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過去從沒有過「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這個觀念，也就是「即使從所有時代所有人民的經驗來思考，歷史都被視為唯一、一貫的演進過程」（福山語）的那個歷史。這是個重大事實。將中國定義為「文明型國家」，區別於一般「民族國家」，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反而凸顯了這個缺失。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數千年來中國都是「吾聞有夷變夏者，未聞以夏變夷者也」（孟子語），從未建立起「所有人民」這一視角；二是因為華夏歷史始終為循環歷史觀所主導，從未發展出連貫「所有時代」的進化理論；如梁啓超所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史學之界說》）
在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成為全球一體化世界中重要組成部分之後，中國也在「所有時代所有人民的經驗」當中佔有了很大的份量。為了更深地理解中國與世界、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與世界傳統的關係，以及中國崛起對世界的衝擊，需要用到西方的「世界歷史」這個理論框架。
關於「世界歷史」，有多個流行的宏觀理論模型可以套用，學界通常按「進化論全球史觀」、「文化類型史觀」和「世界體系史觀」三分法來分類，每一類裡又有細分。為了簡化問題，本文選擇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作為基本的考察框架，一個是黑格爾的「階段發展」理論，一個是湯因比的「挑戰-應戰」理論，一個是列奧·施特勞斯的「現代性」理論。
一、理論模型簡介
在黑格爾那裡，歷史是一個總體過程，既有起點也有終點，且帶有理性的設計和目的，所以歷史也等同於階段性的「進步」或「發展」；沒有任何「進步」或「發展」的歷史，就不算是歷史。
這個模型強調了歷史帶有目的性的線性運動，否定了所有向後看的、循環的、停滯的歷史。據此，會得出如下結論：在諸多社會中，只有西方社會比較完整地實現了「世界歷史」的進程，而很多其他社會甚至「沒有歷史」，典型者如中國和印度。用黑格爾的原話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中國「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臺，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歷史哲學》）
湯因比不同意這一看法，在他區別於一般「歷史敘述」的「歷史研究」中，歷史運動體現為文明的發展，在整個「世界歷史」中，先後出現過21個（或23個）「具有文明發展進程」的社會，演變到今天，還剩下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伊斯蘭社會、印度社會和遠東社會這五大社會。所以，一部「世界歷史」也就是不同文明社會的興衰存亡史。在這個理論模型中，「階段」概念並不重要，「線性」概念則完全沒有，重要的是導致文明發展的基本因素和文明的興衰周期。一旦文明發展的諸因素齊備了，文明就發展，進入上升階段，而後又在另外一些因素作用下，陷入停滯，最終走向衰亡。
在湯因比的模型中，中國社會和印度社會不僅不是留在歷史之外的停滯文明，而且還是21個文明社會中的勝出者，儘管文明生長的路徑與西方社會不同，但卻也經歷了與西方文明差不多的一次次躍升，與西方文明並列為當今世界五大興盛文明之列。
湯因比批評黑格爾的歷史觀是一種錯覺，他說：「除了由於西方文明在物質方面的世界性勝利而產生的假象外，所謂『歷史統一』的錯誤觀念——包括那樣一種推論，認為文明的河流只有我們西方的這一條，其餘所有的文明不是它的支流，便是消失在沙漠裡的死河——還有三個來源：自我中心的錯覺，『東方不變論』的錯覺，以及說進步是沿著一根直線發展的錯覺。」 （《歷史研究》簡寫本）
