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林昱瑄，原題為《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困境、策略與智性母職》，載《臺灣社會學刊》第125-180頁。本文為該論文節選。此處轉自 Sociological理論大缸 公眾號。
母職和學術生活都是要求成員全心奉獻與投入的貪婪機構（greedy institutions）（Grant et al. 2000; Ward and Wolf-Wendel2004, 2012），當兩者合併在一起時更是艱巨的挑戰。因此，許多研究關心身為母親的大學女性教師處境，討論她們如何維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例如：Comer and Stites-Doe 2006; Gatta andRoos 2004; Ward and Wolf-Wendel 2006, 2012; Young and Wright2001），多數大學也透過制訂家庭友善政策回應其困境。然而，自 1980 年代以來，全球高等教育受到新自由主義和新公共管理的影響，越來越要求學術工作者的績效表現和生產力。許多學者指出這波強調目標、表現和評量的大學重組，會強化陽剛的領導型態和組織文化，讓學術界照顧天花板（care ceiling）現象更趨嚴重（Deem 2003; Grummell et al. 2009; Lafferty and Fleming2000; Lynch 2010），陳怡如（2009）訪談十二位女性助理教授也發現，臺灣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確讓她們陷入很不利的處境，家庭友善政策無法提供太多幫助，多數已婚者都因家庭因素考慮調校或辭職。另一方面，當代臺灣社會的母職實作受密集母職意識型態影響，強調特定育兒照顧實作與母親的重要性（謝美娥2009），中產階級女性因為擁有高文化、經濟與社會資本這些踐行密集母職所需的物質基礎，更容易成為好媽媽論述的召喚對象。
有鑑於此，本文採質性研究方法，探究在大學重組的背景下，學術媽媽們如何一邊從事學術工作一邊育兒，她們面臨的困境與協商策略為何？
過往關於職業婦女如何協商工作與家庭的研究，大部分採平衡兩種生活的取徑進行探究，預設工作和家庭分屬兩個不同、可切割的領域，討論女性想達成兩者平衡時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Pillay 2009）。然而，有些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平衡取徑的理論架構存在許多限制，尤其運用在學術媽媽身上時，問題特別明顯。例如 Pillay（2009）指出平衡取徑將母職與智性工作區隔開來，無異於將母職、情感、愛、養育排除在思考與智性勞動之外，使後者成為一個陽剛專屬領域。同時也將強化母職等同養育、愛、情感；學術屬於理性、邏輯的連結，容易加深為人母者不適合學術界的刻板印象。Bailyn（2003）批評公私領域分離的預設，只追求機會的均等（equality）和公平（fairness），無法消彌學術界的性別不平等，唯有在公私領域整合（integration）的基礎上，將私領域家庭生活的價值看得和公領域經濟活動同等重要，才能達成真正的性別平等。
因此，呼籲研究者應該正視私領域的活動和價值，而非一開始就根據有薪工作將人們的生活區隔為兩個部分。尤其學術智性工作比其他職業享有更高的自主性，工作者可以將心力投注在自己真正關心的議題，這代表學術人的專業工作與自我、生活更難以切割。學術媽媽既是學者也是母親，在這種存有狀態中，母職經驗有可能影響和轉化其學術智性發展（Pillay 2009），學術工作本身也可以成為資源，促發當事人協商出具培力精神的新母職（Huopalainen and Satama 2018），唯有採整合的認識論取徑，才能看見兩者間具生產性的互動關係。
由此可見，整合取徑不僅在倫理上較符合性別平等的意涵，在分析上，能避免以刻板化的視框理解專業工作和母職對當事人的意義，也較貼近當事人的現實經驗。然而，整合取徑常以理論或倡議性的論述方式呈現，少有經驗研究（例外者如： Huopalainen and Satama 2018）告訴我們整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整合的實際樣貌為何？即使有，也是聚焦在描述一至兩位主體的工作／家庭、身／心狀態敘說，不太討論促成個人整合的條件或結構性因素。因此，本研究企圖在整合取徑的基礎上，填補上述缺口。
