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文西筆下的神秘女子
故事要從紐約開始講起。1998年1月30日,紐約佳士得拍賣行在舉行年度藝術品拍賣會。其中一件物品有些不同尋常:一幅年輕女人的畫像,用粉彩畫在羊皮紙上,面積比A4紙大一些,裱在一塊橡木板上。佳士得的拍賣品畫冊上寫著:「德國學派,19世紀畫作,價值12000至16000美元。」
翻著這本拍賣冊,收藏家彼得·休福曼怎麼也無法把眼光從這幅畫上移開。「佳士得肯定搞錯了,怎麼會把它列進"19世紀德國學派"裡呢?這是幅非常棒的畫,要麼它是一幅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作品,要麼就是一幅非常出色的仿製品。」休福曼特地從巴黎飛到了紐約的拍賣現場。作為一個低買高賣的藝術品炒家,如果第一個猜測是對的,那他可要大賺一筆了。休福曼出了價,卻沒把它買到手。
「我當時出價太保守了,大概是十八九萬美元吧,有個人出到了22萬,把它買走了。」
像這種拍賣品,一般會消失在某個私人收藏室,過上很長一段時間才重見天日。所以當休福曼再次見到這幅畫的時候,簡直不相信自己的運氣。那是幾年後,在紐約東73街的一家畫廊裡。這回他沒有錯失機會。「我問畫廊主人,這幅畫賣多少?22萬,他說。我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
碳-14測定法的缺陷休福曼把畫擺在了起居室的壁爐上方,一些來訪的專家也認同,這應該是幅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隨著研究的深入,一個大膽的想法蹦進了他們的腦袋:「如果,這幅畫不僅出自那個時代,而且出自當時最好的畫家之手呢?比如說,達·文西!」
在藝術界,只要輕輕念一聲達·文西的名字,就能引起一陣漣漪。這位於1452至1519年在世的藝術家,對於科學、自然歷史和藝術的精通,簡直可謂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言人。但他的畫作能留下來的卻極少。把全世界博物館都掃一遍,確定出自他手的畫也不過十幾幅。如果休福曼猜對了,這幅畫的價值可能翻個成百上千倍。
但是,這幅畫沒有籤名,也找不到任何關於它的記載。要找出它的作者,休福曼揣摩,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藝術、歷史、科學。
他找到了牛津大學的榮譽教授馬丁·坎普,世界上最有影響的達·文西研究者之一。坎普在電腦上將原畫掃描圖放大,發現了一些極為熟悉的細節:「女子的髮帶,微微將腦後頭髮壓得凹了下去;眼睫毛畫得非常精緻,連下睫毛也沒有忘掉;達·文西對這種細節總是有敏銳的感覺……」坎普愛不釋手,越看越興奮。
不過,圈內專家們很難達成一致。休福曼拜訪了另一位義大利藝術品專家、家住巴黎的吉亞馬可·卡普佐。一聽到達·文西這個詞,卡普佐就笑了:「我說,老兄你還好吧?不是在逗我吧?」
要證實畫的真偽,首先得驗它的年齡。「這幅畫是畫在羊皮紙上的,這就好辦了,碳-14測定法!」卡普佐取了一小塊樣本,送到了相關的研究室。
我們知道,所有的植物都在不斷地吸收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宇宙射線在大氣中能夠產生一種帶放射性的碳-14同位素,它與氧結合成二氧化碳後,會進入並沉積在植物的體內,而動物吃下植物後,這些碳-14又駐紮在了動物體內。當這些生物死亡後,其組織內的碳—14開始以5730年的半衰期慢慢衰變,逐漸消失,這個速度是恆定的。因此對於任何含碳物質,比如這張羊皮做的畫紙,只要測定其剩下的碳—14含量,便可推斷其年代了。
羊皮紙的檢測結果出來了:它的主人死於1440年至1650年間的可能性高達95.4%。而達·文西的在世時間是1452年至1519年,正好跟它重合!