列奧·施特勞斯又有所不同。在對於「西方文明」的認知上，他與湯因比的意見一樣，他們兩人所指的西方文明，不是通常所說的源自於古代希臘的那種文明，而是大約於公元1000年前後在北歐出現的一種文化。湯因比將這個新文明的誕生，歸因於歐洲的基督教舊社會自公元8世紀先後受到來自伊比利亞半島和安納託利亞半島的伊斯蘭教入侵，以及來自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歐蠻族入侵之後，對這兩個方面的巨大挑戰進行了非常成功的應戰的結果。這個應戰，在北方成功地使蠻族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大大擴展了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在南方不僅將穆斯林趕出了伊比利亞半島，而且將西方的勝利擴展到了整個新世界，成就了西方對全球的徵服。
在施特勞斯看來，也正是這個新的西方文化催生了一種新的信仰，即古老聖經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如他所說：「最簡單的表述就是：不再希冀天國的生活，而是要通過純粹屬人的手段，在塵世上建立天國。」（《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在他看來，所謂的「現代性」從此誕生，自此以後的整個「世界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被單一的「現代性謀劃」所主導的進程，並歷經了三次宏大的「現代性浪潮」。
第一個現代性浪潮，由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所開啟，政治與道德被分割開來，並化約成為了一個技術問題；第二次浪潮從盧梭開始，理性與自然被分割開來，經由康德和黑格爾確立為一種理性信仰，「公意」成為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因為它合乎理性，並通過人的歷史過程來實現；第三次浪潮與尼採聯繫在一起，他宣稱，所有的理想無非都是人類的創造活動，人類可以「重估一切價值」，對未來進行全新的謀劃，人類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宰。
這裡需要一點說明：認為現代性起源於聖經信仰，在公元1000年前後即已形成為一種文化，在時間上，這比大多數學者所定義的要早得多。後者例如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所言，以「進步、變化、現代化、原因、啟示、發展和解放」為內在價值觀的現代性，直到18世紀晚期才到來。
二、近現代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係
縱觀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大轉型，可以說，上述三種「世界歷史」理論模型，都有很大程度的適用性，甚至指導性。也就是說，中國的轉型，既可以看作是黑格爾的，也可以看作是湯因比的，或施特勞斯的。下面分別進行考察：
1. 進化論的線性史觀
在西學大潮的衝擊下，至遲自梁啓超開始，中國即開始接受「向前看」的、「進化」的歷史觀。20世紀伊始，梁啓超首倡「新史學」，他在1902年發表的《史學之界說》一文中寫道：「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循環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
他同時也批判了中國傳統的「向後看」的、「循環」的歷史觀，「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循環，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
梁啓超是20世紀中國第一人，他對近現代中國的學術和思想影響至深，他首倡的「新史學」的開啟，客觀上也為馬克思主義大舉進入中國開闢了道路。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無論哪一派，都深受普世性歷史敘事的影響，而整個國家也轉變為一個按照「唯物史觀公式」指導自身政治變革的國家。
直到今天，中國的執政黨仍然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帶有強烈的線性歷史觀色彩的表述，來統合整個官方意識形態體系。
由此可見，將中國近代以來的轉型，理解為從治亂因循的循環狀態轉變為階段性的、不斷變革的發展狀態的一個過程，並且將當前的中國理解為正處在「黑格爾歷史」的某個發展階段、將未來的中國理解為註定要進入到新的、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是可以成立的。
這就是黑格爾史觀中的中國社會轉型。
