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機遇是特定時間和地點下的社會環境，具有不受個體控制、不可預期性、不可解釋性、突發性的特徵。時間和地點是考量機遇的兩個基本維度。機遇影響具有普遍性和異質性兩個特徵：普遍性表現為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內的所有人均受到影響，非此時期和地域內的人未受到影響；異質性表現為在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內機遇與個體特徵產生交互作用，對不同的個體影響不同。機遇不平等則是因社會環境不一樣造成的個體社會結果差異。機遇不平等產生的社會影響包括：改變個體先天或後天因素與社會結果之間的關係，改變既定的社會分層結構，影響長期的代際流動格局。
關 鍵 詞：機遇；不平等；時間；地點；社會環境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作者簡介：靳永愛，女，湖北巴東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 100872)；謝宇，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一、機遇不平等的概念
任何一個人類社會(包括採集狩獵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不平等。為什麼一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對不平等和不平等形成原因的討論一直是社會學領域經久不衰的話題。不平等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經濟福利(財富、收入、就業)、權力(政治、工作、家庭領域)、文化(教育、數字文化、文明)、社交、健康等，我們統稱這些為「社會結果」①。儘管一些聲音堅持這些不平等是在一個「自然」市場(natural market)上由個體的「自然」天賦(natural talents)造成的②，但毫無疑問，這不是不平等的全部故事。
(一)不平等的來源
社會不平等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共識是，不平等是由個體先天(Ascribed Attributes)和後天(Achieved Attributes)兩種稟賦共同造成的。大量研究分析先天稟賦和後天稟賦如何造成了社會結果的不平等，而社會環境在不平等形成中的作用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試圖將社會環境納入分析框架，根據不平等發生的時間——出生前還是出生後，從個體和社會兩個維度，重新構建不平等的分析框架，見表1。從個體層面，出生前即先天的因素比如基因、性別、種族和家庭出身是無法改變的，而出生後即後天因素如教育、努力程度、得到的幫助、職業等則可以改變。比如說，個體可以通過改變努力程度、教育水平來克服先天的劣勢，實現社會流動，從而改善因先天因素形成的不平等。社會環境一般來講比較穩定，以個體出生時間為標準從兩個維度分析：出生前的社會環境——個體出生前已經形成的結構化的社會環境，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在宏觀上產生的結果，是個體出生的特定地點和時間下社會環境的總和，既定的社會環境已是歷史，個體無法改變；個體出生後的社會環境——個體在生命歷程中經歷的環境，個體可以改變的可能性實際上也非常小，除了極少數人(比如革命家)可以改變社會環境外，個體對環境的改變力量微乎其微，他們只能去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社會環境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則成了機遇不平等的來源。個體出生前的社會環境，比如出生地點、出生時的人口環境(與出生時間有關)是個體生命歷程的起點，不同的出生地點和出生時間可能奠定個體一生中完全不同的發展機會；個體出生後的社會環境影響是全方位的，既可能影響獲得社會結果的途徑、機會，也可能會直接影響收入、財富在內的經濟福利分配。個體在生命歷程中經歷的環境和事件不一樣，社會結果也會不同。
表1 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個人層面(Individual) 社會層面(Contextual) 出生前-先天的(Ascribed) 個體出生前既定的特徵，如基因、家庭背景、種族、性別等。 個體出生前已經形成的結構化的社會環境，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在宏觀上產生的結果，是個體出生的特定地點和時間下社會環境的總和。 出生後-後天的(Achieved) 個體後天獲得的特徵，如教育、職業、婚姻、努力、得到的幫助等。 個體出生後經歷的社會環境，在上學、就業、結婚、買房等生命歷程中經歷的社會環境。(二)機遇不平等的概念
以往的不平等研究絕大多數討論的是特定社會情境下個體層面上社會結果的差異。這類文獻關注的是宏觀層面的社會變遷是如何改變個體在社會結果上的組間差異，如性別、種族、家庭出身對社會結果的影響。最近的幾項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比如工業化進程中的代際流動變化③，社會主義變革如何改變原有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的關係④，醫療技術進步如何使女性的預期壽命比男性更長⑤。本研究中，我們將不平等的研究視角從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組間差異轉到不同社會情境下的社會結果在人群間的差異。
廣義地講，機遇是不直接影響生產力的、外生的、不受個體控制的社會環境因素，不同社會環境/情境造就了不同的機遇。社會環境/情境是社會變遷總體的一部分，社會變遷包括現代化、工業化、世俗化、去殖民化、國家主義或全球化等，這些社會變化遵循一定的邏輯和模式。但我們關注的影響機遇不平等的社會情境對個人而言具有不可預期性、無規則性、不可控性、不可解釋性和突發性的特徵，比如自然災害、社會變革、政策變化、出生高峰等。從個體角度，社會環境是如何跟個體社會結果相關聯的呢？換句話說，為什麼不同的人機遇不同？社會環境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是機遇產生的兩個基本維度，所以個體的出生時間和居住地點則可以作為對機遇的基本測量。「生不逢時」講的就是出生時間帶來的機遇。
