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朱振武(1963—),男,遼寧大連人,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平(1993—),男,山東臨沂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生。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中的非洲文學」專題研究
主持人:朱振武
主持人語:「二戰」以後,作為「非主流」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非洲文學特別是非洲英語文學逐漸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壇產生了廣泛而重要的影響,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學共同體。文學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世界文學語境下對非洲英語文學進行全新的美學探析和學理審視,以及文化意義上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裡刊登的《瘟疫書寫的終極關懷———以南非英語小說<瘟疫之牆>為中心》和《西方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偏離及其在非洲本土的疏離》兩篇研究成果均緊密圍繞非洲文學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展開討論。前者緊密聯繫當前疫情,對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說《瘟疫之牆》的當下意義進行了闡釋,旨在說明信任和尊重對於消弭不同文化、政治、地域、種族和信仰之間的偏見和歧視,對於共同面對人類危機和未來至關重要。後者對西方學界的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話語建構和闡釋模式進行了系統總結和深入反思。殖民話語所建立起來的研究方法明顯呈現出了一種對非洲英語文學本體的偏離,它過多關注非洲英語小說中的政治主題,而忽視了非洲英語戲劇的本土文化和非洲英語詩歌的人文情懷。認識到這一現象,對於我們正確認知和闡釋非洲英語文學並在此基礎上擺脫西方話語的桎梏和藩籬,以期實現最終的平等對話很有意義。當前,我國非洲英語文學研究中存在的明顯問題,一是過度聚焦少數幾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稍稍冷落了其他作家;二是較多跟風西方的批評話語和定性論說,不能多方位立足本土視角,缺乏中國學者自己的原創性研究。因此我們的非洲文學研究需要增強本土意識和文化自信,提高批評自覺,力求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盡綿薄之力。(上海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教授;國家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首席專家)
摘 要: 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說《瘟疫之牆》有著鮮明的政治訴求,作品從歐洲瘟疫書寫傳統中汲取靈感,批判了當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小說以瘟疫為寓言,通過探討中世紀時期人類面對黑死病的種種行為,映照出當時南非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作者試圖藉助人們面對「瘟疫」所產生的共同痛苦和創傷,在南非社會塑造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以期對即將到來的民族和解有所裨益。白人作家力圖通過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黑色書寫」為受壓迫的黑人群體發聲,從而消弭長期以來的偏見和歧視,而這種對共同體的認同及守望相助的信任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今天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 瘟疫;隔離;種族;愛情;責任
