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時代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是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的重要體現。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創造性提出了中國特色首都治理體系和區域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戰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打造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是新時期我國解決區域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的重要實踐，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具體體現，對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提出的時代背景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取得快速發展，城市建設、經濟發展和創新能力都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京津冀區域作為中國經濟第三極，近年來發展成效明顯，但是仍然面臨著許多矛盾問題，區域發展不平衡尤為凸顯。在中國進入新時代的新形勢下，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於北京和京津冀區域發展的現實問題，開創性地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思想。
我國亟待打造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提升在全球的競爭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我國處於經濟發展新常態、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新階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我國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和戰略舉措。從創新型國家經驗看，以創新型城市為核心的創新型城市群成為帶動國家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引擎。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迫切需要打造若干個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國創新資源最密集、創新潛力最大的區域，各自比較優勢突出，具備打造具有創新能力和創新特質的世界級城市群的條件，理應在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中肩負重要的歷史使命。
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區域不平衡矛盾突出，協調發展戰略進入實質性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進入新階段，在這一新階段我們要加快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構建以城市群、經濟帶為引領和支撐的區域發展大格局。但是，目前京津冀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問題仍然非常突出，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懸殊，2016年河北省人均GDP為42736元，僅為北京的37.3%、天津的37.1%。北京已進入後工業社會，天津處在工業化後期，而河北的多數城市仍處於工業化中期或初期階段。京津冀區域優良天數比例為56.8%，比全國平均比例低22.0個百分點；重度及以上汙染天數比例為9.2%；比全國平均比例高6.6個百分點。環京津貧困帶問題也亟待解決。京津冀區域發展面臨的諸多問題，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國區域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既是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創新與突破，也能為全國其他區域協調發展提供借鑑與示範。
北京是我國首都，正面臨「大城市病」的困擾，首都治理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我國發展的新時代，北京作為大國首都，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將日益提高。建設和管理好首都，加強首都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但北京正面臨著嚴峻的「大城市病」困擾，主要表現為人口集聚、交通擁堵、生態惡化、資源緊張等，已成為北京建設大國首都的瓶頸制約。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北京「大城市病」問題在我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折射出我國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現實，深層次原因是對特大城市發展內在規律認識不到位。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明確北京治理「大城市病」必須創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遵循大城市發展規律，跳出北京，站在京津冀大區域的戰略高度統籌謀劃，瘦身健體，率先探索出一套中國特色「大城市病」治理模式，帶動京津冀區域治理水平提升，為全國其他區域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起到示範和引領作用。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的內涵與主要內容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偉大實踐，形成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區域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模式。
一是理念創新、理念先行。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強調遵循特大城市及城市群發展的內在規律，創新區域發展理念，突出頂層設計，以大區域思維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優化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布局。這一思想創造性地提出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突破以省市行政區為邊界的區域發展模式，站在更大空間尺度統籌優化區域功能分工、產業分工和空間布局，形成目標同向、措施一體、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協同發展新格局。
二是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時強調指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牽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和主要矛盾。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重中之重。由於北京的問題和京津冀周邊的發展都根繫於一個問題，就是北京的功能過多，人口過多，造成了嚴重的「大城市病」。加上北京的資源過度集聚，沒有和周邊地區形成差異化的功能分工與合作，使得周邊地區缺乏發展所需的資源導入、要素導入。因此，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抓住了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和關鍵環節。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明確提出北京要把握好「舍」與「得」的辯證關係，通過有序調整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序控制人口規模，引導部分功能、產業和人口等向外疏解，進一步優化城市功能和空間結構布局，有效減輕北京城市運行壓力、治理「大城市病」，同時為京津冀周邊地區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提供更多的可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為北京開出的治理「大城市病」的良方，方向明確、思路清晰。
三是優化京津冀區域空間結構。倫敦、東京、巴黎等許多國際大都市在空間演進過程中，往往通過構建「多中心」的空間格局實現城市功能的優化配置。比如，倫敦1946年開始實行「新城運動」，分階段建設了33個新城。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優化京津冀空間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將共同形成北京新的「兩翼」，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構建「一核兩翼」空間格局。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一方面，明確了「一核」與「兩翼」的關係，一核的重點是完善「四個中心」城市戰略定位，兩翼的重點是打造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努力形成兩翼齊飛的空間格局。另一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北雄安新區要差異定位、聯動發展。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將圍繞行政辦公、商務服務、文化旅遊三大功能，重點發展金融服務、總部商務、文化創意等高端服務業態；河北雄安新區將以高端高新產業為重點，打造創新高地和科技新城，積極承接在京部分中央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的疏解。
四是聚焦三大重點領域率先突破。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明確提出，以疏解非首都功能為核心，以協同發展為主線，以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三大重點領域為突破口，既抓住了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又明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經過四年多的推進，三大重點領域均取得積極成效，津保、張唐鐵路建成通車，京張高鐵及京唐城際、京濱城際、首都機場—北京新機場城際鐵路聯絡線等重大軌道交通項目加快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穩步推進；建立健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和水汙染防治協作機制，2016年京津冀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約33%；現代汽車滄州第四工廠建成投產，張北雲計算產業基地、滄州渤海新區生物醫藥產業園等一批產業對接合作項目加快建設。以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三大重點領域為引領，將逐步帶動京津冀區域經濟、社會實現全方位、多層次一體化協同發展。
