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唐人街一家商店用廢紙盒封擋門窗，以應對美國大選投票日及其後可能出現的破壞行為 圖 / 劉關關
長期以來，美國華裔都面臨著「竹子天花板」的桎梏，並受缺乏政治參與熱情的刻板印象所困，而當下，或許改變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華裔，特別是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參與既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必要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記者 陳洋
全文約8837字，細讀約需20分鐘
據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統計數據，中國（包含港澳臺地區）在2018年取代墨西哥成為移民美國人數最多的國家。1980到2018年間，美國的中國移民人口從36.6萬人增長至245.5萬人，其中約半數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和紐約州，二者均為「藍州（註：指民主黨佔有優勢的州）」。
從選票數量及增長速度來看，華裔應該是美國大選中不容忽視的一大族裔。然而長期以來，相比拉美裔和非洲裔等，華裔選民的大選參與度存在明顯差距，也沒能得到兩黨足夠的關注。
今年的大選表現出了一種不同的趨勢。2020年9月15日，AAPI Data等發布了一份名為「2020亞裔美國選民投票調查」的報告，報告調查包括華裔、菲律賓裔、印度裔、韓國裔等1569名註冊亞裔選民後發現，47%的受訪華裔選民對本屆大選有更高的投票熱情，經濟、醫療、教育和種族歧視是他們最為關注的話題。同時，有41%的受訪華裔表示沒有明確的黨派偏好，而偏向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則分佔38%和16%，至於總統候選人，拜登和川普的得票率分別為56%和20%。
當然，一份樣本有限的統計數據不足以完全展現華裔族群的深度和多樣性。隨著2020年美國大選創下了自1900年以來最高的投票率（66.8%），以及拜登和川普分別成為美國歷史上獲得普選票數第一和第二的總統候選人，兩人無比接近的得票率也讓美國社會的分化暴露無遺。
這種分化同樣存在於華裔族群內部。這背後既有美國多元化社會的共性，比如不同教育背景、收入水平、既往經歷、職業階層等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投射；也反映出華裔社區獨特的族群差異，暴露出一代和二代移民間的代際溝壑，以及在文化、歷史、價值觀等層面的差異。
大選投票是一次自由的政見表達，即便無法互相說服，也帶來了認知他者和自我的契機。長期以來，美國華裔都面臨著「竹子天花板」（註：指亞裔在美國職場中存在的一種無形的升職障礙）的桎梏，並受困於缺乏政治參與熱情的刻板印象，而當下，或許改變正在發生。越來越多的華裔，特別是年輕一代認識到，公民參與既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必要。
在11月3日大選投票日後，本刊採訪了三位美籍華裔，他們職業不同，所處的人生階段也不同，他們有的支持拜登，有的連續兩屆都把選票投給了川普，他們身上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2020年4月7日，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天普市，美國南加州華人聯合總會代表向當地一家藥店捐贈口罩時合影 圖 / 美國南加州華人聯合總會
「我在基層投票站工作」
丹姐: 投給拜登
第一代華裔移民，57歲，生物醫藥企業員工，芝加哥
1988年來美國留學前，我在北京做腦外科醫生。因為對橡膠手套過敏，我不得不離開醫院，從臨床轉向科研。我順利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研究崗位，並在那裡遇到了我後來的美籍丈夫。1990年代初結婚後,我成為美國公民，之後在美國南方生活了12年。如今，我定居芝加哥（註：美國第三大城市，屬於伊利諾州），在一所生物公司負責美國和亞洲區業務。