為了更貼近學術媽媽的真實處境，也為了複雜地理解學術工作和育兒工作對當事人的意義，本研究在認識論立場上採整合取徑。在此，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Dorothy Smith（2005: 151-152）對工作採寬廣的解釋─任何花費人們時間和心力的事情都算工作，為本研究提供一個恰當的切入點。 Smith 對工作的寬廣定義正是來自於對女性長期從事家庭照顧工作卻不受重視的反思，她主張擴展工作概念方能將大部分女性所從事的無酬或家務勞動納入分析視角。其追隨者 Marjorie DeVault（2008: 5-6）也提醒研究者，如果不想賦予有薪工作優先地位，就需謹記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需要肉身化地存在（embodied existence） ─人們需要維持生存、相互關心、依賴、教養下一代。而對工作採取寬廣的概念，意味著正視這類照顧勞動，如此一來才能具體地將個人的肉身化經驗納進來，而非抽象地談被既有論述界定的工作。因此，本研究對工作的界定同時涵蓋學術工作和育兒照顧所需的各式身心勞動，具體呈現這些置身於新大學情境中的學術媽媽們跨域（工作／家庭）、跨時（日／夜）的肉身化經驗。本研究企圖補充整合取徑的經驗性研究，描繪屬於臺灣在地的學術媽媽整合樣貌，同時分析有利個人達成整合的物質條件與結構性因素。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訪談十九位育有小孩的大學女性教師，呈現她們一邊從事學術工作、一邊育兒的日／夜、公／私領域肉身化經驗。研究問題包括：
l在現今大學重組的背景下，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為何？她們發展出哪些策略應對來自學術工作與母職的要求？
l在協商過程，個人條件、社會、文化和機構情境如何交織運作影響能動性的發揮？
研究發現首先描述新世代學術媽媽在專業工作與母職任務上的特殊性，接著刻畫兩者交織共構時產生的建制困境；其次，梳理學術媽媽的協商策略，包括
（一）強化身心自我管理技術；
（二）透過學術工作的聲望和學術資本轉化母職實作；
（三）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術工作。
最後，在討論代結語部分，筆者指出在十九位受訪者中，約有二分之一人數同時採用第（二）和第（三）種協商策略，這意味著這些受訪者的學術智性工作和母性經驗會相互搓揉、滲透，重塑她們對學術工作與母職的定義和認同，筆者將這種學術智性工作與母職經驗相互交融與滋養的樣貌命名為「智性母職」，用以強調學術智性工作和母職間存在相互辨證、持續對話的關係，在協商過程中兩者皆可能產生質變，促成更具轉化性意涵的實踐。本研究的獨特貢獻在於：採取少見的整合取徑，提供臺灣在地學術媽媽的經驗性資料，並對促成學術媽媽整合的文化、物質與結構性條件提出解釋，同時凸顯本地有別於西方研究的特殊社會、文化脈絡。透過本文，筆者期待可以讓大學與學術社群正視學術媽媽的獨特貢獻和價值。
二 文獻探討：母職與學術工作的協商
……
平衡工作―家庭取徑的研究細緻地呈現了女性在職場上的經驗、困境和影響因素，並且針對大學應提供何種家庭友善策略提出許多實際的建議。然而，採結構取徑者，過度強調職場規則與母職的不兼容，容易強化「當媽媽的學者一定工作表現不佳」的刻板印象；採能動取徑者，又過度美化家庭領域的滋潤面，忽略家庭對女性來說，也是一個工作的場域。更關鍵的問題是，平衡模式背後預設家庭與工作為分離場域的二元論立場，招致不少女性主義學者的不滿和批判。
……
整合取徑珍視私領域和照顧工作的價值，較符合性別平等的意涵；同時，此分析視角指出家庭工作無法分割的本質，以及兩者互動後可能產生的質變，也更能描述女性的真實狀態。然而，一方面整合取徑的經驗性研究不多，需要更多累積才能讓許多仍掙扎於兩個世界間的學術媽媽看見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很少探討女性達成整合需要具備的條件和資源，似乎暗指學術媽媽只要有意願就一定可以達成整合。因此，本研究在認識論立場上採整合取徑，將私領域的多元勞動形式納入分析範疇，關注工作與家庭間的互動關係，以免遺漏整合型協商策略的存在可能；同時，本研究還著重分析影響行動者發揮能動性的個人條件與結構性因素，對於促成不同協商策略背後所需的個人、職場、家庭條件差異提出解釋。
三 研究方法
略
四 研究發現
（一）建制困境
1. 學術工作：24/7 的去肉身化工作者
副教授玫宜對此有很深刻的感受，她說：「第一個明顯感覺到的是升等越來越嚴了」。玫宜回想剛進來大學任教時，完全沒有升等的時間限制，到現在不僅有限期升等，連升等著作都必須登載在 I 級期刊上才能獲得認可。