因社會情境不同產生的社會結果不平等則是機遇不平等。源於時間和地點(特別是出生時間和長期居住地點)的不同，個體會經歷不同的人口、經濟、政策等外部環境和事件，從而影響到了個體一切形式的社會結果，比如收入、財富、教育、健康、人口行為等，形成了社會結果上的不平等。機遇不平等既會導致機會/過程不平等，也會造成一切形式的社會結果不平等。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們從個體角度討論機遇和機遇不平等，但機遇不平等是指整個群體之間而不是針對某個群體內部個人之間的不平等，換句話說，機遇影響的是某個群體，而非個人，具有普遍性的特徵。
儘管我們強調外部環境影響的普遍性和不可控性，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機遇可以跟個體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產生交互作用，也就是說，能否抓住機遇、機遇對個體福利的影響大小都可能會因個體特徵不同而變化，同樣的機遇對不同群體可能產生不同影響，從而也會形成不平等。二是在全球遷移流動比較頻繁的背景下，個體通過後天的努力有可能改變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改變機遇，比如遷移到其他城市工作；但這也是有選擇性的，有時候受到政策影響，有時候受到個體因素影響，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做到改變居住地而改變自己所處的環境，而且有些事件的影響是全世界性或全國性的，生活在當時當地的所有個體都會受到影響，即使遷移也無法改變。
機遇不平等或者說機遇的影響可以測量嗎？從實證方法角度上，經濟學領域早就應用一些方法測量外部衝擊的影響，比如斷點回歸(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和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這兩種方法通過識別處理組和非處理組來估計外生事件的效應，而處理組就是我們定義的受到機遇影響的組，估計出的處理效應就是機遇的影響。很多政策和事件都是突然性的外生衝擊，大量研究使用這兩種方法估計三年自然災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供暖政策等一些社會情境對個體的長期影響。
(三)機會不平等≠機遇不平等
這裡需要解釋另外一個可能會跟機遇不平等混淆的概念——機會不平等。一般來講，不平等可以表現為兩種形式，即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結果不平等是社會結果在個體上表現的差異，而機會不平等則是指不同人在同一社會中獲得社會結果過程中的機會有別。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結果不平等是自然存在的，它獎勵個體的努力，具有激勵作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的⑥；引起人們不滿、造成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問題的則是機會不平等，也就是獲得結果的過程不公平。學術界對機會不平等的討論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Rawls為代表的學者嘗試將「對平等的需求」從個體成就拓展到機會領域。Roemer和Trannoy進一步總結和發展了機會不平等理論，構建「環境—努力(Circumstances-Efforts)」分析框架⑦，環境指的是個體無法自我控制的因素集合，比如家庭背景、種族、性別等，而努力則指的是受個體自我控制的行為，比如工作努力程度、工作時間、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型等。不平等的形成則是由個體不可控的環境因素和個體可控的努力程度共同造成的，如果結果不平等只是由個體努力決定的，則稱為「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如果結果不平等一部分是由個體不可控的外界因素造成的，則是「機會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然而，我們這裡討論的機遇又不同於機會。如果以英文區分，機會用opportunity表示，強調的是過程是否公平，機遇則更適合用luck或chance，有時候跟機會同義，但更多地強調偶然性、不可控的外部事件發生帶來的影響。出自《詩·大雅·桑柔》的「我生不辰，逢天僤怒」就是人們常抱怨的「生不逢時」「時運不濟」。這就是個體層次上講的機遇，是社會環境對個體命運產生的影響。個體集合而成的社會分組在受到某些社會事件的影響時，一些群體受到了影響，另一些群體並未受到影響，一些群體受到影響更大，另一些群體受到影響更小，一些群體受到正向影響，一些群體受到負面影響，這就產生了機遇不平等。當然，Roemer和Trannoy的機會不平等分析框架也包含了社會環境造成的機會不平等，但更多的還是從個體層次展開討論，沒有強調社會環境的作用，忽視了本研究討論的機遇的因素和作用。
二、機遇不平等的產生機制探討
如第一部分所述，機遇不平等本質上是特定時間和地點所形成的不同社會環境造成的群體間的社會結果差異。本部分依據表1，從個體出生前和出生後的社會環境兩個方面深入討論機遇的產生和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個體特徵是如何與機遇發生交互作用的。
(一)出生時間和地點構造的機遇——個體出生前的社會環境
不管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人與人的個體差異很大，這些個體差異當然會影響到個體在社會結果上的差異，但對任何一個具體的個人來說，出生在什麼時候、出生在哪裡與他/她將來的社會結果關係極大。
