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歷史學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與社會學系教授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於2016年10月16-30日到訪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安德森教授共作了四場學術演講，從歷史與比較的視角，對國際體系、國際主義的流變、以及國際法秩序等主題進行闡釋與批評。此次訪問由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共同承辦，並得到光華教育基金會的贊助。北京大學法學院章永樂擔任講學活動主持人。
佩裡·安德森是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政治家，被特裡·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譽為「英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他自1962年起長期主持國際左翼核心期刊《新左翼評論》（New Left Review）的編輯工作，並參與創辦左頁（Verso）書局，顯著提升了英國左翼知識界的理論水平及在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他還曾於80年代任教於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安德森教授迄今共出版12本專著，對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文學等多個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其中1974年出版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是廣受讚譽的歷史社會學經典之作。2015年，安德森教授推出新著《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其中文簡體字版也已在近期推出。
10月18日晚，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學二體地下報告廳首度開講，並邀請到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擔任評議人。本次講座題為「大國協調：十九世紀」（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19th Century），主要講述維也納體系的特點與命運。維也納體系即歐洲協調機制（the Concert of Europe），是由英國、法國、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五大歐洲強國於拿破崙戰敗後創立的、西方第一個有組織的跨國體系。安德森教授指出，維也納體系的兩大目標是維護王朝帝制和防範大國之間戰爭，其運轉則依賴於頻繁的外交會議、分歧的解決和共識的達成，以及必要情況下對武力的動用。至於合作的基礎，儘管五國差異巨大、力量不等，但正統主義（legitimism）是其統一的合法性標準。在此體系之下，那不勒斯、希臘、西班牙、比利時等地的革命被紛紛鎮壓。就此，安德森評價道，該體系的關鍵在於以穩定的政治合作取代簡單的力量均衡，從而極為成功地實現列強的協調，使歐洲直到一戰前都基本保持和平狀態。不過他還指出，在這一體系之外存在兩大異數，即經歷去殖民化進程的美洲和疆域遼闊但日益腐敗的奧斯曼帝國，而後者引發的包括克裡米亞戰爭在內的一系列衝突重創了維也納體系的穩定性。安德森教授接著對維也納體系的瓦解過程進行分析：德國實力增長、列強摩擦增多、一戰爆發、俄國革命，歐洲協調機制徹底崩潰。就此他評價道：政治核心區域與邊緣區域的分解的不明確，最終引發前所未有的人類戰爭。但一戰前種種被稱為「自由的文明」 （liberal civilization）的元素卻存留到了我們的時代。
10月20日晚，在題為「大國協調：二十一世紀」（The Concert of Powers: the 21st Century）的第二場講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本世紀與19世紀的對比為基本方法，開啟他對當今世界的觀察。該次講座邀請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擔任評議。講座開始，安德森總結了兩個世紀的共性，指出外交會議、國際組織、作為「文明標準」的人權話語、打著不幹涉旗號的政治與軍事幹涉以及大國特權，都令人想起過往的政治格局；而歐盟、俄羅斯、印度、美國、中國五國的異質性也毫不亞於維也納體系的構建者們。不過，對經濟失控威脅與生態系統危機的防控成為21世紀新的協調基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務實性原則統一著「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奧斯曼舊帝國的統治區域仍是威脅世界和平的動蕩地帶。五國並非勢均力敵——美國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權，幹涉其他列強的勢力範圍。其欠下的海量債務恰好與外國債權國實現利益捆綁，另外兩項優勢是普適的自由意識形態和不與競爭對手接壤的地緣政治紅利。總之，新的大國協調機制在本世紀初似乎已現端倪。關於新體系與19世紀的最大差異，安德森認為，新霸主美國及其同盟者羞辱了冷戰的失敗者俄國，造成後者強烈的反彈。而在其他三國，挑戰與機遇並存。協調機制的繼續發展以全球性的後現代資本主義為物質基礎，以保存實力為制度目標。不過，在力推自由市場原則之外，當代霸主美國還欲實現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同質化。最後，安德森從社會內部權力體系的角度，以葛蘭西的強制（coersion）與同意（consent）結合理論考察新時代的霸權走向，並意味深長地指出未來國際秩序發展的兩種可能走向：一是康德設想的通向永久和平的共和國聯盟，二是考茨基所言的「超帝國主義」。