學校都有六年限期升等條款，回首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莉玲語重心長地說：「我印象非常深刻，○校壓力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說六年就要升等，那個壓力真的蠻大的！」意文也說：「其實最在意的是 paper，最重要的是學校會不會要你回家吃自己！」
長期處於高壓的情況下，庭竹的心智模式變成：
我永遠都在想說下一篇 paper 要寫甚麼？要趕快！然後只要沒有產出，你就有莫名其妙的焦慮，我覺得被制約了！
數學校在資源緊縮、表現壓力卻遽增的情形下，會透過教師評鑑指標的置入，將壓力轉嫁到大學教師身上，使得學術工作變成一種勞力密集的教育產業（翁裕峰 2008）。受訪者們提到的各種勞務包括：辦研討會、辦營隊、籌組工作坊、邀演講、寫評鑑報告、擔任導師必須和學生面談一一做紀錄、訪視學生租屋是否安全、每周開班會、招生、配合校/院/系所執行教卓計劃、擔任行政教師、帶實習、帶領學生從事專題、做畢業製作……等。就如玫宜所言：
其實這幾年真的感覺到高等教育的環境，對老師們的要求越來越多……有時候學生的事情、教學的事情、又教卓的事情，還有系上有時候要做評鑑也要幫忙，就是很像八爪章魚。
而且，這些大量激增的工作，通常會不均等地落到年輕、資淺的助理教授身上，而低職級教師中又以女性居多（陳怡如 2009）。任職於私校的助理教授明惠就是如此，她說：
我們系上有一個狀況就是說因為我們有資深的老師，基本上是不參與這種工作，所以我們就是比較相對年輕的老師來做這件事情，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進去的時候就要參與評鑑的工作，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我一邊坐月子一邊寫評鑑報告。
明惠生產期間剛好遇到系所評鑑，即使正值產假做月子期間，也無法免除評鑑文書工作。然而，這並不是特例，靜香、美萱、意文、天瑜都提到系上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大部分由她們這些最低階的老師承擔。
她們很難反抗這種不公平的分工方式，因為將來能否成功升等，關鍵還是掌握在資深同事手中。就如同任職於私校的助理教授雅琳所說：
我只是不想跟他們起衝突，就是不想要讓他們覺得說我是一個很難搞的人，然後在我要升等的時候就拼命弄我，要把我拉下來什麼之類。
大量跨校的研討會、讀書會、學術相關活動、社會服務性質的工作會議，為了找出多數人可以出席的共同時間，也會排在周末假日。然而，這使得大學教師更難區隔工作和休閒時間，如同雲英所言：
我覺得學術界文化就是讓我感覺：第一完全不會考慮到一個人的私領域，第二就是你就是好像沒有上下班這一回事，你晚上要上課就乖乖上課，要開會就是要開，沒有任何的上下班時間，大家都把你當成 24 小時！像我之前被排到晚上的課，最多時是一個禮拜三天晚上，都沒有人問我說：那你這樣小孩怎麼辦？
雲英的話點出了大學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越來越要求員工成為一個無（照顧狀態）阻礙的工作者（unencumbered workers, Acker 1990）， 期 待 一 個 理 想 工 作 者 必 須 去 肉 身 化（disembodied）、可以24/7 地工作，沒有其他負擔或責任阻礙他的生產能力（DeVault 2008: 2）。當工作的定義越來越排拒那些有照顧狀態的人時，肩負育兒責任的學術媽媽很容易感到格格不入和身心矛盾。
2. 媽媽工作：密集母職形構的支配關係
過去幾十年來密集母職已成為主流理想母職意識型態，主張媽媽是孩子的最佳照顧者，更強調母親必須以孩子為中心，在專家論述指導下，投入大量時間、心力、金進行育兒相關活動（Hays 1996）。由於這種母職實作仰賴充裕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因此較容易為高學歷的中產階級母親採用（Lareau 2003；洪惠芬 2015；唐文慧 2011；梁莉芳 2018；範代希 2017）。學術媽媽們受過高等教育，社經地位也座落在中產階級，很自然成為密集母職的召喚對象。
欣宜剛開始成為新手媽媽時，透過網絡尋求相關信息，立即驚訝地發現新時代媽媽要知道的事情原來有那麼多，她說：
一開始生小孩的時候，因為我很多問題，我會上網去 google，而且我發現你任何奇怪的問題，都可以 google 到好多答案，因為所有的媽媽都分享過了，就是會有一些專門媽媽交流的平臺。……我覺得上那些媽媽網站，其實會突然讓你知道說，喔，原來有那麼多東西要知道。
