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重點：
會議室的門被敲響，王欣獨自走了進來。
這天是農曆臘八，民俗中祈求豐收與吉祥的日子；也是王欣出獄後的第340天。
2018年2月7日下午，已在獄中3年6個月的王欣在親朋的迎接中出獄。而在此之前，許多人對他的記憶，還停留在2016年1月北京市海澱法院對快播涉黃案的公開審理中，穿著灰色T恤堅持「技術無罪」的那個他。這是國內首次直播審理網際網路領域相關案件，跨越兩天時長20餘小時的直播，曾有4萬人同時在線，累計100多萬人次觀看。
蟄伏近一年的2019年1月12日，王欣微博曬出一張自己與團隊的合照，宣布將以新的社交產品回歸創業賽道。照片裡他穿衛衣蹺腿坐在正中，顯得年輕許多。
時間在逆境和順境中呈現著不同的密度。這一年以來，王欣在輿論關注下成立新公司、拿到融資、將快播破產清算。在告別和迎接之間，王欣說接受創業作為自己一生的宿命，已將過去的放下，專注當下在做的事。
從千裡之外的公司大本營深圳奔赴嚴冬中的北京，眼下王欣精神狀態不錯。他穿著深藍色絲絨質地的西裝式外套，內搭酒紅色襯衫——據他說是聽從了朋友的建議，為了提升公司形象，曾經他出鏡最多的衣著是T恤或POLO衫。某種意義上，這次時隔多年的採訪也是他為推廣即將上線的匿名社交產品做出的努力。
王欣在聊到新產品時很健談，歡迎各類提問和質疑，並時不時大笑。他儘量表現得開放與坦誠，但也承認有一絲緊張。採訪前半程，他的坐姿維持著很小的變動幅度，左手始終放在身後。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瞬息萬變的網際網路行業，王欣在被隔絕的三年半時間裡錯過了幾輪明顯的風口，例如共享單車的從峰頂至谷底，例如短視頻「千播大戰」。他承認自己始終面臨著與時代脫節的恐慌感，「就是因為很恐懼，你會想盡一切辦法打聽各種資料，只要能打聽到的」。
王欣說自己依靠產品經理的想像去還原他無法實際使用的產品——他在獄中讀到關於滴滴打車的新聞報導，於是去想像這是一款什麼產品，界面如何設計，用戶每步操作怎麼做。於是獄中的這段時間被王欣歸納為創業的準備期。另一方面，在他看來，準備創業也意味著接受了快播的終結。他用理性的方式解讀網友「欠快播一個會員」的口號：「沒人欠我會員，是我做得不夠好，是我欠他們的。」
但市場已經變了。快播巔峰期曾擁有3億註冊用戶，超過同時期的微信；而在去年3月，微信宣布月活用戶突破10億。
如今王欣和他的社交新產品正在歸零重來的第一步，切入的匿名社交領域被王欣形容為是「縫隙」——足夠小眾、還未被大體量產品佔據的細分場景和市場，他期待著挖掘出小眾轉變為大眾的潛力，但也沒有盲目樂觀。王欣將心態放低，他沒有對新產品達到一定用戶量級給出具體時間表，甚至預想即使產品上線不成功「用戶也不吃虧，可以領紅包」。
在採訪的最後，我們問至今將「產品經理」作為微信籤名的王欣，在包括張小龍在內的一眾產品經理中，他會給自己排第幾位。王欣笑言產品經理最直接的考量標準是產品獲得的用戶數，按此標準他應該排倒數——即將上線的新產品還沒有用戶；但是，「我希望能往前靠一點。」王欣說。
把40歲看作是人生的一個節點，王欣說40歲以後的自己會去追求更大願景，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價值。
新京報記者徐天鶴/攝。
以下為王欣專訪全文：
談再創業：
微信朋友圈很難有真實的表達 匿名社交是剛需
新京報：你為什麼會決定再次創業？
王欣：我認為我一直在創業。為什麼有（快播）還要創業？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夠做一些有價值的產品或者有趣的東西。我很喜歡看用戶使用我的產品的那種感覺，算是一種成就感吧。
新京報：但這種成就感的巔峰你早已體驗過了。
王欣：這種感覺是持續的吧。就像是人生中，只要你不到盡頭，這種感覺就一直需要的。我覺得這可能是我這輩子的宿命吧，我要把這些工作持續下去。有個日本的企業家叫本多靜六，他寫過的一本叫《淡定的活法》，裡面談到「人生即努力，努力即幸福」，只要你不到死的那一天，你就不要放棄工作，因為你放棄的話，你可能就會覺得生活沒什麼意義。本多靜六有很多次創業的經歷，甚至他在60多歲的時候，把所有的財產全部捐掉之後重新投入，這種感覺太棒了。
