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夏天，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服務滿七年之後，吳文藻得到了為期一年的學術年假和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他選擇去美國和西歐遊學。這次難得的訪學經歷極大地擴展了吳的學術視野，他會見了日本和歐美幾位當時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漢學家，包括日本的鳥居龍藏，耶魯大學的薩丕爾（Edward Sapir）和阿倫斯堡（C. M. Arensburg），哈佛大學的林頓（Ralph Linton）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倫敦經濟學院的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和法蘭西學院的莫斯（Marcel Mauss）、布格雷（Charles Bougle）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並利用這個機會增訂了自己有關「西洋社會思想史」的講義，還雄心勃勃地制定了與西方知名的學者和大學的合作計劃。
吳文藻
1937年6月29日，吳文藻和他的夫人冰心結束了為期321天的旅程，回到北平。在那裡，他們受到親友們的熱烈歡迎——沒有人會想到，僅僅一個星期以後，抗日戰爭就全面爆發了。出於民族大義，他們與大部分朋友（這些人大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在戰前享受優越的生活）一樣，立刻決定南下，去「抗戰的大後方」。然而他們的行程受到種種現實因素的阻礙，等他們到達目的地昆明的時候，已經是1938年的秋天了。吳文藻隨身攜帶著一張燕京大學校長吳雷川手書的長卷，內容是1938年6月3日吳文藻在燕京大學上完最後一堂課後，全體學生送給他的一首《金縷曲》：「莫道英雄無用武，尚有中原萬裡！胡鬱郁今猶居此？白隙光陰容易過，恐河清不為愁人俟。聞吾語，當奮起。」
行程的延宕，固然增加了他們旅途的困難，冰心說回想這段逃難的歷程，總讓她想起北宋詩人李清照夫婦的悲慘遭遇；但是，這卻也為吳文藻的研究工作爭取了時間——在這一年裡，他獲得了英國「庚款」的資助，並且得到了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的支持，在他抵達昆明後，就將以「社會人類學講座」的名義開始學術工作。
即使不考慮戰爭對學術工作造成的壓力，吳文藻在這一時期的工作也是出色的。他在擔任講座課程的同時，「又同英庚款委員會派來的研究人員如江應樑、密賢璋等人共同進行專題研究工作」，1939年，他「為雲南大學建立了社會學系並擔任系主任」（同時也是文學院院長），同年又受司徒雷登委託，「在昆明建立起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還與同行合議成立了雲南人類學會。
儘管戰時後方的物質條件，與故都北平無法比擬，但吳文藻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把家安在昆明郊區呈貢的鄉村，冰心說，在戰爭中那裡簡直可以算作世外桃源。他有相對充足的經費（英國庚款和從司徒雷登那裡爭取來的洛克菲勒基金），更重要的是，他在燕京「派出去」的學生們，此時從四面八方重新回到他身邊。所有這些使吳文藻相信，他在燕京苦心經營了十年的團隊合作和人才培養的宏偉計劃，又有延續下去的可能。
費孝通在吳文藻身後，曾經提及對這位「開風氣、育人才」老師的一個感覺：
他清醒地察覺到中國原有的社會學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要開創一種新的風氣，但是要實行學術風氣的改革和開創，決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一代不成，繼以二代、三代。……吳老師不急於個人的成名成家，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工夫，其用心是深奧的。費孝通的這個感覺與乃師的夫子自道，很有心靈相通之處。1932年，派克來華。這位滿頭白髮，即將退休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在那些20歲出頭的學生們眼中是「社會學巨子」，甚至是「這門學科的老祖宗，即祖師爺」。但在吳文藻看來，派克的首要功績，倒不在於他自己的學術成就，而在於一方面「樹立了社會學的學術中心機關」，另一方面「指導研究生的搜究工作，養成了許多社會學研究專家」，因而「促成芝加哥社會學系的發展」。那時的吳文藻不過是一個剛晉升為教授不久的年輕學者，可是他對派克的「學術共同體領袖」角色的定位，已帶有幾許自我期許的意味。因而四年以後，已身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吳文藻，不僅對布朗在「促進功能派社會人類學方面」做了與派克幾乎一樣的評價，還按照布朗的建議，制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集群研究計劃。
如果不是1939年費孝通與顧頡剛之間一個很偶然的論爭，或許吳文藻的宏偉藍圖不會那麼快就破滅了——當然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
關於這一段公案的歷史事實，除了當事人在幾十年後有過回顧之外，我們已經在社會學、民族學，特別是歷史學者的敘述中知其概況。大致的歷史情況是這樣的：
