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曾五一：關於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學科評價標準的思考（現文章標題為修改標題）
作者曾五一為教育部統計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廈門大學教授。該文根據在全國統計調查專業骨幹教師培訓班上所做的報告的部分內容整理。
一、問題的提出
學科評價標準是學科建設的指揮棒。評價標準的確立和實施對學科的發展乃至學校的辦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評價標準制定或應用不恰當，就可能誤導學科的發展方向，甚至影響學校乃至我國整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
2015年11月，國務院印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的歷史時期，為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奠定長遠發展基礎，而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由政府主導推動，政府投入資源支持有關優勢學校和學科發展，而非由市場自然競爭的做法，本身是中國高等教育建設的一大特色。
國家「雙一流」建設的總體方案提出之後，得到了我國高等學校的普遍重視。為了在新一輪的「雙一流」建設中，佔據有利位置，實現彎道超車。許多學校都加強了學科建設，在大力引進人才，多出高水平、高質量的科研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是，在建設「雙一流」的熱潮中也出現了一些認識偏差與誤區，如不及時糾正，則勢必誤導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方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很大損失。其中關於「雙一流」的評價標準就是一個值得討論和重視的問題。
個別「海鷗學者」(所謂「海鷗學者」是指並未全職回國，但又受聘在國內高校擔任院長、系主任等行政職務的一些海外學者，每年只有幾個月在國內，飛來飛去如海鷗一般，以區別於全職回國報效祖國的「海龜學者」。)提出：在中國高校學術型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應以在海外高水平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作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學術評價標準。在人才培養方面，則應以培養的博士生能在世界一流大學找到教職或在國際機構找到工作作為標誌。並認為這些才是衡量中國世界一流學科的「國際標準」。建設世界一流學科必須堅持國際標準。只有採用世界公認的國際標準，才有可能得到國際承認（以下簡稱此標準為海鷗標準）。
上述學者的主張對一些教育部門與個別高校領導都有一定的影響。去年發生的A刊事件，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由於教育部學科評估中心在選擇A刊時，沒有充分徵求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對國外主流期刊過於傾斜，遭到不少學者的質疑。
A刊事件雖然以暫停而告一段落，但其影響仍存在，同時也表明對於學科評價標準的問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認真的思考。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邱海平對本次A刊暴露出的問題提出了非常尖銳的批評。對於他的觀點，我並不完全贊成，但值得引起人們的深思。以下做一些介紹，供大家思考。以下「」中的文字都是邱教授的原文。
「從本次「A類期刊指標」的確定，可以看出：這種學科評估具有明顯『自我殖民化』的傾向。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論文，也主要以西方國家的所謂核心期刊作為評價標準。沒有充分體現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學科中的指導地位以及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
「違背學科發展的規律性，僅僅評估一級學科，完全忽視一級學科下各個二級學科之間的巨大差異。同時，由於一級學科的評估標準又存在著嚴重的西化傾向，這就使得許多二級學科進一步走向衰落，從而嚴重地妨礙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健康發展。」
「存在用期刊等級代替學術成果本身內容和質量的評估等不合理現象，從而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和作用。受這種評估的引導和影響，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存在著重論文輕專著和教材；重海外發文輕國內發文等不良傾向，其結果是產生了學界急功近利和嚴重西化傾向。」
「受這種評估的影響和引導，許多高校為了提高所謂的「國際化」水平，競相颳起了一股大規模高價引進「海歸」博士甚至院長的風潮。之所以大規模不惜血本引進海歸博士，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海歸博士相對於國內培養的「土鱉」來說，更有條件在國外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僅此而已。」
「各高校一方面為海歸博士提供了遠遠超出國內教師水平的高工資，另一方面又對這些海歸實行合同制，以三年為期主要考核這些海歸在SSCI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一是導致海歸博士與一般教師之間的同工不同酬，二是導致這些海歸一門心思只專注於海外發文，而不注重教學，更不注重長期的學術研究。更有一些學校，直接高薪聘請在國外有教職的人直接擔任學院院長，從法理和道理上說，都是不可思議的。」
