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好。昨晚回去太累，所以節約精力去翻星巴克年報了；今天一早，就坐在嘉裡中心星巴克的二樓，聞著咖啡的香味開始寫字。
科技行業發生了一件大事： Uber 和滴滴相互進入了對方，滴滴更是把 Uber 中國合併了。合併是因為打不過，被合併是因為根本打不過，而放到「獨裁者手冊」的思考框架下，也許能發現一些更有趣的東西。
在獨裁者治下，人民教育水平更差，繳稅比例更高，地震會出更多人命，嬰兒也有更高的死亡率；但，民主國家就是願意援助它們，為啥呢？
書摘
看看就好，不必聯想。
領導人動用他能自由裁量的錢去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並沒有什麼不對。根據定義，所謂自由裁量的錢無須用來保持聯盟的忠誠；因為在任何資源可以由他自由裁量之前，聯盟已經獲得了回報。舉例來說，新加坡通過仁慈專制為其公民提供了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儘管缺乏其他人覺得寶貴的諸多自由。
對普通人民來說，制度激勵是確保獲得良好生活的最可靠保障，這個制度在形式上就是政府依賴大型聯盟，迫使追逐權力的政客們為人民的利益而統治。在民主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很少或幾乎不存在集團投票的民主國家，制度激勵使得政客們謀取自身利益特別是保住權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較廣大人民的福利。我們認為，這就是多數民主國家比較繁榮、穩定和安全的原因。
在依賴小聯盟的國家，紓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為保持原有商業運行模式的手段。獨裁國家的經濟紓困極少觸發對經濟或商業政策的嚴肅評估。它們幾乎從未伴隨監管改革。後果就是，經濟危機比在民主國家發生得更頻繁，而且只要富裕國家仍然願意為其提供貸款、債務減免或援助，社會就幾乎不會改善，當然，卑鄙的領導人們倒是安全了。
小張路過：多數人覺得經濟援助散發著人道主義光輝，事實是援助大部分都沒有幫到真正需要的人。國內有朋友發善心給貧困地區小學捐款，一年以後去看，小學一點兒沒變化，都肥了校領導。
是的，這個世界產生過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領導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賴少數核心支持者的國家。但這樣的領導人並不多，也不敢保證他們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實上，那些依賴小聯盟的國家領導人們有一種普遍的說辭是，能夠促進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權利太奢侈——比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特別是集會自由——只可能在獲得經濟繁榮之後才能讓民眾享有，而不是之前。這看上去正是那些讓人民受窮受迫的領導人們的自私主張。
享受民主必須以物質上的豐裕為前提嗎？我們不這麼認為。有許多富裕國家遭受壓迫性政府的統治，其人民過著孤獨、骯髒、貧困、粗野而短壽的生活，恰如窮國裡的人民一樣。看一看幾乎任何一個非民主制的產油國或產鑽國就知道了。
從一個領導人的角度來說，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繳稅。任何政權都需要錢。
考察領導人對教育的興趣，有一個更好的衡量辦法，就是看頂尖大學在世界上的分布情況。除了幾個特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非民主國家擁有排名世界200強的大學。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對獨裁者來說是潛在的威脅，因此獨裁者要限制教育機會。獨裁者們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勞動技能，比如識字，而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繼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們送到諸如瑞士這樣的地方上學。
提供醫療保健的動機與提供基本教育的動機沒什麼不同。對於小聯盟國家的領導人來說，讓勞動力大軍保持活力是頭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錢花在那些不是勞動者以及不是長期勞動者的健康上面毫無意義。
薩達姆·海珊在人民因經濟制裁飽受苦難之時還大建奢華宮殿。聯合國為了減輕孩子們受到的影響，為伊拉克提供嬰幼兒配方奶粉——然而，薩達姆默許他的黨羽進行竊取。這些奶粉被拿到中東各地的市場上出售，為薩達姆帶來收入，即便奶粉短缺造成伊拉克嬰兒死亡率翻番。毫無疑問薩達姆是一個卑劣的人——一種情況可能是，他的紀錄並不比任何其他無情暴徒更好或更壞；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由於他依賴一個很小的黨羽集團，他不得不像一個暴徒那樣行事。也許換一種地方和環境，他說不定會到處親吻寶寶以獲取政治支持。
實際上，在那些據說具有良好醫療體系的獨裁國家，嬰兒死亡率也居高不下。這也許是因為，幫助小朋友對於領導人的權力生存提供不了什麼特別的幫助。這倒不是說他們就像憎恨競爭對手一樣憎恨可愛的寶寶，而是說他們認識到，幫助寶寶幫不了自己。
成為富裕國家確實有助於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為民主國家。
小張路過：原文在末尾是感嘆號，我給換成句號了。
宏都拉斯是一個相當窮的國家，它的人均國民所得只有4100美元。然而，90%的宏都拉斯人口能喝到清潔的飲用水。赤道幾內亞的人均國民所得高達37000美元，是宏都拉斯的9倍。然而只有44%的赤道幾內亞人擁有乾淨的飲用水。這兩個國家都屬於熱帶氣候，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都是基督教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最大的差異在於，比起赤道幾內亞，宏都拉斯相當大程度上更民主化，具有更大的不可或缺者集團。
民主領導人認識到，動用徵地權在政治上要付出代價，他們更願意繞開村莊或房屋而不是將其剷平。一旦哪個民主領導人無視財產權，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人民將訴諸法律或走上街頭去矯正任何他們認為不公義的行為，這就是民主領導人所必須提供的各種自由權利的最高表現。
