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繼馬雲的「湖畔大學」之後，王健林的「萬達滑鐵盧」逐漸成為大眾眼裡的熱門詞彙。中國的超級富豪們再次成為讓大家耳紅眼熱的詞彙。
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商人特別是平民商人，堪稱這個世界最有趣的群體。
一方面，歷史上很多時候，他們才是這個國家真正意義上最能幹、最有眼見的群體。
實際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中國人」並不是身為朝廷大員和著名士大夫的林則徐，而是中國的平民外貿商人們。
早在1830年，中國平民商人伍秉鑑（死於1843年）就已經成為大英帝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主，相當多的英國強人對他唯命是從，仰息而活；隨後，他又投資了美國密西根中央鐵路、柏林敦和密蘇裡河的鐵路，這使得他成為美國鐵路業的締造者之一；同時，他龐大的船隊往來倫敦、阿姆斯特丹和費城，在西方家喻戶曉；而且，他還是美國鋼鐵大亨約翰·福布斯（John Forbes）的義父和資助者，這個財富之國多個銀行的大股東。
伍秉鑑被美國稱為商界教父，這一名號不僅僅源於他的財富，而且是因為他對西方的產業認知和商業運作是頂尖的——遠遠超出了其他東方人的想像。
伍秉鑑並不是一個特例，實際上，早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常年與英國做生意的平民商人潘世榮為了運輸方便，就開始仿造西方的商船甚至戰船。面對潘世榮的捐贈，道光帝曾經在聖旨中嘆道，「廣東曾捐造大船一隻，頗能駕駛出洋」。
如果將歷史的腳步繼續延伸，就會發現，即便在明末時期，中國的平民商人在與西方的技術、文化交流過程中，也遠比朝廷甚至士大夫來得深入，明末的平民海商為了與西方人更好地進行貿易，大多精通洋務，見識廣博。
草根出身的海商頭子劉香精通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他的競爭對手鄭芝龍則精通日本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荷蘭語，這些商人不僅僅大量製作使用最精良的火槍和艦船與西方對抗爭地盤，更懂得海外貿易的真正好處，而且還不斷遷移大陸漢人進軍臺灣，事實上，這些武裝商人就是中國17世紀的的皮薩羅和科爾特斯。
同樣，在今天的中國，最厲害的精英群體恰恰是中國的平民商人，他們創建了這個星球上最有效率的生產體。在北美，中國企業家將美國中部的諸多工業城市變成了鐵鏽帶甚至鬼城；在歐洲，他們的企業則將相當多的西方老牌同行壓迫到瀕死的邊緣；而騰訊和阿里巴巴，則將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發揮到了極致。
因此，在相當多的情形下，中國的平民商人在外界眼裡，無疑是能幹且值得敬畏的群體。在今天的西方歷史文獻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人對伍秉鑑、劉香和鄭芝龍的研究，要遠比中國自己來得詳細。
另一方面，儘管中國的平民商人具有相當的才幹和見識，但他們卻很難獲得中國社會的認可。
在明清時期，平民商人是中國社會主要階層中最令人不齒的存在，所謂「士農工商」，商人的地位居於最末。在朝廷眼裡，平民富商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卻缺乏忠誠，是極不可靠的人群；在民眾眼裡，平民商人為富不仁，不重人情，所謂「商人重利輕離別」，即是如此。
因此，在中國，平民超級富豪從來就是一個既受猜忌又被嫉妒的群體，他們既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也無法獲得民眾的理解，這是一個幾乎完全中空的階層，如同一個條肥香柔嫩卻沒有外殼保護的大蝦，其處境可謂相當尷尬甚至艱難——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平民超級富商的財產能夠實現多代傳承。
「民富敵國，民自不祥，天將災之。」
——朱元璋的皇后馬氏認為，在中國，一個普通人的財產超過國家，就會有災禍發生
元末明初的大豪商沈萬三，為了能夠取得朝廷的歡心，可謂下了血本，據《雲焦館紀談》記載，沈萬三曾經主動出資幫朱元璋修長城和南京城，為了給皇帝分憂，他甚至決心出資百萬犒賞軍隊，結果卻引來朱元璋的猜忌，被發配充軍，財產半數充公。
明朝中期的海商汪直很早就意識到海外貿易的好處，他深知西洋技術的厲害，以及貿易交流的必要性。不過這些海商則往往被大明朝廷視為亟需剿滅的海寇
伍秉鑑曾表示願意把80%的財產捐給清廷，只求清廷允許他安享剩餘20%的財產，仍然未被允許
至於「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伍秉鑑和他的兒子伍崇曜，則緊步先輩的後塵，在中英貿易戰爭中被林則徐等清廷官員和士大夫們視為國賊的同時，也被被普通老百姓當做漢奸和貪商而敵視。在隨後的數十年裡，伍家多次被清廷勒令交錢，以應對朝廷所需，家道的衰敗不可避免。
毫無疑問，他們是這個國家最具相當才幹和見識的群體之一，但卻很難有良好的結局，因為朝廷不信任他們，士大夫輕視他們，百姓嫉妒他們：
沈萬三不惜代價地獻媚朱元璋，結果卻家落人散，士人交口稱讚；汪直屢次上書明廷開放海禁，不惜以身入險，結果卻屍首分離，海內為之慶賀；伍崇曜捐錢捐糧資助清廷作戰，結果卻家產卻不得保全，百姓拍手稱快。
天朝與外國是不一樣的。日本大名、西班牙總督和荷蘭將軍對汪直的敬畏，並不能表明他就會受到明廷的認可；同樣，英國、美國朝野對伍秉鑑的尊奉，也不會改變他在清帝國卑微下作的處境。
在此，筆者不禁想起1842年12月，臨死之前的伍秉鑑被迫捐助了清廷一百萬兩銀子，他在寫給美國朋友羅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嘆道，「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會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作為一個真正理解世界的人，這是一種何等的苦惱啊。
可是，這又何嘗不是中國的不幸？明清時代，中國最具世界視野、最理解現代化的人，卻因傳統觀念的誤解遭受如此的怠慢，這個古老國家的進步又談何容易？的確，商人固然往往因追求效率而忽略感情，但正是這種近乎苛刻的實事求是精神，使得企業家能夠成為最熱衷於追求新技術、新改變和新模式的群體，他們是最高效生產體和創新體的製造者，他們理應獲得社會的尊敬和認可。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即是歷史上最認可商人的中國，中國的社會從未如此充滿活力，這其中何嘗沒有中國商人的功勞？筆者衷心的希望，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一個重商的民族，使見識世界如鄭芝龍、伍秉鑑不再復為雞鳴狗盜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