由於相關的育兒信息有如汗牛充棟，光是搜尋、研讀、篩選適合的信息就得花費大量的時間，因此，佳琪說：「其實我每天都花很多時間看育兒知識」，包括買小孩用的東西，她說：「我要先 google，先看那種討論的網站」，先看一下其他媽媽的使用心得和評價再決定要買哪個品牌。篩選完合用的育兒信息後，母親的工作尚未結束，還變得更為密集。
當小孩進入小學後，佔據大量時間、體力的勞力密集性質照顧工作明顯獲得舒緩，但情感性、教育性的親職工作相對增加，而且當前臺灣教育體制鼓勵家長參與，把「密集親職」和「兒童中心的家庭生活」視為理想的教養腳本（藍佩嘉 2019），在這過程中母親很容易成為被學校教育動員的目標（Griffith and Smith 2005）。例如雲英儘管工作忙碌，但因為本身的教育專業背景被孩子學校老師知悉，在不好意思拒絕的情況下，只好入校擔任晨間說故事志工。
正如欣宜所言：
因為我從懷孕，尤其生了小孩，然後開始上網去找一些相關的信息，我就發現說整體社會其實對當媽媽的要求是越來越多，並沒有比過去少，現在要注意的那種事情更多。
3. 學術工作與育兒交織下的困境
學術工作除了每周固定授課時間必須待在學校外，其他時候工作者可以自行決定工作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相較於一般朝九晚五的職場，似乎是個相當大的優勢。然而，成為人母之後，她們因為擁有彈性的工作時間／地點，反而容易在自我或他人期待下，不斷調整自己的時間表以配合密集的照顧工作，因而比原先預期地花更多時間育兒；或是為了兼顧多重責任，想儘量提高工作效率，於是經常讓自己處於無縫接軌地多工並進狀態，導致身心極度地耗損和疲勞。
以雲英為例，她的第三個小孩出生後，就依照主流論述由母親親自哺乳。等她做完月子回去上課後，小孩已習慣被親喂，只要雲英不在就一直啼哭，因此她的時間安排原則必須配合餵奶間隔，每次出門不能超過五小時。該學期她有四門課，兩門在白天，兩門在晚上。家裡和學校的單程通勤時間需一個多鐘頭，出門前她得預留時間先把小孩餵飽，然後請住在附近的雲英媽媽過來家裡照顧小孩，雲英媽媽如果有事就得先把小孩抱到雲英外婆家，交由雲英外婆照顧。如果當天的課在早上，她得在八點半出門，一點半回來餵乳，如果課在晚上，就得五點半出門，九點回來。不過晚上的課時間較長，容易耽誤到餵奶時間，這種日子她就會請任教於別所大學的老公開車帶著小孩和雲英媽媽在教室外面等，利用下課十分鐘的時間，到教室外面的車上餵乳，然後再匆忙回去上課。為了兼顧定時親餵和出門授課，雲英的時間表變得非常破碎、緊湊，而且總是處在一心多用的狀況中，有次因為趕著出門、心神忙亂到忘了關廚房爐火，還差點引發火災。
庭竹當時任教於通勤往返需要五小時左右的私立大學，每天經常清晨五點多出門，回到家已晚上七點多，準備晚餐給小孩吃後，又要馬上看他的功課，根本沒有時間吃晚餐，有段時間都是喝三合一的麥片粥隨便果腹，加上長期睡眠不足，她經常感到疲憊。她感慨地說：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好可憐，除了小孩就是寫 paper，生活只有這兩件事。
由此可見，學術媽媽雖然擁有彈性的時間表，但無論是旁人或自己反而會覺得她們理所當然可以負擔更多不定期和零碎的育兒工作，包括接送、買菜、煮飯、洗衣、哺乳……等。於是，她們經常彈性調整自己的工作時間表，以滿足育兒的實時性需求。即使雲英、莉玲的伴侶同在大學工作，她們如何運用工作彈性的特點還是按照性別邏輯運作。Rafnsdóttir 和 Heijstra（2011）訪談冰島的學術父母也發現同樣的工作彈性，對於不同性別的學者卻造成不同效果，女性學者比男性學者更容易因彈性而受困在家務和照顧工作中，換言之，時間運用與性別權力關係攸戚相關。而學術工作無需拘泥於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特質，反而使學術媽媽轉向利用晚上、半夜或清晨這些一般人入睡的時間工作，或者同一個時段之內多工並進，無縫接軌地處於工作狀態，造成高度地自我剝削和體力、智性與情緒的負擔，對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脅。
不少受訪者談到學術工作與育兒照顧的關係時，常常如同平衡模式所論述：認為這兩件事在本質上完全衝突。目前在私立大學任教，有一個三歲小孩的靜香就說：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學術要做得好的話，你的家庭育兒會是一個太大的負擔，因為你的時間就是這麼多，而且你做了學術你就是必須專心，甚至於你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的專心，那帶小孩剛好就是沒有辦法讓你有太多的時間，兩個是絕對的衝突。