剛來美國時，華人還很少。三十多年過去了，華人雖然越來越多，但大多數對於社會政治活動不太積極。這背後也有客觀原因。哪怕是我這樣，和美國人組建家庭、在這邊待了大半輩子的人，也時常能體會到種族差異帶來的無形隔閡。就像水和油，你可以臨時把它們攪勻，但最終還是會分開。作為少數族裔，越不去努力融入，就越容易被這個多元社會所孤立。所以，我一直對各種志願活動非常熱心，也會動員華人朋友一起參與。
2020年，我第七次投票選總統，並首次參與基層投票站工作。我非常不喜歡川普。首先，他滿嘴謊言，張口就來；其次，他非常自私，自他執政以來，美國退出的國際組織或者停止執行的國際協議達到十餘個，其中許多都是戰後由美國創建或發起的；第三，他非常不尊重人，尤其是對非白人族裔、女性不尊重……所以我非常期待這次能把他選下去。
我所在的伊利諾州位於美國中部，雖然周圍一圈，包括印第安納州、肯塔基州、艾奧瓦州等，都是支持共和黨的「紅州」，但伊利諾州歷來都是「藍州」。能在中部一片紅色中獨藍,應該和當地整體經濟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相關。
按照規定，只要沒被判過重罪，並能保證參加培訓，本地註冊選民都能申請基層投票站的工作。因為大選日是工作日，往年投票站的崗位大多由退休人員承擔。今年由於疫情嚴重，很多退休人員出於健康擔憂會選擇居家。一旦選舉站工作人員不足，就可能導致選民排隊時間延長，影響大家的投票熱情。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早早就提交申請投票站工作。我是醫生出身，知道如何防範疫情，保護自己。
基層投票站的工作主要分為兩種，一種叫election judge（選舉監督員，以下簡稱EJ），一種叫Polling Place Technician（投票站技術人員，以下簡稱PPT）。我擔任的就是後者，類似於技術人員。相較於EJ，PPT負責的內容更多，更複雜，不僅要學習基本的投票、計票規則，還需要了解所有機器操作，以及故障處理。我因為日常工作也涉及這些內容，就報了PPT，並順利通過了篩選。
2020年11月3日大選投票日，一名選舉監督員（election judge）拍攝下丹姐工作的場景
我們從10月10日開始培訓。PPT的培訓包括兩次線下課和一次網課。第一次線下課我們連續上了四個小時。即便是我這樣英文很好、平時一直跟機器設備打交道的人，也覺得強度非常大，完全不允許開小差，而且當堂課結束後就會進行考試，至少得有二十多道考題。上完線下課，我回家後又繼續上了兩個小時網課。網課分為不同章節，每個章節結束時也有測試，十道題答對八道以上才能進入下一章節，不然就得再學一遍。最後一步是線下課，將學到的理論進行實操演練。
基層投票站通常按照選舉區來劃分，就像北京會分朝陽區、海澱區，各個區下面又會劃分不同的社區街道。依據居住地址，每個選民會被分配到具體的站點。投票站往往會臨時徵用學校或者教堂。今年考慮到疫情，我所在的選舉區便把四個投票站集中在一起，設置在了一所大型體育館內。每個投票站會配備5位工作人員，包括1位PPT和4位EJ。我所在的小組由兩名男士和三名女士組成，年齡大都在四五十歲，有的曾在電話公司工作，有的還在律所工作，大家都是第一次參與投票站的工作。我是20名臨時工作人員中唯一的華裔。
11月3日是正式投票日，為了保證當天能專心工作，我提前郵寄了選票，並向公司請了假。雖然11月2日我們已經去場地做了一系列核驗及準備工作，但當晚我還是沒有睡好，一是惦記著次日要早起，二來也緊張，擔心現場會出現一些臨時狀況。3日一早，按照規定，我5點就到達了場地。我們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嚴格按照選舉流程完成所有步驟，節奏十分緊湊。到6點正式開門，一下就湧進來二三十個投票者，投票早高峰開始了。
一般投票的高峰期分為三個時段：早上上班前、中午午飯時間和下午下班前後。投票的基本流程是：選民需要先到接待臺提供有效身份證，或者銀行帳單、水電費帳單等可以證明當前住址的單據；經核實並籤名後，選民可選擇領取紙質選票或者電子投票卡；領取紙質選票的選民前往帶有隔板的投票亭填寫，領取電子投票卡的則前往投票機通過觸屏填寫；紙質選票填好後需要去掃描儀掃描投票結果；一切無誤後，投完離開。