新京報：十年前的創業和現在創業的感受一樣嗎？
王欣：就創業的感受來說，是一樣的，只是創業的基礎和創業的經驗不一樣。創業就好像談戀愛，我覺得你什麼時候找到了談戀愛的感覺都是一樣的，但你可能基礎會不一樣，對吧？或者你對對方的認識會不一樣，你的要求會不一樣。
新京報：你以前是做視頻出身的，為什麼會選擇匿名社交作為創業方向？
王欣：宣洩也好，吐槽也好，匿名社交是有一定市場的。但某種程度上它存在一些比較負面的內容。之前看到一些匿名社交產品都有類似的情況，但我們可能更強調一點，我們的產品是能夠讓用戶更真實地表達的地方。今天朋友圈很難有真實的表達，甚至朋友圈已經被微商佔領。隨著社交關係的越來越寬泛，這時候你的表達會很慎重，很慎重的結果就是不表達。
新京報：匿名社交的機會在哪？
王欣：在今天來看，匿名社交有很大的市場機會，這是一個剛需，而且是已經被證明有需求的市場，但一直沒有見到有產品做得很好，所以，我就來做了。
新京報：騰訊微信已穩坐社交第一把交椅，同時，還有許多其他匿名社交產品，選擇匿名社交要與它們競爭嗎？
王欣：我們的初衷不是要跟騰訊或者誰競爭，我最關心的是怎樣把產品做好，幫助用戶解決問題，如果一開始就直接競爭，不知道還能走多遠，但匿名社交的場景是有很多的。
新京報：國內網際網路已經發展了二十年，騰訊一直在統治整個社交市場，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未來會出現多家競爭的局面嗎？
王欣：我覺得未來社交市場還是現在這樣子，只能告訴你這個結論。我們都有一個美好的願望，希望這個世界發生一些變化，但真正有變化的時候，大家不一定能承受。我覺得在即時通訊領域裡，一家獨大的格局不會有什麼變化，至少在短期內我很難看到有產品能夠取代微信。
新京報：社交產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一款好的社交產品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王欣：核心價值不是技術，也不是某一個概念的功能，它的核心價值就是人。
我認為，做好社交要同時解決三個問題：首先，一定是一個效率工具，它能夠幫助你更快的解決一個事情。當要去做一個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很快能想到一個工具，這個工具能夠很快完成你的需求。
其次，是新連結，即交新朋友，這必須要解決老朋友的連結方式。如果今天我們還要做一款加聯繫人聊天的產品，那我會覺得我為什麼要換呢？有微信就夠了，對不對？
最後尤為重要的，是社交產品能不能天然具備經濟系統。今天來看的話，如果通過燒錢來做產品的話，雖然可以融很多資，但還是不夠。如果產品形成天然的經濟系統，就會讓這個品牌有持續的發展性，因為誰也不可能保證你永遠都能融到資，或者你永遠都有錢燒。我覺得這三點必須同時具備，社交平臺才有可能成功。
2019年1月12日，王欣微博曬出一張自己與團隊的合照。
談投資：
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資人，會是一個很好的創業者
新京報：新公司叫「雲歌」，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王欣：我在裡面的時候做過一個夢，夢見一個單詞，叫Ringle。當時我就想這是什麼單詞，然後我就去查，結果發現沒有這個單詞。
新京報：就是你自己造的一個單詞？
王欣：對。原來在想這個單詞的時候，我在思考一個電話產品，那時候就想到了Ring有鈴聲、電話的意思，還有Google的結尾是gle，我把這兩個拼到一起，就變成了Ringle。我想這是天意啊，至少公司的英文名字就用Ringle。後來我們把Ringle翻譯成中文，叫雲歌。
新京報：貝塔斯曼與IDG資本是雲歌的天使投資者，這3000萬美元主要用在哪些方面？
