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城鄉關係成為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從鄉村立場出發，對城鄉關係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注和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相成相剋」的概念，認為相成與相剋之間的張力影響和決定著中國城鄉關係的歷史演變。傳統中國的城鄉關係，雖然存在著城鎮對鄉村的統治和剝削，但更多的是一種「交流平衡」和「有機調整」的「相成」。「相成」的關鍵，是「農工一體」的農家經營模式下手工業生產的作用。近代以來，城鄉關係由「相成」轉變為分裂和對立的「相剋」，即都市對鄉村的索取加大，吸附了大量鄉村知識精英，對鄉村手工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農民生活貧困化。解決城鄉「相剋」和實現城鄉「相成」之道，重在鄉村社會經濟建設，尤其是要恢復和發展鄉村工業。但鄉村工業不完全是傳統的手工業、副業，而是逐漸趨向機器化，並建立鄉村工業合作社組織。時至今日，費孝通「相成相剋」和建設鄉村工業的理念依然閃爍著光芒。
關鍵詞：城鄉關係 相成相剋 鄉村工業
作者簡介：李金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城市和鄉村是在一定區域內共同存在的兩個實體。城市與鄉村的關係或城鄉關係，包括經濟關係、政治關係、社會關係等諸多方面。城鄉關係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大分工的歷史產物，在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社會早期，隨著城市的出現而產生。在中國近代，城鄉關係問題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才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討論。這一討論，與中國政治、經濟和思想的變動有極為密切的關係。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鄉村危機與復興鄉村的交疊聲中，各種鄉村改造的思想、方案紛紛出籠。在此過程中，關於城鄉關係的討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僅出現的時間稍晚，聲音也比較微弱，那時各界所關注的核心不是城鄉關係，而是鄉村和城市各自的命運。就費孝通而言，他關注最多的也是鄉村而非城鄉關係，對城鄉關係的論述在其成果中僅佔較小的部分，但他並未忽視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而是從鄉村視角對城鄉關係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費孝通是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倫敦大學、雲南大學、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求學、任教，對江南、雲南等地鄉村進行了一系列實地調查和深入研究，發表了不少享譽海內外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對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危機與出路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提出了諸多發人深省的見解。其中關於城鄉關係（更多是經濟關係）的研究，既有專門文章，也有相關著述。主要論文有：1933年10月的《我們在農村建設中的經驗》，此為費孝通第一篇對城鄉關係有所涉及的論文。同年11月的《社會變遷中都市和鄉村》，是他第一篇專門探討城鄉關係的論文。此後費孝通對城鄉關係反映較多的作品有《復興絲業的先聲》《江村經濟》《中國鄉村工業》《祿村農田》《內地的農村》《鄉土重建》《關於「鄉村工業」和「紳權」》，專門研究城鄉關係的著述有《鄉村·市鎮·都會》《論城·市·鎮》《損蝕衝洗下的鄉土》《關於「城」「鄉」問題》《城鄉聯繫的又一面》等。費孝通坦率地承認：「我曾想逐漸踏進更複雜的市鎮社區，可是因為種種限制，我並沒有如願以償……至於比市鎮更複雜的都會，我還不敢作任何具體的研究計劃。」正因為此，其「知識偏重在鄉村方面，所以我看一個問題時也不免從這方面入手」。也就是說，他主要是從鄉村視角來分析城鄉關係的。不過，費孝通畢竟是在縣城出生、成長，並在大城市求學、任教，對城市經濟和城市生活不乏豐富的感性認識，這對他思考城鄉關係是有益的。
一切思想、學說的產生，都與前人和同時代學者有或多或少的關聯，費孝通對中國鄉村以及城鄉關係的見解也是如此。據筆者對其1949年以前發表論著的全面檢索，引用或評論約計82位學者的觀點，其中國內20人，國外62人。國內學者包括吳文藻、潘光旦、陳翰笙、顧頡剛、冀朝鼎、嚴復等。相比而言，國外學者對費孝通的影響較大，包括馬林諾夫斯基、史祿國、派克、布朗、託尼、戴樂仁等。從以上學者的論著中，費孝通主要是受到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啟發。就城鄉關係而言，馬林諾夫斯基、託尼、戴樂仁和費達生對他有過直接影響。
與同時期其他學者不同的是，費孝通將新學訓練與調查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城鄉關係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意義的「相成相剋」概念，並以此為中心，對歷史上和現實中城鄉關係的一些具體問題展開了分析。也正因為此，費孝通成為同時代中對城鄉關係研究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但不無遺憾的是，對於這一頗具思想史價值的學術貢獻，無論是歷史學界還是社會學界，迄今都未曾給予應有的重視。如果說學界對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比較熟悉，那麼對「相成相剋」則是比較陌生的，更缺乏具有學術意義的專門研究。基於此，筆者試圖通過解讀費孝通比較零散的文本，並將之置於近代尤其是民國以來的社會實際以及與同一時代相關學者的比較中進行考察和評判。
時至今日，距離費孝通當年的調查、研究和闡釋已經過去七八十年了，但中國城鄉關係的問題並沒有消逝，「相成相剋」的內在張力依然延續。如何處理好城鄉關係，如何實現城鄉的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依然是中國社會經濟建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為此，我們既要關注現實，也要追溯歷史，建立現實與歷史的連續性，尤其要挖掘歷史上曾經產生的思想智慧，和現實思考緊密聯繫起來。在此意義上，加強對費孝通的「相成相剋」說的研究和闡釋，對今天的城鄉建設一定會有所啟迪。
一、城鄉關係「相成相剋」概念的提出
城鄉關係「相成相剋」的概念，是費孝通1947年4月正式提出的。他發表的《鄉村·市鎮·都會》一文，第一個小標題就是「相成相剋的兩種看法」，在正文中提出「對於中國鄉村和都市的關係有相成和相剋的兩種看法」。1948年3月發表的《關於「鄉土工業」和「紳權」》一文，他又指出：「我認為城鄉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都有相成相剋的兩方面，在歷史的演變中，雙方的分量常有輕重的變化。」這一表述，已不限於「相成相剋」，還提出雙方的分量在歷史演變中常發生輕重的變化。那麼，何謂「相成」，何謂「相剋」，又何謂「雙方的分量常有輕重變化」呢？