我們並不是最早認識到機遇重要性的學者，對出生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影響最著名的討論是「伊斯特林效應(Easterlin Effect)」，討論的是出生率和隊列規模變動導致的人口和社會行為的周期性變動⑧。伊斯特林在對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的人口現象研究中發現，出生年份對個體生命歷程中的機會產生重要影響，因為出生隊列規模與個體之後經歷的關鍵事件比如入學、結婚、進入勞動力市場息息相關，隊列規模越大，個體面臨的社會資源的競爭越激烈⑨。出生隊列的相對規模會影響隊列成員的終身福利⑩。在對嬰兒潮一代的討論中，伊斯特林發現，因為大規模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嬰兒潮一代的相對收入、就業等經濟福利的確受到了負面影響(11)。不過平均而言，嬰兒潮隊列的福利好於之前的隊列和其父母一代，這是因為嬰兒潮一代通過調整自己的行為，比如推遲婚姻、單身、少生而改善了經濟狀況和隊列規模帶來的負面影響(12)。出生隊列規模對隊列後續福利的影響在中國也得到了實證驗證，規模大對隊列內的個體的教育機會和結果都會產生負面影響(13)。這是個體出生前的社會環境帶來的影響，其實出生後經歷的社會環境的影響也是依賴於出生時間的，出生的時機不同，相應的社會環境可能成為個體獲得社會經濟地位的機遇或阻礙。
出生地點對個體成功也至關重要。地點可以提供發展機會也可能成為發展的限制。個體出生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社會福利好的地區，則贏在了起跑線上，出生地甚至影響到之後一生的機會。一個出生在發達國家的人享受高質量醫療衛生資源、教育資源、就業資源的概率要遠遠高於一個生活在落後國家的人；一個同等條件的女性的社會地位在瑞典肯定要高於在印度；一個成長在北京、低受教育水平的藍領工人有大量機會成為快遞員、外賣員，月入上萬，而一個同等素質的人如果生活在甘肅，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獲得同樣的收入。這就是地點帶來的機遇不平等。當然，這裡討論的是出生地點，在國際國內遷移成為可能的社會背景下，個體後天的生活地點也可以通過遷移來改變，後文會討論這種改變的可能性和影響。
地點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的典型討論是美國的居住隔離及其後果。研究表明，小孩成長的社區環境對其收入的向上流動有重要影響(14)，居住上的隔離實際上就是機會隔離。Chetty等使用美國的2000年與2010年普查數據以及對應的2005-2015年聯邦退稅數據、普查小區信息、國家統計局1989-2015年的美國人口信息，構造了一個「機會地圖集(Opportunity Atlas)」，主要分析了1978-1983年出生隊列成年時期的收入、犯罪率、青年少年生育率等一些結果，發現即使控制了父母的收入，這個隊列的這些指標在不同的社區仍有很大的差異，即使只相隔幾英裡，結果往往也相差很大(15)。這個地圖集可以用來識別哪些地區是最缺乏機會的，研究者想進一步將這個地圖集應用到福利政策上。可見，地點對個體福利有重大影響。地點因素在中國尤為重要，結構性因素比如戶籍、城鄉是造成中國經濟不平等的重要原因(16)。研究表明，城鄉可以解釋中國收入不平等的10%，區域可以解釋中國收入不平等的12%(17)；城鄉和省份分別可以解釋中國家庭財富不平等的10%和23%(18)。中國的很多公共政策、公共福利都是以城鄉、省、戶口為依據分配的，比如，生育政策類型與戶口、省份、民族相關，住房政策依賴於省份和戶口，地點本身甚至可以直接帶來經濟福利，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特區的設立、沿海港口的開放，使東部沿海地區迅速發展起來，深圳迅速從邊陲小鎮發展成現代化城市，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居民在這個過程中也富裕起來。
(二)不可預期性的社會事件帶來的機遇——個體出生後的社會環境
機遇，是指遇上機會，這個詞本身就帶有不可預期性的特徵。儘管社會環境包含很多要素，包括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帶來的規律性的社會變遷，但從後天的社會環境角度探討機遇，我們更關注對個人而言不可預期性、偶然性、突發性和無規律性的社會環境。後天的社會環境也是通過時間和地點兩個維度對個體的發展產生影響的。出生時間不同，所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經歷的人口、經濟、政治、文化環境不一樣，經歷的政策、社會事件也會有不同。居住地點不同，所面臨的政策不同、就業機會不同、人口環境各異。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於出生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個體，形成機遇不平等。
總體而言，社會環境是個體不可控的，一些社會事件的發生、政策的實施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需注意的是，個體行為的集合有可能會改變社會環境，導致社會變化。比如Schelling提出的空間鄰近模型(Spatial Proximity Model)展示了在一個個體完全根據自己偏好選擇居住環境的情況下，即使是一個融合得很好的城市最終也會變成高度隔離的城市，顯示了在微觀上個體的微小偏好差異通過眾多行為可以造成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19)。儘管如此，社會環境對某一個具體的個體來說仍然是不可控的。
從社會環境的不可預期性、突發性和不可控性特徵來看，有兩大類因素是最容易帶來機遇、產生機遇不平等的：一是政策，二是重大的社會事件。
政策具有時期性，這就使得不同時期出生隊列受到的影響可能不同。政策有很多類型，但幾乎所有的政策都是在一定時期內實施的，影響的是出生在該時期內的人。這樣就會導致受到某項政策影響的人群和沒有受到某項政策影響的人群之間產生福利上的差異。這裡以幾個案例來說明：(1)一些政策直接影響經濟福利，中國住房私有化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在公共福利房私有化的過程中，體制內單位在房地產市場租賃或購買住房並在內部進行分配，城市普通工薪階層可從單位低價購得住房(20)。1998年，國務院提出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隨著房價上漲，住房產權成為家庭財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積累家庭財產的重要途徑。