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提名和邀請，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特級研究員、著名語言學家貝羅貝（Alain PEYRAUBE）教授，作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入選學者，於2015年12月14日至23日到訪北京大學。訪問期間，貝羅貝教授發表兩場學術講演，並與部分在京的漢語史研究專家進行了一次學術座談會。本次活動由北京大學主辦，北大國際合作部與中文系承辦，光華教育基金會提供資助。
貝羅貝教授是北京大學校友，曾於1973-1975年留學北大，回到法國後先後獲得巴黎第七、第八大學雙博士學位，長期在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擔任特級研究員，現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終身榮譽特級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講座教授。他曾先後擔任法國東亞語言研究所所長、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人文學科部科學副主任、法國教育部人文科學部科研主任、歐盟國際科學代表及法國國家科研中心INSHS大區科學代表、法國裡昂學院院長。貝羅貝教授主要從事漢語語言學及漢語史研究，在國際語言學界和漢學界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曾先後受聘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客座教授。貝羅貝教授早年曾在北京大學留學，2007年曾被聘為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他在語義演變和語法演變理論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國漢語史學界影響深遠。
12月16日中午，北京大學副校長李巖松在臨湖軒會見了貝羅貝教授，並向他頒發了「大學堂」頂尖學者銅牌及證書。中文系主任陳躍紅教授、副系主任郭銳教授、古代漢語教研室主任胡敕瑞教授陪同會見。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是北大目前最頂級的、代表最高學術水準的講學項目。該項目旨在廣泛邀請全球各領域的頂尖學者來校舉辦講座、開設課程、合作研究，目前已有超過20位各領域的頂級學者入選該項目，其中包括崔琦等1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
第一次講座：論歷時句法研究中後漢和魏晉南北朝前期佛經譯本的不可靠性
12月16日下午，貝羅貝教授在人文學苑1號樓108會議廳進行了第一次講座，講座主題為「論歷時句法研究中後漢和魏晉南北朝前期佛經譯本的不可靠性」，講座由北京大學中文系楊榮祥教授主持，外國語學院王邦維教授擔任點評。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外國語學院、對外漢語教育學院，以及北京語言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眾多專家學者和師生聆聽了講座。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躍紅在講座前發表了講話，熱烈歡迎貝羅貝教授來北大講學，希望以這次講學活動為契機，促進中文系對外學術交流活動進一步發展。貝羅貝教授對北京大學「大學堂」講學計劃的邀請表示感謝。
在講座中貝羅貝教授指出，二世紀中葉至三世紀末, 數十甚至可能數百種經文初次被譯為漢語，這些譯本為佛教文獻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然而，對於漢語句法歷時演變的研究來說，其研究價值便較之不如了，主要原因在於：佛經譯本的來源並不明確。
貝羅貝教授首先分析了早期佛教譯經的原文，指出這些譯經的來源不明。數十年前，普遍的認識是漢語佛經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在傳統佛教研究的認識中也是如此，例如，詞典編纂家慧琳（公元737-820年）及玄應（公元645-656年）常批評早期的經文音譯並不能體現梵音的本來面貌。不為其所知的是當時的譯文並非譯自梵文。
留存至今的大多數佛經的梵文手稿保存在尼泊爾，通常可追溯到公元十世紀或更以前。而巴利文(Pali)手稿多數存於斯裡蘭卡，在年代上更晚，大多數最早可到公元十九世紀。雖然在 Gilgit (位於現巴基斯坦)以及 Tarim Basin (現新疆) 各處發現的手稿相對要早，但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六世紀，和最早漢語譯文相比也晚了幾個世紀。近些年，在阿富汗發現了幾組用 Gandhari語和 Kharosthi文字書寫的經文碎片，其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一世紀。然而，迄今為止，已知的與公元二三世紀譯文同時期的印度語(Indic-language) 資源幾乎沒有。