她所任教的機構是私立的教學型大學，校方會透過許多有形無形的機制，要求教師對學生提供高強度的情緒勞動與照顧學生的身心狀態，然而，它也如同研究型大學一樣，訂有六年升等條款，因此靜香每年都得寫項目，構思新的研究主題。對她來說，最難熬的時候大約在小孩滿一歲後，開始會認人、講話，變得非常黏媽媽，經常哭鬧要求：「媽媽陪我睡」、「媽媽餵我吃飯」，她稱那是最可怕的時期。當時家中經常上演的情節是：她一邊在房間趕論文，一邊聽著女兒哭喊要媽媽的聲音從另一個房間傳來（當時由先生負責陪伴小孩），但又必須狠著心裝作充耳不聞，否則工作就會開天窗。做學術與做媽媽這兩件事的強力需索與互斥衝突，在這個畫面中展露無遺。
擔任助理教授的欣宜，目前小孩一歲多，原本她的研究田野位於某個西方國家，之前花了不少時間經營在地人脈和關係，懷孕生產後，只能暫停進行到一半的田野工作。欣宜感嘆地說：
我現在根本不知道田野要怎麼跑，因為就是小孩真的太小了，然後我去那麼遠的地方做研究，我不能去一次然後幾天又回來，那個成本太高了。
4. 協商策略
面對專業工作與家庭的拉扯，學術媽媽並非全然受制於結構規則，她們會使用以下三個協商策略展現能動性：強化身心自我管理技術、透過學術工作的聲望和學術資本轉化母職實作、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術工作。
學術工作時間彈性的特質，使得學術媽媽無分晝夜、地點都需在工作和育兒間來迴轉換，有些女性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覺得這樣不只影響健康，也很容易兩者都過勞，她們最後決定採取劃界、區隔的方式，讓工作歸工作、家庭歸家庭，透過嚴格控制工時，維持兩者平衡。任教於私校的助理教授玉珍就說：
我其實把自己切割得很清楚，就是我回家就是帶小孩，所以我所有事情都是在學校做完。
沒課的時候，她還是每天一早七點就到校，直到下午五點回去安親班接小孩，透過公務員般的作息讓自己兼顧兩者。不過，這麼做的先決條件是玉珍和先生、孩子都住在離學校只有三十分鐘車程的婆家，而她的娘家又剛好在婆家附近，所以當玉珍如同公務員般到校工作時，娘家和婆家的親屬人力都足以補充託育機構的照顧缺口，讓她可以安心劃界。
學術媽媽經常有時間不夠用的焦慮感，使得她們對時間的運用非常警覺，為了善用每分每秒，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將自己訓練成能一心多用、多工並進，或是很快專心的高效率工作者。許多人坦承她們是育兒後才開始會在一段時間內多工並進，例如一邊收發 e-mail 處理公事，一邊煮小孩的副食品、洗衣、晾衣。
其實時間很零碎，因為會想要多工，所以就會回家以後先把飯放到電鍋裡面煮，然後把衣服丟到洗衣機裡面洗，然後再坐下來回 e-mail， e-mail 回完飯可能也煮好了，然後衣服可能洗好，那就晾衣服什麼的，就是很多事情。
鬱芳也曾向某位學術成果豐碩又有小孩的女性學者討教寫作秘訣，對方說：
寫論文就很象是練鋼琴，當然是每天一小時、兩小時這樣的啊，就不太可能有長時間啊！
「練鋼琴」的譬喻呼應了鬱芳的親身經驗，讓她深有同感，也很精準地捕捉了大多數學術媽媽的寫作方式。對這些忙碌的媽媽來說，擁有充裕、完整時間進行研究的工作方式已不可得，如果想要在學術界生存下去的話，她們勢必得發展出另一種工作型態，才能搭配她的生活節奏。
不若西方國家將孩童照顧視為核心家庭父母或母親個人的責任，親屬間的合作和相互依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尤其在華人文化傳統中，祖父母照顧孫子女被視為一種標準化的實作，無論男女雙方家屬都會共同投入在幼童照顧的親屬網絡中（藍佩嘉 2010；Ochiai et al. 2008）。這種具在地文化特性的理想育兒模式，為工作時間充滿不確定性的學術媽媽們提供了極佳的多元彈性照顧網絡。受訪的十九位學術媽媽中，沒有尋求長輩協助的只有五位。長輩提供的協助非常彈性且多元：有些是住在小家庭附近，隨時過來幫忙煮飯、帶小孩；有的家庭將小孩放在娘家或婆家養，夫妻各自在不同縣市打拼，周末才共同到長輩家和小孩團圓；有些則是直接和長輩同住。儘管在東亞，祖父母提供非正式的幼兒照顧是很普遍的事情，也是職業婦女得以繼續工作的重要資源。
例如在私校擔任助理教授的明惠在小孩三歲前將她放在娘家，定期寄母奶冰棒回去，每兩周回去探望一次孩子；晴玉、莉玲剛入職場、孩子還小時，也是將小孩放在家或娘家，平日一家三口各自分居在三個不同縣市，周末才團圓。
Oh（2018）的研究指出在韓國想當職業婦女就必須獲得長輩的育兒支持，但在開口求助前她們通常得先建構一套「我值得被協助」的理論，這套論述能否成立取決於該位婦女和她的女性長輩如何評價她的職業，值不值得她們提供協助。而大學老師這份工作，就像雅琳說的：
