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攝於1985年。
本文首發於《新左評論II》第一百十四期，2018年11/12月刊。2018年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逝世三十周年，威廉斯主編的《五一宣言》出版五十周年。
佩裡·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論家。1962至1982年、2000至2003年任《新左評論》主編。現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榮休教授，《新左評論》編委會成員。近著有《原霸：霸權的演變》。
《上海書評》經作者授權翻譯、發表此文。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新左翼在英國嶄露頭角，其中公認最有影響的兩位智識分子是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和愛德華·湯普森（1924-1993），一位是文化理論家，一位是研究工人階級的歷史學家。作為關係密切的同時代人，他們都曾就讀於劍橋大學，學生時代加入了共產黨，二戰期間，二人皆服役於坦克團，戰爭結束後從劍橋畢業。1942年，湯普森第一次加入英國共產黨，直到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才與其分道揚鑣；威廉斯復員後沒有重新入黨，組織上不再隸屬於後者。冷戰期間，湯普森在北部工業區，威廉斯在南部海岸區，各自從事成人教育工作。威廉斯出了一本從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戲劇研究（1952），湯普森出了一部威廉·莫裡斯的傳記（1955）。1957年夏天，在退出英共之後，湯普森和他的歷史學家同事約翰·薩維爾（John Saville）創辦了《新理性者》（，它的副題是「一份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季刊」），吸納了其他的——現在是前——共產黨智識分子，以及像拉爾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這樣的獨立馬克思主義者。
The New Reasoner
青年威廉斯
二戰時的湯普森
1958年秋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與社會》（
Culture and Society
），立刻聲名大噪。在一片好評聲中，最嚴肅的交鋒來自維克多·基爾南（Victor Kiernan）——另一位前共產黨歷史學家——發表在《新理性者》的文章。其時，威廉斯已經開始為《大學與左翼評論》（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供稿，後者是一群畢業於牛津大學的更年輕的社會主義者創辦的刊物，該創刊集體的形成可上溯至五十年代——而非三十年代。1960年，兩份刊物合二而一，變成了《新左評論》（
New Left Review
），由斯圖亞特·霍爾任主編，並伴有一個龐大的編委會合作辦刊：湯普森是編委會主席，威廉斯是編委會成員。
《新理性者》（創刊號）和《大學與左翼評論》（第一卷第二期）
《新左評論》第一期和第二期
一
次年春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與社會》的續作《漫長的革命》（），其中部分內容，早在前作本身問世之前，就在《大學與左翼評論》上刊登過了。這本書涉獵範圍更有抱負，形態構造更加理論，結論方面更具政治性，無疑需要《新左評論》予以重視，於是，霍爾邀請了湯普森撰寫書評。湯普森有些勉為其難，他擔心一旦表達了自己同威廉斯的分歧，便有可能讓新左陣營陷入分裂，而這是他意欲避免的。霍爾回復道，與湯普森所慮正相反，左翼需要公開的辯論——霍爾的好意佔了上風。在接下來的兩期《新左評論》，1961年的5/6月刊和7/8月刊，湯普森在這份刊物第一階段（first incarnation）最具有思想分量的稿件裡，回應了《漫長的革命》，這是一篇足以與他四年後對其第二階段的著名批判——《英國人的獨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比肩的論說文。湯普森寫道，對於新左翼，威廉斯是「我們最出色的一員」，在冷戰最惡劣的那些年，共產主義文化受到日丹諾夫主義荼毒，馬克思主義僵化為官方教條，建制思想紛紛採取一種洋洋得意或秋後算帳式的保守主義反應，虎狼環伺中，威廉斯是他這一代裡唯一留在社會主義思考領域裡的人——「我簡直無法形容這麼做需要何等鍥而不捨的智識耐力」。「
The Long Revolution
[威廉斯]
身後是一個妥協的傳統，手裡是一堆破碎的詞彙，於是，他做了剩下唯一能做的事：接管對手的詞彙，尾隨他們進入其論述核心，以彼之術語還之彼身，打得他們舉步維艱。他為年輕人開出了生路，現在，他們又一次沿著這些道路前行。1956年，當他看到一些社會主義同輩人回到他這一邊，他的笑容裡一定帶有一絲諷意。」
（《論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新左評論I》，第九期，1961年5/6月，24、27頁）
《文化與社會》的1960年代版本
這一成就，湯普森繼續道，並非全無代價。威廉斯在這十年裡沒有默默無聞。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調性（tone）問題。因為持續與艾略特，以及其他同時期的一眾聲音唱和，他在重建《文化與社會》考察的那個思想傳統時，呈現出某種「去教堂禮拜似的莊重」，脫棄（disembody）了書中諸位彼此遠非和睦相容的政治或個人激情。但這同時也是一個立場問題。威廉斯多少接受了對手們看待他們關切的問題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對於社會主義傳統而言至關重要的問題。他把文化定義為「整體性的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這在太大程度上受惠於艾略特，即便他對其做了更具社會包容性的改造，也依然如此。因為這個定義排除了那些永遠分隔生活——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衝突和階級鬥爭。威廉斯選擇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來演示《漫長的革命》的步驟，但他在再現這個時代的時候，沒有提彼得盧屠殺以及之後的驅逐，沒有提愛爾蘭大饑荒，沒有提憲章運動在政治上的慘敗。取代這些痛苦的歷史傾軋的，是一系列出現得過於頻繁的抽象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長」（growth）——《漫長的革命》的通關密語：該詞旨在追蹤一場仍在進行的、未完成的全面社會轉型中，大眾讀寫能力、文化、民主組織的累積性拓展，涵蓋這一轉型的經濟、政治、文化、家庭結構，或者用威廉斯的術語，它的「維持系統、決策系統、學習與傳播系統、生育與養育系統」。