初步的論據有了,休福曼很興奮。不過他知道,證明畫紙的年代跟達·文西一樣,並不能證明畫就是出自他手。萊奧·斯蒂文森對此再了解不過了。
「做贗品的人有各種出神入化的手段,不僅能騙過藝術專家,連科學家也一樣忽悠。」斯蒂文森是位贗品歷史學家,也是位藝術家。他的家就像私人博物館,從房間到走廊再到樓梯間,掛滿了各種大師的代表作:米開朗琪羅的《創世紀》、莫奈的《日出》、高更的《塔西提婦女》……不過,這些都出自他自己的手。
在PBS的紀錄片中,斯蒂文森展示了仿造莫奈作品的全過程。「如果你仿造的是19世紀末的油畫,那最基本的,就是搞到19世紀末的畫布。」他先買來一幅100美元左右的19世紀匿名畫,將它從框上拆下來,翻出畫布背面打著的年代認證印章。「這些印章是最好的障眼法,我們只要把正面的畫去掉,在帆布上畫上更值錢的作品就行了。」
他在油畫上面塗滿顏料去除油,用刮刀將軟化的油畫顏料全刮掉,再重新調整畫框尺寸,便得到了一幅完美的畫布。接下來的事情很簡單,像個大師一樣舉起顏料板,將要仿製的畫原樣臨摹即可。40小時以後,一幅莫奈的《夏末的乾草垛》便完工了。「這個起碼可以騙到兩三百萬美元,你甚至可以加上莫奈的親筆籤名。」
在美國FBI的一個證據室,就藏著許多這樣的贗品,其中不少是通過拍賣會流出來的。它們的背面不但有認證印章、拍賣編號、畫家籤名,就連汙漬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左手大師的神作無奈,卡普佐和休福曼只好帶著畫,騎著小摩託來到了巴黎聖日耳曼大街,求助於另一位世界級專家帕斯卡·柯特,羅浮宮曾請他去研究《蒙娜麗莎》。柯特的獨門武器是他自己發明的一種超高清攝影機,能將名畫掃描成4億像素的高清圖片,在電腦上放大幾百倍。這種攝影機還能探索到畫面的深層。
柯特利用自己對大師畫作研究得來的數據,通過數碼技術去除掉年代留下的痕跡,分析出原畫顏料的構成和密度,成功還原出了《蒙娜麗莎》當初畫好時的樣子。而對這幅畫,他也應用了同樣的技術。
他的攝影機還有一項功能:通過彩虹色的光譜濾鏡,深入到畫的內部,將其分解成13個層次,不同圖層可以在不同光波下顯現,從而將表層顏料遮蓋住的細節挖掘出來。
研究這幅畫時最有用的圖層,是位於底部的,顯現出素描草稿的那一層。「在素描線上我們可以發現,女孩的下巴、前額和頸部輪廓都被修改過,比原來的纖瘦了。這種繪畫習慣在另一幅達·文西畫的肖像裡也發現過。」柯特比較了過去掃描過的達·文西畫作,發現了這個共同點。
但是,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即一位同時代的,深受達·文西影響的畫家,用了相似的筆法來創作這幅畫?
這個問題得諮詢克裡斯蒂娜。她是位義大利的藝術史專家,專門研究達·文西的學生和他畫室僱員的作品。仔細觀察這幅畫的掃描件後,克裡斯蒂娜發現了一個特別之處肖像輪廓處陰影的筆法。「這些陰影的線條方向很奇特,是從右下往左上方向掃的,明顯是出自左撇子之手。吉奧瓦尼·特拉非歐是達·文西的門徒之一,也是最能畫出接近他作品水準的人,但他是個右撇子。」文藝復興時期,左撇子畫家屈指可數,其中能出這種大師之作的,只有達·文西。即使這幅畫不是達·文西的,這也是某位極有藝術水準,而且竭力模仿其左撇子特徵的神秘畫家所畫。
與此同時,繼續研究畫作高清圖的柯特有了個新發現:畫的左上角,被底色顏料蓋住的地方,留著一枚不完整的指紋!