五是注重區域治理與體制機制創新。建設和管理好首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新時期國家治理的新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視察北京重要講話，直面首都發展和京津冀區域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和深層次瓶頸約束，提出一系列創新區域治理的新思路與體制機制改革的新舉措。比如，突出跨區域協同治理、利益共享的思想；堅持以改革為動力、以試點示範為引領，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充分發揮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作用，引入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區域治理的新模式；強調製度建設，體現區域治理的法治化思維等等。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新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形成了新時代區域治理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其理論和實踐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體現，是立足國家戰略全局、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理論創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發展，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它緊緊抓住國際國內發展大局，圍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立足大國崛起的全局戰略，體現「大國首都」建設風範，從整體上長遠謀劃中國特色首都治理體系和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發展戰略舉措，形成了一套系統完整的區域治理思想體系。
其二，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大城市病」治理道路，為全國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發展探索新模式。從北京患上「大城市病」的深層次原因分析看，根源在於首都城市功能過多，且空間結構不盡合理。解決北京城市病問題，核心是要適度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這就需要跳出北京，統籌與周邊區域的發展。同時，京津冀區域也是我國人口資源環境矛盾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2016年，京津冀區域常住人口1.12億人，佔全國的8.1%；其中北京、天津人口高度聚集，人口密度分別為1324.2人/平方公裡和1307.6人/平方公裡，均為河北省的3倍以上，區域建設用地過度擴張，土地開發強度偏高，生態環境不堪重負。推動天津、河北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需要加強與北京的對接合作。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的提出，一方面有利於在更大空間範圍內優化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通過與周邊區域的功能分工，破解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大城市病」治理模式與路徑。另一方面，能夠充分發揮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較優勢，加快區域經濟轉型發展，走出一條內涵集約發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新模式，為全國同類區域發展提供經驗借鑑。
其三，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有力推進構建跨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打造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建設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京津冀區域創新資源豐富，但分布不均衡，三省市在創新資源、創新投入、創新成果等方面存在較大落差。北京科技資源優勢獨特、創新基礎雄厚，集聚了全國1/3的國家重點實驗室、2/3以上的院士，科技創新走在全國前列，具備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引領和服務全國創新發展的基礎條件。相比較而言，河北省研發創新活力不足，與京津兩市差距懸殊。2016年河北省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為1.2%，僅為北京市的1/5、天津的2/5 。近年來，京津冀區域的創新協作雖不斷增強，但北京科技成果呈現「飛彈式」外溢，對河北等周邊地區的創新輻射與帶動作用並不突出，首都科技創新資源尚未真正轉化為促進京津冀區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2016年，北京輸出到津冀的技術合同成交額為154.7億元，僅佔北京輸出到外省市的7.75%。京津冀區域協同創新體系亟待加快建立，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亟待完善，協同創新效能亟待進一步增強。
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引領作用，構建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這既是充分釋放首都科技創新資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支撐。《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三地科技創新優先發展的領域，即北京重點提升原始創新和技術服務能力，天津重點提高應用研究與工程化技術研發轉化能力，河北重點強化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和示範推廣能力。因此，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充分利用北京的科技創新資源優勢、天津的研發轉化能力、河北的產業化資源條件，加快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促進京津冀三地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和政策鏈的深度融合，推動形成協同創新共同體，打造成為引領全國、輻射周邊的創新發展戰略高地，進一步助推以首都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建設。
其四，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有利於加快生態環境保護，建設全國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範區，實現區域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發展。近年來，京津冀面臨嚴峻的生態環境壓力，居民對改善生態環境的需求十分強烈。一是水、大氣等環境汙染嚴重。霧霾天氣頻發，2016年全國空氣品質最差前十名城市中京津冀就佔6個。水資源開發率達84-244%，地下水嚴重超採，形成25個大型地下水「漏鬥」，水土流失嚴重。地表水劣V類斷面比例達30%以上，受汙染的地下水佔1/3。二是區域生態質量大幅下降，城市宜居品質不高。北京市60公裡範圍內高品質生態用地（林地）面積不足10%，遠遠低於四大世界城市，第一道綠隔保留不到11%。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以「綠色、低碳」理念為引領，通過嚴格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和資源消耗上限，以及深化大氣汙染綜合防治、推進環首都國家公園體系和跨區域生態廊道建設、擴大綠色生態空間、推動京津冀聯防聯控和共建共享等重點舉措，不僅能夠全面提升京津冀區域生態宜居水平，而且能夠增強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快建設全國生態修復環境改善示範區，實現京津冀區域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其五，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打破行政壁壘，探索協同發展的新機制，為全國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創新提供新經驗。長期以來，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既有自然條件、發展基礎等因素的影響，也有行政過多幹預帶來各種隱性壁壘的約束。尤其是在京津冀區域，資源配置行政色彩相對濃厚、市場機製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更加突出。一方面北京行政條件優越，集聚了一大批中央企業總部、國家級高校和科研院所，優質的醫療服務資源，大量的公共資金、人才和技術等資源也高度集聚，對河北等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明顯。另一方面，京津冀區域國有經濟比重較高，國有企業資產總額佔全國的比重達60%以上，政府對企業的控制能力強、行政幹預多，企業開展跨地區生產要素流動受到一定製約。
京津冀區域發展面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體制機制問題。習近平京津冀協同發展思想的提出，就是要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按照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著力破除制約要素跨區域流動的制度瓶頸，加快建立有利於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動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既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也能為全國其他區域創新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提供經驗和借鑑。
作者：趙弘，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前線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
本文來源：《前線》雜誌201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