真正運轉起來，還是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臨時狀況：比如有人改名了，或者搬家換地址了，導致投票信息對不上；比如有人提前領取了郵寄選票但沒有寄出，想改為現場投票，那我們就需要把那張郵寄選票裝袋封存起來，留待查驗；比如有人填表時，不小心兩個候選人都選上了，機器拒絕讀入，我們就必須再給他一張選票重新填，之前那張作為廢票也需要裝袋封存，以便核實選票總數……
對於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我們有一本280多頁的選舉操作手冊可供查詢，整套流程非常嚴謹。從相關設備和材料從貨車卸下起，所有文書和設備開封都要求EJ中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成員同時在場。這一整天，無論是吃飯還是上廁所，這兩位組員都得同步行動，避免出現只有一黨在場而可能引發的爭議。流程制度雖然完善，一線工作人員也絲毫不能大意，整個過程沒有一張紙是廢紙，就連剪下來的塑料鎖都需要存放在專門的塑膠袋裡，籤名封存。
我們投票站19：00關門。但做完一系列收尾工作，我到家時已經是晚上9點多了。雖然很累，但我更慶幸自己沒出錯。對於結果，我倒是不怎麼擔心，伊利諾州肯定是「深藍」。
我女兒22歲，今年是她第二次參加大選投票。她原本可以回家投的，但她選擇了留在大學所在的俄亥俄州，因為後者屬於關鍵搖擺州。為此，她特地更換了證件，把地址由家裡改成了學校。雖然過程挺麻煩，但她很高興自己的一票能去往最需要的地方。
我自己七屆大選選票都投給了民主黨，因為我覺得民主黨更關注窮人，我們不能只看著自己錢包裡的錢，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稅收就是應該用來提升公共服務的，這會讓我們的社會更進步。但我們家也不是都支持民主黨，我的白人丈夫就連續兩屆投給了川普。他是一名醫生，從「歐巴馬醫保」法案推出後，他都投了共和黨（註：歐巴馬醫保法案全名「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主要目的在於控制醫療費用和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不允許醫生拒絕不同種類保險的患者，之前以治療商業保險患者為主的醫生收入會因此大幅縮水）。雖然政見不同，但我們尊重對方的選擇。
我也有一些華裔同學投給了川普，他們有的在「藍州」，有的在「紅州」。我有一個微信群，裡面都是我當年在國內醫學院的同學，一些人現在成了美國公民。大選期間，大家也會在群裡面爭論，投川普的就說拜登如何不好，我們投拜登的就說川普哪裡不好，有時候氣氛挺緊張。
後來，拜登率先拿到270票，我們這些支持拜登的人很開心，有的在群裡說要開party，有的說要放煙火，剩下選川普的就說，真鬧心。有一個投給川普的同學，她居住的地方當時恰好雷雨交加，於是感嘆，川普輸了，老天都在哭。我就回復她，老天那是激動的。
2020年11月3日，美國總統大選選舉日，華人選民在紐約曼哈頓唐人街的一處投票站投票 圖 / 廖攀
「我寧願選一個瘋子，也不選一個傻子」
黎叔：投給川普
第一代華裔移民，57歲，醫生，加州
我是1992年來的美國。那之前，我在北京一所三甲醫院做醫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國內一波出國留學潮，為了更好地發展，我申請了一家外國藥廠的獎學金項目，過五關斬六將，如願拿到了去洛杉磯學習的機會。辦了停薪留職後，我揣著幾乎全部家產獨自來到洛杉磯。當時，我的獎學金是每月1800美金，相對寬裕的財務狀況讓我得以更專注地投入到課題研究中。
從訪問學者到住院醫生再到擁有行醫執照的正式醫生，從J1籤證到H1籤證再到綠卡。到美國的第十年，我拿到公民資格，成了第一代移民美國的華人。
雖然2002年起我就有投票資格了，但2016年前，我從未行使過這項權利。一方面是因為加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無論我投誰都不會影響結果。另一方面，此前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政策主張上並沒有水火不容，民主黨也不像現在這樣，力推平權法案、全民健保以及大麻合法化等在我看來太過激進的政策（註：2018年1月1日起，娛樂用大麻在加州合法化，但在聯邦法律中仍然屬於非法麻醉藥物）。