達·文西的作品裡,經常能發現指紋,他的標誌畫法之一便是用手指來塗抹顏料。瑞士洛桑大學犯罪學與犯罪法中心的闡柏教授將指紋提取了出來,進行了數碼描繪,然後把它和達·文西的指紋一起放上了網,請他的同行和學生們共同鑑定。但結論都是一致的:「提取的指紋太局部,而且沒有特徵,無法鑑定其是否跟達·文西的指紋一致。」
又走進了死胡同。
這時,坎普突發奇想,能否找個專家重新描繪這幅畫,看看它到底是出自幾百年前,還是用現代方法仿製的。
英國羅斯金藝術學院的莎拉·辛普勒,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藝術導師之一。她擅長人體解剖學,懂得用與原作一模一樣的材質和顏料複製古畫。
辛普勒找來相同製法的羊皮紙,調配了文藝復興時期所用的墨水,以及用礦物土自製的粉彩條,開始嘗試複製這幅畫。
「很明顯,這幅畫的作者擁有精湛的繪畫技巧,而且精通人體解剖學。比如說鼻子和耳朵的比例,眼球下方的輪廓,以及未成年女子特有的身體特徵。」
達·文西對於人體解剖學的探索和了解,是眾人皆知的。他稱達·文西曾解剖過30多具人體,以一位美術家的觀察力和超凡的繪畫技巧,描繪了人體骨骼、肌肉、肌腱、神經、脈管和主要臟器,繪成了近200幅解剖圖。他著名的《維特魯威人》便是代表作之一。即使用現代醫學標準審視,這些畫稿也是相當準確的。
辛普勒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讓粉彩條的顏色留在羊皮紙上,而不是散落吹走。在目前發現的達·文西畫作中,沒有一幅是畫在羊皮紙上的。最終,她嘗試用樹脂和蛋清作為粉彩的黏合劑,在紅色顏料下先打了白色的底,並用手指去塗抹顏料,才成功地得出了原畫的效果。
「我們都知道達·文西是個創新大師,但他也有很多糟糕的嘗試。比如在《最後的晚餐》,他打破了幾百年來的傳統,在牆體上塗了一種特殊的黏合劑,而非傳統的灰漿,然後直接作畫。」如今我們來到米蘭的聖瑪利亞德爾格契修道院,會發現餐廳牆上的「耶穌和十二門徒」已經褪色得快看不見了。
畫中女子到底是誰在羊皮紙上用粉彩條作畫,而且用如此複雜而古怪的方式讓顏色固定,這種對於繪畫的精通和大膽嘗試,加上左撇子的因素,辛普勒和克裡斯蒂娜都覺得,只有達·文西才是答案。
當然,這更多是一種主觀和感性的判斷。坎普覺得自己需要更多證據,「為什麼不調查一下,這位畫中女子到底是誰呢?她又為什麼會被畫成肖像呢?」
其中,最大的線索可能是她的髮型。於是坎普找到了伊莉莎白·茵尼婭,一位服飾歷史學家,專門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服飾。「這是15世紀末期,在米蘭短暫流行過的一種髮型,而且多為貴族女子所用。」
那時的米蘭,被一個家族統治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這就是斯福爾扎(Sforza)家族。米蘭大公爵盧多維科·斯福爾扎是當時米蘭最有權勢的人。在一幅家族藏畫裡,他的夫人貝阿提斯留的正是這種髮型。茵尼婭非常肯定,這種髮型在1491年至1497年間尤其時髦,之後就很少見到了。
而那段時間,達·文西正待在米蘭。
根據史料記載,達·文西在1482年至1499年間,作為盧多維科的畫師和工程師留在了米蘭,為這位慷慨的資助人工作。為盧多維科工作的畫師中,也只有他一個左撇子。他幾幅最出名的畫作,都與盧多維科家族有關,比如《抱銀鼠的女子》、《額飾女郎》,而且她們的髮型和畫中女子的如出一轍。
將盧多維科家族的肖像一一對照,坎普發現,有一位女子的面容和她特別相像,年齡也最相符比安卡·斯福爾扎。她是盧多維科和情婦貝納蒂娜所生的私生女,13歲時便嫁給了盧多維科的侍衛隊長加裡佐亞,後者在當時也是舉重若輕的人物。「比安卡婚後4個月便去世了,可能是由於不順利的妊娠」。
如果這幅畫真是達·文西為比安卡畫的,為什麼它沒留下任何記錄呢?既沒被達·文西的學生們臨摹,也沒被列入王室物品清單?這時,巴黎的柯特又有了新發現。
「我們在高清圖上發現,畫最靠左的邊緣,從上至下有用刀猛烈划過的痕跡,似乎想把它從什麼上面割下來。而且順著割痕,可以隱約辨認出三個圓孔,均勻地排列在畫的最左邊。」柯特說。
最可能的解釋就是,它是從一本裝訂好的書冊中撕出來的。這就說明了它為什麼沒有記錄可尋。坎普的腦子飛快地轉了起來:「這幅畫為什麼裝訂在一本書裡,這又是本什麼書呢?