2. 文明的挑戰和應戰
與黑格爾史觀在中國的命運不同，湯因比的「挑戰-應戰」（Challenge-Response）理論模型並未成為中國當代史學的主流，也未被官方採用作為指導思想，甚至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然而，在我看來，應用這個模型來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其適用性和指導性，甚至更強。
根據湯因比的研究，在「世界歷史」中，有一些普遍的規律，支配著各個社會的發展或衰亡。首先，一個社會一定要面臨某種壓力和挑戰，或者來自自然界，或者是人為的，完全沒有任何壓力和挑戰的社會終將陷入停滯。其次，壓力和挑戰的強度要適中，強度過大會將整個社會壓垮，強度過小則起不到刺激的作用。最後，受到壓力和挑戰的社會奮起應戰，一旦應戰成功，舊社會將在應戰過程中蛻變為一個新社會，文明就大踏步前進了；在很多情況下，應戰不僅戰勝了原來的挑戰，解除了原來的壓力，還會一鼓作氣繼續走向新的勝利。
湯因比認為，所有的「子體文明」，或新社會，「毫無例外地都在它們所繼承的先驅文明的瓦解之中，遇到了人為的挑戰。」而且，這種挑戰通常會體現為來自外部的和來自內部的兩方面。
關於內部的挑戰，他認為，「變化是在原有的文明內部發生的，發生在這個文明開始失去創造力的時候」，這時，「它會分解為少數統治者和無產者（內部的和外部的）兩大部分。這些少數統治者已經無力進行領導，只能依靠加強壓迫；而無產者們對這種挑戰的應戰辦法便是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精神力量，而決心使他們的精神覺醒。少數統治者的壓迫意志引起了無產者的脫離意志；這兩種意志之間的矛盾繼續發展，同時這垂死的文明也就日漸走向滅亡，一直到它臨終時，無產者終於最後擺脫了這一度是它靈魂所寄託的家鄉，因為這家鄉現在已經變成了它的囚牢，最後還會變成一座『毀滅的城市』。」
關於外部的打擊或壓力，他說：「它們不斷受到一些鄰國的刺激，然後突然被一個強大得多的力量完全壓倒了。這些開初的帝國締造者在他們事業的中途就突然被推翻了的後果常常是怎樣的呢？他們是像西西拉那樣，常是倒下去就不再起來呢？還是像希臘神話裡的巨人安泰那樣，倒下以後再站起來的時候反而增加了一倍的力量呢？歷史上的一般情況是後面那種情形。」（《歷史研究》簡寫本）
湯因比的這個總結，是根據對「世界歷史」中大量的興亡案例進行分析研究而得出的。古希臘、古羅馬、迦太基、西方基督教社會、奧斯曼、普魯士、俄羅斯等等，所有這些偉大社會的誕生，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遵從相近的模式。
雖然在他的《歷史研究》這部巨著中並沒有重點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情況，但不難看出，若將他的這個一般模型應用於解釋中國革命這個特殊案例，幾乎是嚴絲合縫。下面來看一下：
晚清中國社會危機四起，恰是「變化是在原有的文明內部發生的，發生在這個文明開始失去創造力的時候」的情況。
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直到南方革命黨的辛亥革命，再到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革命，也很符合這個模型中的一般「定律」——「少數統治者」和「無產者」之間發生分化、無產者革命在帝國的邊省興起、無產者群體逐步發生精神覺醒並產生了脫離意志、擺脫並最終毀滅掉「這一度是它靈魂所寄託的家鄉」的帝國。
歷史上，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解體，正是由基督徒這一群「內部的無產者」和作為「外部的無產者」的蠻族，藉助基督教這個帶有「出世」和個人得救精神的宗教，共同完成的。在湯因比看來，「帝國崩潰了，教會卻留了下來，因為在帝國早已失去了領導、不能得到效忠的地方，教會正在進行領導，並且得到了人民的歸心。這樣，作為一個垂死的社會遺物的教會，就變成了孕育另一個行將在適當時機誕生新社會的子宮。」（《歷史研究》簡寫本）
從太平天國的基督教信仰，到共產革命的共產主義信仰，近現代中國的轉型，也明顯帶有「統一國家衰落——底層宗教興起——『統一教會』孕育新社會誕生」這個一般公式的痕跡。