王欣：主要用在研發和推廣上。
新京報：你選擇投資方時會更傾向於哪一類型的投資者？
王欣：我覺得我當時選擇很簡單，就是看能不能交朋友，能交朋友的話就進來，所以雲歌的股東有幾個機構投資者，也有一些個人投資者。
新京報：大家可能會覺得，以前你在資本方面相對來說不是那麼重視的。可能還是更關注產品。
王欣：我確實有這個毛病。我經常提醒一些創業者，如果你的產品能夠找到切入點，有良性的發展，其實錢對產品的作用不大。公司開會的時候我也經常說，這次融資3000萬美元，不是說給我看的，他是給你們看的。
這裡的意思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有更多的人認可；另外一方面是做好一家公司和做產品，其實跟錢沒有太多關係。如果錢能解決問題，那還要創業者幹嘛？
新京報：有消息說如果你再創業的話，會有一群投資者排著隊給你投資。
王欣：沒那麼多，還是一些朋友照顧，他們幫忙推薦了一些投資者。
新京報：何小鵬會不會給你提供一些意見？
王欣：嗯，有的。
新京報：你會像本多靜六那樣，60多歲的時候把財產全部捐出去，然後從零開始嗎？
王欣：我覺得以我的性格，我估計會這麼做。
新京報：不會擔心風險非常大嗎？
王欣：如果我的家庭各方面都處理好的話，基本的生活能保證，那為什麼不能嘗試呢？甚至說我在經濟上也是自由的，為什麼不去投資呢？我不喜歡那種感覺。我認為做投資的話，我很難投一些項目，基本上我投的項目都是我自己代入感強的項目。我覺得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我要知道這個事情的發展方向，我覺得該怎麼去做，所以我做不了很好的投資人，但我會是一個很好的創業者。
新京報記者徐天鶴/攝。
談技術：
技術無罪，但做事的人可能會犯錯
新京報：在裡面待了三年多，有沒有影響到你對這個世界的敏感度？會不會覺得出來之後感覺跟這個世界有點脫軌？
王欣：很少，幾乎沒有。這個也不是我個人的評價，是我身邊朋友對我的評價。我出來那一天，他們就評價「你怎麼什麼都知道」。其實就是因為很恐懼，你會想盡一切辦法打聽各種資料，只要能打聽到的。
新京報：那你在裡面是怎麼會什麼都知道了？
王欣：有些東西是偶爾能看看報紙和雜誌，然後通過一些資源片段去想像。想像當中大多數對的。所以，他們會覺得我都知道，其實，是我想出來一個東西，我覺得邏輯上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因為有些產品我沒有見過，但是，我覺得就應該是這樣。
新京報：在裡面是保持這樣一個學習的狀態，會有與時代脫節的恐懼感或者恐慌感麼？
王欣：當然有，如果沒有的話就不會學習。就是因為有，然後很恐懼，然後你就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打聽各種資料，只要能打聽到的。
新京報：這其實是非常正面的一個應對方式，就是去克服它。但是，會有時候被沮喪打敗嗎？
王欣：一年當中總有幾天會這樣子。
新京報：從哪裡搞到那些學習資料？
王欣：其實沒有那麼多，非常有限。就是圖書館有一些書，但是都比較老。也會有些報紙，只能說我通過自己的思考會多一點。比如，我曾看了一篇新聞，說滴滴打車很好用，你們可以馬上裝個滴滴，但我裝不了。我在想滴滴軟體什麼樣子，一想想幾個月，界面該怎麼設計，然後用戶操作第一步該怎麼做，第二步、第三步如何。產品經理的思維基本上大體相同。
新京報：其實你進去之前已經有滴滴了。
王欣：沒用過。那會兒應該是滴滴剛出來好像，還沒有成氣候，也叫不到車。
新京報：有什麼產品你之前是沒見過的？
王欣：好多呀，我進去之前，今日頭條才剛出來，但那時候我的手機還沒有安裝。微信支付用得比較少，還有一些短視頻產品，像快手這樣的產品還沒有。
新京報：現在裝了嗎？
王欣：都裝了。
新京報：你出來後便趕上了區塊鏈異常火爆的時期。也有報導稱，你看好區塊鏈技術。
王欣：是的。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99%的人根本不知道區塊鏈是什麼、99%的區塊鏈公司根本不懂區塊鏈、99%的區塊鏈項目是騙子。你怎麼看待這麼一種說法？