近些年，通過對佛經漢語譯文以及相應印度語文本的比較研究，人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最初的漢語佛經譯文並非譯自古典梵文，而是譯自當時不同的普拉克利特語Prakrit（即土語）, 包括（但不局限於）健馱邏語（Gandhari）。相反地，人們可以利用漢語譯文來識別佛經原文是出自哪一個特定的普拉克利特語。人們同樣也可利用梵文譯文來識別其原文出自哪種漢語譯文。貝羅貝教授隨後對早期佛經翻譯諸家的作品一一進行分析，來證明它們作為語料的不可靠性。他也討論了一些早期譯經中的語言學議題，來證明早期佛經譯本不應該用作語言學研究的語料。
最後，貝羅貝教授總結認為，使用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翻譯佛經時要小心謹慎，因為這些語言不反映當時的語言現實，而是文學語言和宗教語言。而且，從印度-雅利安語借鑑一些結構來推斷漢語也是不合適的。事實上，幾乎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對源語言都不了解。早期佛經譯作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很豐富的樣本 (尤其是在形態句法的演變或歷時句法方面)，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研究中我們總有一些有價值的問題，可是往往是在用不合適的材料來解決這些問題。
講座結束後，王邦維教授對講座內容進行了點評。
學術座談會：漢語史研究的語料、理論和方法
12月22日上午，貝羅貝教授和部分在京的漢語史研究專家進行了以「漢語史研究的語料、理論和方法」為主題的學術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北京大學中文系楊榮祥教授、胡敕瑞教授、宋亞雲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王立軍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華學誠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張美蘭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洪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楊永龍研究員、趙長才研究員、李明副研究員、陳丹丹副研究員等專家學者和師生。
胡敕瑞教授主持座談會並介紹出席人員。貝羅貝教授首先發言，他認為：語言演變的內部機制，一是過去研究較多的「語法化」，一是類推。目前國外對語法化的研究多，對類推的關注比較少。而外部機制是語言接觸產生的借用。最近五到十年，中國對於語言接觸的研究很有成績，如西北方言研究。貝羅貝教授以前認為內部機制更重要，但近年來看法有所改變，也重視外部機制。漢語的歷史很長，這在世界上都很罕見（貝羅貝教授認為甲骨文就是漢語，而不是另外一種語言），是值得利用的資源。所以今後漢語的研究方向應該在兩方面：一是類推這一內部機制，二是接觸這一外部機制。
洪波教授隨後發言，他認為未來中國歷史語法學者的目標應該在兩方面：一是解決漢語自身的問題，這是從古代語文學開始的傳統，應當繼續下去。在解決漢語自身的問題時，應重視語言接觸。漢語幾千年的歷史中有許多複雜因素，如漢語和藏緬、壯侗、苗瑤、阿爾泰等語系的關係，只有在漢語和周邊語言的大環境中觀察，才能找到漢語史的研究方向。語言既然是一個複雜的適應系統（王士元），就應該從社會、人類的角度來考察，重視歷時和共時兩方面的問題。例如周秦漢語和殷商的差異如何，原因如何？《切韻》時期的語言分南方北方，二者差異如何？這都是值得思考的。二是理論成果的貢獻。漢語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語言接觸的情況值得重視，對其他語言如日語、朝鮮語等的影響也很重要。這些現象中蘊藏著一些理論問題。今後應當在理論方面有所創新，力圖給普通語言學貢獻出理論成果。
楊永龍研究員介紹了社科院語言所目前的三個課題：一是漢語史上的語言接觸，包括元代和清代漢語跟北方阿爾泰語的接觸、六朝時佛經和中土文獻的比較、當代正在進行中的北方漢語和阿爾泰語的接觸研究。他指出，這些都是在貝羅貝教授倡導下進行的，應當表示感謝。此外還有歷史語義研究、多卷本《漢語語法史》編寫兩個課題。以上課題都涉及了貝羅貝教授和洪波教授提到的幾個方面，既包括歷時研究，也包括共時研究，還包含理論提升和總結，都是我們今後繼續努力的方向。
華學誠教授指出，漢語史研究需要思考語音、語法、詞彙的演化之間有哪些關係，三者如何互相影響。更重要的是，漢語歷史悠久且有連續文獻，這是一個世界範圍內都很獨特的資源。這一資源離不開文字。漢語史的材料是文字轉寫的文獻資料，因此文字也是漢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文字自身也在不斷演化，在傳抄流傳中的各種文字現象值得關注。華教授認為，陸宗達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概念，可以更好地概括漢語史學科的特徵。目前北京語言大學的「文獻語言學」項目正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
