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線10月13日訊 記者: 1934年10月16日傍晚，紅軍跨過於都河算是長徵跨出的第一步，但出發地有好幾個，對嗎?
羅開富:主要出發地有4個:福建的長汀縣、寧化縣，江西的瑞金市、于都縣。參加長徵的福建籍紅軍有28000多人，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只剩下不到2000人。
記者:您能談一下長徵中各方面軍的人數、行程等有關情況嗎?
羅開富:紅軍的長徵有3大主力和紅25軍這一支勁旅:
紅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於1934年10月16日傍晚渡過於都河，開始長徵，轉戰閩、贛、粵、湘、桂、黔、滇、川、甘、寧、陝11個省區，歷時一年零3天，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出發時總人數86859人，到達吳起鎮時還有7000多人(也有人說6000多人)，行程二萬五千裡。
紅二方面軍: 1935年11月19日從湘西出發，轉戰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寧、陝10省，歷時11個月，行程16000多裡，於1936年10月19日到達甘肅會寧將臺堡、興隆鎮，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出發時，部隊有20000餘人，會師時，約有8000餘人。
紅四方面軍: 1935年3月28日西渡嘉陵江開始長徵，先頭部隊1936年10月8日抵達會寧的青江驛、界石鋪，與紅1方面軍第1師會師，其間轉戰川、甘、寧、陝等省，經歷了3過雪山草地的艱難歷程，歷時19個月。包括支援人員在內，出發時100000人，會師時，約有12000餘人。
紅25軍: 1934年11月16日從河南羅開富山縣出發， 1935年9月18日，在陝北延川縣與劉志丹等領導的紅軍會師。出發時2980餘人，艱苦轉戰10個月，縱橫鄂、豫、陝、甘等省，會師時，約有3400多人。
記者:紅4方面軍為什麼走了19月呢?
羅開富:主要原因是張國燾妄圖用槍指揮黨，分裂紅軍，自立中央，拖延了時間。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在阿壩州小金縣達維橋會師。為了消除分歧，統一戰略思想和戰略方針， 6月26日，黨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會議。周恩來首先作報告，闡述了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去的理由，並提出兩個方面軍要統一由中革軍委指揮，乘著大好形勢，攻打松潘，向川陝甘發展。接著張國燾、毛澤東等13人發了言。毛澤東在發言中同意周恩來的報告，並提出了5點意見，主張用全力到新的地區去發展根據地。張國燾
在會上陷
於孤立，雖然心裡仍反對北上，最後也舉手表態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所以兩河口會議記錄上寫著:「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正式確定了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張國燾為爭奪紅軍的領導權，拖延執行兩河口會議關於進行松潘戰役的決定，致使紅軍北進遲緩。後來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提議讓出紅軍總政委這個職位。黨中央經過討論，同意了這個提議，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但野心是永遠填不滿的坑。北上又拖了17天，中共中央於8月4日至6日在毛兒蓋的沙窩又開了兩天會。根據沙窩會議的精神，中革軍委決定:全軍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 8月12日，朱德、劉伯承率領紅軍總司令部，前往集結地卓克基。從這天開始，朱德、劉伯承等與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懷、聶榮臻等戰友分頭行動，直到第二年10月三軍會師後才重逢。
沙窩會議後，張國燾背著中央召開會議，提出要西出阿壩、向青海等偏遠地區退卻的錯誤主張。在大部隊進入草地第5天，張國燾就命令左路軍停止前進，藉口敵人此時已清楚我軍北上意圖並已調敵至甘肅等地，還說草地一些河流漲水。 9月3日，張國燾在葛曲河的一個帳篷裡起草了一份電報，說北進「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要快走出草地的中央領導和右路軍南下。朱總司令堅決反對，不籤字。他以個人名義發了這份電報，並密令隨右路軍北上的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領紅軍學校的教員、學員追趕中央領導，妄圖挾持黨中央南下。
記者:真是驚心動魄。當年紅軍長徵，不僅要與天鬥，與地鬥，與敵人鬥，還要同黨內野心家鬥，真是雪上加霜，艱險無比。後來張國燾又搞什麼陰謀了?