《漫長的革命》初版本
成長，在威廉斯慷慨地賦予該詞的意義上，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對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這樣的十年——也不光是這十年——這個術語會令人誤入歧途。「苦難不僅僅是成長邊緣的耗損，對於受苦者，它是絕對的。」
（《新左評論I》，第九期，29頁）
同樣，將一個社會的諸系統分成四份，而不去考慮它們之間的關係，不去想一想馬克思是如何構想這些關係的，這樣的四分便不會有生產性。《文化與社會》和《漫長的革命》的大部分內容構成了「圍繞馬克思主義的間接討論（oblique running argument）」。但「在另一種意義上，馬克思從未被正視過」，尤其在如是異常奇怪的旁白中：威廉斯聲稱，馬克思或恩格斯關於文化或家庭從來沒有什麼要說的。這樣的錯誤頗能說明問題，於是，悖論便是，威廉斯「作為社會主義批評家的影響力，一直與他自身與社會主義智識傳統的部分脫離相伴隨，某種程度上，前者正是後者的結果」
（《新左評論I》，第九期，30、24頁）
。威廉斯對於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投入是毋庸置疑的，《漫長的革命》的結論對此有極好的表達。但是，他的這些抽象概念（它們所隸屬的詞彙，部分源自那些反對任何這樣社會的人），卻有礙於理解如何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以及什麼可能擋住了通往那裡的路。
《漫長的革命》，[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392頁 52.00元
因為——「如果現在有一場革命正在進行，那可以假定，這場革命既有
反對
的東西（階級、制度、人、觀念），又有
支持
的東西」。在威廉斯的表述中，反對的是什麼呢？無外乎一組模糊的委婉之詞：「常見的舊社會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決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凡此種種。而被這些說法壓抑的，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傳統伴隨著「一路以來對衝突和損失的充分體察」而從未丟掉的，便是「漫長的（或是短暫而災難性的）
反
革命的危險」。在威廉斯筆下，這從未被表達過：「我有時候覺得，如果要用一頁紙來掩蓋1930到1945年的日子，那麼關於德國制度的成長和壯大，差不多也能講出一個同樣的故事。甚至在最後，我們都很少注意到英國是一個帝國，在這個世紀裡，我們始終卷在世界危機之中。」就像《文化與社會》裡沒有外國人，《漫長的革命》裡也沒有外國：維柯和韋伯在前者缺席，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後者缺席。一場革命可以持續多久，湯普森問道，「既不在反革命面前屈服，又不會走到社會主義的人的體系與資本主義國家權力之間爆發危機的那個節點」？——在這個危機點，「『革命』與『成長』這兩個術語便無法兼容」
（《新左評論I》，第九期，25頁；第十期，1961年7/8月，39頁；第十一期，1961年9/10月，未編頁碼）
。確實，湯普森自己
[關於革命]
的概念常常被認為是太過末日啟示（apocalyptic）了。但威廉斯的，則或許過於寡淡乏味了。
刊有湯普森《漫長的革命》書評的兩期《新左評論》
儘管如此，還是可以合理地認為，「威廉斯的原創性需要在傳統之外有自由發揮的空間，尤其如今，這個傳統內部雜亂無章」。自1957年以來，在各種波動變化的左翼觀念中，「有兩個一貫的主題：雷蒙德·威廉斯（包括那些與他最親近的人）的寫作，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價值重估」
（《新左評論I》，第十期，34、37頁）
。如果想讓它們走到一起，使新左翼獲得智識上的聚合，二者之間必須有一場關於權力、傳播、階級和意識形態的對話，而這樣的對話是湯普森致力於開啟的。威廉斯是一個如此有力量、有原則的思想家，同他進行批評的交鋒是無法迴避或推延的。但願——雖然並非必然——雙方關於革命概念的分歧會在辯論中變小，新左翼的兩股潮流能夠匯聚在一起。
湯普森《漫長的革命》書評
闡述生動，論證清晰，湯普森此文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對《漫長的革命》具有罕見深度的批評性回應。就其嚴肅性，其對於展開對話的提議而論，它歡迎威廉斯的回覆。但什麼都沒發生。我們可以肯定，霍爾作為雜誌的主編，會敦促威廉斯寫一篇答辯，而他拒絕了。當在大約二十年後被問及原因時，他表示，湯普森說了「一些必要且正確的東西」。把文化說成是一種生活方式，把衝突排除在外，明顯是錯誤的。但是，在不少左翼書寫中，存在著某種誤導性的對於「階級衝突」和「階級鬥爭」的混淆。前者是客觀的、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利益矛盾，後者是針對這些利益採取行動的主觀意願，是當「結構性衝突變成自覺的、相互的爭奪，變成公然的力量交鋒」的時刻。前者是永久的，後者是偶發的。「如果你把整個歷史進程定義為鬥爭，那你就不得不避開或省略所有衝突以其他形式調停的時期，在這些時期，衝突被臨時地解決或暫時地擱置。」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很卑微的時期」。湯普森並沒有充分看到這個差異：「我在愛德華的寫作裡感覺到了一種對於歷史上英雄的鬥爭時期的強烈情感，這當然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這種情感一經表達，卻特別不適合處理那個我們剛剛度過的非英雄的十年。」
（《政治與文學》[
Politics and Letters
]，倫敦和紐約：Verso出版社，1979年，135頁）
《新左評論》對威廉斯的訪談錄——《政治與文學》（1979年初版，2015年再版）
那為什麼威廉斯沒有在與湯普森的對話中發展出這一至關重要的論題呢？倘若存在這麼一場對話，新左翼明顯可能會受益良多。他說了兩個理由。在右邊，《漫長的革命》遭到了猛烈攻擊，讓人不禁回想起1939到1941年間的氣氛。在左邊，湯普森文章裡的「一些題外話和口氣（tones）」，反映出其基本無力做到「既保持理論分歧，又呈示共處同一陣線」，從而使一些本來站得住腳的論點，淪為不那麼有力，實質上有論辯意味的（polemical）見解。身陷兩邊的交叉火力，「實在不知道要面向哪邊」