而且，也同歷史上諸新社會浴火重生的情況一樣，近現代中國同樣經歷了「不斷受到一些鄰國的刺激，然後突然被一個強大得多的力量完全壓倒了」的外部打擊。眾所周知，正是二戰時日本對中國的全面入侵，讓中國國內四分五裂的各派在「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號召下，實現了大團結。而後，中國也的確沒有像西西拉那樣倒下去再也起不來了，而是像希臘神話裡的巨人安泰那樣倒下以後又再次站了起來。特別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也正符合「再站起來的時候反而增加了一倍的力量」這個一般規律。
湯因比沒能看到中國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他會認為中國的這一波針對外部壓力和挑戰的應戰，至今仍在繼續，很可能還會取得更大的勝利。
在湯因比看來，歷史上西方基督教社會最初通過西班牙和葡萄牙「先鋒」遠航海外，走向全世界，正是「由於摩爾人的壓力刺激所引起的」，「全是由於這種伊比利亞精力所創造的先例，西方基督教世界才長大起來」，「一直到它囊括了地球上的一切宜於人類居住的陸地和人類能夠航行的海洋。」
綜合上述，將中國近代以來的轉型歷史，理解為一個自19世紀上半葉開始的、應對巨大內部壓力和外部挑戰的成功應戰，也是可以成立的。長期的應戰充分調動起了一種可與當年「伊比利亞精力」相比的「中華精力」，使之一發不可收拾，而未來的中國社會註定要取得走向世界的更大勝利，這正符合湯因比「挑戰-應戰」理論的推論和預測。
這就是湯因比史觀中的中國社會轉型。
3. 「現代性」危機
再換到列奧·施特勞斯的模型上來看。首先，黑格爾的階段性發展歷史，就是施特勞斯所說的聖經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也就是「現代性謀劃」的歷史，就是建立「塵世天國」的某種方案。
馬基雅維利指出了將政治化約為技術這條道路，康德和黑格爾指出了理性與歷史這條道路，尼採寄希望於超人行使權力意志帶領全人類抵達目的地，馬克思則寄希望於奴隸通過消滅階級帶領全人類抵達目的地，在「現代性謀劃」中，他們全都是同路人。所以，施特勞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政治，其實也正是三次現代性浪潮的必然結果。很顯然，這個極端政治，無非就是馬基雅維利加康德加黑格爾加尼採再減去馬克思的那個方案，沒有什麼不合理。
這就是他所說的「現代性危機」，「現代的西方人不再知道他想要什麼——他不再相信他可以知道什麼是好和壞，什麼是對和錯」，「對尼採來說，關於未來，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對如其迄今為止所是的人（man as he was hitherto）來說，終點已經到來了；將來的，要麼是超人，要麼是末人。末人，最低下和最敗壞的人，沒有任何理想和熱望，卻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普通醫生和精神病醫生那裡得到很好照料的畜群似的人，也就是馬克思的未來的人。」他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寫道。
或借用福山的解釋，「末人毫無要他人承認自己比別人傑出的欲望。沒有欲望，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優越性和成就。這種人只滿足於自己的幸福，對自己不能超越小小的欲望一點也不覺得羞恥，總之，『末人』放棄作為一個人。」（《歷史的終結》）
這個危機是深刻的，現代西方文明失去了目標，「現代性」時代開啟一千年後，塵世天國已近在眼前，但人類卻並沒有勝利，理性破產了，歷史終結了，人類成了沒有道德、沒有理想和熱望、甚至沒有廉恥的「末人」。
在這個危機中，中國不幸陷入了一個特殊的困境：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無論是併入了「黑格爾歷史」的發展階段，還是進入了「湯因比歷史」的應戰階段，都同時也遭遇了西方文明自身的「現代性危機」。因為「黑格爾歷史」不是別的，正是一條以西方文明為主流的江河，「湯因比歷史」也不是別的，正是一座以西方文明為主峰的高山。江河的主流正在稀散，高山的主峰正在崩塌，對於後來的追隨者，它們不再提供方向和目標。
更要命的，源自西方的「現代性危機」，又反過來不分主次、不分先後地衝擊了所有「後發」的、努力進行現代化轉型和趕超的非西方國家，在同遭此劫的列國當中，中國甚至首當其衝。
這就是今日中國的現實：既接受了創建人間天國的現代性信仰，同時也陷入了失去信仰、失去目標的現代性危機。特別是，作為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在堅定地走上依靠奴隸革命實現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道路」的同時，也更深地陷入了「末人時代」的陷阱，巨大的「末人」人群充斥全社會。
