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根斯坦與後現代解釋學理論
郭貴春 李小博
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 哲學系
原發：《晉陽學刊》2001年第2期
摘要：解釋學是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潮流,在二十世紀中葉,它經歷了一次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朝向後現代性的歷史轉向。
關鍵詞:後現代解釋學;語言遊戲;語境論;語用論;解釋
20世紀中葉,在人類理智哲學運動發生重大「解釋學轉向」的同時,解釋學本身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歷史演進過程,這一過程「在人文科學的各個學科中,在社會學、文學理論、歷史、神學、法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哲學中,都留下了它的痕跡」,對當代西方哲學的重新定向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1]維根斯坦哲學恰恰適應了解釋學的發展需要,給予它理論和方法上諸多有益啟示,成為解釋學後現代轉向的重要推動力。
一、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引導了後現代解釋學的本體論轉向
濫觴於古希臘的解釋學,經歷了從古代「史詩」解釋學、中世紀釋義學(exegesis)和文獻學(philology)到現代一般解釋學乃至後現代解釋學的發展過程。但直到最近幾十年,長期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解釋學才實現了後現代性的本體論轉向。在這一轉向過程中,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遊戲主體論、自然主義語言實在論和生活形式論分別成為後現代解釋學理解的本體論、語言的本體論和交往的本體論的思想先導。
1、推崇遊戲:作為自主活動的遊戲與作為存在方式的理解
維根斯坦把由語言和行動交織在一起的整體叫做語言遊戲。決定遊戲的真正主體不是遊戲者,而是使用語言的活動本身,遊戲者的自我意識在無限的遊戲中終究會被吸納和同化,二者逐漸融為一體。在某種意義上,語言遊戲先於我們而存在,它是我們與外部世界建立關係的唯一途徑。
受維根斯坦的影響,後現代解釋學也堅持語言遊戲的自主特性。不同的是,他們所謂的語言遊戲主要是指對本文或藝術的理解和解釋,並且他們更加注重理解遊戲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優先地位。理解不是藉以獲得確切知識的某種方法,而是普遍的人類存·56·在方式。它以「世界經驗」或「解釋經驗」的形式瀰漫於一切社會交往和精神生活中。這樣,在「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這一思想基礎上,以認識為目標和中心、以作為某種技藝或工具為人文科學提供方法基礎的傳統解釋學,就發展成為以理解為本體和核心、力圖闡釋一切知識同我們的世界經驗總體關係的哲學解釋學,實現了解釋學由釋義方法論向理解本體論的後現代轉折。
2、抬高語言:作為世界界限的語言與作為生存要素的語言
在語言與思想、實在的關係問題上,維根斯坦與解釋學的觀點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順應了現代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的潮流,將本體論問題和語言問題聯結起來,把哲學史上主客體的關係問題轉變為主體間的語言交流和理解問題,進而把語言提升到本體論性質的地位。維根斯坦斷然宣稱「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2]認為語言不是表達或反映實在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的實在。
後現代解釋學從理解和解釋的角度表達了語言本體論的思想。他們認為,存在就是語言的存在「,對存在的解釋就是對語言的解釋」。語言的本體論性就表現在:
(1)人類理解運動的語言性:語言和理解之間有種根本的內在關係,語言不僅是理解的起源、對象和歸宿,也是理解本身得以實現的普遍媒介。
(2)人類世界經驗的語言性:語言作為我們全部世界經驗的寓所和載體,先於一切經驗和理性而存在並發生作用。所有的世界圖式和特定的世界觀都融合在語言的視界之中,而這一融合本質上是語言學的過程。因而,語言就不是「供我們使用的一種工具,一種作為手段的裝置,而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要素」。[3]後現代解釋學對語言的重視與關注,不僅確立了語言的本體論地位,也成功地實現了「語言引導下解釋學的本體論轉向。」[4]
3、走向生活:作為語言遊戲「河床」的生活形式與作為理解活動基礎的交往實踐維根斯坦認為,在語言遊戲自由湧動的河水之下,還存在一個堅實的生活形式「河床」(theriver-bed)。語言遊戲是生活形式的濃縮,生活形式是語言遊戲的展開。生活形式大致有人類語言的深層語法、人類繼承的文化模式、採取的共同行為、接受的風俗習慣等幾層含義,但無論如何,它作為語言遊戲賴以存在、得以進行、藉以展現的基礎,是比語言遊戲更為寬廣、穩定和可靠的本體,因而成為維根斯坦哲學的最終落腳點。
與維根斯坦相似,後現代解釋學發現,以客體中心論思想為指導、以發現真理為目的的傳統解釋學,在當今這樣一個「世界解除魔咒的時代」益發表現出偏激和狹隘的一面,出現了主體間相互不理解的危機。他們認為,要想清除危機、實現理解、達到共識,僅僅依靠解釋者與對象之間的對話是不夠的,而必須將理解向度定位於廣泛關聯的生活之網,為理解活動找到一個更為牢靠的根基———社會性的交往實踐。人類交往行為以語言為樞紐,以時間和空間為理解維度,以語言交往、精神交往和實物交往為表現形式,以「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為有效原則,在事實上決定、規範並推動著理解活動建立起話語與外在世界、話語與社會生活世界、話語與言說者及聽者內心世界的三重關聯,從不可避免的語用預設出發,走向主體間(intersubject)、本文間(intertext)和行為間(interaction)的多樣性判斷的有機整合,最終達到可以接受的意義認同和共識。這樣,解釋學就從某種「知識的理論」、「理解的藝術」,經由語言的本體論和理解的本體論,最終走到了後現代主義的交往本體論,實現了伽達默爾構建「現代形式的實踐哲學」的願望。
二、維根斯坦的語用論推動了後現代解釋學的認識論轉向
3、拓展語言的使用空間:維根斯坦的「遵守規則」理論與哈貝馬斯的「語用」解釋學如果說,對主觀和客觀主義認識論的批判是一種「破壞性」的後現代主義,那麼,在被摧毀的廢墟上營造一種植根於生活的語言使用和交往行為的公共實踐則體現出後現代主義「建設性」的一面。在這一點上,維根斯坦和後現代解釋學可謂是殊途同歸。
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語言規則的悖論:我們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使用語言,我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卻又不了解規則。他認為悖論的出現是脫離具體的語言使用而抽象地談論規則的結果,只有放棄傳統的邏輯語形分析和微觀語義構造,聚焦於每一語言遊戲,悖論才可解決。維根斯坦指出,語言規則不是先驗預設的深層語法結構,而是我們接受訓練和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我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熟悉和遵守規則,也在語言遊戲中因地制宜地修改和制定規則。離開了語言使用的特定語境,我們無法了解和遵守規則。