在前兩講對國際秩序史的回顧的基礎上，在10月21日下午的第三場講座中，安德森教授以「民族主義的他者」（The Other of Nationalism）為題，討論了國際主義的流變。他將民族主義的演變史作為對照，採用分時期的方法，闡述了國際主義演化史中曲折反覆的七個階段。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在講座後進行了評議。安德森教授首先闡明，國際主義這一模稜兩可的概念需要對照民族主義加以把握。在歷史的研究方法上，他將國際主義的歷史樣態與同時期民族主義的理想型對應起來，通過適當的簡化和剪裁，梳理二者主導類型的演變過程。安德森接著回顧道，起初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孕育了世俗的民族情感，政治上的愛國主義以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為特徵，並與國際上的普世主義在價值和實踐層面相契合。拿破崙戰爭導致了兩者的反動版本的產生，資產階級以歐洲浪漫主義為民族主義的修辭表達訴求。對文化多樣性的重視維護「差異化的普遍主義」（differentiated universalism），政治上的成就則體現於1848年的歐洲革命。與此相對的國際主義實踐是第一國際：其參與者多是有跨國流動能力的獨立手工業者，國內戰爭因此得到國際化。19世紀60年代後，民族主義主導的各國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革命突變為沙文主義。它以實證主義和社會達爾文為話語，強調族群適者生存。國際主義的表現形式則是第二國際：但其組成者難以抵抗本國意識形態影響，各社會主義政黨在一戰後紛紛背叛承諾、加入戰爭。而在一戰結束後的經濟危機中，戰敗國成為新的民族主義中心，法西斯主義基於非理性主義把民族界定為一個生物上的共同體，即種族（race）。與此同時，國際主義也以蘇聯成立和第三國際建立為標誌走向絕對化。但第三國際最終屈從於蘇聯的利益，並於二戰時期解散。二戰結束後，資產階級鼓吹民族主義、勞動階級支持國際主義的傳統格局被顛覆，民族主義以反帝主義（anti-imperialism）為主導，將中心區域轉移到第三世界。而在資本主義陣營，大國調和實現商業、意識形態和戰略決策的統一化。1960年代中期以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多邊合作機制，跨國企業紛紛建立，國際主義走向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模式。與此同時，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加速消弭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因素，民族主義激化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衝突。至於今日，安德森最後分析道，分離主義成為後冷戰時代流行的民族主義形式，金融市場成為資本國際化的先鋒，「國際主義」則在美國的超級霸權之下具有了彌賽亞式的普遍主義的色彩。
10月25日晚，佩裡·安德森教授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報告廳進行題為「國際法：它是國際的嗎？它是法嗎？」（International Law: Is it International? Is it Law?）的最後一場講座，分析國際法的起源與性質。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Tony Carty、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易平、陳一峰等三位國際法學者在演講後做了評議。對國際法的發展過程，安德森教授梳理道，在16世紀，西班牙神學家Francisco de Victoria首次將西班牙對印第安人的徵服之權訴諸貿易和傳教等溝通的權利（communicandi）。17世紀，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以懲罰的權利（iusgladii）為理論基礎，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長對葡萄牙商船的打擊正名。霍布斯提出歐洲人應壓縮漁獵和採集部落佔據的土地範圍，而洛克則發明勞動財產權的概念，論證歐洲人為改善土地利用而攫取印第安人的資源是正當的。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並未試圖反對歐洲人對其他大洲的殖民掠奪行動，瓦泰爾的《萬國公法》是一典型。19世紀，維也納五強格局固化國家間的等級秩序，「文明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提出則將這種等級延展至「犯罪國家」「失敗國家」和中國等處於歐洲文明之外的國家。20世紀初的海牙和平會議建立以美國和歐洲列強為常任理事國的國際仲裁法庭。一戰後的國聯結構仍在結構上排除主權國家平等的方案，導致多個拉美國家的最終退出。這一時期，奧本海和勞特派特等國際法權威也以肯定的態度承認國際法是列強霸權的體現。二戰之後，安理會五強在聯合國享有特權，國際法不再是歐洲的國際法，但卻仍是西方（美國）的國際法。關於國際法的性質，安德森觀察到，早期國際法以宗教色彩強烈的自然法理論作為基礎；19世紀後，國際法的正當性轉移到普遍人性，卻受到人類學和比較社會學的挑戰。事實上，正如英國思想家們所指出的，國際法是意見（opinions）和情緒（sentiments），其背後缺乏權威的支撐，而所謂的習慣法是通過不斷違法而發展的。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院的建立改變不了以上判斷，國際法治仍充滿不確定性和歧視性。而在當代，安德森結合若干實例說明，作為「意見」的人權話語蓬勃發展，而列強則繼續以國際法為工具實現自身利益。他總結道，國際法既非國際，亦非法律。其本質是服務於霸權及其同盟者的意見或意識形態 —— 當然，是一種具有重要力量的意見。
安德森教授與中國淵源頗深。其父曾於中國海關任職，其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出生於昆明，其本人也曾在幼年時期於居住於上海。此次訪華行程期間，安德森教授與北大師生進行了深入交流。講學期間，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教授在臨湖軒會見了佩裡·安德森教授，並向他頒發了「大學堂」講學計劃邀訪學人證書。從大國協調機制到當代霸權結構，從國際主義流變到國際法秩序，安德森教授以其廣泛的興趣與深刻的洞見，展示了一位當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風採。
編輯：白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