疫者,乃鬼神所作也。在先民的意識裡,疫病常被看成是上天降罪的工具:在《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侮辱了阿波羅的女祭司,招致了太陽神盛怒,因而希臘聯軍飽受瘟疫橫行之苦;在索福克勒斯的戲劇《俄狄浦斯王》中,也恰是因為俄狄浦斯犯下了殺父娶母的罪行,才導致天降瘟疫於忒拜城。這種造成群體性災難的流行病往往被看成是對個體道德敗壞或整體社會腐化的審判懲罰,瘟疫也由此獲取了一種道德意義上的隱喻,而基督教的出現無疑讓這二者的聯繫在西方變得更加緊密。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醫學事件,還是道德事件和政治事件,當然也是一個文學事件。作家正是看到了瘟疫所具有的破壞性和隱喻性,所以通常將其作為描繪社會混亂的一種修辭手法。西方文學中存在著一個瘟疫書寫的傳統,所謂瘟疫書寫,具體指作家通過瘟疫這一背景,探求人類在極端境遇下的價值判斷和倫理選擇,或藉助瘟疫這一隱喻來表現人類的某種生存困境。從薄伽丘的《十日談》到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從毛姆的《面紗》到加繆的《鼠疫》,瘟疫或作為背景,或作為寓言,其身影一直在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中得到接續。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1935-2015)在其小說《瘟疫之牆》(The Wall of the Plague,1984)中就承接了這一書寫傳統,並以瘟疫為隱喻,來反映當時南非社會的種族隔離制度。布林克才華橫溢,三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也三度入圍曼布克獎,但由於其多採用阿非利卡語進行創作,所以我國國內對其作品的譯介相對較少,這也是《瘟疫之牆》至今沒能得到應有關注的主要原因。布林克雖是阿非利卡語作家,但也發表了許多英語小說作品,在南非出版審查制度最嚴苛的時期,他採用了雙語同時進行創作,《瘟疫之牆》這部小說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一、瘟疫書寫:承襲中的變奏
布林克與納丁·戈迪默和約翰·庫切齊名,三人被譽為當今「南非文壇三傑」。雖是齊名,布林克在世界文學上的影響卻不能同另外兩傑相比。然而布林克不僅是著名的小說家,而且還是文學批評家和社會活動家,一生都致力於推動南非文學的現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其小說作品以人道主義為導向,為被壓迫的邊緣群體發聲。這部發表於南非最緊張時期的作品,旨在批判種族隔離這一「政治瘟疫」,並積極呼喚南非民族和解的到來。小說雖對薄伽丘等人的文學作品有所借鑑,在歐洲的書寫傳統中汲取了靈感,但卻始終關注的是南非的社會現實問題,而這也與大多數非洲文學作品一致,雖使用了歐洲文學的「樂器」,演奏出的卻是別具特色的非洲聲音。很明顯,布林克受到了《十日談》的啟發。被譽為「人曲」的《十日談》採用了嵌套式的故事結構,在佛羅倫斯大瘟疫的背景下三男七女躲在郊外別墅裡講述各自所聽聞的故事,布林克卻在借鑑這部文藝復興時期巨作的時候反其道而為之。《瘟疫之牆》這部小說發生在現代背景下,而主人公卻在追尋並探討中世紀黑死病這一話題。小說的情節十分簡單,女主人公安德莉亞在為其情人保羅的一部關於黑死病的電影進行考察研究,她橫穿普羅旺斯,旅途中她一邊整理關於瘟疫的筆記,一邊又不自覺地回想起曾經在南非的生活。在此期間,保羅將來自南非的黑人活動家曼德拉派去協助她,而曼德拉的出現則徹底改變了故事的走向。小說背景設置在歐洲田園風光之下,且涉及瘟疫這一主題。布林克顯然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繞不開薄伽丘、笛福和加繆等人的瘟疫書寫,所以索性就以這些作品作為自己創作的根基,並將自己的小說與之進行比照。此外,他還將安託南·阿爾託、菲利普·齊格勒等人關於瘟疫的研究作為保羅創作電影的筆記收錄到小說中,在作品開放的對話環境中對其進行考量。