王欣：其實我也覺得我自己不太懂。
新京報：真的？
王欣：是真的。我不太懂為什麼大家會把區塊鏈炒得這麼火。有一種說法是，如果單從技術來看的話，其實區塊鏈就是P2P+智能合約的組合技術，我沒有看到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新京報：去年3月，你之前在微博上發過一張「佛系圖」，並配文「看懂這張圖的人來找我。」裡面談到「P2P+Blockchain+AI+文字、圖片、視頻、富媒體等關鍵字」，外界解讀為，你看好區塊鏈，招攬區塊鏈人才。是這樣嗎？為什麼發這個圖？
王欣：是的。因為我們在探討的過程中暢想未來，現在技術已經這麼牛了，人類以後怎麼辦？這涉及一個哲學問題，當人工智慧越來越厲害，那人類應該去做什麼？技術的進步和人類生存之間是不是應該平衡？我們當時想的話，其實就是將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相結合，這種結合是一種平衡。用現有的詞語來形容，就是人工智慧更強調自由， 區塊鏈更強調平等。
平等和自由一直是兩個制衡點，這在技術方面可以很好的結合起來。從哲學角度來看，作為人類肯定不願意看到自己淪為無用的人。雖然有很多書都在講，未來絕大多數人都會變成無用的人，但你願意這樣嗎？我不願意。
新京報：現在還有很多專家提出，要警惕人工智慧對人類生存的威脅。
王欣：確實有可能，這不是外星人都來了，是不是（笑）。
新京報：「技術無罪」這個觀點你現在還認同嗎？
王欣：我覺得技術永遠是無罪的，因為技術不是人，它是一個客觀的東西，它應該是無罪的。你說空氣有罪嗎？這句話有點說不通，對不對？但是做事的人，可能會犯錯。
新京報記者徐天鶴/攝。
談快播：
網友不欠我會員，我讓他們失望了
新京報：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網友在你的微博下留言說欠快播和你一個會員，你怎麼看？
王欣：就是大家開玩笑吧。沒人欠我會員，還是我做得不夠好吧，讓他們失望了。是我欠他們的。不管在我創業還是做產品的時候，用戶都給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新京報：你想有什麼話對他們說嗎？
王欣：無以回報，我能做的是回歸到自己擅長做的事情上，堅持不懈地拿出好產品回報這些用戶，這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快播被稱為宅男神器，當年有的人用它來瀏覽色情網站，你當時是怎麼想的？
王欣：我們也很無奈。前期可能有些用戶這麼做，我們還沒什麼感覺，但用戶一直在增長，越到後期我們越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為什麼呢？因為用戶在增長的同時，你會發現產品的口碑在降低。快播增長一些用戶，同時也會損失一些用戶，例如我們損失了很多女性用戶。本來女性用戶用快播看韓劇的，但後來就不下載了，這是我們很反感的。當時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花了很大的力氣，但是這種鬥爭過程確實無奈，敵人太狡猾了。
新京報：快播出事後，你讓公司開除員工，這樣員工可以申請勞動仲裁獲得賠償，是嗎？
王欣：的確是有這麼一回事。
新京報：為什麼？
王欣：我覺得要保證員工利益。雖然公司解散了，但一個人犯的錯和其他員工沒有關係。 他們該得應有的工資和賠償，當時我沒有更好辦法。
新京報：是什麼驅使你這樣做？
王欣：是性格吧，有句話叫「慈不掌兵，義不聚財」，我兩點都佔了（大笑）。如果拍拍屁股走了，我會覺得不舒服，心病放不下。我不是那種容易從這種感覺中走出來的人，有些人選擇拋棄公司可能還活得很瀟灑，但我做不到，這樣我覺得這一輩子都會抬不起頭。
新京報：對於當年那些舉報快播的人，你對他們有沒有怨恨？
王欣：沒什麼怨恨。我覺得要怨恨的話，我對自己的怨恨多一點，因為好多工作我沒做到位。為什麼要怨別人呢？