我覺得我的公婆之所以可以對我有比較多的敬重是因為我是一個教授，然後他們就是比較不會把我當成是一個什麼沒知識的女人，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向上看的那種 attitude，所以反而因此會比較互相尊重。……他們就比較不會用批評或是什麼方式，就是會覺得說我這個媳婦就是一個高知識分子，然後可能就會比較願意聽我意見什麼的，所以我覺得是其實公領域的位置是跟家中私領域其實是有一點微妙的關係。
重要的是，若非這些女性的職業為大學教授，恐怕還是難有協商的財務和象徵資本。可見，相較於其他中產階級女性，大學教師這份工作帶來的聲望與經濟收入，的確讓她們在家庭關係中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自主性。
學術媽媽要將傳統上被視為母親的工作委任其他親屬，除了取決於她們是否夠幸運擁有這些支持系統外，自己也必須願意鬆動理想母職的框架。換言之，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安排，都是經過長期思辨、自我對話的結果。其中，學術資本扮演重要的角色，成為她們抗拒密集母職的有力資源。首先，學術工作者的養成過程非常漫長，又是一個傳統上由男性主導的領域，一位女性能夠晉升為大學教師，跳脫傳統女性的生涯圖像，代表她們或多或少是一個不順從傳統性別角色，或是重視自我實現的人。因此，談到當媽媽的方式時，大部分人會同時強調自我發展的重要。例如雅琳在小孩剛出生時，曾因為無法按照醫院教授的親餵母乳而有輕微的產後憂鬱，經過同為人母的同事分享教戰手冊後，她獲得很大啟發 :
就是不要太認真當媽媽，不要太用力當媽媽，因為太用力，你失去自己跟失去自己的人生，其實是給你的小孩一個很大的負擔。
同樣地，莉玲也說：
我們是愛孩子，孩子也是很愛我們的啦，那個互動是非常緊密的，而且是彼此滋養的關係，所以很棒啊！那你如果一直叫我陪小孩，我的生命都只有小孩沒有工作，我也會瘋掉說實話，因為工作是我的舞臺，是我生命的舞臺，我可以在這個工作裡面實現自我，我喜歡研究，我喜歡帶學生，我喜歡做這些事情，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在實現我自己。
學術媽媽儘管抗拒傳統母職任務，但她們會從其他面向界定好媽媽的定義。正如同藍佩嘉（2014：109）的教養研究顯示，中產階級父母會將專業職場所累積的文化資本、專業技能或階級秉性轉化為教養上的文化資源，學術媽媽也有類似的情形。
儘管許多學術媽媽指出：當母親的確對她們的學術生涯發展有負面影響，然而，本研究發現另有大約二分之一的受訪者提到：因為生養小孩，她們得以探索新的事物、反思固有專業知能，甚至更長期、深入、多面向地理解生命的樣貌和親密關係，這些思維歷程的變化都可能轉化為學術工作的養分。換言之，有半數學術媽媽認為，工作和家庭並非彼此衝突、而是相互效力的關係。
有些人因為育兒得以經歷懷孕、生產、哺乳等特定身體經驗，或者進入孩童的生活世界，開始對這些原本不可能接觸到或感興趣的面向作人類學式的參與觀察，最後轉化為自己的研究主題，例如託育體制、兒童文化、教養論述、多元性別、生產哺乳……等，包括鬱芳、天瑜、晴玉、慧婕、佳琪、庭竹、意文皆屬之；或是為了下一代的福祉，開始關心環保、食安與社會議題，因此從事相關研究、積極參與公部門或 NGO 的社會服務與社會運動。
美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我覺得會因為小孩影響關心的主題，絕對會，比如說我們有一陣子會去關心海鮮，就是包含的海鮮有沒有重金屬，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汙染物這些問題，那這是家庭對我研究的那個可能會有影響，那有一陣子我們會去研究那個低碳社區，或者是低碳環境這些東西。
第二種途徑是學術媽媽獨特的立場論所帶來的性別敏感度，讓她們得以覺察男性中心知識體系和制度設計的性別問題，進而成為學術提問、思辨與社會實踐的養分。身為媽媽，意味著進入一種照顧者的存有狀態，很容易映照出男性中心的偏見或正式機構、制度的性別化本質。許多學術媽媽有了實際育兒經驗後，親身體證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歧視，開始打開性別之眼，得以指認、反思、批判主流知識體系或制度中的偏見。
有些學術媽媽親身體驗過學術界不友善的育兒環境後，成為積極的行動主義者，嘗試改變公領域的體制設計，例如晴玉推動大學設立託育支持和課後照顧、哺乳室、鬱芳搜集匯整國外研討會如何提供託育服務的標準流程，推廣至各大學，還促成科技部補助辦理研討會時須納入託育費用。這些媽媽們的涓滴努力顯示出母職經驗的確可能啟動一個人的社會關懷意識與行動
五 討論代結語