「相成」是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費孝通看來，「相成」是城鄉關係的一種理想化狀態，帶有「應當」的意味。費孝通關於城鄉關係中的「相成」的一段表述，在他城鄉關係論中具有綱領性的作用，實際的城鄉關係是以此為標準上下浮動的。他認為：「從理論上說，鄉村和都市本是相關的一體。鄉村是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它所生產的並不能全部自消，剩餘下來的若堆積在已沒有需要的鄉下也就失去了經濟價值。都市和鄉村不同，住在都市裡的人並不從事農業，所以他們所需要的糧食必須靠鄉村的供給，因之，都市成了糧食的大市場。市場愈大，糧食的價值也愈高，鄉村裡人得利也愈多。都市是工業的中心，工業需要原料，工業原料有一部分是農產品，大豆、桐油、棉花、菸草，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工業原料比了糧食有時經濟利益較大，所以被稱作經濟作物。都市裡工業發達可以使鄉村能因地制宜，發展這類經濟作物。另一方面說，都市裡的工業製品除了供給市民外，很大的一部分是輸入鄉村的。都市就用工業製造品去換取鄉村裡的糧食和工業原料。鄉市之間的商業愈繁榮，雙方居民的生活程度也愈高。這種看法沒有人能否認。如果想提高中國人民生活程度，這個鄉市相成論是十分重要的。」這一闡釋表明，所謂「相成」就是城鄉經濟相互需要、相互補充的一種理想狀態。
所謂「相剋」，顯然是離開了「相成」的標準。費孝通指出：「從過去歷史看，中國都市的發達似乎並沒有促進鄉村的繁榮。相反的，都市興起和鄉村衰落在近百年來像是一件事的兩面。」也就是說，城市與鄉村之間是對立的，反相成的。而所謂「雙方的分量常有輕重變化」，則是二者的比重常互有變動，相互之間的張力形成城鄉關係的不同面向，或相成相剋並重，或偏向相成，或偏向相剋。
在費孝通之後，另一社會學學者袁方於1948年6月也發表文章談到了城鄉關係的「相成相剋」問題。他指出：城鄉關係大體上說來有相成相剋的兩方面，「城市離不開鄉村, 鄉村也離不開城市, 彼此互相依倚, 構成一體, 這是相成；城市剝削鄉村, 榨取鄉裡人的血汗, 或是鄉裡人圍困城市, 革城裡人的命, 彼此對立衝突, 這是相剋。從相成方面看，城鄉是朋友，從相剋方面看，城鄉是仇敵……城鄉關係，雖因時因地有不同的表現，可是這種表現不在它是朋友，或是仇敵，而是在『敵乎？友乎？』的格局如何相成相剋的湊合。」這一表述與費孝通的上述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沒有像他那樣對「相成」作出深入的解釋。袁方時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師，與費孝通為同事。抗戰期間二人曾為師生關係，費孝通的《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一文，袁方參與過討論和寫作。抗戰勝利後，袁方也是費孝通主持「皇權與紳權」的討論班的核心成員之一。
費孝通提出「相成相剋」的概念並不是偶然的靈機一現。追溯他此前發表的論著，其實早就有跡可循了。1933年，費孝通在《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一文指出：在討論中國鄉村和城市的問題時，中國的都市有兩種不同的性質。第一種是舊式的「城市」，如蘇州等。這種城市的出現，不是由於工商業的發達，而是在於一輩脫離土地工作、依收租為生的地主們安全的要求。從經濟上論，這是一種消費的集團。第二種是新興的都會，如上海等，它們是西洋文明東渡的產物，是現代的，最重要的是工業和商業，所以是生產的集團。「論中國都鄉關係的，往往不分此種差異，熟悉前者的，常認為兩者在經濟上是衝突的。消費者的增加，資本的耗費，自然對於農村有極壞的影響。熟悉後者的，則認為兩者是相成的，因工業和農業本來互相賴以發達的。」在這裡，費孝通對城鄉關係已有「衝突」與「相成」的概括。1934年的《從「社會進化」到「社會平衡」》，雖然是討論人類生活與處境之間的關係，但費孝通的「相成相剋」的概念已初具雛形。他認為：因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處處和環境周旋。處境不同，處境有變，文化跟著也要有變。「人們的處境實可以分為相成相剋的兩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給生活的資源，相剋的就是和自己競爭獲得此種資源的一切勢力。」「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則自然的資源愈難得，除非想別的辦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會組織複雜化，使個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維持生活。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剋一方面，即競爭的增加……在人類的處境中，相成相剋的雙方都有一種潛在的趨勢。」1937年的《從社會變遷到人口研究》，同樣不是討論城鄉關係，但費孝通也提出了「相消相成」「相成相剋」的說法。他根據馬林諾夫斯基的結構功能理論指出：通過「接觸情境」來明了現實社區的變遷過程，即新環境、新勢力與傳統勢力、傳統環境「兩種勢力相消相成的場合所造下的一切狀態」。如果將這一理論應用於研究中國社會變遷，則為新的「動變勢力」與傳統的「抗變勢力」所導致的「變遷事實」，「是相成還是相剋？」1946年，在《人性和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一文中，費孝通又談到「相輔相助」「對立」與「相成」。他指出：從理論上來說，農業和工業是相輔相助的。都市的興起，人口集中在都市裡，增加農產品的需要，促進工業原料品的生產，都市的繁榮也就是農村的繁榮。人和物不是對立的，不像現代文明中，人和機器一般的隱藏著惡感；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裡完成他的生活。這一闡述與他在1947年提出城鄉關係的「相剋相成」已經非常接近了。
二、傳統城鄉關係的「平衡」與相成
中國城鄉關係的歷史演進，核心問題是傳統、近代及其關係。傳統與近代既有連續性，又可能呈現為斷裂狀態。費孝通對中國傳統城鄉關係與近代城鄉關係都有所涉獵，從發表時間來看，後者甚至早於前者，他對近代城鄉關係的關注20世紀30年代初就已開始，而對傳統城鄉關係的研究則是40年代以後了。費孝通對傳統城鄉關係的研究主要有兩個介入途徑：一是在研究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時，憑藉著對歷史文獻的一些了解，對傳統城鄉關係有所追溯；二是從位置較為偏僻、經濟落後地區的調研中，找到傳統城鄉關係的蛛絲馬跡，最終目的仍是為了說明近代以來，尤其是他本人所處時代城鄉關係的變動。
對傳統城鄉關係，鮮有具體研究成果。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城鄉關係史及其特徵做過宏觀的描述和概括，認為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城鄉關係一般經歷了城鄉一體、城鄉分離和城鄉對立加劇的過程，並預測共產主義社會將達到城鄉關係的融合。其中，自從有階級的社會產生以來，城鄉關係基本上處於分離和對立之中。在中國學界，1947年，社會教育家童潤之和經濟學家姜慶湘結合國內外歷史，也做過簡略的總結。童潤之時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教授，他認為：「一部社會演進史，大體可說是都市對鄉村的壓榨史。……在昔奴隸與封建時代，特權階級大抵留居鄉村或城堡裡，對一般農民作面對面的直接剝削。」姜慶湘時任上海《經濟日報》主筆，他認為一切階級的社會都是都市與農村對立的社會，不過它們相互之間對立的程度、範圍與方式，卻因各個個別國家民族的社會發展條件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對中國歷史而言，「經歷了奴隸、封建以及當前這個畸形的過渡階段，但就我們的都市對農村的關係而言，卻無論是在這當中的任一社會階段，仿佛都是都市在農村扮演著剝削與支配的角色。」上述觀點，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釋有類似之處，都特別強調城鄉關係的對立、城市對鄉村的壓榨。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否定中國傳統社會已成為潮流。然而，費孝通對中國傳統城鄉關係史的解釋卻沒絕對化，不僅沒有完全予以否定，反而認為主要是相成的。從理論上說，這一觀念應該受到他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功能論的影響，即一種傳統制度總有它的作用。