總體來看，左右我投票的主要是兩方面：我華裔的身份；候選人推行的政策。
2016年的大選，我很不喜歡希拉蕊。早在歐巴馬執政時期，還是國務卿的希拉蕊就表現出對中國的明顯「敵意」，比如，她當時主推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囊括了一眾太平洋沿岸國家，就是不包括中國。另外，我對民主黨的一些政治主張也並不認同。我的思想相對保守，比如在我看來，民主黨在同性戀議題上的態度就太過激進。
相反，我對當年首次登上政治舞臺的川普印象深刻。之前，無論驢象兩黨誰當選，都是同一個圈子裡的人輪流坐莊，川普算是這麼多年來美國票選出來的第一個圈外候選人，有種草根民主的感覺。
他關於美國國內的一些政治主張也跟我比較接近，比如限制非法移民。當然，我也是外來移民，但我是合法合規獲得的公民資格，為美國社會做出了貢獻，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地位。反觀一些從美國臨近國家進入的非法移民（註：墨西哥與加州南部接壤,是美國境內非法移民的主要來源國。2017年，川普下令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有限，還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消耗著我們辛苦工作上繳的稅收。
加州為什麼多次遭遇破產危機，我認為跟這個有很大關係。加州很多政策都是站在人道主義的角度來制定和執行的，但以美國現在的條件，社會承受能力有限。民主黨倡導高福利社會的問題就在於，人人無論是否努力工作都擁有同等的社會福利待遇，那麼未來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越來越少，花錢的人越來越多，納稅的人越來越少，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稅收下降，沒有足夠的錢來維繫社會運轉，導致政府破產。
我覺得可以幫助這些非法移民，但不能無原則，無差別的高福利政策是對社會福利資源的無謂消耗。每個人要享受福利就應該付出努力，向社會貢獻與收入相匹配的稅收。但在加州，我看到的是，很多非法移民完全依賴社會福利維持生計，不願意去努力工作，也從不交稅。政府發放的福利券本來是援助困難家庭購買食物或者奶粉、尿不溼等生活必需品的，卻常常被人兌換成現金，用來購買菸酒，甚至是毒品。
川普在第一次競選時承諾要廢除的「歐巴馬醫保」，也是同樣的問題，有點劫富濟貧的意思。如果美國發展成加拿大那樣的全民醫保，一旦患者得了嚴重疾病，需要做一些特殊檢查，就必須排隊等待。我們醫院最近就收了好幾例加拿大來的癌症患者，有前列腺癌的，有乳腺癌的，基本上手術排期要半年以上，如果在加拿大乾等，可能命就等沒了。
所以在我看來，美國社會水平尚未達到高度發達，民主黨的一些主張偏理想化，而川普雖然經常說話偏激、不著調，但提出的一些主張是有群眾基礎的。
當然，川普的一些政策也損害到我的利益。以他的稅改為例，加州房價高，稅改後，住房貸款利息的最高抵扣稅額被調低，我每年要多交15000到20000美金的稅款。另外，疫情期間，他「China Virus（中國病毒）」的說法也讓我非常不高興。
所以，我未必有多麼支持川普。但在他和拜登之間，我只能矮子裡面拔高個，寧願選一個瘋子，也不選一個傻子，因為瘋子能幹成事，而傻子啥事也幹不成。你看拜登，他連數據都記不清，說話也會走神（註：在競選期間，拜登曾多次說錯數據，口誤）。
雖然現在拜登已宣布自己選舉勝利，但川普並未承認敗選，仍在不斷提起新的訴訟。不過，就算川普最終被判定敗選，我也不會失落。無論誰當總統，我們的日子還得過，不會有太大影響。
我們家裡很少討論政治，這次，我和妻子都投票給了川普，但是女兒投了拜登，她在大學念法學院。我們科室的一些學生也支持民主黨。我能理解，民主黨那套執政理念在青年一代很受歡迎。但我相信等到他們真正走上工作崗位、對社會的認知更深入更成熟時，觀念就會發生改變。當你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早上6點出門，晚上8點才回家，年薪拿到幾十萬美元，最後要交40%的稅，就是為了給那些年薪一兩萬美元的人提供社會福利時，你會怎麼選？