（《政治與文學》，134頁）
。所以他決定保持沉默。
威廉斯的沉默是因為湯普森的評論嗎？很明顯，它傷了威廉斯的心。但無疑，這裡推波助瀾的還有兩人之間的誤會，他們都誤讀了對方的口氣。從一開始，湯普森就解釋了他將本著何種態度來寫作：他批評了威廉斯呈現《文化與社會》主人公的方式——就好像威廉斯要形構一個如此得體的大寫的傳統，在它面前，「任何一丁點兒的笑鬧聲或論辯聲」都不合適。他引用了威廉斯的格言，當「你能聽到停頓和努力：即一個人誠心誠意（in good faith）聆聽別人並作出回應時所必需的坦率和誠實（honesty）」，你就在「真誠交流」（genuine communication），湯普森同意，真誠交流可以像威廉斯說的這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訴我們他
[威廉斯]
自己風格的力量」。但是，他繼續道：「那個大寫的傳統根本不是這樣：伯克言行失矩，科貝特（Cobbett）破口謾罵，阿諾德有本事冷嘲熱諷，卡萊爾、羅斯金、D. H. 勞倫斯到中年以後，誰的話都不聽。這麼說可能令人遺憾：但是我看不出義憤的、震怒的，甚至惡意的交流有什麼不
真
genuine
（）的。」
（《新左評論I》，第九期，25頁）
對於威廉斯，抱怨湯普森談論《漫長的革命》時在一些地方放飛自我，為辯而辯（polemical），是沒有抓住後者這一反對意見的要害。對於湯普森，論辯（polemic）作為一種文類，其正當性正是在威廉斯所珍視的那個傳統裡得到了證明。然而，他接著又說，在威廉斯關於真正的交流的定義中，明顯有「某種隱秘的對於學院語言的偏愛」，他把威廉斯比作《無名的裘德》這部使哈代的事業突然終結的長篇小說的主人公：一個努力自學的石匠，悲劇性地過分嚮往著「基督寺」——也就是出身中產階級的湯普森自己從小長大的牛津——卻被它排斥在外。相形之下，這邊廂是一個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智識分子，不同於裘德，他進入了劍橋大學，儘管他「警惕一切與這個地方相聯繫的徒有其表的社會虛榮和階級價值觀」，並維繫著「對於他的人民全身心的忠誠」，他卻接受了這裡的腔調（tones）和習語。湯普森嘲諷了《漫長的革命》裡關於憲章運動的一句繁複奢雅——如果不是居高臨下的話——的句子，向威廉斯吟誦（apostrophize）：「哦，沐浴陽光的四方院子，盛著波特酒的玻璃杯叮噹作響，開明人士竊竊交談！」
（《新左評論I》，第九期，25、26頁；第十期，35頁）
雷蒙德·威廉斯
這是一個範疇（category）錯誤，在它發生之際，尤其刺痛人心。很久以後，在威廉斯的回憶裡，《漫長的革命》受到的普遍反響是一致的敵意，「所有人中」，只有一個孤零零的例外，工黨議員理察·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寫了一篇不一樣的評論，儘管他完全誤解了這本書
（《政治與文學》，134頁）
。這是記憶的詭計。這本書在當時頗受歡迎：好評不光來自政治家克羅斯曼在《衛報》的文章，還有哲學家理察·沃爾海姆（Richard Wollheim）在《旁觀者》（
The Spectator
）的文章、歷史學家阿薩·布裡格斯（Asa Briggs）在《新政治家》（
The New Statesman
）的文章——自由黨、保守黨和工黨的喉舌一齊為媒體反響定下了基調。然而，如果考慮在當時更偏學術的場合寫作的大學文學先生們，事情又是另外一個樣子。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有人——前自由黨的議員候選人、不久會成為威廉斯在劍橋英文系的同事的戈爾利·帕特（Gorley Putt）不接受《漫長的革命》提出的「基礎啟蒙」，亦對它的「自以為是」「完全一本正經的教科書語言」感到不屑
（《到底定義了個啥？》[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What?]，《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61年3月10日）
。在《大學季刊》（），另一個人——信奉英國國教的費邊主義者安多爾·戈姆（Andor Gomme）抑制不住自己：「開頭那些厚而不堪卒讀的章節，一本正經得可怖，除了懷著最壞的惡意的好奇心，所有其他人都會被嚇退；它們似乎就是用來令無知者困惑、令自由者膽寒的」——至於刊載這些章節的書，充斥著「醜惡的冗詞」，招人「嫌惡得很」，寫這些章節的人，是個「惡霸」，「像寒鴉（jackdaw）一樣零零碎碎地搜集著文學證據」，他關於政治或社會嚴肅性的主張，可以參考以下荒謬觀念：「保守黨仍然大體上是有產者和管理者的政黨。」
The Universities Quarterly
（《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 ，《大學季刊》，1961年夏季號，406、404、402頁）
愛德華·湯普森
湯普森文章的開篇說道：「在《漫長的革命》出版兩個月以來，它獲得的反響令我如釋重負，我可以從社會主義評論者通常的自我約束中解脫出來，不再需要採取補救辦法抵消一般輿論的敵意。」嚴格意義上，他這麼說沒有錯。但是在指責威廉斯適應了學院這點上，他犯了根本的錯誤。事實上，其時威廉斯正遭受到來自學院的謾罵，而他亦從未在學院裡感到特別地賓至如歸。不論他的語調（tone）或風格可以被如何批評，它們都是他本人性情的表達，而非他最終工作的那些機構的產物。看樣子湯普森從來沒讀過戈姆的那些惡言惡語。然而，在他對於威廉斯的解釋中，還存在著一個更深、更大的諷刺，這個諷刺不為他所見，就目前能知道的信息，也不為其時其他所有新左翼成員所見。就在湯普森寫《漫長的革命》書評的那幾個月裡，威廉斯發表了一個文本，與湯普森的文章矛盾相向，令人大吃一驚。
二
刊登這個文本的刊物，解釋了此文為何在當時絲毫不為人注意，並且自此之後似乎也從未被閱讀——起碼從未引起任何關注：《十九世紀》（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由思想的設計者和經紀人詹姆斯·諾爾斯（James Knowles）創辦於1877年，引領了英國刊物由季刊向月刊的轉型。作為其時同類期刊的執牛耳者，它匯聚了維多利亞晚期的諸多名人顯貴。第一期雜誌由丁尼生的獻詩開篇，接著是格萊斯頓（Gladstone）關於「權威在觀念場中的影響」（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Opinion）的文章，末篇是馬修·阿諾德論溫和的保皇黨人福克蘭（Falkland）在英國內戰中的智慧及其對今日之借鑑意義。諾爾斯的編輯政策是用稿不分黨派立場（ecumenical）。儘管他的個人交往主要限於自由黨成員，這為刊物定下了整體的基調，但他的作者跨度，從天主教徒到實證主義者，從高度保守派（High Tory）到無政府主義者，不可謂不巨：曼寧主教和弗雷德裡克·哈裡森（Frederic Harrison），寇松和克魯泡特金，戴雪和湯姆·曼（Tom Mann），更不用說王爾德、羅斯金或莫裡斯了——所有這些人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出現在（represented）《十九世紀》的頁面上。雜誌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於當1900年到來，為了延續名頭，諾爾斯僅將刊名改成「十九世紀及其後」（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