1938年12月，先後在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與吳文藻共事的歷史學家顧頡剛應《益世報》之約，為其主編《邊疆周刊》，目的就是使學者、企業家、青年都對邊疆和邊疆民族有更豐富更深刻的了解，「把邊疆的情勢儘量貢獻給政府而請政府確立邊疆政策，……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這份刊物的命名，卻招來昔日北大同窗好友、歷史學家傅斯年的批評。傅斯年給顧頡剛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大致意見是，其一，在國家危急存亡的關口，作為「外來人」身處大後方，應該慎用甚至廢止「邊疆」和「民族」這兩個概念；其二，「更當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可以歷史為證」；其三，具體到雲南邊陲少數民族聚集之地，「當嚴禁漢人侵奪蕃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制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途」。平心而論，對傅斯年的意見顧頡剛是有所保留的，比如他就不同意傅斯年那種激進的漢化方針，「有一種人小心過甚，以為國內各種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談，談的結果適足以召分裂之禍。記得數年前就有人對我說：『邊地人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時還好駕馭，一讓他們知道，那就管不住了。』但我覺得，這是諱疾忌醫的態度，我們不當採取」。但在國難的「大義」之下，顧還是「連作兩文以自明」。
1939年元旦，顧頡剛撰文《「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強調「中國的歷代政府從不曾規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在40年前我們自己的地理書裡更不曾見過這個『本部』的稱謂。……這個名詞就是從日本的地理教科書裡抄來的」，換言之，「中國本部」概念是日本侵略者偽造、曲解歷史來作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應當即刻廢止。當年2月顧頡剛則直接引用了傅斯年的原話「中華民族是一個」作為標題，他發揮歷史學家的特長，試圖用很多的歷史與現實資料，證明了幾個簡單明了的論點：「自古以來的中國人只有文化的觀念沒有種族的觀念」，因而「中華民族不組織在血統上」；然而同時，「中華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顧頡剛的結論是：「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為若干種族的必要，……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來分，我們可以說，中國境內有三個文化集團。」可能是覺得這種解釋的牽強，顧頡剛最後又特別強調「中華民族是渾然一體，既不能用種族來分，也不能用文化來分。」
《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發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重慶《中央日報》、南平《東南日報》、西安《西京平報》乃至貴州、湖南、廣東、安徽的報紙紛紛轉載，單在《益世報》的《邊疆周刊》和《星期評論》上發表的文章和信件，就有張維華的《讀了顧頡剛先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後》、馬毅的《堅強〈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信念》、白壽彝的來函、魯格夫爾的來函等等。其他刊物上的文章，如翦伯贊的《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讀顧頡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後》、何軒舉的《中華民族發展的規律性》、黃舉安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以及席世鍠的《中華民族起源問題質疑》等等，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發表的。
在外侮日亟的大形勢下，多數學者贊同顧頡剛的觀點或至少表示同情，但反對和質疑聲依舊不絕於耳。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認為這是大漢族民族主義的體現，苗族人魯格夫爾則更加激烈地表示：「苗夷歷史雖無專書記載，但苗夷自己決不承認是與漢族同源的。……對變相的大漢族主義之宣傳須絕對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間之摩擦，予敵人以分化之口實。」顯然，同樣是為了共御外侮，避免民族分裂，站在不同的立場得出的結論，大相逕庭。在這場論辯中，造成最大影響的批評，來自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費孝通。
費孝通
