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社會學家、海德堡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於2017年4月訪問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發表系列演講，並主持讀書會。施魯赫特教授堪稱在世最重要的韋伯研究者，是韋伯全集（Gesamtausgabe）的主編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涵蓋社會學理論、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施魯赫特教授關於韋伯全面而系統的研究為其他研究者設定了很高的標杆，其中兩部已有中譯：《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及《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講學活動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國際合作部共同主辦，光華教育基金會提供資助。
4月10日晚，施魯赫特教授的首場演講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地下報告廳舉行，演講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李猛教授主持。本場講座題為「《以學術為業》發表100周年」。1917年11月9日，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發表了這次著名的演說，1919年3月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高潮，勝負尚未明了。當時親歷這場戰爭的學生希望邀請一些知名學者來回應他們的困惑，這便是「以腦力勞動為業」系列演講的緣由，首篇就是韋伯的「以學術為業」。當時的德國教育體系也處在轉型時期，一是韋伯所謂的「美國化」或官僚化；二是「專業化」興起；最後是學術的「經濟化」，學術機構愈益成為等級化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而青年學者處於「近乎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
熱情地獻身學術意味著什麼？施魯赫特教授引用韋伯的話說：「因為無論什麼事情，如果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做，那麼對於人來說，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科學無法直接告訴我們應如何生活。現代科學只是一個價值領域，它與其它價值領域永不止息地鬥爭，不可調和，但它並不是最高的。不同於政治家，科學家應當克制自己，避免價值判斷。真正的科學家甚至請求被人超越，希望相形見絀。現代科學要求自明性以及責任感，才不會越過科學的限度，將科學變為意識形態或者世界觀。最後，施魯赫特教授總結道：「不論小科學大科學，我們應當以偉大的科學為業。」這是每一位以學術為業的人都應努力實現的目標，正如韋伯的思想直至百年後仍然鮮活。
4月17日晚，施魯赫特教授發表了第二次演講，題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過去與當下」，從理論視角而非歷史視角來切入資本主義的問題。本次演講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強教授主持。施魯赫特教授選擇了馬克思（19世紀中期）、韋伯（19至20世紀）與波坦斯基/夏佩羅（20世紀末）這三種理論立場。馬克思的框架是我們熟悉的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韋伯批判了馬克思的框架，構造形式與精神之間的選擇性親和，而沒有採用因果決定的關係。波坦斯基與夏佩羅在形式與精神之外新增一個要素，即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以三要素的相互關係為基本框架。所謂批判是出於對不公的義憤，包括社會維度和文化維度，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動力。
在韋伯看來，精神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結構，現代資本主義精神自有其歷史，正像《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推展的那樣，經濟上的行動者可能傾向於採取特定的生活方式：對營利慾（Erwerbstrieb）加以理性的調節。營利慾是人的自然傾向，資本積累本身無法為資本主義賦予正當性，它必須有文化的維度，才能具有結構。針對韋伯所提出的資本主義僵化的問題，波坦斯基和夏佩羅認為廣泛關聯的世界有可能滋養出新的資本主義精神，其核心為獨立、創造力、原創性、團結等等。
4月20日晚，施魯赫特教授發表了題為「祛魅的辯證法：世俗時代的宗教」的第三次演講。本次演講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田耕主持。「祛魅」是韋伯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流傳甚廣卻難免被誤用，施魯赫特教授力圖通過這次演講澄清韋伯「祛魅」的語境和意涵，尤其是它與所謂世俗化命題（secularization）之間的關係。他以泰勒的名著《世俗時代》開啟演講，在泰勒看來，祛魅等同於世俗化，始於1500年前後。韋伯卻並未將祛魅等同於世俗化，對韋伯而言，祛魅早在古猶太教就開始了，至禁慾新教達到頂峰。按照宗教史上的一般趨勢，此世與彼岸的裂隙逐漸加深，雙重世界變為二元世界（dualistic world），救贖宗教順勢而生。宗教的祛魅是指救贖手段的去巫術化，它是宗教理性化的一部分。「要判斷一個宗教所代表的理性化水平，我們可以運用兩個在很多方面都相關的判斷標準。其一是這個宗教對巫術之斥逐的程度；其二則是它將上帝與此世系統地統一起來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與世界建立起一種倫理關係。」祛魅發生在宗教內部，它主要貶抑了神聖與信徒之間所有媒介的價值，而不意味著世俗化。
17世紀以降，宗教祛魅由新興的科學祛魅所繼承。對現代人而言，科學意味著一種新的多神論，它必須自我限定，「主宰這些神祇及其鬥爭的，自然不是『學問』，而是命運」 。祛魅意味著不可調和的諸神之爭。從韋伯的角度來看，宗教決不會被世俗化消解，它回應著人最根本的需要，只不過宗教逐漸成為一種個人選擇。宗教成為選擇，意味著你必須具有宗教上的反思性。宗教的確不會消亡，但宗教的內部結構要發生改變。
4月24日晚，施魯赫特教授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講，題為「法律社會學：涂爾幹與韋伯之比較」，並與著名涂爾幹研究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渠敬東教授對談。涂爾幹的社會學即「民情與權利的科學」。他指出，隨著社會分工推進，壓制性法逐漸被恢復性法所取代，機械團結逐漸為有機團結取代，原先崇拜群體轉為崇拜個體，前現代社會的宗教世界觀轉為現代社會的世俗世界觀。世俗化（secularization）有別於凡俗化（profanization），它並非宗教截然的對立面，任何社會意識之內都蘊有聖俗之分的結構。只不過宗教不能一成不變，現代社會整合需要一種新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公民宗教的概念源自盧梭，經涂爾幹發揚後又被羅伯特·貝拉所繼承。它圍繞著抽象的個人，以理想的「人格」（personne humaine）為核心，並且受到壓制性法的保護。
正如他的一貫作風，韋伯對法律首要的興趣是要理解西方的獨特性。他先劃分形式——實質，又區分了理性——非理性，構建了四種理想類型：「形式的非理性」是卡理斯瑪稟賦者受到啟示才觸及的神法；「形式理性的」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學家所制定的實在法；「實質理性的」是哲學家理解或思考得出的自然法；「實質的非理性」是繼承而來的傳統法。韋伯所理解的法律演進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過程，然而它自然會促生對法律實質理性化的訴求，人們總是期待著法律能實現「正義」，儘管現實中人們更清晰地感到形式理性化與實質理性化的衝突。
對涂爾幹而言，世俗化同時也是世俗法律要素的「神聖化」。韋伯將社會學嚴格限定在經驗效力的分析上，神聖性的問題被歸為價值判斷，已然超出經驗科學的限度。所以，施魯赫特教授稱涂爾幹為「社會學的康德主義」（Sociological Kantianism），是「社會學版本的康德」；韋伯則固守經驗科學與哲學的界限，頂多是涉及康德哲學的社會學（Kantian Sociology）。
除上述系列演講外，施魯赫特教授還參加了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發起和組織的「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馬克斯·韋伯經典文獻讀書會，並擔任領讀人。4月9日至22日，施魯赫特教授應邀主持三場讀書會，帶領相關學者與研究生，圍繞「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社會科學中『價值自由』的意義」「以政治為業」等韋伯代表性的文本進行講解和討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孫飛宇、田耕以及近20名同學參加了讀書會。
編輯：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