這就是施特勞斯史觀中的中國社會轉型。
4. 「世界歷史」的尺度
歸納上述，在被迫進入「世界歷史」大局之後，中國在不到兩百年的時間裡，同時獲得了多個歷史角色。今日之中國，既是「黑格爾歷史」中的那個按階段向前發展的國家，也是「湯因比歷史」中那個起而應戰西方文明巨大挑戰的後起國家，還是「施特勞斯歷史」中那個在捲入「現代傳統」之後遭遇了現代性危機的國家。
這些角色對於中國是新角色，與中國自身傳統基本無關，完全是由於西方的衝擊，這就是中國在「世界歷史」大局中的遭遇和挑戰。
有些觀點認為，中國不必在乎這個所謂的「世界歷史」大局，西方已經衰落了，「西方中心論」破產了，中國的崛起將顛覆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未來的世界將以中國為主導依照中國傳統重新塑造。
其他暫且不論，這種觀點至少是低估了「世界歷史」的「重量」、輕看了「世界歷史」的尺度。
以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為例，在他創立中國將要超越西方、重新成為世界中心這一理論時，他主要用了中國和西方這兩種文明的兩兩比較，並主要使用了18世紀晚期之後的時間框架，故而得出「文明國家」vs「民族國家」、「中國現代性」vs「西方現代性」這個帶結論性的對比。
他沒有使用施特勞斯關於「現代性」的長時段定義，也沒有進入湯因比的大歷史圖景，他藉助新聞記者式的短期觀察，處理了一個很大的歷史課題。在我看來，這是造成他的結論流於偏頗和牽強的主要原因。
18世紀晚期至今不過兩百多年時間，而「世界歷史」的真實尺度，按湯因比的「文明」概念算，至少8000年；按黑格爾的「階段」概念算，至少4000年；按施特勞斯的「現代性」概念算，也至少有1000年。相比之下，兩百多年的歷史尺度，不足以得出「中國統治世界」這樣一個重大結論。
他在書中引用白魯恂的話，認為「中國現代史可以描述為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把一種文明強行擠壓進現代民族國家專制、強迫性框架之中的過程，這種機制性的創造源於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變。」此言不謬，但這在「湯因比歷史」不同文明之間的「挑戰-應戰」互動中，並不新鮮。斯巴達將雅典強行擠壓進自己的框架，羅馬將埃及和高盧強行擠壓進自己的框架，摩爾人將西班牙人強行擠壓進自己的框架，在擠壓過程中，擠壓者和被擠壓者也都曾發生「自身文明的裂變」。
若將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高速崛起看作是應對西方挑戰成功之後的反攻，在排除掉地理擴張這個因素後，也與多個歷史先例類似，如「伊比利亞先鋒」對摩爾人的反攻，或俄羅斯東正教社會對拔都可汗金帳汗國的反攻。
「這個應戰非同小可，其結果出現了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它不僅使一個渙散無力的社會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堅守陣地抵抗了歐亞遊牧民族的入侵，不僅是多次遠徵挫敗了敵人的銳氣，而且還一點也不含糊地永遠佔領了遊牧民族的土地，改變了這一帶地方的面貌。」若將湯因比這個描述用於說明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這一個「挑戰-應戰」回合，只需要把土地換成市場和財富，就頗為適用了。
然而，湯因比所講的這段歷史，若從1235年蒙古國「長子西徵」在俄羅斯創立金帳汗國算起，直到俄羅斯社會大反攻，沙皇利用哥薩克軍團向東方擴張，縱貫約五個世紀，時間上長了數倍。
結論是：「世界歷史」這個大局的歷史尺度很大，已經身處其中的中國，所面臨著的挑戰是複雜的。從兩百年左右的歷史中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將憑藉「文明國家-中國現代性」的特有能量衝破西方以「民族國家-西方現代性」為基礎的世界秩序，這個預測也許過於簡單了。
三、未來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係