在對中國傳統城鄉關係的理解中，首先是如何界定關係的一方——「都市」？在費孝通看來，主要是指「市鎮」，有時也指作為政治統治中心的都市，甚至二者經常是合一的。但無論是市鎮還是都市，都和現代城市不是一個概念，它們不是工業中心，而是官僚、地主的居住地和農村貨物的交易場所。基於此，費孝通所理解的傳統市鎮、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關係，就不是近代以後主要表現為工業和農業差別的城鄉關係，而是更多地表現為貿易關係。所謂「相成」，指的就是貿易關係。
農民與都市進行貿易主要發生在市鎮，而非縣城以及更大規模的都市。譬如雲南昆明，雖然是商業發達的大城市，卻不是農民所依賴的市場，在這裡進行交易的是昆明居民以及各縣城來採辦的商販。在昆明附近六七個很大的市集，俗稱街子，這裡才是農民的商業交易場所。甚至有的縣城不設集市，如呈貢縣，市集設在離縣城約15分鐘的龍街。費孝通認為，縣城與街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社區，縣城選址首先要考慮治安問題，一般選擇在易守難攻的地方；而街子以商業為目的，地點在交通要道，四周農民容易到達。他肯定地認為，此類在鄉村貿易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小市鎮在中國各處都有，在當時經濟相對發達的太湖流域尤為普遍。以費孝通的老家江蘇吳江縣為例，這是他最先進行鄉村調查的地方，縣城在商業上遠不及該縣的震澤鎮、同裡鎮。這就是說，在傳統社會中，政治中心不一定是經濟中心，恰恰是這些市鎮為城鄉貿易提供了空間的便利。
農民與市鎮的貿易聯繫，主要是農產品、手工業品在市鎮的交易。費孝通認為，鄉村是中國經濟的重心，不僅是農業生產的中心，也是手工業生產的中心，正是這種農工一體的經營模式形成中國傳統經濟自給自足的根本特色。不過，農民的日常生活和農業生產不可能所有物品都能做到自給自足，仍需要進行買賣交易，到市鎮換取鄉村不能生產的物品。在民國時期，有的地方甚至還保留了以貨易貨的方式，「帶著貨物上街的人，還是帶了其他貨物回家的」。更有一些農民尤其是佃農，通過出賣手工業品，使得一部分資金回流到鄉村。這就是費孝通所說的，「它在租稅的項目下輸出相當資金，而藉家庭手工業重複吸收回來一部分。鄉鎮之間，似乎有一個交流的平衡」。「交流平衡」是傳統城鄉貿易最為顯著的特徵，正是由於「平衡保持得住，土地權不會大量外流」。
與農民所提供的產品相比，城鎮裡生產的大多物品對農民來說不是不可或缺的。抗戰時期，費孝通在雲南祿村調查時發現，當地都市供給農村的物品，就不是農民生活中長期需要的，這些物品的缺乏不會影響到農業生產。因為農業生產的工具不但簡單，而且都是可以長久使用的。所以，「我雖不說中國農家全是自給，但是我卻認為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可以自給的」。雲南鄉村是相對落後的，「還不能脫離傳統的農村社區」，其城鄉關係帶有傳統特點是不奇怪的。
在城鄉貿易的「平衡」中，費孝通高度肯定了手工業所起的顯著作用。他認為鄉村工業幫助了農業，進而維持中國這樣龐大的鄉村人口。手工業甚至鞏固了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維持了佃農生活。因為在租佃制下，經營小農場上的佃戶不能單靠土地維持「不飢不寒」的生活水準，鄉村工業作為一道「防線」擋住了佃戶和地主之間的嚴重衝突，「那是手工業津貼了土地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地主拿走農民所屬土地收入的一半，農民還是能通過經營手工業，休養生息而維持基本生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農業技術、勞動需求、人口範圍、農場面積、鄉村手工業、地租數量和地主權利是一種真正的「有機調整」。只要這種「調整」給予農民一種「不飢不寒」的生活，傳統中國社會就可以繼續維持，一切經濟制度如果不能保證這樣一種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是不能持久的。這裡所提出的「有機調整」，是費孝通在「交流平衡」之外又一重要概括。這一評價也為闡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衰落以及對城鄉關係分裂的影響埋下了伏筆。
正是由於城鄉之間的交易平衡和有機調整，費孝通才對傳統城鄉關係給予了相成的肯定：「那種我稱作鎮的社區，因為是偏重於鄉村間的商業中心，在經濟上是有助於鄉村的。」從當代學者的研究來看，這一狀況類似於歐洲古典時期的城鄉關係。歐洲古代社會分古典時期和中世紀時期，兩個階段的城鄉關係並不完全一致，古典時期的城鄉分化還不明顯，農村在經濟上是獨立的，是整個社會財富的主要來源。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農村，但在經濟上對農村具有依賴性，城鄉經濟基本處於一種統一狀態。
此外，中國傳統城鄉關係的「相成」還表現在政治與社會結構上，主要是士紳在鄉村所發揮的作用。中國有葉落歸根的傳統，在科舉時代，鄉下人在城鎮遊學，到都市考試，只是短期的，並不放棄祖居，這就是費孝通所說的，「考了秀才，中了舉人，點了翰林，他可能始終是一個鄉下人」。之所以如此，在傳統社會中，都市並未表現出比鄉村更明顯的優勢和吸引力，即便為官在城，終究也要告老還鄉。這一傳統為鄉村社會保留了士紳和地方人才。這些人物不但不損蝕本鄉的元力，「對於地方事業的負責可以說比任何其他國家的中間階級為甚。即使我們說這些人服務地方為的是保障他們自身的地主利益，是養雞取蛋的作用，我們也得承認這和殺雞取蛋是大大不同了。」儘管傳統士紳主要是地主，「他們可能在土地制度之內剝削農民，但是鄉間財富並不大規模的外流。以整個社會說，有如叉麻將，叉來叉去，最後不會有太大的輸贏。」總之，城鄉之間的人才渠道是暢通的，對鄉村是有益的。
費孝通對傳統城鄉關係偏於肯定的解釋，受到一些學者的非議，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為地主階級唱讚歌。如前文提到的姜慶湘就認為，在費孝通的眼中，傳統社會的城鄉經濟對立始終未曾存在過，而且抹煞了地主對農民剝削的歷史。這一評論當然有所偏頗，其實費孝通在對傳統城鄉關係予以肯定的同時，也未否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城鎮對鄉村的剝削關係，主要是指城鎮地主對農民的租佃剝削、利息剝削以及國家對農民的賦稅剝削。中國土地分配集中，缺乏土地的農民租種佔地較多的地主的土地，由此形成租佃經營者和租佃農民之間的剝削關係。在費孝通看來，地主出租了土地，「自己就離鄉住入較為完全的城裡去。在鄉間做個小小富翁並不是件太安心的事，那是我們中國人的普通經驗，用不著我來舉例作證的。那些地主們在他們住宅周圍築個圍牆，可以保衛。他們有資本可以開典當鋪，可以在谷賤時收谷，谷貴時賣谷，可以放高利貸，可以等鄉間的自耕農來押田借谷，過一個時候賤價收買。」至於國家對農民的賦稅剝削，費孝通認為，這一剝削主要表現為都市尤其是作為政治中心的都市（以官僚地主為基礎）對鄉村的統治和剝削。不過，他對於這一層關係的論述較少。
如果用費孝通所界定的城鄉「相成」的理想標準來衡量，中國傳統城鄉經濟的確不能說是完全「相成」的，因為二者並沒有形成相互需求、相互補充的狀態。鄉村經濟基本上可以不依賴城鎮而生存，而城鎮卻離不開鄉村，城鎮通過對鄉村的剝削而生存，一定程度上對鄉村是「相剋」的。也正因為此，費孝通也曾表達過，這種城鄉關係是一種「片面關係」。不過，如果僅從經濟關係而言，城鎮對鄉村的確不存在明顯的「相剋」，因為鄉村產品幾乎單向進入城鎮，而城鎮少有回流的產品進入鄉村，這就等於出多入少的「順差」或者導致了費孝通所說的「交流平衡」。農民能夠從產品進入城鎮的獲利之中，一定程度地抵禦了繳納地租、賦稅和利息的「相剋」，對鄉村是利大於弊的。
與費孝通相比，當代學者對傳統城鄉關係的研究，也看到了城鄉貿易的單向流動，城市並不比農村有更明顯的優越性和吸引力。但有所不同的是，多數學者是依據馬克思所說的「無差別統一」或城鄉一體化、同一性來概括的，而未吸收費孝通「交流平衡」「有機調整」的「相成」概念。
三、近代城鄉關係的相剋與分裂