通過閱讀這部小說,可以明確發現,《瘟疫之牆》雖然植根於歐洲瘟疫書寫傳統,但卻成功做到了旁生斜枝,且這條斜枝又藉助南非社會這一肥沃土壤得以落地生根,就像榕樹的繁殖一樣。探討這部小說與歐洲瘟疫書寫的聯繫,可以在更深層次上看到作家關於民族和解的嘗試以及對南非建立新國家可能性的思考。在小說《瘟疫之牆》的卷首,布林克依次摘錄了加繆的《鼠疫》、安託南·阿爾託的《戲劇及其二重性》、薄伽丘的《十日談》、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以及齊格勒的《黑死病》中的重要段落,而這一做法無疑是希望讀者在閱讀中體會這部小說對以上幾部作品的揚棄。在《十日談》的開頭,面對肆虐的疫情,一部分絕望的人整日飲酒放縱,這一點與我國魏晉時期服藥飲酒的文人頗為相似,末日狂歡的放縱如不是對生命的無可奈何,誰又會一死生,齊彭殤。但大多數人做出的其實是這樣的選擇:這些事情,以及許多相似的,甚至更糟的事情,在仍然健康的人中間引起許多疑慮恐懼,到頭來他們不得不採取一個相當殘忍的措施:儘量遠離病人和他們的物品,認為這一來就可以保住健康。與大多數人一致,那講故事的十位年輕人為求活命,也逃離了原有的生活,逃離了城市,逃到了郊外。可見,薄伽丘在其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是一種逃離主義的哲學,《十日談》中的主要人物代表的是逃亡藝術家的形象。布林克筆下的人物保羅雖有著幾分逃亡藝術家的氣質,但卻與薄伽丘筆下的三男七女有著本質的區別。保羅雖然置身歐洲,但卻始終存有社會良知,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改變人們的觀念,從他資助曼德拉從事革命活動一事亦可管窺其內心深處的政治責任感。薄伽丘認為在黑死病的背景下,任何人類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但是布林克卻主張,無論在何種境遇下,反抗總是有意義的。面對瘟疫,個體或逃離或堅守的選擇正是其思想的外化,而作為整體的民族國家採取何種方式防疫則是其制度、文化、價值觀等多重因素的體現。在新冠肺炎成為新的全球大流行病的當下,英國那富有爭議的防疫策略或許可以從丹尼爾·笛福那裡找到其「個人主義」的文化基因。笛福的《瘟疫年紀事》細緻地記錄了1665年發生在倫敦的那場大瘟疫。笛福筆下的敘事主人公鞍具商H.F.是一個樸素的個人主義者,當瘟疫來襲,他並沒有選擇離開,而是選擇留下來守衛自己的財產,將生死交給了上帝。倫敦進入緊急狀態時,H.F.對「房屋封禁政策」下人們種種行為的觀察無疑最讓讀者印象深刻,「看到和瘟疫犧牲品一起被封閉起來的那些人事實上被判以某種死刑,面對這種恐怖他禁不住戰慄發抖」。由於當時沒有一套完善的配套資源組織工作,那些被隔離的人,他們的生命權和生存權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在這種高壓政策下,笛福對那些失去自由者的描繪吸引了布林克的關注,因為他所要在其小說中探討的就是在種族隔離這一「政治瘟疫」下人們的價值選擇。瘟疫雖然帶來了混亂和毀滅,但在法國先鋒戲劇理論家安託南·阿爾託看來,這種毀滅性同時伴隨著創造性。他將戲劇與瘟疫相提並論,認為:戲劇和瘟疫都具有有益的作用,因為它促使人看見真實的自我,它撕下面具,揭露謊言、懦弱、卑鄙、偽善,它打破危及敏銳感覺的、令人窒息的物質惰性。它使集體看到自身潛在的威力、隱藏的力量,從而激勵集體去英勇而高傲地對待命運。而如果沒有瘟疫和戲劇,這一點是不可能的。瘟疫所到之處就如同放了一把火,具有洗滌作用。這種用殘酷來對抗殘酷的方式,布林克在一定程度上是贊成的,他筆下的女主人公安德莉亞的行為就體現了這一點。當時南非的法律禁止跨種族發生性行為,這就將不同的膚色隔絕開來,在人群中建造了一座隱形的高牆。而安德莉亞卻用自己叛逆的性行為一次次跨越這座高牆,當她衝破了這一界限之後,發現最簡單最原始的真相其實是:在這種越軌的行為中只有男人和女人,而不是白人和黑人。對布林克的瘟疫書寫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加繆的《鼠疫》。當時正值納粹德國佔領法國之際,這部存在主義的作品將瘟疫敘事與民族抵抗聯繫在了一起。加繆筆下的人物同樣面對想念親人和渴望自由的問題。然而,在裡厄醫生的領導下,他們認識到了接受醫療檢疫的必要性,並幫助醫生實施醫學檢疫。加繆的日常英雄通過培養一種民族歸屬感來緩解隔離的痛苦:他們認識到自己是「從這裡來的」,所以他們選擇保持一種我要戰鬥的精神。在絕望之中看到希望,在極端境遇下人類抱團取暖,這也正是布林克要在其小說中反映的主題。布林克筆下的非國大黑人活動家曼德拉就像裡厄醫生,他用自己的革命激情先後點燃了安德莉亞和保羅,讓這兩個因恐懼而逃避現實的人重新面對現實。布林克沿用了加繆將鼠疫作為寓言的方式,其瘟疫敘事是對極端社會的詳盡而深刻的審視,在這種審視下,社會上的所有缺陷都會被放大和照亮。二、瘟疫之牆:隔絕中的結合
