者唯恐避之不及的歷史境遇中展露了飛蛾撲火般的性格。此後，安德森又兩次重操舊業，為泰國和東帝汶發言。一九七六年，為了抗議泰國政府對進步組織和左翼政治家的暗殺，安德森為寫給《紐約時報》的抗議信徵集籤名，絕大多數泰國研究專家都拒絕籤名。「我敢肯定大多數專家都對謀殺感到震驚，但他們擔心倘若自己開口，就無法再獲準回到他們所熱愛的暹羅。」不出數年，蘇哈託吞併東帝汶，「我非常『幸運』早已被禁止進入印度尼西亞，因此對我而言，為東帝汶人寫作和遊說並不困難」。情感世界幫助他在學術世界中做出了選擇。從前的怒目少年至此已經蛻變成了無所畏懼、肩負道德勇氣的學者。在危機四伏的國際政治情境中，安德森選擇了講出事實，用行動抗議暴政。
03
安德森的學術旨趣是從人生經驗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一生都在迎著真問題砥礪前行。他的兩個世界相互交融，彼此成就。安德森在兩個世界中都找到了內心的平靜。而在現代社會，學者身上的兩個世界常常是斷裂而不是相互融合的。這也就能夠說明他對一些事情的批評。安德森非常警惕「民族主義和全球化限制我們的觀點和把問題簡單化的傾向」。他反對圖書館把一切都數位化，也反對研究生培養逐漸「職業化」，認為「這些學生是在被訓練，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讓他們在『學術工作市場』具有競爭力」。學術不是謀生之道和進身之階。安德森說：「懷疑的、自我批評的立場正是學者們今天最需要培養的。鄙視政治家、官僚、公司經理、記者和大眾媒體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遠離我們根植於其間、視為當然的學術結構卻遠沒有那麼容易。」要遠離一個結構，就要重建一個結構。對安德森而言，讓人得以「保持距離觀察它們，而不是被它們形塑」的新的學術結構，就是像毛細血管一樣連接在一起的兩個世界。
本書的英文書名是A Life Beyond Boundaries，可譯為「超越邊界的人生」。貫穿情感世界和學術世界的正是安德森對眾多邊界的超越。這一連串超越可分為三類：首先是被動的超越，包括語言、故鄉，也包括田野地點從印尼轉到泰國和菲律賓；其次是比較方法的超越，如對學科藩籬、民族主義和各路中心主義的超越；第三，以學術擔當和道德勇氣對真實世界中霸權和危險的超越。究其根本，安德森對待情感與學術的方式，是他對自我最深刻的發現，也是對數字時代學術風格的超越。
安德森不斷提醒我們，被民族主義和世界政治所裹挾的，不是戲劇，而是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人生。真實世界是有情感的，研究者與真實世界之間的情感關係也同樣真實。情感世界和學術世界的關係驅動著學者氣質的形成，帶領他認識不同的歷史、文化與社會，使之理性而溫暖、專精而勇敢、智慧而有趣。安德森把他的學術生命向兩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敞開，一邊迷戀，一邊奮戰，直至最後一刻。
（《椰殼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憶錄》，［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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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張帆：安德森的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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