可以看出，中國的住房財產和家庭財產積累呈現出明顯的年齡特徵，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群體只要在城市體制內單位工作，幾乎都享受到了住房改革的福利，而出生在1980年以後的青年群體則基本沒有這樣的機會，再加上進入工作的時間趕上房價上漲，與前面的隊列相比，面臨更大的住房壓力和經濟壓力，財富積累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2)另外一些政策雖然不直接影響經濟福利結果，但會影響其他一些與經濟結果相關的機會和過程。例如，中國的大學擴招政策，1999年中國開始實施大學擴招政策以後，高等教育規模和高等教育機會快速增長，中國高校擴招人數以年均20%的幅度增長，應屆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的比例從1998年的46.1%增長到2002年的83.5%，之後雖略有下降，但一直在高水平波動(21)。雖然高等教育機會的階層差距是否有縮小存在爭議，但毫無疑問的是，高考擴招政策從總體上增加了1999年以後才進入大學的人的教育機會。出生時間的不同直接影響了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塑造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際遇。中國的高考擴招不僅直接影響了教育機會，也間接影響著其他方面，比如初婚年齡(22)，這些方面又可能會影響個體後期生命歷程中的經濟機會。
政策具有地域性。以中國為例，很多政策是直接與省份、戶口等地域性因素掛鈎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3)，就是政策地域性特徵如何影響個體福利的典型案例。中國區域遼闊、人口眾多，很多政策都是以區域為基礎制定的，比如國家針對各省有不同的政策，各省或各城市也有自己制定的相關經濟政策、人口政策等。這些政策直接代表的就是獲得教育、就業、健康、經濟福利等一系列資源的機會。政策地域性帶來的個體機遇差異在中國本質上還是戶籍制度大環境下附著在戶口上的福利以及福利的不可流動性造成的。
2.社會性事件
一些歷史性社會事件會對一定時期、一定地域內的個體生命歷程產生深遠影響。全世界範圍內的劇烈社會變革、經濟危機、軍事戰爭、貿易戰、瘟疫、饑荒等都是會對發生時期甚至之後一段時期內生活的人群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性事件。歷史上，饑荒、瘟疫、戰爭造成大面積死亡，人口減少，而這樣的社會事件對人群產生的影響幾乎是沒有選擇性的。在流行病轉變過程中，第一種死亡模式就是瘟疫和饑荒導致的死亡，這一時期人口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在20-40歲之間波動，瘟疫和饑荒通過造成高死亡率阻止了人口的增長，這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24)。曾經在14世紀50年代席捲整個歐洲的「黑死病」直接造成了2500萬人死亡，佔歐洲總人口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因戰爭直接死亡或者因戰爭帶來的瘟疫、疾病死亡的人數高達7000多萬人。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銀行倒閉、工廠破產，數千萬人失業，無數家庭收入下降、無家可歸。據統計，美國的失業率在20世紀20年代的後半時期基本維持在5%左右，但是到30年代早期失業率猛增，1932年達到歷史的最高點22.9%，1931-1935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始終高於14%，有兩年甚至達到20%以上(25)。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兒童，很多研究表明，童年時期的逆境可能會影響整個生命歷程。Elder收集了一些在經歷大蕭條時代收入受到重創的家庭中的兒童長達30年的生命史數據，分析了受大蕭條影響的這些兒童在成年後事業、價值觀、心理方面的特點，比如，經歷過經濟困難的兒童可能反而養成了成年後應對困難的能力，他們更獨立、更早離開父母，正因如此，他們也更焦慮、對同齡人的觀點更敏感(26)。
(三)機遇與個體特徵的交互
外部社會環境帶來的機遇是個體不可控的，但是機遇可以跟個體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產生交互作用，即機遇的影響具有異質性，而這樣的異質性也是機遇不平等的一大來源。在基因學研究中，基因—環境交互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不同的基因類型經歷相同的環境(物理環境、化學環境或生命事件如失業、受傷)得某種疾病的概率不同，同樣的基因經歷不同的環境得某種疾病的概率也各異(27)。在社會學領域，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女性地位的變化，在體力勞動佔優勢的農業社會，男性有生理優勢，社會地位更高，而到如今的信息社會，非認知能力和溝通能力更為重要，加之隨著社會對人力資本要求的提高，女性獲得了同等的受教育機會，甚至超過了男性，女性的優勢則愈發體現了，在很多方面比男性做得更好。比如在學習上，女孩在努力程度、投入程度、毅力、自制力、喜歡學校的程度等一些非認知能力上高於男孩，平均學業表現也好於男孩(28)。一些突發性社會事件的影響也有異質性，其中具有某些特徵的群體受到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饑荒和傳染病造成高死亡的時期，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人、兒童和育齡期女性受到的影響更大(29)。
雖然機遇具有地域性，或者說空間不平等性，但是個體可以通過一些途徑尋找機遇、改變機遇，遷移流動則是一個重要的方式，但是遷移流動又是受個體先天和後天因素影響的。有些機遇的空間不平等是不能通過改變居住地彌補的，比如一些就業、購房等公共服務政策依託的是戶口/身份，而非實際居住地。
有些機遇，比如政策，看似是所有人都可以從中受益的，但往往是具有某些特徵的人可能從中獲益更多。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一些敢冒風險、能力強、會抓住時機的人，通過市場途徑「下海」經商、個體經營、開辦私營企業等積累了大量財富。不同的人抓住不同的機遇實現財富積累。在中國公共住房私有化過程中，雖然在體制內單位工作的人普遍獲益，但獲益更多的是單位內職位高、級別高的人群。前文提到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對兒童生命歷程的影響，作者也引入了異質性視角分析，分為中產家庭和工人家庭、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和未受到影響的家庭分別分析(30)。Chetty的「機會圖集」也發現社區對兒童的長期影響是有種族差異的(31)。因此在討論機遇不平等時，不能忽略了個體先天和後天因素與機遇之間的交互作用。