牆是隔絕的象徵,將自己所恐懼之物隔絕在外,一堆石頭便給予了人們實在的安全感。保羅曾在與他人的交談中質疑位於普羅旺斯的那堵瘟疫之牆是否起到了阻止瘟疫的作用,在他看來,單靠一堵牆來對抗瘟疫無疑是十分荒謬的。其實,這種質疑背後是作家布林克藉助瘟疫之牆這一現實意象來批判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試圖通過隔離政策來隔絕黑人白人等不同種族的交流無疑也是十分荒謬的。建立一道牆,是為了將自我與他者分隔,牆一旦建立,牆這邊與牆那頭自然就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南非的「瘟疫之牆」將黑人與白人隔絕開來,這一政策更加劇了原本業已緊張的對立關係。布林克在小說創作中並未採用席勒式的方式急於抨擊這道種族之牆,因為他知道與這種被建立的牆相比,更可怕的事情是自己主動建立一道牆,將自己與他者隔離開來。作家看到了現實中「牆」這一問題的普遍性,所以他在創作中緊抓這種二元的關係,探索主人公的牆內世界與牆外世界。只有個人邁出了自己的牆,擺脫了思想的桎梏,社會才能從隔絕走向融合。當然,在這時候,作家批判的主要社會問題也會因此迎刃而解。首先,在敘事技巧上,布林克採用了明顯的二元敘事策略。小說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述安德莉亞的考察之旅,而在這考察實踐當中,所見卻引發了所思及所感,意識流的手法將現實與回憶勾連起來。自從離開南非,安德莉亞就在極力壓制自己對故鄉的思念,她努力安慰自己,用愜意美滿的法國生活讓自己沉醉,以為躲到保羅的懷抱裡就能夠逃避過去。安德莉亞為自己建立了一道時間之牆,將過去關在牆外。但是,隨著電影考察的深入,以及對黑死病歷史的追溯,這種追溯的研究方法也作用到了安德莉亞自身,她因此也不時陷入對自己過往的回憶中。安德莉亞意識流的回憶為自己漸漸尋回了那早先被她捨棄的過去,而曼德拉的出現則是將她的過去與現在結合了起來。曼德拉用自己直面問題的革命精神喚醒了安德莉亞的種族意識,因而在曼德拉被暗殺後,安德莉亞選擇了勇敢地離開法國,結束逃亡式的生活,重回故國。安德莉亞離開時給自己的情人保羅留下了一封書信,而小說的第二部分便可看作是保羅對安德莉亞來信的回應。保羅在聽聞曼德拉的死訊及安德莉亞的離開後,陷入了沉重的悲傷之中。悲傷之餘,他也反思了自身的政治理想及價值取向。他發覺自己也始終在逃避,一直活在牆內,於是他放棄了自己的黑死病電影劇本,轉而去書寫關於情人安德莉亞的小說。從整體來看,小說的這兩部分可看作是安德莉亞與保羅的對話,而各部分之間又穿插著大量的「雙聲語對話」,這種對話一方面表現了牆內牆外的種種差異與隔閡,另一方面又暗示出二者試圖打破阻隔,親近溝通,從而悅納彼此的嘗試。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布林克也藉助二元對照的方式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但這種特點卻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固態表徵。保羅、安德莉亞和曼德拉三人身上有各自最突出的特點,但三人性格中又有相通交融之處,而這三人也在情愛糾纏中互相影響,發生改變。一個是離開南非定居法國的白人作家,一個是逃離南非輾轉流離的有色女性,一個是為南非革命在歐洲奔走籌錢的黑人活動者,三者互為對照,又互相滲透。當現實過於殘酷時,人往往寄情於藝術以求獲得慰藉。保羅以藝術自由為理由留在歐洲,其實是在逃避南非嚴苛的政治制度。如果說曼德拉是一個激進的行動派,那麼保羅則更像一個逃避的藝術家,但是他的這種逃避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與他的早年經歷緊密相關。從那之後,保羅就由一個行動者變成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人物:他在思考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他想從思想的層面上來改變這一切。