費孝通那時是剛剛自倫敦經濟學院畢業歸國的洋博士，他需要在學術界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民族」問題恰恰又是英國人類學最關注的傳統話題；更重要的是，在費孝通的記憶裡，顧頡剛曾是「打破偶像的前鋒」，他對於「黃帝一元論」的有力駁斥「把幾千年佔在歷史高位的三皇五帝摧枯拉朽地推到了」，但現在，顧頡剛完全放棄了奠定他學術聲譽的學說，走到了另一面。這種不解是促使費孝通與之展開辯論的重要原因。費孝通對顧頡剛的批評，是從辨析一組概念（state、nation、race、clan）開始的。為了避免再陷入中文譯文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費孝通巧妙地提出了一組相應的，但卻一目了然的中文概念：政治團體、言語團體、文化團體、體質團體。他根據自己的民族學、社會學調查，認為中國人民不但在文化、語言、體質上有分歧，而且這些分歧時常成為社會分化的根據。在社會接觸的過程中，文化、語言、體質不會沒有混合的，可是這些混合併不一定會在政治上發生統一的。因此要證明中國人民因曾有混合，在文化、語言、體質上的分歧不發生社會的分化是不容易的。即使證明了，也不能就說政治上一定能團結。所以，費氏承認這些團體之間的邊界並不清晰，按照不同標準劃分的團體之間，也確實存在複雜的歷史性的融合，但是，這些不能作為人為消弭團體間差異的理由，不能把國家與文化、語言、體質團體畫等號，即國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認中國境內有不同的文化、語言、體質的團體（即不同民族的存在），不能將尋求政治統合的目的凌駕於客觀的事實分析之上。謀求政治的統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種種族」以及各經濟集團間的界限，而是在於消除因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我們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費孝通的這篇文章是富有創造力的，它直接啟迪了半個世紀以後關於建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念的產生。更重要的是，費孝通在晚年提出的這個概念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事實解釋和政策應用的層面，他的反思實際上已經從方法論的角度對顧頡剛乃至以顧先生為代表的費孝通的老師輩學者們做了批判性的超越。
然而在當時，年輕的費孝通的「意氣用事」，卻引發了他始料未及的嚴重後果。受到駁難的顧頡剛本人，倒沒怎麼把這事放在心上，在接下來對費孝通的回應中，他甚至通過坦陳自己的政治目的來尋求與費孝通達成共識的基礎。顧頡剛苦口婆心地告誡費孝通，請他不要忽視嚴峻的戰爭形勢和現實情況，以及自己的「愛國心」——這種寫作背景，似乎是對自己兩難境地的表白。費孝通說他後來終於明白了顧的「愛國熱情」，以及「這種牽涉到政治的辯論對當時的形勢並不有利」，但是這種醒悟顯然來得遲了些——費孝通的文章令傅斯年震怒。在20世紀60年代披露的一封信中，傅斯年對費孝通的論述做了近乎人身攻擊的痛斥，並把矛頭直指費的老師吳文藻。傅斯年的這封信是寫給朱家驊和杭立武的，這兩個人正是中英庚款董事會——這個董事會掌管著吳文藻在雲南的主要財政來源——的董事長和總幹事。儘管還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傅斯年的態度與吳文藻的離職之間的關係，但事實是，就在傅斯年寫信後不久，吳文藻就因為財政資助受阻而不得不停止研究。恰好此時，他收到在重慶國民政府任職的清華同學顧毓琇、浦薛鳳的邀請，於是1940年冬天，吳文藻攜妻女離開雲南前往重慶。
吳文藻走後，他的主要職務和「學術召集人」的角色，主要由費孝通承擔下來。由於失去了中英庚款的支持，費孝通不得不想方設法從國內其他渠道，例如農民銀行、教育部等機構獲取資金支持。到1943年，他終於從雲南當地的實業家繆雲臺那裡獲得了一筆數額頗大的資助。不過，學者們付出的代價之一，是他們不得不把作為其學術淵源象徵的「燕京大學」的名字，從「雲大-燕大實地調查工作站」的名稱中勾去。
多年以後，費孝通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說當時他作為一個學成歸鄉的留學生，卻「一頭地鑽入農村去做當時社會上沒有人會叫好的社會調查」，是內心的責任感和歷史眼光的驅使，不過他們的工作，在當時並非無人叫好，而是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其中就包括社會學家陶孟和。
陶孟和：20世紀40年代的尷尬處境陶孟和是費孝通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前輩校友，但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卻幾乎沒有任何學術往來。現在所見的有關他們學術交往的明確記載，是在1940年秋天。當時，西南聯合大學農業研究所教授湯佩松，約集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的陶孟和與一批學人，以茶會的形式進行非正式的學術討論，議題的中心是戰時農業現狀與戰後農村重建。當時參與其事的，除了生物學家湯佩松和社會學家陶孟和之外，大多是年輕的經濟學者，他們隸屬於不同的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因為戰爭而聚集到昆明。在陶孟和提議下，費孝通參與了這個有點類似「席明納」（seminar）的學術討論，並且做了若干次報告。陶孟和曾經想把費孝通的這些報告結集出版，但最終未果。從此後出版的《費孝通文集》看，除了著名的田野考察報告《祿村農田》外，費孝通這個時期確實撰寫了不少有關戰時與戰後「三農」問題的文章，這些是否就是陶孟和所指的那些文章，現在已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想見，「三農」問題確實是那個時期他們共同關注的主題。