《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從未在其時的帝國共識面前動搖過，格萊斯頓本人告訴讀者：「對每個不列顛人而言，帝國感情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
（格萊斯頓：《英格蘭的使命》[England’s Mission]，《十九世紀》，1878年9月，581頁）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日趨保守，這同社會上層階級態度，在索爾茲伯裡（Salisbury）支配下發生的普遍轉變，是步調一致的。到新世紀，諾爾斯成了張伯倫的帝國主義的狂熱擁躉：「讓我們希望並且祈禱『喬』（Joe）能夠免遭任何不幸，直到他為我們締造出一個帝國。」
（普裡西拉·梅特卡夫[Priscilla Metcalf]：《詹姆斯·諾爾斯：維多利亞時代的編輯和設計者》[
James Knowles: Victorian Editor and Architect
]，牛津，1980年，350頁）
在他於1908年過世後，雜誌由他的女婿威廉·雷·斯基爾貝克（William Wray Skilbeck）接手。這是一個肌肉發達的基督徒運動員，涉獵足球、賽艇、自行車、網球，沒有什麼智識野心，維持了雜誌的編輯總方針，直到1914年，戰爭令一切閃爍其詞都變得不可接受。雜誌宣布：「德意志反人類罪惡之滔天，令德皇淪為孤家寡人，僅有屠戮之精神（Spirit of Carnage）與其志同道合。」
（H. H. 約翰斯頓[H. H. Johnston]：《德戰及其後果》[The German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十九世紀及其後》，1914年9月，524頁）
人們在為1919年早逝的斯基爾貝克撰寫的訃告中，亦頌揚了其立場之堅定。一篇充滿感激之情的悼文說，「自那命定之日，那神怒之日（），換言之，自1914年8月4日以後，想在他的『評論』裡找到任何小英格蘭主義者（Little Englander）或親德派的言詞，你都是白費功夫，他沒有為了賺取那一丁點廉價的好處，給予那些自己國家敵人的聲音說話的機會」；另一篇說：「他想要發動一場針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的戰爭，他們是一夥偽裝成自由和民主之友的可怕朋友。而對於『和平主義者』，他一樣野蠻。」
dies irae
（《威廉·雷·斯基爾貝克，來自一些朋友的悼念》[William Wray Skillbeck, Tributes from Some Friends]，《十九世紀及其後》，1919年8月，604頁，606-607頁）
兩次大戰之間，這份刊物的版式（format）依舊。高音（Tenor）？英國，1926年：「設法粉飾大罷工是沒有用的。它的構想和行動再確定不過地指向了革命的目標、扭曲的幻覺和絕望的無能……在俄國，發動者會被槍斃或絞死。他們很幸運，生活在一個更溫和的政權底下。」萊茵蘭，1936年：「（法英）提案裡尤其缺失的，是對希特勒不太正式卻更有想像力的計劃中，所富含的勇氣和寬宏大度的慷慨承認。」西班牙，1937年：「在凱波·德亞諾（Queipo de Llano）非凡且無畏的政變之前，塞維亞度過了整整六個月令人無法忍受的無政府狀態。」長槍黨？「一個自由人的民族對暴政的自發回應。」元首？「我相信並祈禱佛朗哥將軍會代表文明戰勝布爾什維克主義。」
（W. A. 阿普爾頓[W. A. Appleton]：《工聯主義：解釋，譴責，懇求》[Trade Unionism: An Explanation, a Condemnation, and an Entreaty]，《十九世紀及其後》，1926年7月，第7頁；威廉·哈伯特·道森[William Harbutt Dawson]：《希特勒的挑戰》[Hitler’s Challenge]，1936年4月，416頁；道格拉斯·傑羅爾德[Douglas Jerrold]：《西班牙：印象與反思》[Spain: Impressions and Reflections]，以及V. A. 卡扎萊特[V. A. Cazalet]：《內戰》[The Civil War]，1937年4月，474、492、499頁。傑羅爾德是墨索裡尼的仰慕者，極右的天主教保守派，據說，是他策劃了讓佛朗哥前去發動內戰的那次飛行——一名軍情六處的忠誠擁護者駕駛一架英國私人飛機把佛朗哥帶往摩洛哥。維克託·卡扎萊特[Victor Cazalet]，十九年的保守黨議員，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復國主義定居點的重要遊說者，1943年死於西科爾斯基在直布羅陀的墜機事件。）
1938年，主編之職交棒弗雷德裡克·奧古斯塔斯·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他是一名記者，德國和東歐領域的專家，與雜誌先前的基調相反，他強烈地反對法西斯主義。然而，雖然最初是左翼，他那時已然深信，左右的激進主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們都是某種世俗宗教，一樣決絕地打著真正的宗教的旗號。「雙方都尊集體人（collective man）這位現代愷撒、個體靈魂的死敵為王，都把原本是上帝的東西奉獻給這位愷撒。」到1949年，他更直截了當地判定，「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對神的徹底棄絕，都是對第一條誡命的違背。」而與這些針鋒相對的，是「幸運的神意（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然合為一體——在這個糟糕的世界裡，我們需要對此深表感激」。他前往英美在希臘的防禦前線，這樣報導：「今天，國王贏得了除叛亂的直接、間接的推動者和支持者以外，所有人的絕對忠誠」，只不過煎熬在所難免——「希臘人無窮的虔敬心和愛國心已經使他們世界的黑暗變得可以忍受」。
（F. A. 沃伊特：《致愷撒》[Unto Caesar]，倫敦，1938年，37頁；《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倫敦，1949年，第6、490、557頁；《希臘叛亂》[Greek Sedition]，倫敦，1949年，11、249頁）
