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跨境學童 小小年紀為何如此辛苦?

2021-02-14 鳳凰衛視
人生中的選擇,映射著時代的側影。孤舟片葉,逃不脫潮起浪湧。跨境學童群體中「雙非」兒童佔了很大的比例,他們不僅要應付跨境上學路途中的辛苦,社會文化的差異,還或多或少地會面對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紛擾。

分隔兩地的深圳河上,有一支獨一無二的跨境學童大軍,每天為數近三萬人之多。這些孩子從三四歲的幼兒,到十來歲的中學生。他們每天清晨過關去香港上學,下午又過關回到深圳的家,披星戴月風雨不改。路途的艱苦和兩地文化差異,讓他們的求學過程十分不易。

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的黃子鳳,今年八歲,家住深圳,每天要到香港上學。每天5點50分起床,10分鐘收拾完畢就出門了。從黃子鳳家到福田口岸,要坐18個站的公交車,中間還需要轉一次車,不管風吹日曬,母女兩人每天都要在7點左右趕到福田口岸。黃子鳳幼兒時語言能力發育較晚,沒能在深圳找到合適的學校,於是母親毅然帶她踏上了跨境就學之路。當黃子鳳終於趕到福田口岸時,其他的要去香港上學的孩子們,也陸陸續續從深圳各處趕來。他們脖子上掛著裝有通關證件的小卡套,步履匆匆地匯入口岸的人潮中。深圳福田口岸是跨境學童日常最主要的通道,周一至周五,每一個早晨會有接近1萬名跨境學童經過這裡,奔赴遠在香港的學校。"據香港政府2015年至2016年的數字就有28100多名跨境學童,比2005至06年上升了5倍多。"

跨境上學的路途遠,時間比較長。好多家長反映他們平均一程來回要3個小時。大部分的孩子和黃子鳳一樣需要坐校車,他們先要在深圳的出境大廳集合,由保姆阿姨們清點人數,護送過關,步行跨過深圳河,說起孩子的辛苦,跨境學童的父母總不免覺得心疼。有位母親說,有些內地山區的孩子需要跋山涉水一兩個小時去上學,而她的孩子和山區孩子,其實也並沒有區別。

事實上,很大一部份的跨境學童就是大家所稱的「雙非子女」,這個特殊群體是在什麼社會背景下出現的呢?香港回歸之後,關於非香港人在香港所生的孩子,能否擁有居港權一直存在爭議。在2001年,香港終審法院一槌定音,判決父母都非港人的莊豐源贏得居港權,這是香港關於「雙非子女」最早的判例。莊豐源的祖父是香港人,但他父母都在內地,1997年莊豐源母親到香港探親生下了他,並把他留在香港和祖父一起生活。而對於他的判決,也令雙非嬰兒擁有了居港權。在隨後超過10年中,這個判例成為超過20萬「雙非」嬰兒在港出生的誘因。而隨著這批「雙非」嬰兒的逐漸成長,他們也成為了跨境學童的主要人群。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張玉閣說:"當時特區政府對內地女性去香港產子是持支持態度的,因為香港的人口出生率是比較低的,是希望有這麼一批能夠補充香港的生育率,能夠有助於他的人口的更新。"

根據香港政府文件所提供的數字,2001年時,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僅為620名。實施自由行後的2004年增加到4102名,到2010年和2011年高峰,出生人數已經躍升到32653及35736名。2013年1月,梁振英政府實行「零雙非」政策,香港所有醫院無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婦預約分娩。到此為止,之前的十多年間超過20萬「雙非」嬰兒在港出生。這也催生出跨境上學學童數量的急劇增長。

雙非孩子雖然擁有居港權,但每天跨境上學無疑對於孩子和他們的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戰,他們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因為自身的特殊情況,黃子鳳在讀小學前幾乎沒有上過幼兒園。更小的時候,黃子鳳有稍微的學習遲緩,無法適應內地的標準化教學。在深圳的時候,謝幸霞曾經將女兒黃子鳳送到私人幼兒園,老師看到她不說話,就把她丟在一邊,謝幸霞看到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黃子鳳在香港的健康院打預防針,被一位社工留意到了。很快這位社工就幫她安排了一家香港幼兒園銜接三個月,之後又得到了元朗寶覺小學的面試機會,對此,子鳳的媽媽謝幸霞一直心存感激。"第一面見的是周校長,他說她發育晚沒關係,你給我六年時間調教,你放心交給我。"謝幸霞回憶說。

