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穎剛(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謝謝謝謙老師的介紹,也謝謝況老師的邀請。今天和大家匯報的文章英文題目叫做「Housing Boom and Baby Bust」這個題目更能反映我們的意思,翻譯成中文找不到好的,boom和bust的意思房價一直漲,嬰兒出生率一直在下跌,所以就翻譯成高房價和「嬰兒荒」,這篇文章是和我的同事蒙莉娜老師和清華大學的博士生彭鷺一起合作的。
首先看中國總和生育率(紅線)的國際比較,如圖1。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總和出生率有一個很陡的下跌,2000年以後保持非常低的水平,不僅低於印度,同時低於美國、英國等其他中高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比日本略高,2019年這個數字降低到1.52,即一名育齡婦女平均只生1.52個孩子。
圖1
這麼低的生育率會帶來很多的問題,不僅是微觀層面的家庭問題,還有宏觀層面的潛在危機,比如勞動力萎縮和老齡化的加速。2019年老齡化達到了12.6%,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12.6%,2022年就會深度老齡化,即65歲以上人口超過14%,這將給整個社會帶來非常大的影響:人口即將見頂,人口紅利也將很快消失,更嚴重的是人口危機漸行漸近,用一個熱門名詞就是「灰犀牛」,即太過於常見以至於人們習以為常的風險,當它越來越近的時候我們發現是非常大的危機。因此, 《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大聲疾呼,「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情,也是國家大事。」
為什麼生育率這麼低呢?根據生育理論,有三大原因:死亡率下降,生育意願消退和成本約束,分別對應不同階段,死亡率下降對應生育率從6%下降到3%,生育意願消退是對應生育率從3%降到2%,而生育率下降到2%以下主要是成本約束。那麼,哪些成本約束了生育率一直處於非常低的水平?有很多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特別是梁建章有兩篇文章,講到制約育齡夫婦生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房價,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額外住房成本和看護成本,在一二線城市直接成本就超過百萬。
圖2
如圖2示,全國平均房價(黃色線)不斷往上漲,出生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即出生率(藍色線)卻往下走。近幾年來,生育政策不斷放鬆,可能有一些短期效應,特別是2016年「全面二孩」有一個比較大的漲幅,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但很快就消退了,到2017年下降就非常明顯,在1700萬以下,2018年出生人口只有1523萬,2019年出生人口只有1465萬。從圖2可以明顯看出,政策的刺激效應只是持續了一個很短的時間,這裡面的制約因素是什麼?這是我們這篇文章要來分析和研究的問題:房產作為財富的一個基本因素,是不是影響生育率走低和「嬰兒荒」的主要因素。
回顧中國生育政策的變化,1979年開始實施一孩計劃生育政策,到2014年調整為「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又放開為「全面二孩」政策。我們利用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變化和之後2015年人口普查數據來研究房價上漲和「嬰兒荒」的因果關係,這個政策可以讓我們運用雙重差分法做一個比較好的因果關係的識別。同時,我們想看房價上漲會導致財富的不平等,進而會影響到生育決策,導致生育不平等。
這裡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房價上漲會導致財富的不平等?這是因為中國最大的資本市場不是股票市場,而是處於城市化轉型中的房地產市場,它會帶來很大的財富效應。這個觀點大家都會認同,現在有人經常說,有房和沒有房是劃分階層的標準,所以這裡就有一個財富不平等的問題,進而影響到生育不平等,這是我們這篇文章要講的一個故事。
我們分析的結果顯示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後,人們確實願意生,但高房價有顯著的擠出效應。如果分成有房和無房兩個樣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對於租房者,房價越高生育率越低,對於有房者,房價越高生育率越高。進一步看財富效應,我們把房價乘以每個家庭擁有的房屋面積用來代表家庭財富,可以看到對租房者,房價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對於在城市有房者,房產財富越高生育率越高,而這種財富效應對於農村有房者並不顯著。這說明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房產是財富很重要的來源,對生育確實會有一個顯著的影響。
如何解釋上述結果呢?高房價不僅意味著住房的不可負擔性,更重要的是其財富效應。對於有房者,房價的上漲帶來的財富的增長,使得他們在做生育決策更加積極,特別是二孩政策放開的時候;而對於無房者,高房價使得他們買不起房,而二孩的誕生又進一步增加了買房的必要性,因此高房價下會對二孩的生育持更加消極的態度。
在獨生子女政策時期,中國人想生而不能生。如今,二孩政策放開了,但由於高房價,中國人卻是想生能生卻不敢生。高房價在微觀上擠出了家庭生育二孩,在宏觀上削弱了國家的二孩政策。希望國家呼籲「生娃,是家事也是國事」的同時,也能對症下藥,從住房的角度鼓勵生育,讓「房子,不再是天然的避孕藥」。例如,梁建章提出要減輕育兒家庭的負擔,可對多孩家庭買房實行免地價的政策。
我們建議,政府除了制定合理的住房政策,將房價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之外、也要調節收入分配來改變財富不平等,特別是要通過價格補貼、稅收減免或住房保障等形式來鼓勵生二孩,包括對於正在懷二胎的婦女或家庭,要給予減免個人所得稅的福利,針對二孩家庭購買第一套房子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對租房提供一定的住房補貼,在教育經費和入學機會上也給予優先考慮等。
(來源:本文是中國城市百人論壇秘書處根據廈門大學周穎剛教授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青年論壇第5場的演講整理,經作者審定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