因此,他想以黑死病為突破口,從歷史上的問題入手,可是他的創作卻難以推進。他不止在藝術上受挫,在現實生活中也不能很好地處理兩性關係。他頻繁更換伴侶,性愛分離的生活恰恰從側面說明了他不輕易讓別人走進其內心。他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藝術創作中,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殘酷的社會現實。但是,逃避責任並不會帶來自由,在與安德莉亞和曼德拉的相處中他愈發覺得自己就像那個將自己隔離在城堡的教皇克萊門特六世,雖然遠離瘟疫的侵襲,但卻將自己變成了囚徒。保羅與曼德拉的人物形象是一組對照:一個白人,一個黑人;一個逃避現實,一個激進暴力;一個代表藝術的哲思,一個代表身體的力量。曼德拉與保羅雖是對立隔絕的兩種代表,但卻又有相通之處。保羅在曼德拉身上看到了年輕的自己,為革命理想奔走呼號,所以他不僅出資幫助曼德拉,而且還在曼德拉身處危險之時提供庇護。他雖然已知曉曼德拉和安德莉亞的親密關係,但當得知曼德拉的死訊後仍舊為曼德拉感到痛惜,他在感嘆曼德拉死亡時,其實也是在感慨自己的「死亡」,正像他所夢到的:我開始產生難以言說的恐懼,因為他的屍體上出現了黑點還有壞疽之類的東西,他的腋窩和腹股溝則滿是瘟疫的癤子。我的目光沿著他的身體向上,從腳看向頭,伴隨著我的目光移動,我也變得越來越害怕,因為當我看到他的頭時,我才意識到,那根本不是曼德拉,而是我自己。夢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曼德拉被暗殺一事讓保羅再一次認識到現實的殘酷性,他知道只躲在書齋裡研究形而上的藝術是無用的,也是可恥的。面對種族隔離這種「政治瘟疫」,沒有一個人可以免受其害,不止安德莉亞和曼德拉是種族隔離的受害者,像保羅這樣的阿非利卡白人同樣也被種族隔離制度所束縛,雖被保護起來,但是卻變成了「囚徒」。他不願繼續做「被保護的教皇」,轉而更加關注現實,關注南非社會正在發生的一切,他後來轉向創作關於安德莉亞的小說恰恰反映了曼德拉對他的影響,「不要一味地做薩特和馬爾庫塞那樣的思想者,有時候我們必須要像法農和格瓦拉一樣做個行動者」。與保羅和曼德拉不同,作為小說中與二者互相影響的女性角色,安德莉亞身上表現出明顯的流動性和包容性,而這一特點也與她混血的身份相關。作為一個「異邦流散者」,安德莉亞在歐洲這種異質文化環境下,首先面對的就是其自身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南非,由於膚色的隔絕,她被迫與白人男友逃亡歐洲,帶著對故國的恨意,在異國他鄉,她甚至不願見來自南非的同胞。在法國,由於她的膚色較淺,很少有人關注到她的膚色,因而她也很快學會了刻意去忘記她的種族身份。雖然她很努力地克服了語言、習俗等差異,但是她卻難以真正融入法國社會中。拋卻了原有的身份,但卻遲遲未能在異質文化中建立新的身份,吾鄉不得安身,安身之處卻是異鄉,無處安心的安德莉亞就像浮萍一樣漂浮在歐洲與非洲之間的地中海上。一個深處異鄉孤苦無依的女子,只得選擇依附於男性。安德莉亞的幾位情人都是白人,布林克的這一設置有特殊意義,法農就曾在其著作《黑皮膚,白面具》中專門探討過有色人種婦女與白人男子的關係問題。與白人男子日復一日的相處,安德莉亞逐漸忘卻了自己有色人種的身份。在一定意義上,安德莉亞與白人男子的床笫之歡可看作是她對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叛離與報復,她用自己流動性的肉體攀過了堅固的隔離之牆。身體行為是思想的外現,安德莉亞的意識也是流動變化的,而這流動之間又呈現出一種建立在共情基礎上的包容性。安德莉亞身上既有保羅的避世意識,又兼具曼德拉的幹預精神,這兩種思想共棲於她一身,並相互博弈。初遇保羅時,安德莉亞根本不能認同保羅的創作,因為她想不通當人們面對瘟疫時,「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去救治那些患病者,而是躲起來寫這些受難者的故事」。但聽到了保羅的早年經歷後,她很快認同了保羅的行為,甚至後來主動協助他去完成這一劇本創作。從對保羅的質疑可以看出,安德莉亞一開始存在著明顯的主體意識,但隨著其身體和思想對保羅的日益依附,她放棄了這種主體性。當曼德拉與她同行時,他看到了安德莉亞的逃避和放棄,一直試圖喚醒她的黑人主體身份。