針對部分一流高校只招「海歸」任教的現象，中山大學的甘陽教授指出：「我以為中國的大學改革實際正在出現一種危險的傾向。這種危險就是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下，實際卻可能恰恰在把中國的大學變成註定只能成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學。出現這種危險傾向的原因在於，目前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解是相當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設計從一開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且讓我們以一種假設情況來提出問題。以中國現在的一流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為例，假如17年後，北京大學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所組成，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則只能去中國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試問那時的北京大學是變成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是變成了中國的二流或三流大學？答案自然是後者。因為這種情況意味著，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不但沒有升值，反而越來越貶值，越來越不值錢。」
針對部分高校的評價過分偏重在國外期刊發文的傾向，清華大學的施一公教授指出：「我們的大學在科研上的導向，就是指揮師生在西方雜誌出版文章。我們的科研成果寫成英文，發表在西方雜誌，而我們的工程師反而無法學習我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西方雜誌訂閱費用十分昂貴，國內少有企業訂閱;而且大部分工程師很難看懂英文文章。這種愚蠢的狀況不變，中國高校和科研人員都將是免費為西方打工！」
在上述評價導向下，一段時期內本人所在單位也出現不少偏差：在課程設置上，盲目照搬美國的課程設置，讓所謂「八高」佔去大量課時。一方面減少和壓縮了不少對中國經濟建設有用的課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課程都必須按4學分開設，造成學生上課負擔過重。不考慮學生的實際英語水平，強推全英語教學。這些所謂的「改革」造成教學質量與所培養的學生水平嚴重下降，甚至出現了某系某一年所有博士生都不能按時畢業的現象。在科研方面，除在外刊上發表論文有所提高外，其他所有指標（包括課題、國內論文等）在全國的排名均明顯下降。所幸的是：在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中明確指出我校存在辦學方向的偏差後，已引起校領導的重視，目前正在整改之中。
二、「海鷗標準」錯在哪裡
l.將建設「雙一流」與競技體育混為一談。
總書記最近在會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和中方企業家委員時說：中國教育就是要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觀者和反對派。毫無疑問，建設「雙一流」必須服從這一根本目的。建設「雙一流」與競技體育不同，不是為比賽而比賽，不是按照一個原有的標準規則，同臺競技去力爭第一為國爭光。所謂「經濟學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所有社會科學中最為國際化、現代化和規範化的學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衝擊世界一流的一個學科」（經濟學家圈註：此為田國強所說），只是為自身爭取更多資源的一種說辭。
在自然科學領域，其學術評價可能存在國際公認標準。即便如此，也不能將在國外高水平期刊發文作為主要乃至唯一標準。因為，按照這一標準包括屠呦呦等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都不能成為一流學者。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經濟學領域，由於存在意識形態的差異與其他多種原因。不同學派並不存在公認的評價標準，不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存在根本差異，在西方主流經濟學與非主流經濟學之間也有不少差異。新任中宣部部長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對外推銷以所謂普世價值為內核的思想文化，企圖誘導人們以西為美，唯西是從」。堅持以在西方主流刊物上發文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不僅可能壓制和排斥馬克思經濟學，實際上也違反了「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精神與「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
在社會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是所創建的理論是否能夠很好地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是迫不及待得到所謂國際公認，更不是能否用西方學者認可的規範和語言去解釋中國問題。在人文藝術領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與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成為一流。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將西方的（美國的）標準作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充其量只能是二流。
還應當指出：經濟實務中的國際規則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國民經濟核算的制度方法等，與「海鷗標準」並不是一回事。經濟實務中的規則是在長期實際活動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具體規定，如果不按照國際規則辦，就不能與其他國家順利開展有關的實務交往。經濟實務中的規則是與時俱進的，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將從原來的規則追隨者和執行者逐步轉變為規則的倡導者和制定者。而社會科學領域中不同的學術流派，有不同的學術規範、評價標準和學術偏好。按照「海鷗標準」，以西方主流經濟學刊物作為唯一的指揮棒，唯西方主流經濟學派的馬首是瞻，只能永遠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應聲蟲，不可能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更不可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2.有意無意地忽視或曲解中國特色。
