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鏡:世界因語言而不同》 蓋伊·多伊徹(Guy Deutscher)著 王童鶴 楊捷 譯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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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4月20日是第五個聯合國中文日。在2010年,聯合國第一次慶祝中文語言日,而各國各民族之間的差異化,除了文化不同,習俗不同,語言不同也佔據了很大因素。
《荷馬史詩》中,把天空形容為黑色,蜂蜜形容為綠色,大海形容為紫羅蘭色。兩個世紀前的學者們排除了這是詩歌修辭的可能,提出了更驚人的論點:古人的眼睛沒有進化到我們現在的程度,也就是說,古人普遍是色盲。
事實是這樣嗎?從奇怪的顏色詞彙出發,語言學家蓋伊·多伊徹(Guy Deutscher)沿著大眾和學者對語言的認知演變,一路做著刨根問底的調查,從多個角度來討論了核心問題:我們的語言是與生俱來的,還是被文化塑造的?語言會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嗎?講不同語言的人,看到的世界,觀察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都不同嗎?
很少有這種比喻,把語言比作了兩種鏡子:平面鏡和透鏡。
想想吧,照鏡子會看到些什麼?你自己、你以為的自己、和被扭曲的自己。
所以,從平面鏡和哈哈鏡裡到底能看到些什麼,就跟從一段話裡能聽出什麼一樣,大部分人都不會去想,已然習以為常,但是仔細一看,還是嚇一跳。
把語言比作透鏡,又作何解釋呢?蓋伊認為,不同的人在使用不同的語言後,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它不會禁止你去認識某種事物,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會強迫你的表達方式。比如說,有些人只會說東南西北,不會說左右。這就會引導你認識世界的方式,和講其他語言的人不同,就像帶上了度數不同的眼鏡。
比如說,德語中的陰陽中性和英語簡單粗暴的「他她它」,使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在認識和描述同一種事物時,尤其是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會產生不同的聯想。馬克吐溫就嘲笑過德語裡奇怪的性,在德語裡,蘿蔔是位「女士」,而美麗的少女則只能用「它」。但是,沒有這種性,你也體會不到一些詩的美妙。
實驗表明,同一種事物在不同的語言裡,性也不同,於是使用者產生的聯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有時候刀叉的性別完全不一樣啊)。這就引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在學習一門外語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學什麼?語法?詞彙?
在我看來,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思維。雖然蓋伊在後記中指出,「目前語言表現出的影響都不夠顯著,而且從根本上說,我們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但他也點明了這裡所說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指理性思維,而涉及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感性思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語言的影響。姑且把這些受到語言影響的思維稱為語言思維吧。
一種語言思維是在你戴上一副「眼鏡」後慢慢培養出來的,戴得久了,你便習慣了用這樣一種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用這樣一種思維去思考現實生活。學習母語的過程,便是這樣一個戴上人生第一副「眼鏡」的過程。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你不用去記語法、背單詞就能輕易掌握的語言,只有你的母語。
而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則是逼迫你摘下原來的「眼鏡」,戴上另一副全然陌生的「眼鏡」,你看不懂這個全新的世界,只能藉助語法和詞彙這些條條框框和基本元素去重新認識世界。然而,很多語言學習者犯下的一個錯誤便是,不願摘下自己的第一副「眼鏡」,卻只是機械地帶上第二副。比如:有的學生在讀英語時不喜歡讀音標,而是根據老師的讀音,給單詞和句子註上漢語拼音;有的學生在寫英語作文時,喜歡先用漢語寫出來或者用漢語打個腹稿,再逐字逐句地翻譯成英語。雖然他們也在學英語,但卻用的是漢語的思維,沒有取下第一副「眼鏡」,卻強行帶上第二副「眼鏡」,這樣一來,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倫不類的世界,學到的也不會是地道的英語。
培養語言思維無捷徑可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帶上第二副「眼鏡」時,一定要脫離第一副「眼鏡」,久而久之,你便習慣了從它的鏡片中看到的第二種世界,學會了以另一種眼光去認識世界。當你已經完全適應了切換「眼鏡」的過程時,下一步就可以嘗試翻譯了。不過,每個譯者都無法克服同一個障礙:把外語作為目的語永遠比把母語作為目的語更困難,這就跟你的外語水平永遠無法超越你的母語水平是一個道理。畢竟,透過鏡片去認識世界是一回事,而描述鏡片後的世界則又是另一回事了。
大學的語言學入門課上,我們必背的是一個標準定義:語言是人類用於交流和文化得以傳承的符號系統。既然語言是一種工具,要來交流和傳承文化,而不僅僅是描述自然,那麼,受到「自然」束縛的語言便會在名為「文化」的自由維度上發展。在發揮這兩種功能的過程中,語言就作為平面鏡和透鏡同時存在著。你從鏡子裡都聽到了什麼呢?
梁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