本文探討身處高度競爭的大學職場，整體社會對母親的期待和標準又日益增加的情況下，育有孩子的女性大學教師會遭遇什麼樣的建制困境？她們如何與來自職場和家庭這些相互矛盾的社會期待協商？在協商過程，哪些結構因素與個人條件會影響她們發揮能動性？研究發現分為建制困境和協商策略兩個面向作延伸討論。
在建制困境部分，本研究首先指出臺灣的高教改革近幾年受新自由主義與新管理主義影響，大學越來越要求員工成為一個可以不受特定時間、空間限制的無（照顧）負擔工作者，對育有子女的女性大學教師影響尤其巨大。
然而，這些變化並非同質／量地發生在所有學術媽媽身上，從訪談資料可以歸納出，資歷職等、學校類型、組織文化、家庭內的性別關係與物質條件，以及進入職場時間點，均為影響其處境優劣的關鍵因素。隨著這些工作環境與個人條件的不同，有些學術媽媽較能遊刃有餘地發展整合策略，有些則飽受體力與情感上的剝削，經歷強烈的衝突感，這說明不同協商策略的採用和當事人本身具備的結構條件有密切關係。此外，若當事人所處情境同時匯集多種不利因素，學術工作本身具備的（時／地）彈性，將加遽她們處境的惡化。因此，有些受訪者發展出劃界、區隔等方式，以避免彈性造成的傷害，請育嬰假也鮮少成為學術媽媽的選項，以免照顧重擔更理所當然地落在她們身上。這說明了只要工作與性別邏輯本身沒有被鬆動，家庭友善政策的確無法發揮太大效用。
此外，目前大學的育嬰假系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父母在子女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超過兩年。然而，學術工作的性質畢竟與一般固定工時、地點的職業不同，目前大學的家庭友善政策比照一般職業，只能在全有―全無間做選擇，恐怕難以貼近大學新手爸媽的需求，尤其是那些渴望在育兒過程，持續發展職涯的女性，因此，有必要針對學術界設計不同的制度，讓工作者與照顧者的身分得以並行不悖。
在協商策略的部分，本研究發現學術媽媽經常採用的策略有以下三種，分別為強化身心自我管理技術、透過學術工作的聲望與學術資本轉化母職實作，以及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術工作。
以第一種策略「強化身心自我管理技術」來說，幾乎所有受訪者都需透過這種如同 Foucault（1988 [1982]）所稱自我規訓技藝，戮力將自己的身心狀態調整為可以一心多用、多工並進，以及善用零碎時間的高效能工作者。尤其在孩子進入小學前，她們相當仰賴付費保母、託育機構與親屬長輩提供的多元育兒協助，方能維持家庭與工作在時／空上的區隔，爭取彌足珍貴的工作時間。
第二種策略為「透過學術工作的聲望與學術資本轉化母職實作」，大部分的學術媽媽都對傳統母職意識型態保持警覺與高度反思性，努力協商非傳統母職。但採用此策略的重要物質基礎為家中長輩親屬願意在孩子學齡前，提供大量且彈性的育兒支持，當然，這和學術媽媽的職業聲望有密切關係；此外，學術人的養成歷程與認同有助於女性抗拒密集母職意識型態，學術智性資本也是她們實踐非傳統母職的有力資源，這些都使她們較一般中產階級女性更有資源協商出非傳統的母職實作。
最後一項策略為「反芻育兒經驗滋養學術工作」，約有二分之一的受訪者採取此一策略。發生途徑有二：一是因為育兒而轉向新的學術關懷；二是受惠於為人母的立場，得以反思、挑戰男流中心的知識霸權。影響當事人能否採取此策略的條件前提包括學門領域性質、個人反思能力、職場資歷職等與育兒年資。
最後，筆者發現有大約半數受訪者同時採用第二種和第三種協商策略，這個現象值得吾人重視，因為這意味著她們的協商策略呈現出工作與家庭雙向整合的特徵。如同 McNay（1999: 110）所言，當主體因在不同場域（家庭／職場）的移動，進而對場域規則產生分歧或格格不入的感覺時，正是反思性發生的時刻。對學術媽媽來說，身為人母的情感、責任使她們意識到大學要求一個去肉身化的工作者不盡合理。學術工作者的身分認同也讓她們在面對密集母職論述時，感到疏離、恐懼失去自我。這些跨場域、相互牴觸的結構性張力激化了她們對工作與家庭既有價值的反思，開啟一個協商和再詮釋的空間，
因此，她們發展出的協商策略很自然地轉向對學術工作與母職的重新定義。在做媽媽的面向，受到學術工作的充權，她們較能抵抗密集母職的意識型態，將密集照顧委任其他家人或保母，讓學術專業能力和內涵成為教養的資源，促成非傳統母職的實踐；在做學術的部分，她們努力將母性經驗和知識轉化為研究能量或社會實踐行動，鬆動以男流知識為主的研究典範。為了標幟這種公／私領域相互滋養的特徵，筆者使用「智性母職」一詞描述這二分之一左右學術媽媽的整合狀態與動態協商過程，強調學術智性工作和母職不是各自獨立、鐵板一塊的存在，而是彼此鑲嵌、相互辨證、持續對話的關係，在協商過程中兩者可能會隨時間、情境變化產生質變，促成更具轉化性意涵的創意實踐。不過，既然不是所有學術媽媽都呈現智性母職的樣貌，這代表公／私領域的整合可能需要特定條件促成。以第二種策略來說，所牽涉到的物質基礎包括有無充裕的育兒人力資源，以及平等的家庭性別關係；第三種策略指出學科性質、個人反思性、資歷職級、育兒年資為重要影響因素。這些條件前提告訴我們：當來自工作與家庭的壓力都不過大，且她們在學術專業和育兒上，已累積一定的經驗和純熟度後，學術媽媽才有較大機會呈現智性母職這種雙向整合狀態。