討論機遇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時，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點是個體隨機選擇和社會環境發生交互而形成的結果，跟上面講的個體特徵與環境交互情況不一樣，也許一些個體選擇本身並不是為了抓住機遇，但碰巧趕上了好的時機，從而獲得了更好的回報。比如，結婚時間理論上是一個與經濟回報無關的因素，但是在中國特殊的市場環境和文化背景下，結婚時間的早晚則可能成為影響財富積累的重要因素。在中國，結婚一般與買房先後進行，結婚是促成買房的一個重要因素。設想在北京2010年本科畢業的兩個群體A和B，A進入了勞動力市場，接著買房、結婚；B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假設5年後2015年畢業。這兩個群體的財富積累又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在北京市房價一路飆升的背景下(2010年平均每平方米2萬左右，2015年已升至4萬，目前為6萬左右)，A群體由於結婚早、買房早，伴隨著房價的上升，購買的住房隨之升值，A群體在2015年時已經可以通過住房增值積累的資產到市場上換更大更好的住房，而剛剛博士畢業的B群體在2015年才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2010-2015年之間積累的人力資本即使轉換成經濟收益，也可能無法填補房價上升帶來的損失。A群體和B群體在之後的生命歷程中可能會經歷兩個完全不同的財富歷程。這就是個人隨機選擇和外界環境交互產生的機遇不平等。
(四)小結
為了理清關鍵概念及其關係，表2和圖1列出了文章中提到的關鍵概念、定義及相互間的關係。
圖1 文中關鍵概念及其關係
三、機遇不平等的實證案例分析
前面從理論上對機遇和機遇不平等進行了界定，並結合文獻研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形成機制。本部分以中國為例展開分析，展示機遇不平等是如何產生並對個體的社會結果產生影響的。中國家庭的財富積累正好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是典型的受到社會環境影響而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中國的家庭財富積累是如何發生的，機遇不平等又是如何體現的？以下第一部分利用實證數據從代內和代際兩個視角討論社會環境對財富積累的影響。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些與機遇相關的事件，給出更多的例子，提出假設命題。
(一)機遇不平等與財富積累
中國的財富積累是一個近期的新現象，與市場改革同步。中國家庭財產構成中，房產是最主要的組成部分，2010年中國家庭財產中有70%以上是房產，其中城市家庭中接近80%(32)。利用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據，圖2繪製了中國城市家庭淨財產、淨房產、住房產權和住房來源的分年齡組曲線，結果顯示，財產水平的年齡變化趨勢基本與房產分年齡變化趨勢一致。而中國的財產水平隨年齡變化的曲線並不符合經典生命周期模型的預測，40-79歲之間的年齡組財產均處於較高的水平，老年組並沒有因為退休使財產水平受到影響；住房來源於單位的比例隨著年齡的升高而升高，在65歲以上的老年組，家庭財產水平變動趨勢基本與從單位獲得住房比例變動一致；另外，35-74歲年齡組的住房產權擁有比例一直處於80%以上的高水平。這樣的現象早就有學者關注到並給出了解釋：有研究者利用1999年數據計算發現財產水平的峰值年齡在76歲，2002年的結果顯示年齡與財產水平呈正向線性關係而非倒U型曲線關係(33)，也有研究發現2002年年齡和住房產權擁有也並未呈現倒U型關係，而是年齡越大，擁有住房產權的可能性越高，年齡與財產水平之間沒有顯著關係(34)。這實際上共同反映了中國近期家庭財產積累模式不能用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而是由外部社會環境因素——市場化和住房改革推動的。在公共住房私有化改革和2000年以後市場房價快速上漲的環境下，城市有單位的家庭迅速積累了財產。而在這個過程中，趕上房改售房這一機遇的群體是處於職業成長期和成就期的「40後」「50後」和「60後」(35)，也就是圖中顯示的財產水平較高的中年組和老年組中的低齡人群。換句話說，中國的住房改革和市場化給這些人帶來了積累財富的機遇，儘管體制內職位更高、級別更好的群體從中獲益更大，但這一項改革整體是普惠性質的，城市中有單位的人，不分職業，都通過住房資產實現了財產積累(36)。1998年7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全面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從根本上廢除了公房。這一政策的正式結束也就意味著從這之後獲得住房的主要途徑轉向了市場，而隨著市場房價的不斷上升，後來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年組則面臨住房壓力大、財產積累困難的不利環境。
出生年代和生命歷程機遇不僅會對代內不平等產生影響，也會影響代際不平等。抓住機遇積累了財富的父代，通過代際傳遞又會影響到子女的經濟福利水平。房產是中國城市家庭財產的最主要構成部分，這裡以住房產權為例分析家庭財產積累中機遇與代際因素的關係。