後現代解釋學在其發展歷程中均給予語言不同程度的關注。利科看到了「話語所涉及的領域是整個世界」,從語義解釋學過渡到本文解釋學;而哈貝馬斯則認識到「作為一種主體間性框架的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生活形式」,從語法解釋學推進到語用解釋學。[8]可以說,哈貝馬斯直接繼承了維根斯坦的語用論思想。不同的是,後者強調語言使用的自由性和任意性,而前者則力圖以語言交往為基底奠定理性和公意的合法地位。哈貝馬斯認為,語言不是詞彙的堆積和聯結,而是一張錯綜複雜的言語行為之網,每一言語行為都分別通過命題內容的客體化態度、言語者意向的確證性和加強語意行為的履行態度,建立起交往行為的認識維度、表達維度和相互作用維度「,交往者的行為導向規範地聯結在一起,因而,他們從同樣的情況判斷出發而在互相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上達成一致。」[9]理解和解釋模式總是與特定實踐領域中的語言使用密切相關,解釋學的目標就是要在遊戲過程中揭示理性和公意的存在。
二十世紀以來,認識論領域先後存在兩種不同的選擇:「語言學轉向」試圖探求詞項與指稱對象和意向內容之間的靜態關係,把握隱含在語詞背後的經驗意義;「解釋學轉向」則主張建構和參與動態而多樣的理解和對話,注重對話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協調和互補。正是以「在人類敘述而不是在超語言的獨立實體中,去發現講話形式的意義」為基點,維根斯坦的語用論成為區分這兩種轉向的標誌和界碑。[10]
三、維根斯坦的語境論促成了後現代解釋學的方法論轉向
維根斯坦一生始終主張哲學的唯一任務就是治療因濫用語言而產生的疾病。他在批判「奧古斯汀圖畫」、預設鑲嵌式或原子論的語言觀和以弗雷格—卡爾納普範式為代表的意義理論的同時,也引導著語言哲學從符號結構語形學經由邏輯語言、自然語言的形式語義學和言語行為理論與語用學,走到了綜合和圓融語形、語義和語用的語境論。語境論在扭轉後來受到激烈挑戰的「語言學轉向」的窘迫境況、助產「解釋學轉向」的同時,也促成了後現代解釋學方法論的轉向。
1、解除形式理性的羈絆:語境概念的充實與歷史主義的重建
歷史地講,語境思想從產生之時就與意義問題本質地聯在一起,隨著語言哲學的發展和意義理論的深入而得到了不斷的充實和豐富。維根斯坦的貢獻就在於他跨越了經由形式結構語境為語詞確定意義的界限,突出強調了語境的具體特定性和意義的情景規定性,引申和擴張了語境論。
概括地講,後現代解釋學對語境論的貢獻就在於引進了時間參數,對本文語境和話語語境進行了區分,強調了歷史傳統等因素對理解意義的作用,使語境與意義的關係問題由靜態分析走向了動態考察。在後現代解釋學看來,傳統解釋學方法論是歷史哲學和實證主義的結合體,它主張理解者採取中立觀察者的姿態,以作品產生的歷史條件為基點,藉助於自然科學方法去構造歷史、文學、藝術等人文科學,對被時間淡漠了的作品內容進行科學主義的認知和理性主義的再現。後現代解釋學堅決反對這種無視「間距」、強調「客觀」、克服「成見」、避免「誤解」的方法論。他們主張把理解和解釋的理性植根於主體和本文的歷史存在中,把語境、情境和前理解看作動態的歷史流傳物;把由理解對象的內容結構、理解前已存在的社會歷史因素和社會實踐決定的價值觀這三者構成的偏見看作理解的立足點和意義的生長域;把成見視為「我們對世界敞開的傾向性」,以恢復它們的合法地位。在歷史中篩選和過濾舊的成見、創造和生成新的理解,實現語境對理解的制約與理解對傳統的超越二者之間的合理鍛造和熔鑄,建立一種包括(1)解釋者獨有處境和視域、(2)解釋者與本文之間的辨證關係、(3)提問與回答的辯證法、(4)朝向傳統的開放性這四者在內的「效果歷史」,在歷史的語境關聯中實現主體與作品的交融、傳統與現實的匯通、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2、擺脫初始視界的束縛:循環問題的解答與整體主義的推進
維根斯坦的語境論認為,意義的最小承載單位不是語詞和語句,而是一個或大或小的語言系統,「沒有單個的命題對我來說是顯然的,它是結論與前提互相支持的系統」。[11]維根斯坦的這種思想奠定了意義整體論的雛形,而後現代解釋學則在對傳統理解循環問題的不斷追問和求解中,確立了整體主義方法論的鞏固地位。
理解的循環原指這樣一個悖論:我們必須從部分出發去理解整體,又必須通過整體才能理解部分。這一起源於古代修辭學的問題在現代從說話的藝術領域轉移到了意義的理解領域。如果說將「前有」、「前見」和「前設」概念引入循環,主張「決定性的東西不是擺脫解釋的循環而是以正確的方式進入這一循環」,這為現代解釋學奠定了基礎。[12]那麼,將「視界融合」思想引入循環問題「,把理解描述為傳統的運動與解釋者的運動之間的一種遊戲」,則把解釋學和整體主義方法論推進到後現代主義階段。[13]