總書記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所指出的，「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他說，「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建設「雙一流」的前提是中國特色。以上所述的「海鷗標準」 中，並未直接提到中國特色。有人在解釋按照這一標準如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時說道：「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只有一個。」「運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分析方法，結合中國實際，用符合現代經濟學規範和國際慣用的術語與方式，來解釋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規律......而不是試圖去獨創另一套有別於現代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經濟理論。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的實質內涵，也是『中國經濟學』的特色」。（經濟學家圈註：此段為洪永淼所說）
顯而易見，該位海鷗學者所說的「中國特色」是在肯定西方主流經濟學為唯一的經濟科學的前提下，將該理論在中國的應用或中國數據對西方模型的驗證稱之為中國特色。正如山西財大李寶瑜教授所指出的那樣：「說到底作者認為的世界一流就是用西方的語言，發表在西方的刊物上，按西方的標準，由西方學者認定的一流」 。中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是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國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對這些問題根本沒有涉及。因此，試圖僅僅通過現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中國化（這一點目前也未做到）來很好地解釋這些問題，進而用於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無異於痴人說夢。
事實上，由於西方主流經濟學並沒有很好地預測近年來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在蘇聯東歐的經濟轉型中也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其理論本身的有效性和科學性也已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質疑。海歸學者、清華大學文一教授曾說過一段話很值得人們深思。他說道「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候，幸虧沒有海外華人拿著諾貝爾經濟學獎回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是那樣就糟糕透了，我們不會有今天。俄羅斯政府當年就是相信了美國的經濟學，讓哈佛大學頂級經濟學家幫它搞改革，結果搞垮了。目前還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好像也不是故意的。葉爾欽的政府內閣都是一幫受西方經濟學影響很深的年輕人，自以為聰明透頂，照著美國教科書搞經濟改革。他們今天也不知道去了哪裡，有退休金沒有也不知道。」
我們不應當排斥西方經濟學中一些有用的東西。但是，對此應採取「拿來主義」，絕不能對其盲目崇拜，當成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筆者認為在學習和引進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一種較為可取的做法。
3.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片面
我國高等學校辦學的任務包括：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只提「在高水平期刊發文、培養能在世界一流高校任教的學生」，很難反映辦學水平的全貌。「海鷗標準」錯就錯在將其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 。有買櫝還珠、舍本求末之嫌。為了更多地在國外所謂高水平經濟學期刊上發文，提出「海鷗標準」的一些學者主張建設世界一流經濟學科的重點在於：（1）、在經濟研究中更多地應用數學；（2）、經濟分析要從以往的定性分析為主轉變為以定量分析為主；甚至提出「無計量不學術」的口號；（3）、要進一步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一些學校已定出年輕教師必須出國進修一年以上才能提教授；（4）、要力推所有專業課程的全英文教學。對用英文教學的教師給予獎勵等等。應當指出：以上各點對於建設一流學科是有所幫助的，但是，不強調聯繫中國經濟的實際提出原創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是建設一流經濟學科的核心，而只是強調數學、計量和英語，難免有買櫝還珠、舍本求末之嫌。
經濟數學模型和計量方法對於深化經濟學研究，提高研究水平無疑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時期內還值得大力提倡。但是用數學與計量方法表述經濟問題不是唯一的方式。經濟研究最重要的是經濟思想而不是數學公式。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經濟學家的水平，更不能以運用數學和計量方法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成果質量高低的標準。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在其發表之時實際上是用文字來表述的。關於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也未見用數學形式來表達。這並不妨礙這一理論在實踐中發揮重大作用。
社會經濟問題非常複雜，不少場合難以用數學模型很好地描述。特別是經濟社會數據一般難以通過試驗獲得，其識別力比較差，因此，不少場合併不能很好地利用計量模型對經濟理論進行檢驗。另外，在將經濟研究成果提交給有關領導部門和社會公眾時，也必須學會用非數學的語言去說明研究的實際意義。