新京報：快播被舉報後，通過你給妻子寫的信件能看出來，你的思想上有一些變化。
王欣：我是人不是神，但快播被舉報已經是事實，我又能怎麼樣。這類似你問自己，你要不活著，要麼就去死。那我還想活著，我就只能把這些事情放下，把該扛起的責任都扛起來。有人說這不是你的責任，但即便只有1%是你的責任，也還是你的責任。
新京報：去年9月我們率先報導了快播破產清算，快播為什麼到2018年才破產，不能早一點嗎？
王欣：我不出來沒有人籤那個字，沒人做這個決策。
新京報：對你來說，讓快播破產是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王欣：（快播）已經失敗了還管它幹嘛？都是過去的事情，你都不用看它了。
新京報：之前有一種說法，快播一直沒有破產，是因為你想著保留火種？等你出來之後，東山再起。
王欣：事實上它已經死了，這個我必須要承認。可能是我家人，或者有些快播的員工並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但是我很明確告訴他們，快播都已經過去了。
新京報：你覺得快播是在什麼時候宣告死亡的？
王欣：進去沒多久吧。因為我覺得時機已經不在了，機會已經不在了，不可能再來了。
新京報記者徐天鶴/攝。
談個人：
40歲以後去追求更大的願景
新京報：你是一個天生就樂觀的人嗎？
王欣：其實我不是一個太樂觀的人，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我只能說我會做好充分的準備，只有更好的準備，才能讓這件事情成，即便不成，我也想到後面該怎麼辦。我覺得太樂觀反而不太符合我的性格，這個世界上未知的東西一定會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對吧？
新京報：你錯過了女兒很多重要的時刻吧？
王欣：那幾年她的生日我都沒參加。我剛進去的時候，她還沒讀書，我也沒能看到她去學校的第一天，還有她參加過很多很多的比賽呀，這些都是後來我通過看照片才了解到的。
新京報：這幾年你給女兒寫了很多信，當時沒有告訴她你的真實情況，只說你去旅遊，後來為什麼下定決心要告訴她？
王欣：其實我一開始就想告訴她，但是家人和親戚不讓說。事實上，我一直都沒有告訴她，是我女兒自己知道的。
新京報：怎麼知道的？
王欣：世界上有百度（大笑）。
新京報：她知道之後是什麼樣情況？
王欣：也沒說什麼，畢竟她還小，她對這個事情沒什麼感覺。
新京報：作為父親，你會不會擔心自己在女兒的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受影響？
王欣：會有一些，但我和我女兒的關係還行。我覺得有些事情還是可以說清楚的。人不怕犯錯，這是我自己教給她的。
新京報：你女兒也有給你寫信？
王欣：我有時候都不敢看她寫給我的信，就是我看了一眼馬上就要折起來丟掉，不能再看了，因為代入感很強，人會特別難受。有時候人在那種環境裡，最好的方法就是沒心沒肺活，活得自在一點。
新京報：很多人會把40歲看作是人生的一個節點，即將39歲的你覺得40歲以前的人生是怎樣的？
王欣：我覺得原來的個人和企業願景偏小。比方說做快播，就是希望大家免費的看片，這不是說不是個願景，但小了點。這次創業之後，也就是40歲以後，我會去追求更大的願景。
新京報：這個願景是指產品擁有更多的用戶？還是說對社會更有價值？
王欣：對社會更有價值，其實這跟用戶本來有關。如果說讓一個人免費看片是一個需求，但是如果有更高的需要，我們叫做價值，雲歌的企業文化體現了這一點。我們希望能夠讓人人都能找到自我實現的通道，不僅是雲歌的員工，所有使用雲歌產品的用戶，也能找到自我的定位。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價值被認可、被承認，我認為這裡有一些產品理念，跟這雲歌裡每一個人的理念結合在一起。
新京報記者 陸一夫 朱玥怡 實習生 王浩然 李歡歡 張妍
編輯：徐超 陳莉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