如施特勞斯所述，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危機」隨著法西斯主義政治的崛起達到高潮，作為一種自救，西方憑藉了「自由民主」與之對抗。然而，正如施特勞斯所指出的，成功抵抗住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民主，卻不是現代性浪潮之後的現代思想，而是源自古希臘傳統的西方前現代思想。
這就是說，自「現代性危機」以來，西方傳統分成了兩個部分，一是近一千年來隨著西方基督教社會的擴張而興起的、自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以來歷經三次浪潮的「現代傳統」，二是源自古希臘古羅馬的、在與法西斯主義等「現代傳統」產物的對抗中被重新復活的「前現代傳統」。
在中國學界，很多人將現代性等同於自由民主，認為中國完成現代化轉型需要實現人的現代性，也就是自由民主，這從根本上誤讀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歷史。簡要地說，中國是在西方「現代傳統」的高潮中被捲入「世界歷史」的，國門被撞開之時，迎面撲來的幾大浪潮，分別是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馬基雅維利—黑格爾—尼採—馬克思這一脈「現代傳統」的產物，而不是自由民主傳統。辛亥革命藉助自由民主立國，遭遇了失敗，幾乎亡國，終還是通過在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實現了現代國家的建國。
這個路徑選擇有著很強的必然性。中國在應戰西方文明的過程中進入「世界歷史」，就相當於是從「湯因比歷史」進入「黑格爾歷史」。如果認為進入「黑格爾歷史」是中國應戰取得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必然選擇（沒有進化的歷史觀，也就沒有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的自覺性和迫切性，從這一點來看，的確是必要和必然的），那麼，接受整個西方「現代傳統」也是必然的，而最終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做出選擇，而不是選擇「前現代傳統」的自由民主，也是必然的。
至於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又選擇了後者，而沒有選擇前者，同樣有其歷史之必然，因為在尼採的「超人/貴族道路」和馬克思的「末人/奴隸道路」之間，中國並沒有什麼先天的條件選擇前者，反之，中國自身王朝循環歷史中的農民造反運動，卻正好與馬克思的奴隸革命運動相一致。
於是，未來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係的問題，也就歸結為：自1840年之後，被迫進入了「黑格爾歷史」、直接捲入了西方「現代傳統」、又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將會與「世界歷史」發生怎樣的關係？
1. 自由民主「元敘事」
自由民主，一種政治實踐，本不足以支撐一個歷史觀，沒有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會將龐雜紛紜的人類歷史解讀為動畫片似的自由民主史。然而，西方在藉助自由民主對抗各種「現代傳統」的極權主義的鬥爭中，產生了一個意外的結果：自由民主本身也越來越變身為一種「元敘事」，越來越具有了關於自由本身的線性的、甚至是目的論的大歷史，也就是英國學界所說的「歷史的輝格解釋」。
自由民主變身為一個具有自身元敘事的新的「現代傳統」，不僅具有了線性歷史的「通史圖式」，而且具有了基於理性的未來謀劃（自由市場經濟學），這是二十世紀的新事物。事實上，二戰中美英法對德意日的戰爭勝利，在「歷史哲學」上，也標誌著自由民主對法西斯的勝利、新元敘事對老元敘事的勝利，不僅如此，獲得了元敘事道義性和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挾政治和軍事勝利之威，繼法西斯主義之後，又將馬克思主義鎖定成為了新的敵人。
冷戰以西方再次獲勝而結束，同時，自由民主元敘事對現代傳統元敘事的勝利也被推向了高潮，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到達了它的頂峰。正如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所宣稱的，「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襲君主制、法西斯與共產主義這類相對的意識形態。可是，我更進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他認為，「除了自由民主，人類再也找不到更高層次的社會組織方式」，而正是黑格爾式的「一貫而定向」的「普遍歷史」，引導人類到達了這個層次。