2020年10月30日，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顧客在餐館室外帳篷中點餐 圖/新華社
「總統無法替你解決眼前的所有問題」
過多多：投給拜登
第二代華裔移民，19歲，耶魯大學大二學生，伊利諾州Vernon Hills市
我父母上世紀80年代來美國。媽媽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到美國後為了找工作，轉學了計算機，現在就職於一家科技企業。爸爸剛來美國時在可口可樂的一家工廠做會計，後來開始經營自己的生意。我從小在芝加哥附近長大，今年第一次參加大選投票。除了15歲的弟弟沒有達到法定投票年齡，我們全家都把選票投給了拜登，連在香港工作的姐姐也提前郵寄回選票。
和其他族群一樣，不同的成長經歷、經濟狀況和社會階層使得華裔群體內部政治觀點各異。問題是，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沒有在制定政策時給予華裔群體足夠的關注。雖然近年來，華裔移民主要是來自科技、生物、醫療等領域的高端人才，但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話語權上，華裔依然面臨明顯的「竹子天花板」。比如，我雖然是第二代移民，從小就生長在美國，但依然常常被視作「外來者」。
很多時候，華裔所處的這種狀況既是原因，也是結果。我小時候，父母就有投票資格，但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投票熱情。因為在他們眼中，要讓自己和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不能寄望於某個黨派的某個總統當選，最終還得靠自己的努力。我覺得這也代表很多上一代華裔美國人的想法。
因為父母的努力，我從小不用為下一頓吃什麼、晚上要住在哪兒而煩惱，不用去關注政治。2016年，15歲的我對川普上臺並未有什麼印象。到了高中，我夢想成為一名老師，開始關注其他人的生活，因而漸漸開始關注和參與政治。
進入耶魯大學後，我選擇了民族、種族和遷徙專業。這一專業能同時滿足我對歷史、教育和法律的興趣。我也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對家庭和族裔的責任，要擔起這份責任，就必須有所作為，去改變不公的狀態，那麼參與政治議題就是其中的一條路徑。和美國所有大學一樣，耶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這是日後成為一名合格公民與社會貢獻者的必要條件。
我們一家都傾向於民主黨，我身邊也有華裔朋友跟父母的政治觀點不同。我的一位朋友就加入了一個名為「共和黨父母的華裔兒童支持小組」的Facebook群。除了代際溝壑，文化、歷史和語言等差異往往使二代華裔在政治上比父母更進步。當然，這並非只是存在於華裔中的特殊現象。
有些華裔父母反對民主黨，是因為不贊同後者倡導的社會福利政策。他們認為自己繳納的稅款，沒有流向合理的地方或者合適的對象。也有人抨擊某一黨派執政期間存在腐敗，但在我看來，腐敗並不是某一黨派的問題，這是政治的通病，如果單單拿這個去抬高另一方，則多少有些虛偽。
我能理解不同代際間政見不同的原因，每個人都會基於自己既往的經歷做出決定。我們父母這代人大多五十多歲了，他們懷揣著夢想過來，有很深的中國記憶。我們自己作為二代移民，從小在美國長大，不熟悉父輩的過去，但了解美國的歷史，明白美國的民主制度雖不完美，很多缺陷是可以通過不斷革新來彌補的。所以，美國社會的路徑未來可能會出現各種問題，但我們總還是有選擇的，每四年行使一次投票權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今年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註：2020年5月25日，美國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執法後死亡，隨後美多地暴發抗議遊行）後，很多華裔子女會和父母交流這一問題。在討論或者爭辯的過程中，我們作為子女能更了解家族的歷史，了解父母的經歷和價值觀，這會讓父母和子女之間的紐帶更加牢固。當然，這種討論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比如激烈的爭吵後，互不理睬，有些孩子會覺得在一些重要話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