如果說中國傳統城鄉關係處於一種「交流平衡」和「有機調整」的狀態，相成遠大於相剋，那麼到了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則發生了相反的變化，城鄉關係之所以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原因即在於此。1947年，費孝通指出：「我們的歷史不幸走上了使兩者相剋的道路，最後竟至表現了分裂。這是歷史的悲劇。」但所謂相剋，並不是你克我和我克你的互克，而「只是依一方面而說，就是都市克鄉村。鄉村則在供奉都市。」費孝通還用「癱瘓」而不是「崩潰」來形容鄉村衰落，「在鄉土經濟中崩潰卻似乎不容易發生，會發生是癱瘓的現象……所謂崩潰是好像一部機器因為零件脫落而陷於停頓，是一種有類於機械性的現象；癱瘓是構成一個有機體的各個不太相關的細胞的破壞，它所給全體的影響並不是致命的，而是逐漸的，虧耗性的，有一點相類於生物性的現象」。但癱瘓比崩潰還要糟糕，因為現代工業國家的經濟危機並不是每一部門的敗壞，而常是某一部門受到阻礙或是活動周轉不靈，只要把「零件修好」或是阻礙活動的因素矯正了，又可以重上軌道、照常運行，危機之後可以接著復興甚至繁榮。但癱瘓卻是「每個細胞的逐漸在癱瘓，病害得重得多，是沉痾不是險症」。
對此現象，同一時代也有其他學者提出過類似的意見，在時間上比費孝通還早。譬如，1933年，四川大學農學院教授藍夢九發表文章指出：「都市譬如湖海，農村猶如湖海周圍的河流，河流中間的水，日夜不停地集注於湖海，而湖海具莫大的吸水力，使河流乾涸。……都市使其生活的奢侈增高, 實掠奪農村之生活而致者，都市酒肉臭，農村饑寒迫，奢侈淫靡的都市造成社會的萬惡。」1937年，張騰發也指出：都市愈發展，農村愈破產，都市的繁榮與農村的凋敝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現象。與此相比，在殖民地化過程中邁進著的中國，城鄉矛盾更加尖銳，更加複雜。進入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關注城鄉對立的學者明顯增加，有姜慶湘、童潤之以及萬典武、王亞南等。不過，與費孝通相比，他們都沒有給出「相剋」這樣高度概括性的結論。
那麼，城鄉對立與分裂的具體表現有哪些，何以導致這種結局呢？費孝通主要從三個方面做了闡述：
第一，近代以來都市對農村的索取比傳統時代嚴重得多，都市更加離不開農村的供奉了。近代以來所謂都市，主要是指新興的通商口岸，也包括其他以推銷和生產現代商品為主的通都大邑。從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城市，既不同於傳統城鎮（市場鎮和駐軍鎮），也明顯區別於西方的大都市。費孝通認為，紐約和倫敦那樣的西方都市可以看作一個廣大經濟區域的神經中樞，中樞的發展就代表了核心區域的發展，它們是聯繫在一起的。通過這種關係，促進了不同區域的勞動分工和經濟分工，這是一個城鄉相成的都會形式。但中國的上海等通商口岸卻有所不同。首先，它不是普通的現代都會，不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區域中心，而是一個被外國列強政治條約所打開的通商口岸。它不是一個像紐約或倫敦那樣從它們自己的核心區域經濟發展中成長起來的城市，而是西方掠奪對中國經濟衝擊的結果。通商口岸的繁榮並不意味著內地的繁榮，它們代表的不是互相發展，而是一種超經濟的力量統治不發達地區的方式，在很長一個時期它們是和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相偏離的。它們作為外國商品進入的門戶，在經濟上只是一個缺口，一種漏卮，不斷地流出中國的財富。有的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商業是互利的，外國商品的輸入必然由其他商品的輸出而平衡，否則的話貿易會停止。費孝通卻認為，這隻適用於紐約、倫敦，卻不適用於上海，上海輸出的是中國的原材料，或者說從農村得到的工業原料，而且當貨物的輸出不能保持貿易平衡時也輸出金銀，輸出商品並沒有得到相等價值的進口商品。其次，上海等通商口岸與傳統市鎮又有類似之處，即它們都主要是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社區。不同的是，二者的消費來源有別，傳統市鎮的消費品是當地或者是附近所生產的，而通商口岸消費的商品大多卻是從外國進口的。外國商品的主要市場之所以在通商口岸（或國際租界），是因為這些地方吸收了所有那些不能待在內地的人，這些人大多數是帶錢到租界來花的。這些錢不是來自於通商口岸本身，而是周圍的農村，各種吸管把從中國農村吸出來的財富輸入這些口岸。所以，費孝通認為，即便是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上海，也是一個工業不發達的都市，它是被供養著的，是用了從鄉村裡剝削來的財富換取外國工業品來消費，這是城鄉相剋的形式。當然，所謂「從鄉村裡剝削來的財富」，費孝通並沒有明確所指，但顯然是前述傳統城市對農村的租賦剝削，並且由於近代都市增加了洋貨的消費，向農村的索取更加嚴重了。
與費孝通相比，其他學者也多強調近代都市對農村的剝削關係，但分析角度有一定的差別。譬如農業經濟學者杜修昌，當時任職於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他主要從農民與工人之間生產與消費關係的角度，分析都市對農村榨取的問題。他認為，從縱的方面說，農村的金錢概為都市所吸收；從橫的方面說，農民是生產者，都市工人是消費者，都市工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是農民的生產物，這是都市榨取農村的一種形態。反過來，因交換經濟的發達，農村已失去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農民的消費品大都由都市而來，物品價格隨著都市工人生產費用的增加而增加。由於農民不得不消費高價的商品，這種賤賣貴買的關係又構成都市榨取農村的一種形態了。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如費孝通所論全面和深刻。
第二，都市工業的發展，導致鄉村手工業的衰落以及農民生活的貧困化。這是費孝通所論都市克鄉村的核心。如前所述，費孝通所謂傳統城鄉關係的「交流平衡」和「有機調整」，主要是因為家庭手工業在農家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近代以來卻發生了相反的動向，「交流平衡」和「有機調整」開始崩潰了。他指出：「一個重要的齒輪——鄉村手工業脫落了。……隨著鄉村工業的衰落，對農民而言，維持一種最低限度生活的傳統調整機制失去了效力。」
農村手工業之所以衰落，根源在於和都市工業的市場競爭中完全處於劣勢。都市工業品，即機器製造品，無論是成本還是出品質地都比手工業產品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費孝通指出：機器所用的是無生能力，富有累積性和正確性。手工業用的是有生能力，限於一個人的或若干人能加得起來的體力。這種能力不但不易累積，而且不易正確。因此，機器生產超越了手藝生產。人工要和機器去競爭，有如挑夫對飛機火車一般望塵莫及，若單就抽象的手工業和機器工業來講，手工業確是處在不利到無法抬頭的地位。江南繅絲工業擊敗了傳統蠶絲手工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傳統的手藝敵不過現代的機器，土絲的價格因市場的日縮，一落千丈，竟至不能支付生產的成本。結果，國內蠶絲市場隨之縮小。市場縮小的結果帶來了農村地區傳統家庭蠶絲手工業的破產。在機器製造品裡面，洋貨的輸入是更為致命的。費孝通指出：中國手工業的「地方產品」成了劣等物的同義詞，「費了較高成本製造出既不雅觀，又不適用的土貨，怎能在既便宜又漂亮的洋貨旁爭得購買者呢？……引起了鄉村裡無數靠著製造土貨的工人們的失業」。在傳統社會，鄉村手工業還可以脫開城市而發展；而在近代大機器工業面前，依靠手工的農民是沒有抵抗力的。