曼德拉用幾近嘲諷的方式提醒安德莉亞不應作為別人的附庸,他批評了安德莉亞甘心做保羅附屬物的行為。曼德拉對自由選擇的言論直擊安德莉亞內心,通過與他的相處,安德莉亞也逐漸醒悟了:她依附性的生活並不能讓她內心得以安寧,她根本無法與自己的過去割離,她之所以這樣游離而無所歸屬,是因為她將選擇的權利轉移給了他者。他理解保羅因現實殘酷而逃避的行為,但最後卻更加認同曼德拉奮起抗爭的精神。在曼德拉被暗殺後,她毅然選擇回到南非,去找回自己的身份,去面對自己應該面對的生活。安德莉亞最後的勇敢決定,也為她漂浮的身心找到了一個踏實的著陸地。不論是在敘事策略上,還是在人物塑造上,布林克都採用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方式———男人與女人,黑人與白人,個人與國家,選擇與責任,通過設立這些對照來表現極端環境下人們的妥協與掙扎。種族隔離制度像一座高牆將人分離,面對這種「政治瘟疫」,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逃跑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受損,而唯有反抗才能讓南非人真實感知到自己在這個社會的存在,而這也正延續了加繆在其小說《鼠疫》中所傳遞的那種存在主義思想:我反抗故我存在。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為「承擔責任」,懦夫和英雄並非天生,而在於「自我選擇」。勇敢地走出自己為自己建立的保護牆,才能找到同伴,才能團結一致,才能逾越種族隔離制度這一高牆,才能在這種抗爭中更確定地感知自身的存在。三、制勝之策:守望相助中的共同體
當下,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之際,中國再一次遭到西方的汙名化對待,甚至有西方媒體將此次造成疫病流行的病毒稱為「中國病毒」,與此同時,海外的華人也遭受到某些歧視和謾罵。追根溯源,這其實是種族主義和東方主義借著瘟疫的力量再一次抬頭,即便是今日,以布林克為代表的一批作家所批判的種族主義也並未根除。藉助瘟疫這一隱喻,布林克在小說中所批判的「高牆」並不是指醫學意義上為對抗瘟疫所採取的必要的醫療隔離,而是在文化層面上因瘟疫所產生的恐懼、偏見和排斥乃至迫害。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產生確實有疫病的現實因素,但產生後又恰像瘟疫一樣給南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白人見到黑人如同見到瘟疫,避之唯恐不及,這種極端的法律制度嚴重地扭曲了人性。布林克採用的是歐洲的瘟疫書寫傳統來隱喻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之所以不採取非洲本土的瘟疫故事,恰是為了說明這一「政治瘟疫」是伴隨殖民而來。如果同樣也給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在歐洲找一個傳統,或許這並不是一件難事,種族歧視、排斥猶太人、宗教迫害以及宗派間的齟齬等種種歷史存在,恰是危害人類社會和造成文明對抗衝突的「瘟疫」。蘇珊·桑格塔在其《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瘟疫產生時,人們總是習慣於尋找一個替罪羊,尋找替罪羊的過程便是將自我與他者隔絕開來的過程。種族隔離制度的產生有傳染病的現實因素,殖民者最初怕染上原住民的疾病,將自己的生活區域與原住民隔絕開來。但久而久之,黑人就變成了傳染病的替罪羊,雖然事實上黑人也同樣遭到了白人殖民者所帶來的結核病的侵襲。在小說中,當保羅告訴安德莉亞「南非至今仍然是鼠疫的高發地」時,安德莉亞一點也不驚訝,因為像安德莉亞這種來自南非開普敦鄉下的人,清楚地知道當地的衛生條件,白人將黑人和有色人種趕出城市,使他們生活於衛生條件極差、醫療水平落後的聚集區,這就導致了疫病多發的風險。在歐洲,尋找替罪羊的思維同樣存在,當人們面對烈性傳染病時,他們習慣將這種罪責歸咎於猶太人、異教徒以及外族人。在對抗瘟疫的同時,歐洲人也同樣對替罪羊痛下殺手,殊不知,這樣的做法不僅不能幫助對抗瘟疫,還反而使自身的文明受到損害。這種對「他者」的恐懼心理和排斥思維是瘟疫帶來的次生災害,而這種思維在今日也很常見,《瘟疫之牆》中的白人就是如此。小說中那個看到曼德拉和安德莉亞的法國婦女抱怨:「今天的法國需要的不是一堵牆來抵禦黑死病,需要的而是一堵牆將外國人拒之門外。」