但溝通仍然是必要且有價值的。今年夏天，我和幾位華裔同學一起參與創辦了一本中文學生刊物，起名《心聲》，成員包括美國各高校的華裔學生。我們希望以此為平臺，向父母和家人呈現一些來自二代華裔的進步觀點，增進華裔族群的代際了解，並尋找折衷地帶。
2016年，我媽媽曾參與過華人社團組織的遊行活動，那場活動是為了聲援彼得·梁（註：2014年11月，27歲的新手警員彼得·梁在執行巡邏任務時槍枝走火，意外造成非裔青年Akai Gurley死亡。之後，梁被大陪審團以重罪起訴，引發華人社區強烈反應。部分華人認為，梁被重判，是因其華裔身份而受到不公待遇，因為在過去的兩年，美國發生了多起白人警察槍殺非裔事件，最終白人沒有遭到起訴。期間，全美華人在四十多個城市和地區發動遊行。2016年4月，彼得·梁的罪行由過失殺人罪降為刑事疏忽殺人罪，被判5年緩刑以及800小時社區服務，免於坐牢）。雖然媽媽很少主動參與政治活動，但如果是我們姐弟三人感興趣的政治活動，她都願意陪我們去。2020年5月31日，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後，我們家附近舉行了一場反種族歧視遊行活動。媽媽也陪我去了，現場有上千人，有黑人、白人，但亞裔面孔算上我和媽媽也就四個人。
2020年6月1日，伊利諾州芝加哥北城，一名抗議者舉著標語牌參加抗議示威活動 圖/新華社
上大學前，我曾經很擔心自己會因為成長和環境的改變，跟父母在一些重要議題上出現觀念衝撞，但保持陪伴和溝通也讓我明白，我們的政治觀念並非一成不變，會受到彼此的影響。
我們選擇聲援黑人群體，並非因為我們同屬於非白人族裔，同樣承受著歧視，而是因為我們明白，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未來也可能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即便我貢獻的這份努力，未來可能也不會真正能救我於危急，但我還是會為之發聲。如果我們都像川普那樣，認為保護一方的利益就一定要犧牲另一方的利益，未免太過狹隘，太缺乏想像力，我們需要對政府和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雖然川普執政的這四年乏善可陳，甚至是災難性的，但他依然獲得了近半數的支持率，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信念緣何而來。我不希望自己投給民主黨是因為從小生活在一個「藍州」，也不希望自己支持社會保障法案和平權法案是因為同學們都這麼做。我希望在完全了解對立立場並充分挑戰過自己後，再做出的決定。
即便我支持民主黨，也認同平權法案的理念，但在一些具體的提案及執行層面，仍然有許多不同意見，比如，主張將公立大學的擇優錄取改為按種族比例錄取。不過，和部分保守派華裔不同，我認為這並不代表我們要對平權法案全盤否定，而應該更謹慎地對待，更深入地質疑。雖然我把選票投給了拜登，但他的政策是由一個溫和派政治家決定的，而我們當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現實，需要比拜登方案更先進的措施。
對於這次大選波折的選情，我並沒有特別緊張。儘管我非常希望總統不再是那個滿嘴種族言論的人，可我知道，總統無法替你解決眼前的所有問題，總統無法幫助你實現所有願望。如果你希望能改變自己所在群體和族裔面臨的不利現狀，就不能僅僅盯著大選日你投出的那一票，而是要明白接下來的每一天你能做什麼，要如何為改變而努力。
（文中黎叔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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