一般來說，現代機器工業取代手工業是歷史的進步。然而，進步並不是對所有人都有利，對於中國農民而言就產生了痛苦的結果。費孝通指出：「我們中國的經濟已犯了一種絕症」，以往用來幫助農業來養活龐大農村人口的手工業，因機器的發明而淪於不可救藥的地位。手工業沒有了希望，也就等於說中國農村經濟沒有了希望。他以江村蠶絲業的衰落對農民的影響為例，做了兩個方面的闡釋：首先是入不敷出。當蠶絲業興旺時，佃戶儘管要繳納租米，大量財富從鄉村流入城鎮，但他們仍能從手工業品的銷售中獲得利潤得以補償，維持足夠的生活水平，並用於應付經常發生的災難和昂貴的禮節性開支。但蠶絲業蕭條之後，村裡的平均收入減少了1/3，而消費和社會義務方面的開支仍然像過去一樣，結果自然是虧空。其次，鄉村地權外流和佃戶數量增加。土地問題雖然早已存在，但在手工業興盛的時代，問題不是很嚴重。手工業衰退後，農民入不敷出，不得不向城鎮富裕的地主或高利貸者借債。借貸僅靠個人信用是不可能的，抵押地權成了唯一的出路。當不能按時償還債務時，地權就不得不轉移出去，有田的農民也就降為佃戶了。在江村調查時，費孝通發現全村已有70%的人家成了沒有田的佃戶。
在農民土地向城市流失的問題上，費孝通受到英國經濟學家託尼的啟發，但有較大的修正。他認為託尼的《中國的土地與勞動》是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生活最好的一本書。託尼指出：在中國農村的某些地域，「又出現了另一種地主階級，即在外地主階級。在外地主並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的鄉村，他們和農業的關係純粹是金融關係」。他認為靠近都市的農業生產力高，有吸收都市資本的傾向，因此都市資本較多流入農業中。譬如在廣州和上海鄰近地帶，農民中的佃戶分別高達85%和95%。而在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及河南等傳統農業區，據說有2/3的農民是土地所有者。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不僅引用了託尼的觀點，還認為該觀點在太湖流域的江村得到證實。不過，費孝通在調查雲南祿村之後，發現這裡的土地狀況是託尼的觀點無法解釋的。祿村的單位面積產量比江村多，但事實上這裡的地權卻很少流失到市鎮。費孝通認為，其中的奧秘仍在於手工業，「若是要解釋江村佃戶充斥的現象，我們決不能忽略了該地手工業崩潰的事實。用手工業崩潰和現代工商業勢力的侵入來解釋江村土地制度的現象」。反之，「若是一個原來就不靠手工業來維持的農村，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脅，決不會那樣嚴重」。所以，他非常自信地說，「是我個人的一種見解」。
為了進一步說明都市工業對鄉村工業的破壞及其影響，費孝通還進行了逆向論證。他發現，抗戰時期的大後方農村一旦與都市隔絕，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反而得到了改善。這一見解，呼應了他對傳統城鄉關系所說的「相成」論。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例，抗戰爆發後，很難依靠都市企業來滿足。因為沿海都市工業遭到破壞，政府又限制日用品的進口，外國日用品不能大量的輸入；而在敵機轟炸之下，後方都市也不易建立起大規模的工廠企業；在國防需要之下，政府盡力維持的工業也大都偏於軍需性質。如此一來，日用品的供給只能留給鄉村工業自行解決。鄉村工業一旦脫離了洋貨和機器產品的競爭，竟走上了繁榮之路，到處可以聽到各種手工機器的聲音。在都市附近的鄉村，經營這些手工業的農民，謀得了利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比以前吃得好了，衣服穿得整齊了，新建築比以前加增了。由此導致「鄉村沒有了都市是件幸事……老百姓所求之不得的。」這一現象，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極具諷刺意義的一幕！
費孝通還發現，鄉村手工業的衰敗不僅影響了鄉村，還影響了都市。因為都市不能孤立地發展現代工業，「如果鄉村不能繁榮，農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業儘管現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廠裡出產的貨品試問向哪裡去銷售？工廠不是展覽會，不是博物館，沒有市場就得關門。」這一點其實與傳統社會有一脈相承之處，城市終究不能離開鄉村而順利發展。
不僅如此，手工業的衰落還導致了租佃衝突乃至社會動蕩，這是更大的社會問題，費孝通指出：當地主下鄉收租時，發現他們的佃戶並不像以往一般馴服了。地主也許不明白為什麼佃戶變了，他還是收取和以往同樣的租額，並不是過分的要求，但佃戶們眼裡的收租者變成了來要他最後一粒谷的催命鬼，「看不見的是沒有聲音的西洋工業勢力，它打碎了傳統有機配合中的一個齒輪，那一個地主本來不關心而其實是保證他們特權的齒輪，鄉土工業。」在此基礎上，費孝通預言，鄉村工業的崩潰既然打擊了地租的基礎，也就決定了地主階層的命運，而失去手工業的農民也會引起社會擾動，「這些問題，決不是杞人憂天之類，若不及早預防，遲早會逼到我們頭上來的」。費孝通的提醒，已經在中國革命的浪潮中得到了驗證。
第三，精英離村進城及其對鄉村社會的負面影響。與傳統社會中的落葉歸根傳統相比，近代尤其是民國以來，「以官為家」以及鄉村精英脫離鄉村的現象成為常態。費孝通感嘆道：「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鄉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復為鄉土所用，這是目前很清楚的現象。」
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與清末科舉停廢和新式教育的興起有關。費孝通發現，來自鄉村但已受到新式教育的畢業生，不是不願回到鄉村，而是由於與鄉村格格不入，不能回鄉村了。譬如大學生，幾年的離鄉生活已把他們和鄉土的聯繫割斷了，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化使他們覺得自己異於鄉下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伍了。「他向哪裡去找可以應用他在大學裡所學得的那一套知識的職業呢？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可以，大才無法小用也可以。」不只大學，中等教育與鄉村也是不合拍的。費孝通在雲南祿村做研究，距離村子不遠有個農業學校，鄉下朋友常指著學校的農場說笑話，說老師們種菜像是種花，賠本的。學生們出來，也沒有那麼多「校農場」給他們「實習」和「實驗」；回家去，家裡也沒有這麼多本錢來賠。最終，有些學生當了小學教員，有些學生轉入軍校，還有些學生在家裡賦閒，整天無所事事的鬼混。無論是大學生還是中等教育學生，都是不曾利用新知識去改良社會的一批寄生性「團閥」階層，既不能從事生產去獲取生活，就只有用權勢去獲取財富了，轉而阻礙了城鄉生產事業的發展。有鑑於此，費孝通斷言，現在這種教育不但沒有促進中國現代化，反而發生了副作用，成了吸收鄉間人才的機構，有一點像「採礦」，損蝕了鄉土社會。現代教育原本是進步的事業，但對於中國鄉村卻導致了人才外流，城鄉相剋可見一斑。
當然，科舉廢除之後並不是所有的鄉村精英全部流失，而是關心和從事鄉村事業的人越來越少了。費孝通以故鄉吳江縣自己的家庭現身說法，證明父輩和他們兄弟一輩與鄉村的關係有了重要的區別。他的父親是在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取得生員資格的，科舉廢除後，由清政府選派赴日留學。留學歸國後，父親關心本鄉的教育、政治和經濟，創辦中學，組織縣議會，主持開拓耕地，疏通水利。但30多年為地方服務的實踐，結果卻令其「失望而老了。他期望於他的下一代，而他的下一代呢？」費孝通說：除了姐姐還繼續著本鄉絲業的改良，兄弟四個全飛出了家鄉，不再回去了。吳江這個小縣城，在抗戰前考取公費留學歐美的，至少有七個，但是沒有一個回到本鄉的，「都不回去了，而且也沒有人想回去的了」。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在費孝通調查的江村，要想選擇一個有文化有抱負的村長都很難，中學畢業生認為村長工作枯燥無味，缺乏前途。鄉村已經越來越遠離人才精英了。