然而，自由民主元敘事畢竟是在政治鬥爭中誕生的，其政治性始終高於學術性，這一點，甚至自由主義者們當中的清醒人士自己也不否認。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就曾揭穿這其中的虛幻，終結了自由主義元敘事的學術追求。在他那本被評價為「終結了一個時代的歷史寫作」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一書中，他寫道：「輝格派的歷史學家們會畫出一些串聯特定歷史事件的線索，例如，有的線索可以經由馬丁·路德以及一長串的輝格派，最終達到當代的自由。如果他沒有足夠的謹慎，他就會忘記了那條線索僅僅是他頭腦中的一個把戲，他會逐漸地認為這一線索正是類似於『因果鏈條』的東西。這種方法的全部結果，將是把一種特定的形式強加於整個歷史情節之上，並且產生一個表現整個歷史必然美好地匯聚於今日的通史圖式。所有的一切都顯示了數個世代以來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原則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輝格黨人是進步原則永遠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託利黨人則永遠對這一原則產生阻礙。」
如沃勒斯坦所說，自由主義在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獲得了歷史動力，也終將隨著共產主義的退潮而失去其歷史動力。後冷戰時代的世界巨變，很快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也等於是宣告了自由主義元敘事的不成立。伊拉克戰爭後期，小布希政府承認發動戰爭的主要考慮是石油，但仍然堅持，無論如何，世界需要一個自由民主的伊拉克，解放伊拉克仍是「Freedom Agenda」的一個步驟。這差不多就是自由主義元敘事的一次迴光返照了。
2. 中國的多重困境
由於身陷黑格爾-馬克思元敘事與自由民主元敘事這一對局當中，在前述的多個「歷史角色」之外，中國又多了一個角色——被虛構的自由民主元敘事鎖定為「自由進程」主要敵人的那個國家。
中國有沒有可能擺脫這一困境呢？比如，放棄黑格爾-馬克思史觀？或接受自由民主元敘事？結論是：都不可能。
前一個問題，實際上，黑格爾-馬克思史觀並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基礎，其國家權力源於帶領全體人民向前邁進這一觀念之上，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給全體人民美好未來這一承諾之上。無論是回到循環的歷史，還是轉向超人/貴族的道路，都將從根本上瓦解新中國的立國基礎。
這就意味著，基於黑格爾-馬克思史觀的階段論元敘事，也與自由主義元敘事一樣，蛻變成了一種政治，並在政治鬥爭中獲得歷史動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兩種元敘事之間的鬥爭，雖然不大會重回冷戰時期那種全面的意識形態對抗，但仍然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不難想像，一旦中美開戰，美國一定還是會以自由民主之名，而中國一定會以自主道路之名。自由民主是個「進程」，自主道路也是個「進程」，背後的哲學基礎，都是元敘事。
後一個問題，自由主義元敘事與中國沒有關聯。一方面，中國歷史本來就沒有什麼連貫敘事，被迫套進馬克思史觀的階段論公式中已很勉強，要想套進自由主義的通史圖式中幾乎沒有可能；中國古代歷史上本沒有人民反抗專制追求自由的歷史事件，更不用說將一系列具有自由民主色彩的事件串接起來成為一個連貫的宏大敘事。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大會以自由民主作為未來的終極目標，數千年的家國傳統仍將長時期伴隨著中國的未來，無論何時，「中國夢」都一定包含國家的強大，甚至如馬丁等人所言，還隱含了恢復以「中央之國」為中心、以「朝貢體系」為主體的天下秩序。