他初步的推測是,這本書是1496年比安卡出嫁時,作為禮物送給她的。在義大利的貴族家庭裡,每當有人出嫁或是有新成員出生,送一本書作紀念是種傳統做法。但這不著邊際的想法沒能說服其他同行。
然而,幸運女神再次站到了坎普的這邊。一天,他收到一封來自南佛羅裡達大學藝術史教授愛德華·懷特的郵件,後者寫道:「我剛剛結束一項研究,接觸到了一本波蘭和米蘭聯姻有關的羊皮書,我想它可能是你要找的東西。」
坎普和柯特立刻飛到了華沙。在華沙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室裡,他們見到了一本500多年前的羊皮書,它是四冊斯福爾扎家族藏書Sforziadas中的一冊,獻給盧多維科的父親及整個家族的。根據被贈予對象的不同,每一本都加上了不同的畫像,比安卡的這本,正是為了慶祝她的婚禮而送給她的。比安卡死後,這本書輾轉成了法國弗朗索瓦一世的收藏品。後來在1518年,它被贈予了波蘭國王西岐門一世,慶祝他和另一位斯福爾扎家族的公主波娜的婚禮。
戴上手套,坎普和柯特小心翼翼地翻著書頁,急切地希望發現缺頁的地方。在傳統線裝法裝訂的羊皮書中,通常先將幾張紙對摺成一疊,再與其他疊裝訂在一起。也就是說,每頁書都與另一頁連接著,如果某一頁被撕下來,對應的那頭肯定會多出一張孤零零的書頁。但是,這本書裝訂得非常緊密,而那在年月中被磨得毛茸茸的書側,也難以用肉眼看出哪頁和哪頁不相連。
這時,柯特帶來的超高清攝像機再次派上了用場。他將羊皮書靠裝訂線的那側拍了下來,在電腦上放大數倍,再耐心地將每一頁紙標上追蹤線,企圖發現兩頭連不上的一頁。
很快,柯特發現,就在書的開頭幾頁,有一張紙無法找到對應的另一頁,而它本身則被黏到了相鄰的一頁上,因此沒有脫落,也難以被察覺。
這頁正是前言和插圖的分界點,跟坎普的想像一模一樣。他們壓抑著加速的心跳,將原畫的百分比複製品擺到這個位置,大小正合適。然而,羊皮書的裝訂孔是五個,而原畫上只有三個。
當兩人感到心頭一涼的時候,收藏室的專家提示說:「這本書後來被重新加固過,最外端的兩個孔可能是那個時候加上去的。」他們趕緊將原畫上的裝訂孔與書中間的三個作對比。間距、深度、大小,全部一致!而畫紙和其他書頁的薄厚也一致!
於是,這幅畫的身世終於有了完整的補充:在18世紀重新裝訂羊皮書時,達·文西的這幅作品被取了下來,重新裝裱後,它成了德國Zamoyski家族的收藏品。後來,一位住在佛羅倫斯的瑞士藝術品修復者Marchig擁有了它,他的遺孀又把它以21850美元的價格在佳士得賣了出去……
如今,這幅畫被重命名為《美麗的公主》(La Bella Principessa),鎖在了瑞士的某個秘密保險箱裡,據說已經有藏家出價超過了1億美元,而它的主人休福曼毫不動心。他仍然在全世界週遊,發掘有價值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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