針對解釋學循環問題的兩個困境:(1)解釋語境的約束性:特定的解釋與不可還原的背景、不確定的信念和行為之間的緊密關聯,是解釋可能性的前提和解釋有效性的保證。(2)解釋循環的普遍性:隸屬於一定境況的解釋相對於更大語境整體來說仍然是局域的和不完整的。後現代解釋學的策略是:
(1)堅持本文整體的在先性和自主性,把前理解看作作者的初始視界和讀者的特殊視界,把傳統看作先於卻又附屬於我們理解的一部分,形成本文構成的整體語境和理解潛在的對象域。
(2)主張視界整體的敞開性和創造性,主體的視界在本文的啟迪、語言事實的激發與背景價值趨向的統一作用中達到一個新的境域。
(3)相信循環整體的歷史性和過程性,在宣稱「理解的循環是歷史自身在其中運動的方式」的基礎上,後現代解釋學得出結論:「理解永遠是整體理解(解釋者的前理解)運動到部分(傳統之一部分)又回到整體的理解(解釋者所達到的新的理解)」。[13](第259頁)這樣,後現代解釋學就把技術意義上的語義循環和「心理—語言—實在」循環,逐漸擴展到語言系統、人類行為、科學文化和歷史背景的整體循環,實現了整體主義方法論在解釋學內的鞏固與確立。
3、勾勒公共理解的弧線:本文理論的構造與視角主義的侵蝕
維根斯坦的語境論蘊涵了這樣的思想:由生活形式和語言遊戲奠定的特定語境是千差萬別的,從不同的概念框架和語詞集合出發,多重主體基於多維視角,採取多種方法可以得到多種結論,一切關於真理和意義的判決均需訴諸於語言的特定情境。在這一點上,後現代解釋學與維根斯坦有著深刻的一致性,他們在理論上把「本文」引入解釋學以作為「語境」的代名詞時,在方法論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引入了視角主義。
在後現代解釋學看來,本文具有如下特徵:(1)本文語境的自律性。本文可以是一個符號體系、一部文學作品、一套風俗習慣抑或一種意識形態,但無論如何,本文一經產生便脫離了原先語境關聯而建立新的語境關聯,因而「從本文的淵源、作者的聲音或本文的上下文來尋求本文的意思和解釋便是毫無結果的。」[14](2)本文指稱的缺失性。由於原有情境的分離和語詞—對象聯繫的破裂,本文懸置了作品原來指稱對象,而為讀者揭示出一種在解釋過程中無限展開的可能性,讀者可以根據本文的提示進行自由的處理和理解。(3)本文意義的公共性。本文間的「互為文本關係」和讀者間的「互為主體關係」,決定了本文的意義不能成為個人的經驗。本文不提出任何真理的主張和指令,而是提供選擇的空間,鼓勵主體就公共意義展開公開爭論。(4)本文理解的適用性。本文沒有既定的指稱、固定的語境和確定的意義,因而意義的潛在視野也是無限的。鑑於話語與本文的差異、作品與讀者的間距以及主體之間的疏離,在對意義的猜測和反駁中最終只能達到一種弧線(arc)式的「適用性」。本文的以上特徵表明,從不同視角出發的多種解釋不是同一的、特許的,而是歧義的、等價的,正是通過它們,諸種新的存在或生活方式向我們展開。
我們注意到,當維根斯坦把語境概念從語句結構拓展到行動和生活空間,當後現代解釋學把語境置入歷史、納入整體、歸入本文時,語境已經被逐漸地泛化和本體化了。正是在這樣的「語境」背景下,歷史主義、整體主義、視角主義也悄無聲息地篡奪了心理主義、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王權而登上了後現代解釋學的方法論舞臺。
可以看出,維根斯坦和後現代解釋學的共同立場就在於關注生活、呼籲理解、謀求共識,努力在語言與生活、解釋與批判、傳統與革新、歷史與現實、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保持一種「辯證」的張力,這確實適應了時代的希冀與渴望,因而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的話語」。但他們在突破存在的本體論,把生活、歷史和文化看作語言的附庸時所具有的泛語言主義傾向;在反對傳統的認識論,把真理和意義看作某種遊戲或話語的效果時所攜帶的約定主義傾向;在批判單一的方法論,把本文和語境看作判定理解和解釋的法庭時所隱含的相對主義傾向;在變革趨同的價值觀,把理性、信仰和道德看作多元解釋的產物時所表現出的虛無主義傾向,已遭到來自不同方面的埋怨和抨擊。所以,維根斯坦哲學和後現代解釋學,作為「當代思想的十字路口」,僅僅是為我們提供了多種可能的趨向,而對任何一種趨向的選擇,都不是輕而易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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