在文獻對話的部分，筆者發現平衡取徑確實無法充分解釋受訪者的真實處境。本研究的訪談資料顯示工作與家庭的關係並非如平衡模式所討論：為兩個各自分開，且性質衝突的領域。就前者而言（兩個各自分開），學術工作因為具有時／地上的彈性，因此這些女性無論從事家庭與專業工作上的勞動，往往是相互交織的狀態。況且，在當今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經濟底下，工作／家庭界線混淆的情況越來越普遍（DeVault 2008），
因此，可以想見平衡模式的理論預設將越來越不適用，無法恰當地解釋工作者的現實日常生活。就後者而言（兩者性質衝突），本研究發現學術工作和育兒的明顯衝突通常發生在特定時間點，如子女六歲以前，或是受訪者本身工作資歷尚淺，須受制於限期升等條款的狀態中。在這個階段，無論孩子或專業工作，對於當事人的期待與壓力都最強烈，因此生命周期剛好處在這個時間點的受訪者，會呈現如同平衡模式的意識型態所認為：工作和家庭絕對是衝突的。然而， Pocock（2005）也提醒我們：情境始終是變動的。從訪談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受訪者的孩子上小學後，或是她們自身在學術專業上已有一定的積累、完成升等後，這些女性較有機會採用享受或正面的態度，看待工作與家庭間相互加乘的關係。由此可見，平衡模式的分析過於靜態、固著，容易落入「限制論述」，反而會對有志於學術工作的女性造成嚇阻作用，更無法看見智性母職的存在和好處。
另一方面，少數採整合取徑的研究如 Huopalainen 和 Satama（2018），的確能複雜地呈現母職對學術媽媽的正負面影響，但她們比較強調女性與新大學協商過程中如何生產具女性主義意涵的「新母職」，較少著墨母職經驗如何連帶影響學術專業的轉化，本文則是同時討論母職和學術工作的正負面經驗，及其相互辯證、彼此滋養的關係，因此可以清楚說明協商過程中兩者的雙向互動關係。再者，本研究也討論促成工作與家庭雙向整合的條件，例如育兒人力資源、家庭性別分工、孩童年紀與工作資歷、職級、學科主題與性質、個人反思性等，可以脈絡化促成學術媽媽整合背後的個人因素與結構條件。
最後，本研究還發現，臺灣的智性母職實作，相當大程度受惠於來自男女雙方家庭長輩親屬的育兒協助，與 Huopalainen 和 Satama（2018）在芬蘭的研究強調核心家庭內夫妻共親職的分工型態有所不同，這意味著家庭規範、性別文化與福利制度都會影響、形塑臺灣這群學術媽媽的智性母職樣貌。尤其，華人社會對「家庭」的概念和界線，相較於西方國家較寬廣，沒有那麼侷限在核心家庭中，中國社會學者費孝通將華人的家庭關係命名為「差序格局」， 非常適合用來描述本研究所看到的情況。
過往我們常將公（專業工作）／私（家庭）領域的分隔、互不幹涉，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覺得這樣做可以帶來平等和公正（Lund 2012: 219）。然而，從本研究得知大學在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的引導下，轉為純粹以表現為基礎的評量方式（林昱瑄， 2018），不僅歧視處於照顧狀態中的工作者，也沒有將智性母職可能產生的好處納入考量。
本研究發現學術媽媽因其獨特的照顧存有狀態，雖然使她們特別容易感到身心矛盾；然而，這些困境對她們既造成壓迫，同時也是培力的來源，許多人因為育兒開始探究那些主流學術界覺得瑣碎、不重要的日常生活議題，甚至為了下一代福祉，而發展社會關懷意識，成為積極的行動主義者。還有些人因為育兒更具性別敏覺度，更容易辨識、批判、修正男流中心的機構文化和制度設計，甚至發起改革行動。
因此，在當今這個以商業利益、產量掛帥的大環境中，學術媽媽有潛力成為大學裡頭的對抗型知識分子，讓知識為反霸權的方案服務；此外，當來自大學的壓力越小，學術媽媽越有機會發展整合模式，讓育兒經驗成為知識生產的一環，嘉惠人類社會永續生活所需的知識版圖。這告訴我們：大學有必要重視本研究中所呈現的學術媽媽困境，修正目前這種無視人們生活原本就存在的相互依賴狀態，以及一味崇尚競爭性陽剛氣概的職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