正是由於傳統領袖的缺乏，為那些利用權勢構成種種法外的「團閥」魚肉鄉裡提供了機會。「地方上現在已沒有任何擋得住那種借權勢和暴力來敲詐劫掠的力量了。貢爺老爺已經不存在，洋秀才都擠在城裡，農民除了束手待斃 ，只有自己出來抵抗，而整個機構也就難免於癱瘓了。整個中國，不論上層下層，大小規模，多少正在演著性質相似的悲劇，但在生活已經極貧困的鄉間，這悲劇也就演出得更不加掩飾，更認真，更沒有退步。日積月累，災難終於降臨，大有橫決難收之勢了。」鄉村社會完全劣化了，所謂土豪劣紳之說是有社會基礎的。
除此以外，費孝通對普通農村勞力離村進城也給予了關注。他指出：農民守不住耕地，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是勞動後備隊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與其相比，有的學者看得更為嚴重，如《東方雜誌》主編錢智修認為：「都市集中之為害最烈者，尤在將全國之資本勞力，吸收於少數之大都會或大事業，使田野荒蕪，食糧匱乏，而農村之自治與教育，皆無人過問。」
應當說，近代城鄉對立、都市克鄉村已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只是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程度輕重不同罷了。但也有少數學者對城鄉關係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都市的發展有益於鄉村。費孝通讀清華大學研究院時的老師、社會學家吳景超就指出：「社會上還有許多人，誤認都市為農村的仇敵。他們以為都市對於農村，不但沒有貢獻，反可使農村的破產加深。這種誤解，是應當矯正的。……都市與鄉村的關係，不是敵對的，而是互助的。」社會經濟學家、歷史學家陳序經也強調：都市是幫助鄉村的好友，鄉村並不因都市的發展而零落。反之，鄉村的人口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雖說鄉村發展和都市發展有了分別，事實上，所謂都市的發展,差不多也就是鄉村的發展。顯然，以上觀點是費孝通不能同意的，由此還形成與老師吳景超的爭論，其具體表現主要為後述鄉村工業與都市工業的發展道路之爭。
從學界對中國近代城鄉關係的實證研究來看，費孝通當時對城鄉對立、都市克鄉村的問題深表憂慮，在一些方面的評價的確有些過低。譬如從上海與周圍農村的關係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一個外向開放型的城市對周圍農村經濟的影響和作用也有積極的一面，鄉村也為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城鄉雙方都是有利的。在面臨洋貨傾銷時，農村傳統手工業也能夠調整生產內容或另闢謀生途徑。農村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給近代工業產品打開了銷路，為城市經濟的繁榮和民族工業的興起提供了一些市場。當然, 受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制約，近代上海的城鄉關係也存在很多局限和弊端。其他如福州、廈門、寧波等地，城鄉關係也多如此。以上近代城鄉關係的實例，大致反映了相成與相剋之間的張力，而非絕對的都市克鄉村。不過，費孝通對近代城鄉關係的描述和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
四、重建城鄉之間的有機循環
18世紀以來西方學界對城鄉關係如何才能實現良性發展，提出過一些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認為，農業是工業原料的來源，都市財富的增長要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比例而增長。杜能認為，以工農產品互換為基礎，城鄉間產業要合理分工布局。馬克思認為，要消滅城鄉差別，必須統籌城鄉產業，將大工業在全國儘可能平衡地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分離的條件。以上學說反映了歐洲地區的情況。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界，主要是根據中國城鄉關係的歷史和現實提出了看法，與上述西方學界所提出的學說並無明顯的借鑑關係。
基於中國近代城鄉對立的認識，費孝通等大多數學者都是以此角度來提出解決之道的。費孝通呼籲：「我們決不能讓這悲劇再演下去。這是一切經濟建設首先要解決的前提。」「我們必須從速恢復城鄉之間的循環關係」，「最後的目標是重建城鄉的有機循環體，互相有利的配合。」換句話說，就是達到城鄉關係的「相成」。
在都市與鄉村之間，費孝通強調二者「至少是有同樣的重要」。他還提出「城鄉互補」論，認為工業品和原材料、糧食之間不斷地交換的城鄉貿易類型，將會提高雙方的生活水平。因此，要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標準，加強城鄉經濟聯繫具有頭等的重要性。與費孝通一樣，也有其他學者強調都市與鄉村並重。如袁方認為，城鄉的關係不僅是利益的結合，還是一個共同不可分割的整體——互助共存。都市的繁榮要建築在農村的繁榮之上。是發展都市呢？還是繁榮農村呢？不是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都市與農村如何並行不悖的重建的問題。童潤之也指出：城鄉社會相依為命，脈絡貫通，其關係猶心臟之與全身血管。拿農工的關係來說，其間不是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如何密切聯繫，以達到整個經濟繁榮的目的。整個社會建設的關鍵，正好落在城鄉的聯繫與平衡發展這一點之上。
費孝通還強調要從都市入手進行研究，認為鄉村社會的變遷常策源於都市，要明了鄉村社會的變遷，不能不從變遷的源頭都市入手。若把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都市撇開不論，要明了中國鄉村變遷的原因和趨勢是無從說起的，只有從都市入手研究中國社會變遷，才能解釋鄉村中所發生的現象，而且可以推測將來所會發生的結果。不過，費孝通從城市角度所提的改革意見是很少的。他的主要建議，是把都市變成一個生產基地，改變都市對農村的索取和不斷地吸血的狀況。「最急的也許是怎樣把傳統的市鎮變質，從消費集團成為生產社區，使市鎮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穩定的收入。這樣才容易使他們放棄那些傳統的收入。」為此，他建議地主進城，地主掌握著農業生產的贏餘，可以把這筆遊資用於工業生產。只要他們在城市裡得到了謀生的職業或是投資的機會，即使沒有「重重困難」迫使他們出賣土地，他們也不會留戀於已不一定收得到租的土地。現在的關鍵不是地主們願意不願意放棄土地，而是他們怎樣轉變為生產者的問題了。但殘酷的現實尚未提供實現這一途徑的條件，因為中國民族工業的蕭條使得地主不易在土地之外找到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結果他們的收入還是直接間接的取之於農民」。可見，實現都市工業化、將都市變為生產基地是非常困難的。
相比之下，費孝通主要是站在鄉村立場，對鄉村經濟的發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意見。鄉村經濟的主體是農業和手工業，費孝通正是從這兩個領域進行闡論的。農業發展有多種途徑，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產量。不過，在費孝通看來，這兩個方面目前或短時期還沒有解決的可能，也就是說他基本否定了從農業上想辦法的思路。首先，土地問題難以解決。以往對土地問題的解決有三種方案，但費孝通均不持肯定態度。其一，土地分配關係的改革。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認為，土地改革是解決中國鄉村乃至整個經濟問題的核心，這也是中共領導的革命所進行著的實踐。費孝通曾被批評保守，反對土地改革。其實，他並不反對土地改革，也認為土地平均分配是合理的，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不需要交付租息，將使他們提高福利，保持最低的「不飢不寒」的水準。只是費孝通認為土地改革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土地改革之後農民的平均耕作面積不能增加，不會減輕人口對農業資源的壓力。