F. A.
沃伊特
於是，這份刊物，儘管如今頂著個過時的標題，已經在冷戰到來前擺好姿勢，準備就緒，要在其中扮演一個厲害的角色。1947年，沃伊特把指揮棒交到了前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人麥可·古德溫（Michael Goodwin）手裡，後者在這份雜誌上的處女作是關於薩拉查（Salazar）的長篇報導。他在這片土地上發現，「過去二十年裡，葡萄牙在各個方面都大踏步地走上了」——「鎮壓之路，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以真正的標準來衡量，如今這都不復存在了」。西班牙也獲得了同樣熱情洋溢的對待，甚至在它被接受為自由世界大家庭的一員之前。1949年：「假如西班牙成了第一個共產黨衛星國——這是託洛茨基一戰期間在馬德裡時就有的夢想——接下來會引發多麼巨大的後果啊。相反，我們今天有一個和平的西班牙，它不是任何國家的威脅，而可能成為所有國家的朋友，它是歐洲最後的沒有被破壞的遊樂場之一。」統治它的，是「一位有著基督教紳士教養的職業軍人」。
（麥可·古德溫：《葡萄牙，1947》，《十九世紀及其後》，1947年12月，277頁；E. G. 科[E. G. Caux]：《西班牙漩渦》[Spanish Vortex]，1949年1月，13頁，以及《來自馬德裡的思考》[Reflections from Madrid]，1949年7月，27頁）
古德溫把刊物的編輯方向同他為情報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秘密工作結合了起來，後者是英國外交部負責國內監視任務的情報機關，奧威爾曾當過它的地下線人。情研局（IRD）和中情局（CIA）交往密切，後者1950年在柏林資助了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隨後將其總部設在巴黎。古德溫看到了一個機會。
文化自由大會，柏林，1950年。
在他向巴黎提供了一份工作計劃，解釋在英國「滲透肯定無處不在」之後，1951年1月，由中情局資助的英國文化自由協會（British Society for Cultural Freedom），作為文化自由大會的分支，在倫敦成立，古德溫出任幹事，並把協會安置在了他雜誌的辦公室。是月，他把雜誌更名為「二十世紀」（）。不多久，這份雜誌亦獲得了中情局的資金，中情局償付了它拖欠房東的債務，按月向其提供補助——條件是，它保證把《新政治家》當作攻擊的靶子，後者的中立主義被視為西方主要的意識形態威脅；古德溫承諾，《二十世紀》會致力於《新政治家》「在智識上被系統摧毀」
The Twentieth Century
（休·威爾福德[Hugh Wilford]：《中情局、英國左翼與冷戰》[
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倫敦，2003年，205-206頁；弗朗西絲·斯託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誰為吹笛手買單？中情局與文化冷戰》[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倫敦，1999年，110頁）
。刊物改名換姓（rebaptized）後的第一期，古德溫炮製的頭條文章《特許的聖所》（The Privileged Sanctuary）再露骨不過地表明了該刊的政治決心。對於朝鮮戰場上的聯軍未能打垮中國，這篇文章哭訴道：「歷史上似乎從沒有過這樣的先例，一個國家（nation）在自己的邊界線外，與其他國家（states）——包括了三大列強——的聯盟交戰，卻仍舊能夠保持其自身領土完好無損，仿佛那裡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一般。」
（G. F. 哈德遜[G. F. Hudson]：《特許的聖所》，《二十世紀》，1951年1月，第4頁）
史蒂芬·斯彭德
然而，他作為這兩項緊密相關的事業的掌舵人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很久。英國文化自由協會的主席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既對古德溫滿懷厭惡，又認為《二十世紀》妨礙了他執掌自己刊物的雄心。在斯彭德的設想中，他的刊物將繼承1950年休刊的《地平線》（）雜誌，並且更新升級，打響反共的戰役。文化自由大會不太可能資助兩份相互競爭的期刊，斯彭德苦口婆心地勸說巴黎，和古德溫比起來，他才是幫助他們達成目的的更好人選。在一場幾乎要鬧上法庭的衝突之後，斯彭德勝出，古德溫出局，失掉了兩個職位。情研局出人補了他在英國文化自由協會的缺，麥可·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被叫來重擬了協會章程，雖然實際效果不大，一名後來的幹事回憶道：「我們的主要活動就是邀請有名望的智識分子一道去蘇荷區的高檔餐廳吃午飯。」
Horizon
（《中情局、英國左翼與冷戰》，207-209頁）
1952年10月，古德溫正式辭去了《二十世紀》的主編職務。中情局對這份刊物的資助似乎持續到1958年它被大衛·阿斯特（David Astor）收購為止，儘管彼時《文匯》（
Encounter
）雜誌已經使它黯淡無光——作為文化自由大會任務更有力的執行者，《文匯》創辦於1953年，由斯彭德執掌，軍情六處兄弟般地負擔了他的薪水。阿斯特是個坐擁《觀察家》（
Observer
）的超級富翁，也是堅定的冷戰分子，他對秘密賄金心安理得，在中情局炮製了他的競爭對手《文匯》一事最終被披露時，他還拍手稱讚。阿斯特像走馬燈一樣頻繁更換他新購資產的主編——喬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是其中之一——直到1965年，他把它賣給了一對記者
（關於阿斯特對這些事的看法，見傑裡米·路易斯[Jeremy Lewis]：《大衛·阿斯特：印字人生》[]，倫敦，2016年，174-176頁；面對奧威爾為情研局服務一事，他解釋道，他的朋友「並沒有給他們黑名單，他只是告訴情研局，哪些人不能用」[whom not to employ，原文如此]）
David Astor: A Life in Print
。
《文匯》第一期和第二期