元朗寶覺小學副校長周永雄說:"我們衡量過之後,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我們嘗試去接收她。好想這個小朋友在這裡完成六年(學業),因為我們是一間學校,我們希望小朋友在這裡學習不要像一個人肉球一樣,被人扔來扔去,都希望她自己有成長。"

當然,大多數的跨境學童,或許並沒有遭遇像黃子鳳這樣的特殊情況。他們的香港身份讓她們自然獲得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機會。鄒茨楠今年小學二年級,與黃子鳳就讀的是同一間學校,相比之下她的上學之路就要輕鬆很多。從深圳灣到香港的小學坐校車就幾分鐘的路程,她的母親每天開車到深圳灣口岸,送她坐校車到學校,隨後母親會自行坐巴士,到學校做義工,等到放學再和她一起回家。與那些在內地讀書的孩子對比,鄭香山還是感覺到女兒有著諸多不同。"見到外國人她會用英文,講國語馬上轉國語頻道,廣東話也沒問題。反正她兩文三語,轉速會比國內的小朋友快。她每天接觸兩地不一樣的文化,她會看得比他們多,經歷也會多,她的能力也會提高很多。"

鄭香山所說的話,在跨境學童家庭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這些孩子們雖然每天奔波,但辛苦付出,換取的是與內地不一樣的學習環境。

不過,對於接近3萬人的跨境學生來說,香港相對公正完善的教育體系,卻帶來了另一種高要求的升學壓力。事實上,和內地一樣,香港教育體系中,資源會向名校傾斜,而學生在升學過程中,也要經過一層層嚴格的篩選,最後只有少數學生可以順利考取大學。香港每年政府資助的大學聯招學士學位,大約維持在13000個,嚴格地說,升學率大致在18%左右,而要擠上這座獨木橋,又很大程度取決於能否入讀好的中學,好的小學,甚至好的幼兒園。根據香港回歸前遺留下的傳統,學校在招收學生時,面試是最重要的環節。可以說香港小學的面試差不多是全球最難的小學面試。"這些名校的面試,除了看學生本身的素質,包括學習和特長等,還要看家長和家庭的狀況。包括爸爸媽媽會如何配合,家長本身的學識,很看重父母的表現。"餘琳自己擁有一家已步入正軌的公司,先後在香港生下兩個男孩子,現在大兒子餘澤凱已經五歲半,開始要準備申請小學。"我從去年九月份就開始考察九龍塘那一帶的名校,當時我定位是想儘量能讓孩子進入band one(第一級)的學校。所有的名校我都去了,發現壓力太大了。我覺得即便我孩子很優秀,可能不是那麼優秀,因為那邊的家長,真的是各方面,我覺得不是拼錢,還要拼實力。什麼都要拼我覺得太累了,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不去九龍塘了。"

當然,就算是大多數香港本地學童,也一樣擠不上名校的獨木舟,因此,參加政府的小學計算機統一派位,就是更多跨境家庭的選擇。有的人會派到好的學校,他的那條路看起來就會寬闊些;派到不好的學校,可能資源上會沒這麼好,或者這條路看起來沒這麼好。

很多雙非家長赴港產子,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獲得香港比較優越的教育資源。然而現在他們發現,做為一個生活在深圳的香港孩子,不僅要應付更為激烈的升學競爭,跨境上學之路,也遠比想像的更為艱辛,以至於有些家長,開始考慮讓孩子回到深圳上學。甚至希望政府可以實施「返回機制」,讓他們可以擁有再一次選擇的機會。

所謂返回機制,專指已經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在宣布放棄香港身份之後,可以重新獲得內地身份。「雙非」港童如果承諾放棄香港身份就能隨父母入所在地的戶籍。李鋒的孩子也是在香港出生的,明年開始讀小學,李鋒正在為孩子的跨境生活做準備。他建立起微信群,還有公眾號,與很多處境相同的家長交流觀點和經歷,也逐漸將越來越多的家長聚攏起來。這些家長都將自己的孩子通稱為「港寶」,而李鋒這兩年也為「港寶」們做了不少爭取權益的工作。他在2016年初,跟部分「港寶」家長,做了個網上小調查,有300多人投票。結果顯示,如果孩子可以入讀公立學校,有78%的願意回去。