陶孟和
對陶孟和這位社會學前輩，費孝通似乎並不熟悉，也不熱情，但是陶孟和對費孝通的「羅致」，卻是出於深遠的學術考量的。陶孟和是最早在西方接受社會學訓練的中國學者之一，也是最早在西方出版有關中國的社會學著作的學者之一。但他回國後任職的北京大學卻長期沒有社會學專業系科設置，因此實際上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陶孟和缺乏高質量社會學研究的機構與制度支持，也沒有相應的團隊合作。直到1926年，由紐約社會宗教研究院資助，隸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社會調查部成立，陶孟和受聘擔任主任，他才有機會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調查並在技術上引進和改善若干西方流行的調查方法。但是陶孟和在社會調查所的處境並不順利，特別是他缺乏一支接受過社會學專業訓練的人才隊伍。除了早期李景漢曾短暫擔任過調查部研究主任外，陶孟和主持的研究機構裡的成員幾乎都為經濟學者，很少有專業的社會學背景。學術背景單一化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方法論的限制，因此，儘管這個研究機構搜集了大量調查數據，但卻無法更進一步對這些數據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從而得出對「中國社會」的總體認知（我們在下文將看到，這也是所謂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遭到質疑的主要方面）。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陶孟和才試圖引進在方法論和研究方向上都與原有學術團隊不同的「新鮮血液」，而費孝通正是這樣的人選。
然而時局的發展遠遠超出學者的預期。就在陶孟和剛開始籌劃他的「席明納」後不久，社會科學研究所不得不再次遷往四川宜賓李莊。這次搬遷，是一次異常艱難的跋涉，甚至當陶孟和和他的同事們拖家帶口，已經在巴蜀群山間顛簸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到達目的地宜賓李莊後可以在哪裡落腳。
到1940年底，吳文藻去了重慶，費孝通留在昆明，陶孟和則輾轉到了宜賓農村。如果歷史定格在這裡，三位社會學家可能不再會有任何意義上的「交集」，然而，時局的發展帶給社會學家的，不僅僅是生活上的艱辛與磨難，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學術生命又因此發生了某種聯繫。或者說，學術被捲入了現實政治的漩渦。
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國東部半壁江山落入敵手，行政與文化中心西遷。情勢的變化，使得最高當局不得不把「西南、西北交通經濟建設的發展」作為「長期抗戰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在學術界內部，如果說一年前費孝通與顧頡剛的那番爭辯還主要限於「學術」範圍以內，那麼自1941年以後，按照戰時實際政治需要，高度整合學術資源就已經成為非常明顯的趨勢。其中一個表現，就是研究邊疆的熱潮與「邊政學」的興起。
在重慶，吳文藻的職務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的參事，工作的內容則是對邊疆、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處理意見。他同時也是蒙藏委員會的顧問和「中國邊政學會」的常務理事，《邊政公論》雜誌的編審人。在吳文藻的邀約下，包括陶雲逵、李景漢、柯象峰、徐益棠、凌純聲、言心哲、李安宅、李有義等在內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成為《邊政公論》的主要撰稿群體。
陶孟和也被捲入邊疆研究的潮流中。1941年，他的上司，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就在號召學者「到西北去」。1942年，蔣介石降服新疆軍閥盛世才後，更提出「西南是抗戰根據地，西北是建國根據地」的主張，自此議論中國西北地區開發的主張不絕於耳。出於自身的研究興趣與現實關懷、最高當局的言論鼓動以及時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的激勵，朱家驊希望陶孟和領銜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為學術界「進軍西北」的先鋒。對這項多少「政治化」了的學術行動，陶孟和相當熱心，他很快擬定了搬遷與研究方案。除了出於愛國良知和服從命令的心理之外，陶孟和此舉的目標之一，是試圖藉此機會實現在昆明沒有完成的擴充和完備學術隊伍計劃，因此在他的計劃方案中，添聘費孝通、李安宅等社會學家成為重要環節。然而陶孟和的計劃，卻最終未獲得行政當局的認可，特別是他擴充學術隊伍的旨意，遭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強烈反對。1943年夫人沈性仁的去世，給陶孟和帶來了相當沉重的打擊。自此，陶孟和的學術夢想幾乎全部破滅。
（本文摘自陸遠著《傳承與斷裂：劇變中的中國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商務印書館，2019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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