表3和表4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計算了2003和2013年25-34歲的青年組住房產權擁有情況。2003年到2013年，城市35歲以下青年沒有住房產權的比例在上升，從26.8%上升到47.9%，說明青年購房能力越來越弱，前文已提到，這是外部房價上漲給青年帶來的不利機遇。但是，青年組內部又是有巨大差異的，主要體現在家庭背景的差異上。父母的工作單位和青年的戶口性質反映的都是家庭背景。表3顯示，父母在體制內工作的青年2013年與2003年相比，沒有住房產權的比例有所上升(22.8%→32.9%)，但是自己或配偶擁有住房產權的基本維持穩定(35.5%→35.7%)；而父母在體制外工作的青年從2003年到2013年沒有住房產權的比例上升幅度更大(25.9%→46.7%)，而且自己或配偶擁有住房產權的比例也有所下降(25.7%→22.6%)；更明顯的是父母職業是農業或無業的青年，沒有產權的比例從2003年的37.9%上升到2013年的70%，自己或配偶擁有產權的比例從36.7%下降到了19.9%。戶口性質也呈現出同樣的模式，從出生以來就是非農戶口、通過自身奮鬥(上學、工作等)從農業戶口轉成非農戶口(選擇性農轉非)、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這三類青年在住房產權的變動上差別較大，2003年三者差別較小，但是2013年三個群體的差距迅速擴大，非農、選擇性農轉非和農業戶口三個青年群體沒有住房的比例分別為31.4%、49.1%和88.2%。選擇性農轉非和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的青年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前者出生是農業戶口，後者出生是非農戶口，平均而言，後者家庭背景好於前者，父母在城市住房私有化改革中積累了一定資產，因此得到家庭資助的概率更大。實際上，2011年CGSS數據顯示，不跟父母居住並且有住房的青年人中，有一半的家庭父母在子女購房時出過錢。而從2003年到2013年的時期差異正好又反映了市場環境是如何影響個體機遇的，2003年在房價還比較低的情況下，收入是影響住房產權的重要因素，而到了2013年，家庭能否資助則成為能否購房的重要因素。
這個例子一方面反映了父輩的機遇不平等是如何影響子輩社會經濟地位獲得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子輩本身面臨不利的社會環境和機遇，通過後天努力影響了社會結果的獲得。
註：數據來源於201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因財產以家庭為單位，無法分配到家庭中的個人，此處的年齡使用家中已婚或未婚但不在學的成年人平均年齡；計算住房來源於單位的比例時，限定在有住房產權的家庭中。
圖2 中國城市地區分年齡組的家庭財產與住房狀況
(二)一些例子和假設命題
通過對機遇不平等的機制探討，我們知道很多突發性的社會事件、政策會帶來或好或壞的機遇，導致機遇不平等。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有些已經有文獻研究過，有些則沒有。我們在這裡列出中國情境下的一些具體的案例(見表5)，提出可以實證檢驗的假設命題。有些事件的影響已有實證研究探究過，這裡列舉一些主要結論，有些事件還沒有研究涉及，囿於篇幅和內容限制，本研究無法深入地探究這些問題，但是提出的猜想和命題可供研究者未來收集合適的數據，進行實證探索。
表5 中國的大事件和形成的機遇不平等案例
事件 影響人群 假設命題 三年自然災害 所有人群 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健康受到了影響。這三年的高死亡率以及存活下來的人群的健康受損，童年時期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就業和收入也受到了負面影響(37)，農村人口、女性受到的影響更大(38)。 20世紀60年代的出生高峰 1963-1973年的出生隊列 該隊列在教育、就業、結婚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機會受到影響。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城市青年，包括1966-1968年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和初中生、高中生、失業青年等；受影響地區的農村青年 城市青年受到的影響暫時無法估計，有研究發現知青和非知青在階層分化和收入分配上沒有差異，但是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低，返城時間是幸福感差異的原因之一(39)。有研究表明上山下鄉運動幫助對應的農村地區改變了教育觀念、提高了教育水平(40)。 1977年高考恢復 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 有機會參加高考並被大學錄取的這批人生命歷程直接發生了改變，大學畢業後進入國家的各個重要崗位，參與社會建設，獲得了很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改革開放 所有人，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 農民可以自由進城工作，個體經營者、私營者獲得機會。東部沿海地區得益於國家的發展政策直接獲得經濟優勢。流動人口進城務工，改善了生活水平。 一孩政策 基本為1950年以後出生的城市戶口人群 直接影響了生育子女數，對該人群的健康、就業、收入、幸福感等各方面影響如何尚不能判斷。 住房私有化改革 體制內工作的人 直接獲得了住房資產，在房價上漲的市場背景下，實現了資產積累。 大學擴招 1999年之後參加高考的人 獲得了大學教育機會，影響職業、收入等各方面。 四、機遇不平等：影響和啟示社會科學研究中早就意識到社會結果的變異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解釋的，比如經典的人力資本模型中，工資的一大部分變異無法用觀測到的變量來解釋，不可解釋的變異就是機遇。機遇對社會結果有重要影響。儘管人們心理上可以接受機遇不平等，因為機遇不平等是群體之間而不是針對某個群體內部個人之間的不平等，比如收入、財富的地區差異、單位差異(41)，但是本質上它並不是公平的。市場經濟認為社會結果應該由生產力決定，而機遇帶來的回報並不是勞動和努力換來的，不遵循功績制規則。與個體先天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類似，它不鼓勵個體努力、工作、理性投資，可能造成個體的僥倖心理和不勞而獲心理，也可能導致一些投機行為。無論從個體還是社會角度，機遇不平等都將產生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1.機遇不平等對個體先天和後天形成的不平等產生強化或者抑制作用，即對原有先天和後天因素跟社會結果的相關關係有加強或削弱的作用。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通過劃定個體成分，以成分為標準分配資源和福利，改變了家庭背景跟個體地位獲得的關係，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工人、革命幹部階層背景的人獲得教育優勢(42)。城市中從住房私有化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擁有體制資本的人，這是原有的體制優勢和市場作用帶來的機遇相互強化作用的結果(43)。
