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慶祝蘭州大學建校100周年文藝晚會上接受採訪（2009年9月20日）
與夫人仝允栩同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細胞室學習（1950年美國麥迪生）
美國田納西大學全體中國同學合影（左四）（1948年4月美國諾克維斯維爾）
在農民麥田裡做試驗
在家中度過94歲生日（2007年3月30日）
從美國回家後全家合影，中坐者父親鄭子明、母親董寶瑜（1951年3月常熟東張鎮）
中國植物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形態細胞組代表合影（右二）（1963年北京）
執教六十周年暨90華誕學術研討會合影（2003年）
有這樣一個農民子弟，讀完小學後因家境貧寒輟學，準備當學徒工也沒成。父親靠借貸供他上初中，後來成了一名小學教員。工作4年後又考上大學，然後又到美國留學，到36歲終於讀成博士學位。
他就是我國細胞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中科院資深院士、蘭州大學教授鄭國錩。
鄭國錩1914年出生於江蘇常熟縣東張鎮。1950年，鄭國錩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美國著名的細胞學家赫斯金教授。赫斯金愛才如命，為讓鄭國錩安心學習和工作，主動給鄭國錩的妻子仝允栩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在美國團聚，並住在自己家裡。
早年就立志「科學救國」的鄭國錩提出要回國，赫斯金依依不捨。但在鄭國錩夫婦的再三述說下，赫斯金才表示理解，並將傾注了一生心血的珍貴的論文合訂本送給了鄭國錩。
回國後的鄭國錩夫婦，接到了天津南開、上海同濟等數家高校邀請，但他們最後選擇了蘭州大學植物系。因為「蘭州應該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當時蘭州條件很差，坐的是馬車，燒的是煤磚，喝的是自己沉澱的黃河水。鄭國錩說，「來之前，蘭大說能提供有玻璃窗的房子給我們住。來之後一看，原來是紙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塊小玻璃。」
當時的蘭大植物系只有14名學生，6位教師中兩位還是兼職。系裡只有一臺不能切片的切片機，一個不保溫的保溫箱，顯微鏡雖有幾架，但性能很差，能在顯微鏡下觀察的片子也很少。圖書只裝了半個小書架，全系的圖書和切片還不及他帶回來的多。
1952年，蘭大植物系和動物系合併為生物系，設植物專業，當年就招收學生60名。1953年，鄭國錩任系主任，購置了大批設備和專業資料，同時努力培養教師。
政治運動衝擊了鄭國錩，罪名是「崇美、恐美」。好在過了一段時間，江隆基來到蘭大主持工作，鄭國錩又開始搞科研。然而文革開始後，鄭國錩又進了牛棚。老人感慨地說，可惜了25年的時間。幸虧在被抄家時，資料放在實驗室，沒被抄掉。雖然表面上不能搞科研了，「其實我偷偷在搞」。
1978年，科學的春天來了，鄭國錩煥發了青春。由於鄭國錩在1954年觀察到的細胞融合現象與經典生物學不符，至今就連發生的原因還在國際上處於爭論中。而鄭國錩對細胞融合現象持續進行的系統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把人類對於這種現象的認識推進了不少。
他首次提出了細胞生物學的概念，在蘭大首創了我國的細胞生物學專業。他編寫了我國第一本《細胞生物學》全國高校統編教材，連續8次印刷，連印8萬餘冊。他還開辦培訓班，培訓北大等全國眾多高校的細胞生物學教師。他主編的《細胞生物學實驗教材》，成為生物專業的「經典」實驗教材。鄭國錩於1980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這些成績的取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科學之路，遠非坦途，我所走過的路就像攀登珠穆朗瑪峰」。他與夫人在上世紀50年代回國時，帶了一副撲克牌，至今沒有開封。這副有點發黃的撲克，已成了他們的一個遙遠的記憶。九十多歲高齡，老人仍然每天上午工作兩小時，下午工作兩三小時，晚上工作一小時。其餘時間除指導學生外，還要看書學習。他說，「什麼是享樂？工作。什麼是快樂？看到學生幹得好」。我國生物學領域的許多領軍人物都出自鄭國錩門下。他的學生最大的70多歲，最小的才20來歲。但是要待在這個「門」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鄭國錩身邊學習和工作的賈鵬飛說，鄭先生對周圍工作人員、工人、鄰居特別和藹，但對學生要求十分「嚴厲」。他帶研究生，「只給一把鑰匙，自己放開研究」，但是必須要老老實實做事，不浮誇。
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這位我國細胞生物學的奠基人，在2004年90歲生日時曾說：「我做的事只是一個科研、教育工作者應該做的，沒什麼值得稱道的。」
（摘自「紛紛雨紀念網」鄭國針昌先生紀念館紀念文章）
我國著名植物細胞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蘭州大學生物系原系主任鄭國針昌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2年10月12日15時06分在蘭州逝世，享年99歲。
已故的我國著名細胞生物學家、植物遺傳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郝水教授曾這樣評價他的同仁鄭國針昌院士：我們深深感到，他用自己的行動表現了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給我們後來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甘肅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宋壽海1994年在鄭國針昌院士八十華誕暨從教五十周年時獻的賀詞。雖然只有短短幾句，卻勾勒出了鄭國針昌院士人生道路與情懷：人生度若飛，所貴志無違。博士留洋得，專家報國歸。痴心唯絳帳，篤學盡明磯。淡泊名偏振，山高雲自依。
蘭州大學副校長、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安黎哲教授：當年高考時，我選擇蘭州大學細胞生物學專業就是衝著鄭院士而來。無論是求學期間還是後來一起共事，鄭先生都對我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治學嚴謹，育人有方，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個人品質和科研素養方面都有深刻的指導，使我們終身難忘。他的一本《細胞生物學》培養了幾代學子，這些學子中很多已經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和中國生命科學界的精英。而也正是在先生的呵護和培育下，我校生命學科才能逐步成長起來，形成今天在國內外生命科學領域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局面。鄭先生永遠是我們的楷模，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生命科學學院郭光沁教授(1984年起就師從鄭國針昌院士)：就像失去親人一樣，先生一走我突然覺得心中失去了一座明亮的燈塔。
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侯歲穩教授:在大學時曾帶著無比的神聖感捧讀先生所著的教材，而工作以後無論走到哪裡參加生命學科領域的學術活動，被問及最多的一句話便是「鄭國針昌先生最近還好嗎？」一句看似簡單的問候，深深地蘊含著科技界和教育界對先生學術成就與人格風範的景仰。
青年教師賈鵬飛(鄭國針昌院士全程親自指導的最後一位博士，同時也是他的科研秘書):「做事要執著，對目標不輕言放棄；工作要嚴謹，科研上講求一絲不苟；做人要心胸開闊，不能過於計較得失」，這是先生對我一生的教誨。90多歲的高齡時依然堅持每天去辦公室忘我地工作，對待學生的錯誤格外嚴厲卻從不因之產生成見，生活上極其簡樸卻把大量的錢用於工作和購買文獻，每年定期悄悄向紅十字會等公益組織捐出數額不菲的捐款，先生的這些舉動使我深受感染。
2010級細胞生物學專業博士王振宇：第一次和先生見面是研究生面試，當天先生所提的三個問題，有兩個涉及誠信，後來我才體會到，這兩個字正是先生一生的寫照。
（本文及圖片來源均為蘭州大學新聞網）
（原載於《蘭州日報》 2012-10-17 R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