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徐開壘筆下的暨南大學先賢

歷史悠久的暨南大學，曾經幾度遷徙，20世紀上半葉，在上海也存在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當時，暨南大學就是在上海真如由暨南學堂改制發展成為完整規模的暨南大學，學校因此大力延攬學者名流任教，培養了莘莘學子。以後，部分師生留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暨南大學的教學生涯成為他們久遠的懷念。老報人、《聯合時報》創刊元老徐開壘以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記錄了暨大前輩在上海的點滴事跡。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進入上海租界，暨南大學於1941年12月8日被迫關閉。鄭振鐸先生後來為此寫下《最後一課》的名篇，記錄了暨大師生看到日本軍車駛過後停課的情景。40年後，當時的學生徐開壘以長篇散文《我的「最後一課」老師王統照》（1981年）重現了同樣的場景。現代著名作家王統照先生在暨南大學擔任國文課教授，在徐開壘的記憶中，王統照給他們上的第一課是陸機的《文賦》，沒有開場白，發下講義後，便以濃重的山東口音宣讀起《文賦》的詞句，並逐字逐句地講解。著作等身的王統照還嚴格批改學生的作文，在徐開壘的第一篇作文上批過這樣一句話：「記住，多少冗字本不必用！」這對當時已在報刊上發表詩文的徐開壘來說恍如當頭棒喝，並且銘記了一輩子。

「最後一課」按照學校的安排看到日軍軍車即行停止正常上課，王統照先生在這節課中堅持認真講課又留出時間破例講了一些鼓勵學生愛國的話語。這樣的歷史情景是暨南大學的高光時刻，已經載入2006年出版的《百年暨南史》一書。徐開壘與王統照在新中國成立後仍有往來，1956年10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王統照應徐開壘的邀請，陸續寄來詩文發表。

之後，徐開壘又撰寫發表了《我的母校校長何炳松》（1990年）和《「一二·八」前後的何炳松》（2008年）兩篇文章，深切懷念他就讀暨大的師長如何炳松、周予同、王統照、鄭振鐸、王勤堉、孫貴定等先生。1941年8月，徐開壘考取了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是時任學校教務長的周予同先生對他進行入學考試的。當他看到試卷上有「周予同」的籤名時，禁不住高興得脫口喊道：「哎喲，周予同！你那本談經史的開明青年叢書，我看過！」

周先生給徐開壘上過中國通史課程，他的教課內容和方式頗有特點，有實學又有口才，能將最枯燥的東西變為活的教材，既讓學生感興趣又能獲得有益的知識。周先生上課時的課本是周谷城先生編寫的開明版《中國通史》，但他上課時總離開課本，既談各家的見解，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徐開壘對此一直記憶猶新並心懷敬佩。徐開壘寫道：「我離開學校已有幾十年，昔日讀書時的課本及各種筆記，留下的已經不多，唯獨周予同講課時作的筆記至今還保留著。」

徐開壘在暨南大學上課時的筆記本 資料照片

筆者有幸藏有徐開壘所說的上課筆記4冊，計《中國通史》1冊、《地質學》1冊及《社會學》2冊。僅就《中國通史》筆記內容來說，周予同先生確實做到異說並存又有自己的治學觀點，從中可以窺見史學大師的風範。在「中國現代史學之派別」一章中，以近人各說（馮友蘭說、錢穆說、周予同說）、周予同最近私見、說明（引用了諸多學者觀點及著作）等章節組成。譬如，講到「疑古派」，依次以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疑古派的特徵、疑古派的學術來源、近人批評及周予同私見等段落組成，「周予同私見」則對前述段落內容予以優缺點評析。徐開壘的上課筆記字跡端正、段落完整，歷經數10年歲月保存至今，不失為暨南大學早期學生筆記的珍貴資料。

徐開壘在青年時期已經發表過記敘暨南大學幾位先生的文章，只是時代久遠，他本人未及收集出版，以至被淹沒在歲月的風沙之下。1945年10月，柯靈小說編選出版了《作家筆會》一書，這是柯靈先生在主編《萬象》雜誌期間積存下來的17篇文稿，記敘了20餘位作家名人的行跡故事。其中一篇是徐開壘以「原予魯」筆名撰寫的《暨南四教授》，他以學生身份回憶了王統照、鄭振鐸、王勤堉、周予同4位教授的課堂教學及上海淪陷後的生活。

徐開壘這篇寫於1944年年底的憶人散文形象鮮明，描摹生動，更有一種既視感。譬如說王統照先生，「在王先生那裡，每二星期作一次文，他批分數的記號是用ABCDE等英文字母，外加『+』『-』兩種。我不曾拿過他的A，這倒並不是王先生很不慷慨，實在是自己文章不好。——在像他那樣的教授面前，我認輸。因為他能指出我的不好『在哪裡』」。還有鄭振鐸先生的菸癮，「除了教室，我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內看見他，他總是抽著煙，好像他的右指永遠少不了有那一支捲菸替他裝點似的。尤其在圖書館（他是主任），忙著翻書，又忙著狠命抽菸的樣子，叫人看了真有些代他忍受不了」。他對地質學家王勤堉先生的形象描摹生動：「王先生經常穿的是一件絲長衫，人相當瘦，頭髮也不怎麼光亮，蠟黃的面孔配上一副深的眼鏡，很顯得出一個下過苦功的專門學者……王先生教書是熱心的，你纏不清的，他會不憚煩厭的，一遍再一遍地說給你聽，沒有一般教授的架子。所以大家對他全有好感。」周予同先生的風趣幽默一直為人稱道，「他是對生活抱著極端樂觀的。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他偶然談起他自己，他說他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對著鏡子忖量，像自己那樣的人除了教書還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嗎？——結果沒有。因此他一直教了20多年」。

抗戰勝利後，《中央日報》（上海版）於1945年8月30日創刊，徐開壘在該報創刊當天即刊登了一組連載文章《留滬作家苦鬥錄》，文中也記錄了鄭振鐸、周予同、王統照等具有民族氣節的暨大前輩在上海淪陷區不屈生活的剪影。如周予同在暨大停辦後，他曾代表政府發出大批款項資助學生赴內地，自己為免受人矚目而在一家普通的中學裡充當教員。鄭振鐸在學校停辦後一直沒有寫過一個字一篇文章，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鑽在古書堆裡了。

在文本比較中可以發現，徐開壘後期寫作的回憶暨大生活的文章，史實基本上來自上述兩篇舊作，這也是暨南大學人文歷史的吉光片羽。在徐開壘的晚年，他還積極參加暨南大學的校友會活動，參觀暨南大學和何炳松校長故居，一些當年的人和事始終縈繞於心。《暨南四教授》中有這樣一段話：「實在，對於周先生那樣的教授，誰忘得了他？縱然他的門牆桃李遍天下，他已經不再記得起每個學生的名字，但每個上過他的課的人，對於這個和藹可親，始終熱心於教書的先生，是絕不會忘記他的。」徐開壘寫的不僅是周予同先生一個人，在他的筆下，洋溢著暨大先賢的人格力量，他的心靈深處，青年時期的暨大歲月是一方淨土。

文：馬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