王立軍教授發言提出，目前漢語語言學研究應當關注「兩個溝通」：古今溝通和中外溝通。傳統訓詁學重視材料，理論性弱；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性強，材料關照不夠。二者的對接值得思考。傳統訓詁學和現代語義學的結合目前仍有困難，具體來說就是傳統訓詁學如何形成語義框架、方法論的問題。此外，把握漢語研究的獨特之處，就要認識到漢語語義研究離不開文字。因為漢語的歷史研究是以文獻材料為基礎的。在造字過程中，口語語義如何轉化成字形的意義，字形的意義再如何從文獻中被提取出來，這是漢語語義研究的根基問題。因此，漢語語義研究中，文字的幹擾是無法用西方語言理論來類推的。因而文字和語義的互動是王教授最近關注的問題。
趙長才研究員隨後發言。他提到，《語言哲學》指出語言研究有「從外向內」「從內向外」兩個方向。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外向內」，也就是探討形式變化入手。而呂叔湘先生的《中國文法要略》後半部分則是從範疇進行討論，這就是「從內向外」的路徑，這一路徑值得重視。從語義範疇入手，觀察某範疇在這一時期有什麼表達方式，這樣就不局限於一個詞項、一個結構、一個表達手段的研究，而能有所聯繫。因為語言演變不局限在一個語法形式上，語用等因素的促動對語言演變產生的影響都值得進行全面的考察。例如詢問原因，除了疑問代詞，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其他的、非凝固的表達方式。
此外，楊榮祥教授介紹了北京大學的漢語史學科，討論了語音、詞彙、語法的聯繫問題。張美蘭教授、陳丹丹副研究員介紹了對清代漢語的研究中遇到的問題。李明副研究員討論了理論借鑑中的學術史視角等問題。最後，胡敕瑞教授對座談會進行了總結，他對貝羅貝教授和各位專家學者的參與表示感謝，也感謝北京大學國際合作部和中文系的支持。胡教授總結座談會的發言指出，漢語史的研究，無論是材料還是方法都還有深入探討的需要，希望今後還有機會進行更多這樣的交流。
第二次講座：漢語的句法與語義變化
12月22日下午，貝羅貝教授發表了本次「大學堂」講學計劃的第二場講座，講座主題為「漢語的句法與語義變化」，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蔣紹愚教授點評。
貝羅貝教授在講座中指出，最近15年來，漢語歷史語法領域最重要的成果也許是對漢語語法演變機制所做的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思考。他主要分析了語法演變中的這樣幾個概念：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重新分析（reanalysis）、類推（analogy）、去語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功能更新（exaptation）、單向性（unidirectionality）、語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ing）、構式化（constructionalization）與構式變化（constructional changes）。
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貝羅貝教授認為，語法演變的機制分為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內部機制有類推和重新分析兩種，類推包括詞彙化/去語法化，重新分析包括語法化和功能更新；外部機制則是外借。而內部機制中，語法化不一定比類推更重要。貝羅貝教授還分析了這些機制的動因，指出內部動因是語義-語用演變（semantic-pragmatic change）和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在語義-語用演變中，隱喻聯想和類推比較有關，而語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ing或metonymisation）和重新分析比較有關，此外，內部動因還有結構要求 （structural requirement）、類型壓力（typological tension）以及其他如語音變化（phonological change）等。外部機制的動因則是語言接觸。
貝羅貝教授首先分析了「類推」的概念，在介紹已有定義的基礎上，指出類推有兩種：模式上的類推和非模式上的類推，後者不必有已存在的形式。據此指出，語法化不一定是模式上的類推，而去語法化一定是模式上的類推（Kiparsky 2005、2012），例如古代漢語的合音詞「之+於>諸」「不+之>弗」。
「重新分析」的概念，貝羅貝教授引用Hagège（1993）定義為：語言的用戶不再按以前的理解來分析某一結構，而是對組成該結構的各句法單位做出新的組配，賦予彼此之間新的句法關係；據此，詞序的變化也屬於重新分析。貝羅貝教授進一步指出，儘管大多數語法化的情況也就是重新分析，但並非總是如此。實際上，重新分析的情況還包括那些不是從詞彙結構向語法結構，而是由語法結構向詞彙結構的變化，這些變化是詞彙化過程（lexicalization processes）。
在對「語法化」概念的分析中，貝羅貝教授著重強調，語法化不等於語法演變 ，後者是指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產生和形成的過程或現象。我們只應對歷時演變過程使用「語法化」這個術語，避免將語法化也同樣看作是一個可以了解共時語法的過程。