2.對個體而言，機遇帶來的不平等在個體生命歷程中有累積性的影響。優勢累積和劣勢累積兩條路徑經常用來解釋社會不平等的形成與擴大，教育、健康、職業、收入、財產積累等這些社會結果在初期獲得優勢後都有不斷累積優勢的趨勢，而且這些社會結果之間又相互關聯，容易出現「馬太效應」。比如，有研究發現，在中國，老年階段的健康差異因教育和收入不同而出現了擴大現象，這可能是累積優勢造成的(44)。
3.機遇不平等可能會重構既定的社會分層秩序，形成新的代內秩序，改變整體不平等格局。根據謝宇、張春泥的研究，社會主義改造直接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分層結構，原有的劣勢階層比如貧困農民、工人階級及其後代從改革中直接獲益，而原有的優勢階層及其後代的優勢被削弱(45)。根據周翔的研究，市場上教育回報率的提高、大學擴招帶來的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勞動力分布的變化，以及國有部門的收縮及其帶來的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是解釋中國工資不平等上升的幾個重要因素(46)。
4.機遇不平等也會對代際流動產生長遠影響。社會流動性下降、階層固化在美國、歐洲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出現(47)，這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也得到了驗證(48)，中國的社會封閉性特徵日益明顯，階層位置或職業地位的代際繼承性不斷增強(49)。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因機遇帶來的優勢或劣勢可能會被代際複製、累積，因機遇不平等形成的分層格局會進一步強化。
5.機遇不可被個體控制，沒有規律，也無法預測什麼時候會出現。普通人沒有力量解決社會環境(比如經濟蕭條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帶來的困擾(50)，但從政策角度，有些因政策機遇造成的不公平是可以避免的；一些突發性社會事件產生的影響雖不可避免，但至少可以通過深入研究，掌握它們是如何影響個體的社會結果、如何導致機遇不平等的，如果出現了不公平，可以從政策角度做一些彌補。對於個體，只有真正將個人生活與社會的歷史、社會的大規模起伏變動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理解、明白自己的生活機遇(51)，並抓住這些機遇。
劉濤(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研究員)、聶雨琪(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亦對本文有貢獻，在此一併致謝。
①Grusky,D.B.and Ku,M.C.,"Gloom,Doom,and Inequality." in edited by Grusky,D.B.,Ku,M.C.and Szelényī,S.,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Boulder:Westview Press,2008,pp.2-28.
②Fischer,C.S.,et al."Inequality by Design." in edited by Grusky,D.B.,Ku,M.C.and Szelényī,S.,Social Stratification:Class,Race,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Boulder:Westview Press,2008,pp.49-53.
③Song,X.,Massey,C.G.,Rolf,K.A.,Ferrie,J.P.,Rothbaum,J.L.and Xie,Y.,"Long-term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50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6(39),2019,pp.19392-19397; Zhou,X.,and Xie,Y.,"Market Transi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 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6),2019,pp.1810-1847.
④Xie,Y.and Zhang,C.,"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6(39),2019,pp.19392-19397.
⑤Goldin,C.and Lleras-Muney,A.,"XX＞XY?:The changing female advantage in life expectancy."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67(102224),2019,pp.1-14.
⑥Alacevich,M.and Soci,A.,Inequality:A Short Histor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7.
⑦Roemer,J.E.and Trannoy,A.,"Equality of Opportunity."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2,2015,pp.217-300.
⑧Pampel,F.C.and Peters,H.E.,"The Easterlin Effe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1),1995:163-194.