伴隨雜誌發行量和聲望下降，並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麼意識形態化的風格回歸，因為未能止住虧損，它在六十年代的動蕩轉向中氣數耗盡，而此時這份刊物距離古德溫離開時的樣子並不太遠：阿爾弗雷德·謝爾曼（Alfred Sherman）在1968年表示，「企鵝圖書作為共產主義和極左宣傳的一大淵藪，已達三十年之久」，這家公司最近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書，此人乃是一名紅色法西斯主義者
（《革命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Revolution]，《二十世紀》，1968年，第三期，44-45頁）
。它最後一任共同主編麥可·艾文斯（Michael Ivens，1967至1972年間任職）在七十年代是資本的激進同儕。當謝爾曼（Sherman）同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和柴契爾一道，在1974年成立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將其發展成其時的核心右翼智庫，艾文斯既領導著「行業目標」（Aims of Industry）這個私有化的遊說先鋒，又率領全國自由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reedom，簡稱NAFF）破壞了1976至1978年間的格倫威克（Grunwick）罷工。
（在這幾年裡，麥可·古德溫成了衝突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的行政總監,從事反對「恐怖主義和顛覆」的鬥爭。該所由澳大利亞特工布萊恩·克洛澤[Brian Crozier]所建，長期得到英國情報部門和中情局的資助，1979年，克洛澤被革職，古德溫任總監，直至十年後離世。）
艾文斯不會認為這些活動在任何意義上與他在《二十世紀》扮演的角色相牴觸。在這份刊物，他最早寫下的話包括：「資本主義，對我而言，似乎是文化和交流在現代國家的最好基礎。」
（《贊助的問題》[A Problem of Patronage]，《二十世紀》，1967年，秋季刊，30頁）
麥可·艾文斯
三
《二十世紀》和它的直系先輩的世界，與《新左評論》及其前身的世界之間，有我們能夠想像到的最遙遠的距離。但怎麼偏偏就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文本，而且恰好是在愛德華·湯普森在《新左評論》向威廉斯叫板的節骨眼上，它的內容還關乎湯普森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Marxism），1961年7月刊登在了《二十世紀》。假設兩月出版一次的《新左評論》通常——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都在雙月裡問世，1961年7月便是在湯普森文章第一部分發表的6月，和第二部分發表的8月之間。湯普森可能在5月完成了書評，因為他提到《漫長的革命》是在兩個月前出版的；威廉斯寫這篇文章，則不會遲於6月。所以二人的寫作時間幾乎是完全重合的。威廉斯把他的文章發給湯普森看了嗎？這個可能性幾乎可以排除：因為一起嚴重的排印事故，《新左評論》所刊湯普森書評的第二部分缺了關鍵一頁，作為某種蹩腳的補救，這一頁外加一則道歉聲明，登在了隨後的9/10月刊，湯普森此時可以毫不費力地加個注，讓讀者注意威廉斯的文章，因為此文標題已然表明，它一定和他書評裡的討論——更湊巧的是，特別是和這缺失的一頁，息息相關。然而，他肯定會對它出現的場合感到大吃一驚，如果他意識到它的存在的話。這該怎麼解釋呢？
刊有《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的《二十世紀》
（1961年7月）
封面，佩裡·安德森攝於大英圖書館。
在一個層面上，答案看起來一目了然。古德溫離開後，阿斯特買下《二十世紀》，組建了編委會，其成員大多招募自他旗下的報紙，爾後，主編便頻繁更替。1961年初，最新一任主編是戲劇評論家理察·芬勒特（Richard Findlater），一名終身戲劇愛好者。3月，因為賠錢，已經客座編輯了一期戲劇專號的芬勒特宣布，雜誌自此由月刊變為季刊，每期將聚焦一個單獨主題。芬勒特痴迷舞臺，自然會接觸作為這方面權威的威廉斯，事實上，威廉斯為後來一期季刊貢獻的另一篇文章，便是對英國近期戲劇作品的述評。然而為什麼芬勒特會約一篇談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的稿子，還是個謎。鑑於這篇文章的嚴肅性，它與周遭的一切都看起來格格不入：它被掖在了一期喜劇特刊後面的報屁股雜燴裡，而這期特刊，更集合了一時之小丑、弄臣和智者（wits）：比奇科默（Beachcomber）、彼得·桑普勒（Peter Simple）、巴德·弗拉納根（Bud Flanagan）、伯納德· 霍洛伍德（Bernard Hollowood）、喬納森·米勒（Jonathan Mill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
《二十世紀》1961年7月號「致讀者」
《二十世紀》1961年7月號目錄，佩裡·安德森是在檢索安東尼·鮑威爾的材料時，意外發現威廉斯這篇文章的。
在另一層面上，疑雲沒有完全消散。阿斯特是一個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但在國內事務上不是特別保守，更接近工黨的右翼，而非保守黨的立場，在他的掌控下，《二十世紀》的風格變得更偏文化，並且——至少在意圖上——更關心社會問題，而不那麼政治。但它依然屬於相同的都市氛圍：不是大學教授在沐浴陽光的四方院子裡喝喝波特酒，而是去高檔餐廳軟座將馬丁尼一飲而盡，放心吧，會有英國文化自由協會之類的組織報銷，當然餐費標準是惠勒氏（Wheeler’s）生蠔吧檔次的，豈是大學食堂能比。指責威廉斯被學院同化，湯普森大體上是錯的。但他在這篇評論的其他地方，卻表達了某種或許更為中肯的疑慮。威廉斯足夠敏銳地意識到了整個「布爾喬亞文化」在意識形態上和實踐上意味著什麼嗎？湯普森給「布爾喬亞文化」這個術語加了警示引號（scare quotes），特別指出它多麼容易遭到宗派主義式濫用
（《新左評論I》，第十期，35頁）