一邊是當初曾經懷抱的憧憬和希望,一邊是孩子們所要面對的激烈競爭和現實壓力,很多家長都覺得自己面臨著兩難選擇。而家長的呼聲,也給深港兩地的政府帶來新的課題。

2016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也發布《我市居民在港澳地區出生子女申報出生入戶》辦法,指深圳戶籍居民在香港或澳門出生的嬰兒,在「尚未取得境外和境內合法身份的」,可在深圳申報出生登記。不過對於已經取得香港身份的「雙非」子女可否入戶,則仍未提及。李峰說:"其實我們有一些家長也在做一些事情,希望公立學校可以接收跨境港寶,但是目前來說,深圳一地的公立學校確實是需求的學位不夠,所以沒辦法,政府我知道他們想做,但是做不了。"

今年深圳市兩會上,已經有政協委員提交了關於將港澳籍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的議案。但由於深圳入讀公立學校,劃分了優先次序不同的組別,如果「雙非」兒童要入讀公立學校,就要爭取一個較前的優先位置。這可能會擠佔很多非深戶的外來工子女他們的學位,他們的基數是非常大的,很可能會引發一個更大的反彈。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政府因為實際條件和資源的限制,可以做的並不多。很多跨境家庭為了孩子,還在努力堅持。這時候,各方面的力量,點點滴滴地為跨境學童提供的協助,就顯露出了重要性。福田口岸會及時跟學童的監護人、學校溝通,及時了解跨境學童每天的過關情況以及需求,改善通關流程,保障學童安全,同時又提高過關效率。香港方面的學校,社福機構,也都在發揮著他們的作用。2006年,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與羅湖區婦聯合作成立羅湖區跨境學童服務中心,為跨境家庭提供服務。多年來,這個中心開設各種免費的輔導班,協助跨境學童和家長融入香港社會。

王豔冰是中心的負責人,目前中心的社工絕大多數是香港人,每天他們要從香港趕到深圳上班。"跨境家庭在我們的心目中,無論是單非還是雙非,或者是全是香港人住在深圳,他們都是跨境家庭,他們都是香港的一份子,和我們享受平等的權利。"

2001到2011年的十年間,每年新出生的雙非兒童由620名上升到超過35000名,香港社會驟然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到港產子的內地孕婦加重了香港醫院的壓力,出現產房和床位不足的情況。很多雙非兒童住在內地,跨境到香港上學自然選擇就近的北區學校,這使得北區學位不足的問題更為突出,這又引發了香港社會對於教育資源的憂慮。而在另一方面,2003年開始實行的港澳個人遊,也就是簡稱的自由行。為香港帶來了大量內地遊客。但是自由行一方面為香港創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磨擦。2009年4月深圳戶口的居民開放一籤多行,他們可以一次籤注一年不限次數進出香港,大量水貨客也因而出現。繼而又引發諸如內地遊客前往香港搶購奶粉等事件,這些都對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造成了影響,同時也讓不少港人產生內地人到香港搶資源的看法。2013年1月起,香港政府全面實施「零雙非」政策,「雙非」兒童人數從此停止增長。零雙非政策的實施,使香港人口出生數量,出現了一個過山車的現象,2011年及2012年,香港出生人口均超過9萬人,實行零雙非政策後的2013年僅出生5.7萬人。當時研究香港人口政策的學者認為,「雙非」政策會使幾年後的適齡學童人數出現大幅度的波動,進而為香港教育體系帶來調整的壓力。為此,香港政府也做了很多過渡性的安排,一定程度地舒緩了入讀小學高峰過後,學校的生源壓力。從更深入的角度看,零雙非政策的實施,還基本堵住了香港醫療和教育產業化的可能性。"現在看可能這裡面涉及的問題比較複雜就是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問題比較複雜。這個可行性到底怎樣,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張玉閣說。暑往秋來,新的一個學期開始了,接近3萬人的跨境學童也都迎來的新的開始,黃子鳳和鄒茨楠都升入了三年級。一年又一年,他們和別的孩子一樣,擁有一個期盼長大的童年。所不同的是,他們走在跨境上學的路上,深圳河兩端的閘口,可能會一路伴隨著他們從幼兒園到小學,直到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廣闊天地。這些最後的「雙非「兒童,還在繼續他們跨境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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