⑨Easterlin,R.A.,Birth and Fortune: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⑩Easterlin,R.A.,Birth and Fortune:The Impact of Numbers on Personal Welf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1)Easterlin,R.A.,Schaeffer,C.M.and Macunovich,D.J.,"Will the Baby Boomers Be Less Well off than Their Parents? Income,Wealth,and Family Circumstances over the Life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993,pp.497-522.
(12)Easterlin,R.A.,Macdonald,C.and Macunovich,D.J.,"How Have American Baby Boomers Fared?:Earning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of Young Adults,1964-1987."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4,1990:277-290; Easterlin,R.A.,Schaeffer,C.M.and Macunovich,D.J."Will the Baby Boomers Be Less Well off than Their Parents? Income,Wealth,and Family Circumstances over the Life Cycl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1993,pp.497-522.
(13)馬妍：《出生隊列規模變動對隊列成員教育成就的影響研究》，《人口研究》2014年第3期，第67—80頁。
(14)Chetty,R.,Hendren,N.and Katz,L.F.,"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2016,pp.855-902; Chetty,R.and N.Hendren.,"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3),2018,pp.1107-1162.
(15)Chetty,R.,Friedman,J.N.,Hendren,N.,Jones,M.R.,and Porter,S.R.,"The Opportunity Atlas:Mapping the Childhood Roots of Social Mobi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o.w25147),2018.
(16)Xie,Y.and Jin,Y.,"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47(3),2015,pp.203-229.
(17)Xie,Y.and Zhou,X.,"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1(19),2014,pp.6928-6933.
(18)Xie,Y.and Jin,Y.,"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2015,pp.203-229.
(19)Schelling,T.C.,"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2),1971,pp.143-186.
(20)Walder,A.G.and He,X.,"Public Housing into Private Assets:Wealth Cre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6,pp.85-99; John R.Logan,Yanjie Bian,and Fuqin Bian,"Housing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3(March),2014,pp.7-25.
(21)李春玲：《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不平等——高校擴招的平等化效應考查》，《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82—113頁。
(22)劉昊：《高校擴招對我國初婚年齡的影響——基於普查數據的分析》，《人口與經濟》2016年第1期，第19—28頁。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頁。
(24)Omran,A.R.,"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The Milbanh Quarterly 83(4),2005,pp.731-757.
(25)Granados,J.A.T.and Roux,A.V.D.,"Life and Death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06(41),2009,pp.17290-17295.
(26)Elder,G.H.,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Routledge,2018.
(27)Ottman,R.,"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Definitions and Study Design." Preventive Medicine 25(6),1996,pp.764-770.
(28)DiPrete,T.A.and Buchmann,C.,The Rise of Women:The Growing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n Schools,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3.
(29)Omran,A.R.,"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The Milbank Quarterly 83(4),2005,pp.731-757.
(30)Elder,G.H.,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Routledge,2018.
(31)Chetty,R.,Friedman,J.N.,Hendren,N.,Jones,M.R.and Porter,S.R.,"The Opportunity Atlas:Mapping the Childhood Roots of Social Mobilit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o.w25147),2018.
(32)Xie,Y.and Jin,Y.,"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2015,pp.203-229.
(33)Meng,X."Wealth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5(4),2007,pp.761-791.
(34)Sato,H.,Sicular,T.,and Yue,X.,"Housing Ownership,Incomes,and Inequality in China,2002-2007."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Challenges to a Harmonious Society,2013,pp.85-141.
(35)吳開澤：《住房市場化與住房不平等——基於CHIP和CFPS數據的研究》，《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6期，第89—114頁。
(36)Walder,A.G.and He,X.,"Public Housing into Private Assets:Wealth Cre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6,2014,pp.85-99.
(37)Chen,Y.and Zhou,L.A.,"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6(4),2007,pp.659-681.
(38)Zhu,J.,"Long-ter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China Famine."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Victoria,2015.
(39)王甫勤：《「上山下鄉」與知識青年的階層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第66—74頁。
(40)Chen,Y.,Fan,Z.,Gu,X.and Zhou,L.A.,"Arrival of Young Talents: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vailable at SSRN 3102716,2018.
(41)謝宇：《認識中國的不平等》，《社會》2010年第3期，第1—20頁。
(42)Xie,Y.and Zhang,C.,"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6(39),2019:19392-19397.
(43)Xie,Y.and Jin,Y.,"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2015,pp.203-229.
(44)Lowry,D.and Xie,Y.,"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Differentials in China: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t Older Ages?"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9,pp.1-23.
(45)Xie,Y.and Zhang,C.,"Th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16(39),2019,pp.19392-19397.
(46)Zhou,X.,"Increasing Returns to Education,Changing Labor Force Structure,and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1996-2010." Social Forces 93(2),2014,pp.429-455.
(47)Song,X.,Massey,C.G.,Rolf,K.A.,Ferrie,J.P.,Rothbaum,J.L.and Xie,Y.,"Long-term Decline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850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2019.
(48)Zhou,Xiang and Yu Xie,"Market Transi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 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6),2019,pp.1810-1847.
(49)李路路、朱斌：《當代中國的代際流動模式及其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第40—58頁。
(50)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像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1頁。
(51)賴特·米爾斯著，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像力》，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