羅開富:後來，張國燾見威逼中央南下不成，不顧朱德、劉伯承等同志的反對，竟公然違抗中央北上的正確決定，於1935年9月15日下達命令:無論是已走進還是沒有進草地的9萬多人的左路軍南下天全、蘆山至甘孜。這樣就二次過草地，重爬雪山。第二年這支部隊北上，幾乎又走原路，再爬雪山過草地。更令人氣憤和不能容忍的是20天後的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公然另立「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後， 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的這種行為無異於自絕於黨和中國革命，決定在黨內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由於黨中央的多次勸說、批評、教育和鬥爭，加上從蘇聯回來的林育英以共產國際名義提出建議，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的不懈反對，張國燾無可奈何，於1936年6月6日取消了偽中央。 1936年10月9日，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寧夏將臺堡等地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宣告了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最終破產。
記者: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標誌著中央紅軍的長徵的勝利。從此我黨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那麼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這個落腳點是如何最終確定的呢?
羅開富:說起這個，必須要提到榜羅這個地方。榜羅是個什麼地方? 1984年，我重走長徵路進行採訪，雖然此前已看過不少有關紅軍長徵的資料，了解了不少地方，還從沒聽說過榜羅。在瑞金市委宣傳部賴永峰等同志陪我去採訪老紅軍顧玉平時，我才第一次聽到榜羅。顧玉平是長徵時周恩來的警衛員，一直牽著馬保衛護送周恩來安全到達陝北吳起鎮。「我告訴你，榜羅在甘肅。別看那個鎮小，家家泥牆，不少破洞，可是塊福地啊。毛主席、周副主席長徵路很操心，經常眉頭緊皺，可到了榜羅後，就高興起來了，天天都有笑容。」我剛想問是什麼原因，顧老說:「你剛才問我，長徵路
上中央開了多少次會，都怎麼開的，我怎麼會知道，那時連師長甚至有的軍團長也不曉得。不過，榜羅會議我還能記得一點，幾十年了，還常想起呢。」我說，你不是說沒參加會麼。顧老說:「我是沒有參加，不過，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長從會上出來，他們臉上的表情我還是看得到的，儘是高興。」
1985年9月28日，正是中秋日。經過了近一年的長途跋涉，我終於走到了甘肅通渭的榜羅鎮。這個小鎮後來名氣越來越大了，主要是因為黨中央於1935年9月27日曾在這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最終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吳起鎮。第二天，即9月28日清晨，陝甘支隊在榜羅打麥場上，召開連以上幹部會。毛澤東在會上講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日本侵略北方的嚴重性;二、陝北根據地和紅軍狀況;三、北方可成為抗日新陣地的經濟政治條件;四、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迅速到陝北集中;五、嚴格整頓紀律，宣傳我軍北上抗日的意義和注意擴充新戰士。
紅軍長徵從出發以來，黨中央和紅軍就一直在尋找最終的落腳點。長徵路上不論是開了多次會議，打了多少次仗，其實都是為了北上抗日尋找根據地這一目的。從遵義會議後直至會理會議前，紅軍高層將領誰也沒有想到會把中國革命的中心轉移到荒涼的中國西部去。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率領紅軍經過數百次戰鬥和二萬多裡的艱險跋涉，終於找到並最後決定落腳點放在陝北，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移，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徵程。這一重要重大決策的決定地，就是榜羅鎮。
記者:據我了解，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會議以外，長徵路上還召開了很多會議，而遵義會議被稱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您能談談有關遵義會議的情況嗎?
羅開富:長徵開始時，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仍掌握在「左」傾機會主義者手中。他們不顧實際情況，導致了搶渡湘江時的慘重損失。進入貴州時，紅軍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以後再往哪裡去?迫切需要總結和做決定了，所以說在遵義召開會議，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過湘江電臺被打爛了，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歷史性決斷的會議。現實使絕大多數紅軍指戰員認清了一條路:王明這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該清算了，毛澤東應該回到黨和軍事的指揮位置上來。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的召開，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它在革命危急時刻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記者:您曾經說過，我們的黨和軍隊經歷了這些艱難困苦，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今天我們用實際行動來紀念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才能對得起黨，對得起革命先烈，對得起沿途幫助過紅軍的人民群眾!
羅開富:是啊，今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將臺堡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時說，紅軍長徵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蹟。習近平說:「長徵永遠在路上。這次專程來這裡，就是緬懷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長徵路。今天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長徵，我們這一代要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