事實上,威脅文明的並不是移民,而是偏見、排斥和種族主義。三十多年前,隨著宗教衝突的減少,猶太人得以安置,柏林圍牆被拆除。在這種大背景下,南非反人類的種族隔離制度勢必將廢除,而布林克的思考,則是在這堵高牆拆除後南非如何建立新國家的問題。他從加繆那裡得到了靈感,為對抗鼠疫,法國醫生和阿爾及利亞人齊心協力,而在這寓言的背後,反映的深層問題則是:為對抗法西斯瘟疫,法國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形成了一個共同體,團結一致,共同對敵。除此之外,薩特關於猶太人的研究也給予他啟發:因為這證明在歷史上確實有一個猶太人的聯合,而這個真實的聯合併不是由於在一個歷史的故鄉集合著猶太人,而是由於行為,由於文章,由於那些並非通過一個祖國的觀念而產生的聯繫,或者是不多幾年以來一向與一個故鄉有關的聯繫。猶太人的建國基於他們的苦難記憶,基於他們曾被法西斯瘟疫所傷害的歷史。而布林克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一直致力於通過自己的創作來為南非構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不論黑人和白人還是有色人種,生活在南非這個國度的民眾都難逃種族隔離的瘟疫,而這種被傷害的共同記憶正是團結一致的根基。的確,當人類面對瘟疫時,尋找替罪羊和相互指責只會造成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信任與不團結,結果弱化了人們的防疫抗疫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的命運是緊緊維繫在一起的,國與國之間密切聯繫,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成為安全的孤島,隔岸觀火式的抗疫策略終會引火燒身。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顯然是應該共同持有的,國家之間展開更加緊密的多方位合作的時候早就到了。面對重大災難,西方一些國家所採取的策略可以從諾亞方舟那裡找到其文化基因。由於資源的有限,只能救助經過選擇的少數人;而中國一直採取的是大禹治水的路線,排除萬難,全力投入,不斷書寫著一個又一個的集體主義神話。布林克和他筆下的人物保羅一樣,作為一個阿非利卡白人,面對種族隔離的時候,他其實是那個被選擇安排到方舟上的人。但布林克不願意做一個「被囚禁的教皇」,他一心關注著其他受難者,這一點與中國古人兼濟天下的胸懷頗為相似。「人類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人必須始終在自身之外尋求一個解放自己的或者體現特殊理想的目標,才能體現自己真正是人。」布林克所採取實現這一價值的方式就是用書寫來對抗不公,雖然是一個白人作家,但卻在進行黑色書寫,為那些「被羞辱、被邊緣化、被侵略、被壓迫、被扭曲的人代言」。白人作家的黑色書寫現象在南非並不罕見,不止布林克,還有戈迪默和庫切等作家,面對種族隔離制度,為不能發聲者發聲,這顯然體現出一個作家的良知和人性。但是,這種寫法又存在著合法性的問題,即白人作家能否代表黑人書寫,或白人作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黑人。而這就涉及一個信任的問題,布林克等白人作家憑藉他們富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書寫博得了黑人民眾的信任,因為在南非這一國家共同體中,種族隔離這一「政治瘟疫」不只對黑人和有色人種造成了危害,同樣也對守望相助的國家體系造成了傷害。守望相助的信任和共同體的意識使南非實現了種族和解,成為彩虹之國。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當下,信任對我們來說同樣如黃金一般珍貴,因為信任是合作的基礎。偏見、歧視、猜忌乃至種族主義只會助長病毒的氣焰,只有患者信任醫生,民眾信任政府,國家之間相互信任,尊重生命、尊重文化和種族的種種差異,消除文化、政治、地域、種族和信仰的偏見,團結一致,精誠合作,方可取得對抗瘟疫這種人類共同敵人的完全勝利。篇幅有限，注釋從略
文章發表於《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