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仍將深陷在被自由民主元敘事所製造的困局當中。張維為教授提到一位美國學者所勾畫的民主vs專制大歷史：古代時斯巴達戰勝雅典是1∶0，專制獲勝；二戰後西方陣營打敗了蘇聯陣營，是l∶0，民主獲勝；兩千多年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打成了平手，下一波會怎樣? 可能就是專制的中國和民主的西方之間的對決。這種虛構就是一個典型，雖然明顯是政治而非學術，但對中國來說的確是困局。
最後來看一下「現代性危機」的困境。
中國依靠全盤接受西方的現代性，成功應對了西方的挑戰，並成為了西方現代傳統的一部分。如今，面對西方社會的現代性危機以及因此而導致的衰落，中國的未來出路無非是兩條：一是作為西方現代傳統的一部分（甚至是更現代性的一部分），與西方社會一起陷入越來越深的現代性危機；二是憑藉中國自有傳統中的前現代特質，例如儒家傳統，消解西方現代性的危機。
有一種關於「中國現代性」的說法，但論者們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論據。馬丁在突出中國不同於西方的特殊性時，主要強調中國自身的悠久歷史和獨特傳統，而在提出「東亞現代性」、「日本現代性」和「中國現代性」這些新觀念時，也仍然認為這些現代性更多地源於東亞國家本土，是「與生俱來的現代性」，「紮根並形成於它們的歷史和文化中」。果真如此嗎？現代性最為核心的信仰——「不再希冀天國的生活，而是要通過純粹屬人的手段，在塵世上建立天國」，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能找到一絲一毫的影子嗎？
人們可以相信，中國和日本在接受西方現代性的同時，也都保存了自身的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的儒家政治哲學。但這顯然不是現代性，而是典型的前現代傳統。正如西方在對抗現代性危機時會藉助古希臘的前現代傳統一樣，中國等東亞國家也在藉助自身的前現代傳統應對危機。
前現代傳統就是「現代傳統」這個特殊傳統之外、之前的所有傳統，那裡才是真正的汪洋大海。亞里斯多德也相信歷史的循環，在這一點上，他與中國的儒家士大夫一樣。當今世界的現代性危機昭示出了前現代傳統的合理性：在循環的歷史中，秩序信仰高於變革信仰，道德政治高於權術政治，人文主義高於技術主義，只有這樣，才會產生對於現代性危機的有效抵抗，使人類逃脫集體淪為「末人」的命運。
如此看來，所謂中華文化拯救世界、中央王國統治世界，真正的含義，就是憑藉中國的前現代傳統來對抗整個世界的現代傳統。因為隨著現代性危機越來越深，中國的前現代傳統已成為了唯一的指望。西方自身的前現代傳統已經廢掉了，正如福山所看到的，自由民主在成為現代傳統的一部分並獲得了自身的元敘事之後，也就陷入了自身的危機。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社會之時，也就是「末人」布滿大地之日，福山跳躍著歡呼前者，卻跌倒在了後者身上。
中國能成為世界的拯救者嗎？尤其是，假如中國的前現代傳統還沒等真正挑起世界的重擔，就早被現代傳統中的中國人和西方人一起聯手摧殘至死了，中國的前現代超人在挺身而出拯救世界之前，就先在現代性大潮中被淘洗成低賤的末人了，哪還能有什麼指望？
可悲的是，從當前的大趨勢上看，這種可能性極大，甚至難以避免。就這樣，中國的多重困境，也同時成了世界的多重困境。
四、結語
從1840年算起，中國通過轉型併入「世界歷史」還不到兩百年時間，無論從哪一種「世界歷史」的尺度上看，兩百年的時間都是一個較小的時間段，不足以得出大的結論。即使考慮到整個世界已進入了高速發展變化的時代，也仍然如此。
在這一段時間裡，中國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力衝擊，以拼死應戰的急救方式做出了一系列的路徑選擇。當今天的中國人終於可以比較從容地回顧這段歷史，並重新審視這些選擇與「世界歷史」的關係時，會發現這些選擇基本正確，且具有很強的必然性——應戰是必然的，併入西方「現代傳統」是必然的，接受西方現代性是必然的，包括擁抱馬克思主義也是必然的。
但這些必然選擇，同時也令中國陷入了多個困境，包括自由民主元敘事帶來的困境、現代性危機帶來的困境，以及由於自身前現代傳統被摧毀從而失去自救機會這個更大的困境。
認清中國的這些路徑選擇以及所處困境，極為重要。林肯當年針對美國道路說過：如果首先我們知道我們在哪裡，正要去哪裡，我們就會更好地判斷要做什麼和如何做。
面對巨大的機會和嚴重的困境，需要的是冷靜細緻的思考，過於樂觀和過於悲觀，都可能妨礙中國做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