。在學院裡，威廉斯近距離、面對面地與毫不掩飾的對手短兵相接，他所在的場景是一個很大程度上未曾改變、儘管是後神職人員的（post-clerical）舊秩序。而在與首都的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們的交往中，那些人多半待他更好些，他可能放鬆了警惕。無論如何，這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的奇怪的、錯付於人的命運的一種可能的解讀。
《新左評論》2018年重刊的《馬克思主義的未來》
威廉斯投給《二十世紀》的稿子裡，包含了他對1917年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的一系列看法。這些陳述簡潔有力，縱橫捭闔，在他的寫作中獨樹一幟。雖然其長度僅為湯普森對他說的話的三分之一，但卻視野更寬廣，論證更複雜，結構更緊湊。和湯普森一樣，威廉斯也提到了喬治·李希特海姆不久前出版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史論》（），後者斷定它的研究對象是一個油盡燈幹的形上學體系（system），當然類似的宣判並不新鮮，而威廉斯想要究問其準確性。其時，馬克思主義是三分之一個世界的官方學說。該如何評判那些宣稱信奉它的體制（systems）呢？一種聲音放大了恐怖的記錄，聲稱極權主義各有變種，同氣連枝。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它們越來越像西方的現代社會了，本來是兩種對比鮮明的工業社會版本，但到底是工業社會，各種技術專家統治形式如今殊途同歸。這兩種解讀都不具有最終說服力。恐怖斷不能窮盡共產主義社會，其經濟成就，更不用說文化成就，無法化約為此。美國和蘇聯也不能被籠統視作由同等相當的精英運作的、相似的組織系統。作為秩序，一個根深葉茂，一個新枝初長，雙方精英所致力於達到的社會亦判然有別：美國人要商業民主，原則上個體消費者至高無上（sovereign）；俄國人要指令經濟，原則上共同體至高無上。威廉斯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度裡生活過，也不分享任何一方的價值觀，但只要對它們各自的交通系統略作考察，他就足以看清二者的實際區別。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然而這並沒有消除以下指控：在當時的共產主義制度下，作為馬克思版解放（liberation）目標的工人階級解縛（emancipation）還遙遙無期。不可否認，按照英國工人階級的標準，蘇聯工人在何種意義上獲得了解放，還有待商榷。現實是，發生在這些社會裡的革命，把農民起義和被馬克思主義吸引的智識分子，以及偶爾的城市工人階級元素結合了起來，在黨的領導下，在非常落後的條件下，被迫進行工業化。這是列寧為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或者用它自己的說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有效發展。但這不是沒有代價的，國內外敵人都要被無情鎮壓。且勝券亦非在握：建成社會主義的計劃可能最終扭曲，創製出軍事-工業國家，沾染上沙文主義，凡此種種，皆有案可查。
所有這些經驗皆為落後國家特有，這會產生理論的，以及政治的後果。在馬克思主義原來的版本裡，社會將普遍從各種資本主義階段向社會主義過渡，但歷史的實際進程看起來並非如此。在不發達國家，資本主義階段被跳過了。在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從未發生過，也不太可能發生。西方共產主義者對東方執政黨的實踐和觀念的模仿，是荒謬的，而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正統變體，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周圍的社會並不相干。這會將社會主義觀念置於何地呢？自鳴得意的共識是，資本主義已經告別任何社會主義的風險了，因為它的需求被收編進了福利國家，後者甚至有「後資本主義」的美稱。唯有那些執意要走老路，或多愁善感的人，才繼續奢談或夢想著社會主義。
以上這套因循之論（conformism）仍視而不見的現實是：在別處——落後且亟需發展的世界上絕大部分地方——發生的革命的影響，無法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狀況相隔絕。北大西洋國家形成了一個聯盟，其根本行事邏輯就是消滅或遏制共產主義，以及破壞、延遲或轉移殖民地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在自己的社會中與這兩股壓力對抗，這便意味著，他們首先要在國際事務中作鬥爭，獻身和平、民主、發展的事業，把它們當作牽動著世界各地人民的問題來對待。這不等於在冷戰中站邊。這意味著，西方之外，無數的人們，都與我們有關，他們在非常不同的條件下為解放而鬥爭，我們本著對話而非認同（identification）的精神加入他們，不僅注入「獨立批評和積極民主的傳統」， 還要貢獻近來關於工作和文化問題的思考，因為這與五湖四海的社會主義者都休戚相關。馬克思主義的未來在於恢復政治視野的整全性，從而能夠在當代不同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殖民主義世界中，界定各種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
雷蒙德·威廉斯
四
那麼，如何定義威廉斯的文本與湯普森的評論的關係？在兩人的齟齬（）中還有一個小諷刺，威廉斯的文章開篇，對比了作為機器人機械錶達的論辯和源於經驗（experience）的人的語言。這番帶有時代特徵的呆板描繪，不僅因生造而顯牽強，更沒有理解論辯這一形式的價值，以及限度：它把「經驗」——這將成為湯普森最廣為人知的法寶——作為檢驗其對立面的標準。困難卻在於，同樣的經驗，可以有任意多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歷經（lived）和闡釋的方式，而就論辯而言，這既不用被考慮，亦無足輕重。威廉斯此文所寫的主題，體現出湯普森對威氏社會主義的性質的誤解程度之深——不是因為他粗心毛躁，或為論辯煽惑，而是因為他依據的是擺在面前的《漫長的革命》。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會比威廉斯發在《二十世紀》的文章更不脫離主要的社會主義智識傳統，更不含糊（oblique）地評論馬克思主義，換言之，更直截了當地與馬克思主義正面相視了。對待階級鬥爭總默不作聲，或顧左右而言他？它每隔一頁就出現。法西斯主義：非但沒有缺席，反而擺在了歷史比較的最前面。帝國主義：相較於責備他略而不談的批判文章，威廉斯賦予了它在社會主義政治中更核心的位置：對於他，這是「現在統領性的事情」，是馬克思主義的焦點所在，壓倒一切其他事務。國際主義：同樣充滿悖論地，威廉斯的強調有過之而無不及——社會主義事業「首先」要著眼於國際問題。