近年來，一些西方經濟學者對於西方經濟學中濫用數學的現象也提出了批評。例如保羅•羅默(Paul Romer)在《美國經濟評論》2015年第5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數學濫用》的文章，在美國經濟學界引起很大反響。
《產業經濟評論》編輯部的編輯在一個段子裡曾笑談：現在過一半的來稿都是計量，大部分計量類稿件回答的問題可分為兩類：不用計量就可以知道答案的；用了計量實際也無法知道答案的。
至於英語確實是加強國際交流必不可缺的工具，但在人工智慧飛速發展時代，利用人工智慧軟體已經可以基本實現同聲翻譯和無障礙的交流，根本不需要所有的經濟學家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英語。
三、什麼是正確的學科評價標準？
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實踐包括三大實踐：生產實踐、社會實踐與科學實踐。
評價學校和學科水平的根本標準也只能是實踐。要看其在實踐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或者是否能夠很好地解釋客觀世界。
屠呦呦的成果之所以能得到高度評價是因為以她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發明的青蒿素挽救了無數瘧疾患者的生命。毛澤東的路線能在遵義會議後取得黨內的主導地位是因為實踐證明：只懂照搬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不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難以避免失敗的命運。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之所以舉世矚目，是因為在該理論的指引下，中國近30年來改革開放取得的不容否認的巨大進步。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教育部原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杜玉波在《光明日報》2017年9月24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建設 「雙一流」必須形成中國特色的評價體系。並就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評價體系講了很好的意見。下面做一些介紹。
從標準本身講，建立衡量大學辦學水平的科學評價指標體系，必須堅持綜合評價的原則。單一孤立的指標很難反映辦學水平的全貌。從學科角度講，學科千差萬別，必須充分尊重學科發展規律和特點，避免一把尺子僵化死板。從學校的歷史傳承和定位講，必須分層次、分類別對高校進行評價。」
『』構建中國特色 「雙一流」 的評價指標有三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視：一是要把人才培養質量作為首要標準。特別強調，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為評價導向。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基礎在本科。沒有高質量的本科，建設一流大學就缺乏根基。二是要把產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被國內外公認的成果作為重要考量。一流大學的成果應該表現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難題、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回答解決區域行業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等多種形式。三是要把形成的重大影響力作為最高評價。」
『』構建中國的「雙一流」評價體系時，可以借鑑參考國外一些通行的做法，在可比領域和具有顯示度的指標上，贏得國際的認可和尊重。但是，我國的大學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和特色，絕不能被國外的排名指標牽著鼻子走，更不能簡單套用、完全依賴。建設「雙一流」不能唯國際排名論英雄、論成敗，關鍵要構建起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並有國際影響力的評價體系。」
筆者認為，構建上述評價體系是一項相當複雜艱巨的的系統工程。目前中國雖然已有一些民間完成的大學與學科評價和排名，但總的來看，離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符合學科發展規律、並有較大國際影響力的評價體系尚有較大距離，尤其是一些現有的排行榜只是公布排名，具體指標和方法不清、數據來源不明，資料未經核實、相當缺乏公信力。因此，為了完成這一系統工程，有必要由教育部牽頭組織各高校各學科的專家共同研究，提出高校評價與學科評價的具體原則、辦法、構建可行的「雙一流」評價體系，並對社會公開具體的評價標準，同時定期發布評價的結果。引導各高校正確地進行一流學校與一流學科的建設。
作者簡介：曾五一，男，1953年1月出生，福建省泉州人。現任廈門大學特聘教授和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特聘教授。主要社會兼職有：教育部統計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統計學科組成員等。先後承擔科研項目30多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重點項目5項。發表論文150多篇，出版著作30多本。教學科研成果獲省部級以上政府獎勵48項，其中包括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項、全國高校優秀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1項，國家社科基金優秀成果二等獎1項、國家社科基金文庫成果1項、國家級精品課程1項、國家級精品教材1項、全國統計優秀成果一等獎2項。主持的《統計學》課程先後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與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先後獲國務院專家特殊津貼等獎勵，入選第三屆中國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家和福建省第四屆傑出人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