接下來貝羅貝教授介紹了語法化的一些傾向和原則。關於「單向性」，貝羅貝教授指出，語法化（而不是重新分析)是單向性的，總是從實詞到虛詞。單向性假設認為，語法化總是從詞彙成分到語法成分，從較少語法成分到較多語法成分。也就是相對來說的「封閉的」（closed）範疇都源自主要範疇，即相對來講詞彙裡的「開放類」（open），如名詞和動詞。這一假設在漢語裡已經得到有效的證明。不過，把單向性只看作是一個假設，而不是一條原則甚或一個確定的特性，這樣或許更好。貝羅貝教授還分析了Hopper（1991）的四個典型原則：層次（Llyering）、分離（divergence）、限定（specialization）和持續（persistence）。
接下來貝羅貝教授分析了語法化的MGMF（More General More Frequent Principle）原則（Hagège1993），也就是說，容易被語法化的那些詞彙意義通常是詞彙場中的上位義項（hyperonyms）。換言之，被語法化的詞彙項典型的是那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基本詞」（basic words)，或者至少是那些人們容易接納的詞。這種傾向在對漢語「與」「把」「在」「了」語法化的研究中也能觀察到。
關於語法化，貝羅貝教授還涉及了「語法化斜坡」（clines of grammaticality），即語法形式不會突然從一個範疇轉移到另一個範疇，而是要經過一系列逐步的過渡環節，這些過渡環節在跨語言的類型上是趨於一致的。其過程是：實詞＞語法功能詞＞附著語素＞屈折性詞綴。貝羅貝教授以漢語的「共」（動詞＞副詞＞介詞＞連詞）、「了」（動詞＞動相補語＞體後綴）為例做了說明。
貝羅貝教授還討論了循環的概念（notion of cycle）。他認為實際上幾乎沒有什麼證據可以假定語言的句法是在一個不可更新的演變方向上演化發展的。在漢語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已經注意用循環的概念分析演變，如南宋時期使用的副詞「就/快」，後來在元代被「便/即」所取代，而到了明代初期又使用起來，等等。
在語法化概念之後，貝羅貝教授分析了「去語法化」的概念。去語法化是單向性的反例，演變方向是：形態＞句法＞話語、虛詞＞實詞、語法成分＞詞彙成分、較多語法成分＞較少語法成分。但事實上，去語法化的實例很少。貝羅貝教授以漢語的「是」（指示代詞＞系動詞）、「在」（介詞＞動詞）為例，說明去語法化的實例都不夠典型。最後他還分析了去語法化和詞彙化的關係。
「功能更新」是指已經不用了或很少用的語法詞來表示新的語法功能，變成新的語法標記（Lass1990, Gould1983）。貝羅貝教授認為，功能更新是重新分析，因為它在概念上是新的。漢語功能更新的例子相對較少，貝羅貝教授舉「也」（上古助詞＞中古副詞）、「那」（六朝譯經的介詞＞唐代的指示代詞）為例來說明。
「外借」是一種外部機制，是「某一語言對此前在另一語言中已有模式的一種嘗試性的複製重現」（Haugen轉引自McMahon1994）。不過方法論的傾向一直是：只有當尋找內部動因的所有努力都失效時，才會考慮外部原因的可能性。通常只有基本詞彙不受到借入的影響，但並不絕對。基本句型很難借入，但已有相當多的實例說明，基本語序一直有借入的情況。Faarlund（1990）甚至聲稱：「所有從 VO 型到 OV 型演變的例子都是由於跟 OV 型語言接觸導致的。」而且外借要求兩種語言具有結構上的一致性。
「語言接觸」是外借的主要動因，貝羅貝教授在這裡強調，語法演變的動因不是機制，因為有語言接觸不一定有演變。貝羅貝教授區分了語法複製性 （grammatical replica）與複製性的語法化（replica grammaticalization）。他指出，語言接觸引發的外借，大部分時候借來的還是整個語法的形式和意義，跟語法化沒什麼關係。外借的概念現在往往用「遷移」（transfer）來表示。除了借來整個語法的形式和意義，遷移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從 M 語言借來的只有語法意義，形式還是R語言的。此時一種情況是，R語言中的這個形式是新的（但也符合R語言的結構）；另一種情況是，R語言的已有形式承擔了新的功能，這就屬於功能更新。無論如何，借來的過程跟語法化的過程沒有多大關係，接觸引發的語法化的例子是少數。這個過程沒有Heine&Kuteva（2005）所說的那麼基本、重要。
最後，貝羅貝教授指出，前面分析的是語法演變的機制和其動因。現在的問題是，語義-語用演變作為語法演變的動因，其動因又是什麼？他認為，要看概念變化才能找到，這涉及概念結構、概念範疇、概念變化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講座結束後，蔣紹愚教授對講座內容進行了點評。蔣教授認為，貝羅貝教授的講座介紹了很多國外研究的重要成果，並對自己早年的觀點不斷進行深入、修正，對語言演變機制和動因的探討十分有價值。
講座的最後，楊榮祥教授對本次講座進行了總結，他指出，貝羅貝教授這次講座信息量很大，但是並不僅僅提供了結論，而是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前瞻性，對漢語史的學科發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編輯：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