從經營著眼，必須擴大農場規模，但要想擴大農場規模，重要的不是土地分配，而是人口和耕地的比例，是農業人口怎樣能減少的問題，分配遠沒有技術及組織重要。其二，擴張耕地面積。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尚有大量荒地沒有開墾，仍有增大耕地面積的空間。費孝通對此沒有太多論證，但他認為東北和西北地區的開發仍不確定，前景並不樂觀。其三，發展都市工業，吸收農村人口。如前所述，吳景超是著名的都市發展論者，他認為：中國鄉村的人口太多，而都市的人口太少，只有從發展都市工業上努力。如果都市工業發展了，那麼不僅一部分的農民遷入都市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在鄉下的農民，生活也可略為舒適一點了。費孝通對此是贊成的，認為興辦都市工業確有必要，英國、美國都通過都市工業的發展成功地減少了農村人口。但與吳氏不同的是，費孝通僅是從理論上贊成都市工業化，實際上卻認為都市工業化在當下中國已經是一條很難走得通的路，由於在經濟和政治上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中國還沒有實現大規模工業化的條件。更為重要的是，費孝通認為近代以來中國都市的發展是克鄉村的，城市工業引發了鄉村手工業的衰敗並導致了農民生活的貧困。正是在此基礎上，他說「我並不反對都市化，但是如果都市化會引起鄉土的貧乏，不論是物質的或人才的，我總覺得並不是一個健全的趨勢。」這一看法表明，與其說費孝通較少從城市角度考慮城鄉相剋的解決之道，還不如說他本來就認為從都市出發的角度就是有問題的，城鄉相剋的解決必須從鄉村經濟的發展入手。
其次，提高農業產量也無太大空間。費孝通曾向農業專家請教，如果我們利用一切科學所給我們的知識，像選種、除蟲、加肥等，土地生產能增加多少？有的認為不過20%，最高的估計可能達到100%。但即使做到加倍的程度，可以增加的限度還是很低。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再期望單靠農業就能拯救中國，並使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其中的道理並不難理解，農業受限於土壤、工具和技術的限制很大，要想跨越式提高產量是非常困難的。
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費孝通認為只有從鄉村工業著手才能解決城鄉相剋的問題，最終「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這與前述費孝通認為手工業衰退為城鄉相剋論的核心的理論是互為呼應的，他從傳統經營方式中看到復興的希望。
費孝通復興鄉村工業的主張，曾受到英國人、燕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戴樂仁的啟發。他在1933年發表的《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裡講道：「我記得幾年前燕大教授泰婁氏就在中國評論報上發生提倡農村小規模的副業。從副業入手，非但是增加農場收入的良法，亦是採用機械的平坦大道。」同一時期楊慶堃、張世文、吳知、方顯廷、鄭林莊等學者也大致持類似觀點。不過，費孝通的主張也受到都市發展、都市工業論學者的反對。有的說費孝通以恢復舊式的農村副業來為中國經濟找出路，是「開倒車」，是「留戀」於過去，是退回到閉關時代的經濟形態，是「夢囈」，是「幻想」。他們強調，中國鄉村手工業是落後的生產方式，在機器工業的衝擊下必然導致解體，是沒有前途的，不值得惋惜。只有發展機器工業，才是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產業革命的結果是使機器代替人工，使工廠制度代替手工業制度，使工廠生產代替家庭生產，工業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如前所述，費孝通並非反對都市工業化，而是認為在當時條件下難以實現，所以他形象地說都市工業化論者看得遠，自己看得近，他們是企圖根本解決的「心腸硬」，而自己是尋求過渡辦法的「心腸軟」。鄉村工業這個名字是不夠漂亮，不夠生動的，但是在這鄉土中國，漂亮和生動常等於奢侈；「讓我冒著『落伍』的指責，再回到鄉土工業上來說說。」他主要從三個方面對鄉村工業進行了辯護。
第一，不否認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相比存在著巨大弱勢，但現實卻不容許放棄手工業。費孝通認為：殘酷的現實使我們最關心的，不是兩三代或更長時間才能兌現的大規模機器工業的諾言，不是都市工業效率高或鄉土工業效率高，不是工業的理想型或最有效的工業組織，而是過去幾十年來和現在繼續發生的手工業崩潰所引起的失業現象，以及由此導致農民生活的貧困。不是為了追求工業的充分現代化而讓80%的農民收入減少，而是如何遷就現實並用最可能實行的有效方式謀求農民收入的增加，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過渡時期仍要發展鄉村工業，「中國的經濟條件拉著我，插不起翅膀飛向『前進』，如果這是落後，落後的不是我的選擇（誰不想一轉眼中國就有美國那樣多的工廠），而是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這片這樣多人耕種得這樣久的古老的土地。」顯然，這是頗為無奈的選擇。
第二，工業尤其是輕工業不一定要集中於都市，也可以分散於鄉村。費孝通從更深層次的區位角度，對都市工業化論者進行駁斥。譬如，在原料出產地就可以建立小型輕工業工廠。以絲綢業而論，小型工廠也能制出品質很高的生絲。而且，這種小型工廠還是促進農村技術改革的動力，工農業在技術改進上都可以聯繫得起來。尤其是從電力和內燃機成為工業的動力後，用電力來推動單位較小的製造機就不必擠在一個工場裡面，從而造成了工業由集中而分散的新趨勢。在此基礎上，就可以在農村興辦小工業，只有農村容不下的工業才在都市中發展。進一步言之，在一件工業品的製造過程中，有些部分可以由手工來做，有些部分由機器來做。把那些不一定要機器做的保留在農家，而把須機器做的集中到小型工廠，則出品的質地不因部分的手工製造而不易改良。以上所說的是製造過程中縱的分段，把那些不必需要機器的部分留給手工業，藉以利用鄉村多餘的勞力。製造過程橫的方面，也能分成不同部門分別在小型工廠中進行。「若我們把製造過程拆斷了，其中有不少部分是不需要大機器的，都可以分配到用電力推動的小型工廠或用體力的家庭工場中去製造，結果，以前鄉村工業在技術上所受的限制就破除了。」
第三，鄉村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費孝通認為，將鄉村工業僅僅理解為傳統的手工業、副業是一種誤解，鄉村工業不能等同於「手工業」，它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機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廠性的。真正有前途的鄉村工業，並不是那種純粹以體力作為動力的生產方式，也不是每家或每個作坊各自為政的生產方法。「除非鄉村工業在技術上和在組織上變了質，它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在戰後的新世界裡。」也就是說，要想發展鄉村工業，必須提高生產技術和改進生產組織。