mésentente
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推翻湯普森的論旨。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未來》不能被解讀為僅僅是《漫長的革命》某個未知的補充文本。在一些地方，二者實際上無法兼容合拍。當湯普森寫道，即便到書的最後，「我們都很少注意到英國是一個帝國，在這個世紀裡，我們始終卷在世界危機之中」，他所言非虛。關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未來》是這麼說的：「西方社會的形態本身主要是由這場國際鬥爭所決定的，開放的福利國家似乎只是後者的邊緣伴生物。誠然，在我看來，這個意義上的安逸且不斷改善的社會在英國的延續，似乎取決於對於國際軍事鬥爭的事實，以及世界經濟變化的事實的無視，然而前者正從內部深刻地改變我們，後者則使我們目前的舒適生活難以為繼。」如是判斷與《漫長的革命》中不自覺地囿於英國的社會向善論（meliorism）背道而馳。矛盾對於大思想家並不罕見，往往是他們創造力的代價——和標誌。無疑，這裡又是一例。
愛德華·湯普森，1980年。
在威廉斯寫作的時刻，古巴革命方滿一年不久，並且剛剛在豬灣粉碎了一次帝國主義的顛覆企圖，阿爾及利亞革命還沒看到勝利，蘇共二十二大將要迎來蘇聯非史達林化的高潮，美國在南越的保護國地位開始變得岌岌可危。威廉斯對共產主義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之於它們的意義所採取的觀點，是那個反抗的時代的產物。正是湯普森，儘管他對時代的敏感絲毫不遜色，警告人們不能低估時代逆轉的可能性。一場漫長的反革命，穿插著幾場短暫而災難性的反革命，仍是大概率會發生的。果然，一語成讖。在威廉斯1988年去世後的一年之內，東歐政權相繼倒臺，隨後，蘇聯解體。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快地使更多人擺脫了貧困，掌握了讀寫能力。但誰又能不把它視作一個巨大的軍事-工業國，或者認為它免於大國沙文主義了？在擁有萬隆記憶的前殖民地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緬甸、埃及、約旦、利比亞、蘇丹——民族解放成了一個空洞的詞語，通常意味著截然相反的東西。至於國際主義，它在古巴的最後哨所正在掙扎求存。在西方，一個嚴苛程度超出六十年代任何想像的資本主義，不間斷地統治了四十年，在其治下，不平等逐步升級，不安全逐漸蔓延，工人階級被嚴重削弱：這與威廉斯和湯普森書寫的那些國內狀況有天壤之別。
這些變化，對於他們當時各自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何啟示？也許主要是以下這點：他們都把工作重心局限於批判和建議的任務，卻忽視了解釋的任務。蘇聯的指令經濟在西方更高生產力——不論是工業還是軍事——的壓力下轟然倒塌，更有遠見的布爾什維克則預言，即使在孤立狀態下，它很可能也會迎來同樣的命運。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方向上激進化，源於勝利者經濟體內部過度競爭的壓力：自七十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穩步下滑，投機取代了生產，工資停滯不前，政治體制封閉。在西方，漫長的反革命是由長期的經濟低迷所驅動的，後者時至今日還流毒四方，儘管各種平民的（popular）、智識的反抗跡象已經開始浮出地表：美國的桑德斯主義、英國的科爾賓主義、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此外還有學生馬克思主義者——威廉斯設想的那種批評精神一定會奮起——出現在世界其他地方。
佩裡·安德森關於霸權/領導權的歷史比較語文學研究
1961年的兩篇文本，平行而駛，擦肩而過，就像黑夜裡的兩艘船。英國新左翼兩個最偉大的頭腦之間直接、持續交鋒的機會，便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是，湯普森雖然想要創造這樣的機會，卻誤解了威廉斯的觀點的內容，儘管他公正地意識到了其風格的風險。因為對牛彈琴，而非有的放矢，《馬克思主義的未來》也沒有達成它的目的。在刊有湯普森被漏掉那頁的那期之後，《新左評論》僅繼續出了一期，這份創辦於1960年的刊物便休止了，它創立時為之服務的運動亦壽終正寢。在跌跌撞撞經歷了一段痛苦的過渡期後，1964年，一種全新的評論開始出現，對此，湯普森在1965年發表了他著名的第二篇批判文章。到1968年，兩位思想家在集體性的、完全國際主義的出版物《五一宣言》（）中再次攜手。1980年，他們在《新左評論》上圍繞戰爭與和平又有一次切磋
May Day Manifesto
（湯普森：《關於滅絕主義——文明的最後階段的筆記》[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新左評論I》，第一二一期，1980年5/6月，第3-31頁；威廉斯：《核裁軍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新左評論I》，第一二四期，1980年11/12月，24-42頁）
。1983年，威廉斯在他的最後一本書《通往2000》（）中重寫了《漫長的革命》，全面政治性地重啟並超越了後者。弗朗西斯·馬爾赫恩（Francis Mulhern）在《新左評論》回應了它
Towards 2000
（《通往2000，或來自你知道哪兒的新聞》[Towards 2000, or News From You Know Where]，《新左評論I》，第一四八期，1984年11/12月，第5-30頁）
。這一次，沒有誤讀（misprision）。
《五一宣言》（2018年再版）和《通往2000》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