所謂提高生產技術，就是將生產工具和生產方法趨於機器化。費孝通認為，必須使鄉村工業在技術上逐漸現代化，脫離純粹的手工和人力基礎。有多少可用的機器就用多少，有多少可以引進的現代知識就引進多少。所謂改進生產組織，即提倡鄉村工業合作社組織，這是費孝通更為關注的。他以養蠶制絲為例指出，單靠技術的改進還有不足，一定須有一個適當的社會制度。新制度的原則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使每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報酬。同時在經濟活動上，能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營業絲廠相競爭而不致失敗。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經濟組織中提倡合作原則。有了這樣一個協調組織，散布在各個村莊的製造中心就可以只承擔機器生產的一部分，或只承擔製造過程中的特定環節，然後把產品匯合在一個大的中心工廠裡組裝。由此，「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在人口不用向城市中心帶集中的同時保存了下來」。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在吳江縣進行了絲織業的成功實驗，在開玄弓村成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規定一切生產器具由參加工作的農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權力由合作員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員平均分配。費孝通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在合作社工作的人，其態度與營業絲廠的工人不同。她們的工作是為了自己，愈努力愈滿足，不會發生罷工的風潮。如果說「一切營業絲廠非每年能獲到利益，就不能維持，因為股東的目的，並不在給工人們工作的機會，而在股息的收入。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資本向高利的流動率愈大。所以企業家一定要使他的工廠能維持一定高度的利率，不然立刻會有倒閉的危險。」而合作社則不然，其目的大部分在維持工作的機會，合作社的維持是建築在每人生活的實際利益上，而營業絲廠則建築在股東的息上，兩者相去自然甚遠。可以說，開玄弓蠶絲合作生產的成功是費孝通提倡發展鄉村工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來源，也是特別有力的佐證。
還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從費達生的鄉村工業工作中發現了城市人才回鄉建設的轉機。他曾針對都市對鄉村精英的吸附及其影響，提出「有專長的人才退回到鄉間去」的建議，非常羨慕英國鄉村有「從都市裡退休回去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和富於服務心的太太們」。但難題是如何才能使人才下鄉，以往鄉村裡缺乏可以應用現代知識的事業，人才是無法回去的。他認為，在種種能應用現代知識的事業中，最基本的生產事業就是鄉村工業。費達生並不是一個人在江南鄉村開展絲織業改良，而是她所在的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推广部有幾百個女知識青年到鄉裡服務，費孝通認為這是現代技術與農民之間「最適當的橋梁」，是「一個極正確的道路」。為此，他還對一些知識分子偏重文字教育、衛生教育而不能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鄉村建設實驗提出質疑。
結語
任何思想和學說都是時代的產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城鄉關係的討論中，費孝通由表及裡，提煉出了「相成相剋」的概念，從而突顯了其獨到的學術貢獻。他以「相成相剋」概念為中心，對中國城鄉關係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多方面的闡發。從中國城鄉關係的歷史來看，費孝通認為一定歷史時期的城鄉之間並非是絕對的相成或者絕對的相剋，相成與相剋之間的張力影響和決定著城鄉關係的歷史趨勢。對於古代中國傳統的城鄉關係，費孝通對「交流平衡」「有機調整」的相成一面給予了較多的肯定。對中國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城鄉關係，則主要是否定的，他認為城鄉對立、都市克鄉村的現象極其嚴重。當然，費孝通只是從城鄉關係的角度闡論鄉村遭受都市之害，而不是完全否定都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在為城鄉相剋提出解決的辦法時，他的目標是重建城鄉之間的有機循環，達到城鄉關係的相成與互補。但無論是關於古代傳統城鄉關係還是近代城鄉關係，費孝通關注和分析的著眼點主要是鄉村而非城市，而且鄉村工業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這一看法符合他對傳統和近代城鄉關係的基本評判，如果說鄉村手工業的發達成就了古代傳統城鄉關係之相成，而鄉村手工業的衰敗也標誌著近代都市對鄉村的相剋。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思維，費孝通認為恢復和發展鄉村工業才是解決城鄉相剋、促進整個鄉村經濟發展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關鍵之道。所謂鄉村工業，不僅僅是指傳統手工業，而且是在傳統基礎上與現代的結合，既可以是傳統的手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應該說，費孝通以上理論和建議是基本正確的，這是一條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工業化之路。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事實證明，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並沒有為此提供付諸實施的條件，鄉村改造的思想和理論尚未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
新中國成立以後，費孝通繼續見證了城鄉關係的劇烈變遷。在計劃經濟時期，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對副業有所忽視；從農村汲取資源，發展城市工業（有其國際國內環境的要求和重大意義），諸此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家收入，強化了城鄉「相剋」的格局。費孝通1957年重訪江村，鑑於糧食增產而農民日子並未好過的情況，發出了「副業和農業不應當是矛盾」的呼聲，顯然是延續了以前曾有過的思路。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推行，中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費孝通的學術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繼續調查和研究鄉村經濟、鄉村工業和城鄉關係的發展，發表了《談小城鎮研究》《農村工業化的道路》《小城鎮，大問題》《加快城市建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等著名篇章，提出了許多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思路和建議，獲得政府的重視。他的城鄉「相成」論和發展鄉村工業的建議恢復了應有的活力，對中國農村工業化以及城鄉建設起到了實際的推動作用。從他最為關注的江南地區來看，現代化工業已經遍布鄉鎮，村鎮交通連成一片，城鄉關係基本上實現了他所期望的「相成」目標。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迄今仍有不少經濟落後地區，城鄉差別依然很大，城市對鄉村的支配關係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甚至鄉村凋敝成了媒體的新聞熱點。如何解決這些地區的城鄉差距和改善農民生活，是從城市經濟找出路，還是繼續關注農村的發展，具體路徑是什麼，一直是學界爭議不斷的問題。然而，在爭論現實的同時，也應該回觀歷史，歷史與現實是無法割斷的，著名學者的思想遺產更是值得汲取的資源。立足於21世紀當下的中國，展望城鄉發展的未來，重新梳理和反思三四十年代費孝通提出的城鄉「相成相剋」論和重視鄉村建設尤其是鄉村工業的理念，仍是頗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