我們只要看看在大自然發威造成巨大災難時發生了什麼，就能明白兩類國家在逃脫自然狀態方面的巨大差別。
一場裡氏7級地震比一場6級地震猛烈10倍，而芮氏8級地震又比7級地震猛烈10倍，比6級地震猛烈100倍。2003年12月26日，伊朗的巴姆城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地震，震級在芮氏6.5和6.6級之間。全市大約97000名居民當中，有26271人死亡。2005年6月14日，與伊朗人均國民所得相當的智利發生了一場裡氏7.9級的地震。這次地震比伊朗巴姆地震猛烈25倍，而且發生在人口更多的地區。智利的這場地震襲擊了人口有238000人的伊基克城，引人矚目的是，只有11人死於震災。
智利和伊朗之間的這種對比遠不是特例。與智利一樣，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5月民主國家宏都拉斯發生芮氏7.1級地震，僅6人死亡；2009年4月義大利發生6.3級地震，207人死亡。即使2011年日本發生的可怕的8.9級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造成的死亡人數，毫無疑問會比同等規模災難發生在小聯盟國家造成的死亡人數低。日本不遺餘力地重視建築質量以抵抗地震，但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抵擋住日本遭受的這種強度的地震和海嘯。大型聯盟能夠拯救生命，因為大型聯盟的領導人明白如果他們不能保護自己的普通國民，他們將被能夠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我們也將看到，在關鍵支持者很少的國家，糟糕的救災工作表現並不會導致領導人下臺。相反地，獨裁者更喜歡誇大災害的嚴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災資金。一旦資金到位就會被挪進政治精英們的私人帳戶，而不是被用於災後重建。看看2004年海嘯之後斯裡蘭卡的救災行動就知道了。
小張路過：河北邢臺的災難就發生在不到一個月之前。鎮領導下臺了，省領導鞠躬了……
公共物品能夠服務公共利益。然而它們也可能成為壓榨公眾的手段。在大型聯盟的環境下，公共物品普遍提升公眾的福利。在小聯盟的體制下，情況則否。
在中產階級眼中，任何比他們收入高的人都叫富人——這些人被要求繳納更多的稅。他們認為福利開支充滿了欺詐，必須被曝光。如果政府政策特別關照他們，他們會很開心。
我們已經注意到，俄羅斯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正因如此，私人物品的政治邏輯在該國的腐敗運作方式當中得到了生動體現。
儘管私人報償可以直接由政府財政撥給警察，補償警察忠誠表現—包括願意鎮壓同胞—的最簡單方式就是給予他們自由腐敗的空間。工資這麼少，他們必定會意識到腐敗不僅可以接受也是必須的。然後他們會加倍效忠於政權：首先，他們會感謝政權給他們斂財的機會；其次，他們會明白，如果他們三心二意，將很可能失去特權並被檢控。
腐敗是私人物品的一種選擇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小張註：一個有點良知的俄羅斯警察）所揭發的那些事。它確保政權獲得忠誠，又不用支付高額的薪水，它還保證檢察機關能將那些不再忠誠的受惠者抓出來。從領導人的角度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棒的嗎？
伴隨奧運會幾乎所有商業層面的丟臉的腐敗行為最終在鹽湖城達到頂峰。由腐敗醜聞引發的公眾質疑確實促使國際奧委會承諾進行改革，嚴格限制委員接受禮品、豪華旅行和申辦城市提供的津貼。但政治生存的規則使我們認為這種禁令不可能持續，因為奧林匹克組織全部都是小聯盟體制。
在2012年奧運會主辦地即將宣布之前的衝刺階段，一些被人秘密錄音的會議透露，國際奧委會委員每一票的價碼大概在10萬美元至20萬美元之間。
從任何老闆的角度來說，組織一家企業的最佳方式與組織一個政府的最佳方式沒兩樣：依賴一個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團，他們從一個很小的有影響力的選擇人集團產生，而這個集團相應地又是從千百萬可相互替代的選擇人當中產生的。顯然，這是對當今大多數公開上市的企業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對有組織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
李光耀毫無疑問是當代世界名人堂中最偉大的一尊偶像。他不曾將錢轉到自己的秘密帳戶裡（就我們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託·塞塞·塞科或薩達姆·海珊那樣過奢華的生活。他使用對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權力進行成功的、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使新加坡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他的一切作為都符合成功和持續統治的規則。
大部分人認為減少腐敗是一個可期的目標。一個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對腐敗行為的懲罰程度。不幸的是，這些做法達不到預期目標。當一個體制是圍繞腐敗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無論是領導人還是支持者，都被腐敗汙染。他們如果從來不曾把手伸進錢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懲處力度無非是使領導人又多了一項懲戒他人的工具。
如果政治家們要終結銀行家領取巨額獎金，他們必須通過立法來敦促公司改變治理結構，使得執行長和董事會主席們必須真正仰賴千百萬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賴一小撮政府監管者）。只要公司老闆們仍然僅對少數人負責，他們就會給那些少數關鍵支持者提供豐厚紅利。公眾甚至股民們也許對這樣的豐厚紅利很不滿，但公眾和無組織的股民們沒法罷免他們。
民主領導人的處境並不順心。她必須持續不斷地尋找更好的政策解決方案來回報數量龐大的支持者。然而她的手腳受到束縛。她的政策很少選擇餘地。她所中意的政策計劃必須屈從於龐大的支持者集團的意願，她幾乎沒辦法為自己竊取什麼東西。
在對外政策方面，民主領導人往往像魔鬼一樣行事而非天使。實際上，她對付外國政府或許僅比統治那些國家的專制暴君好一點而已。
受援國政府侵佔救援資金、挪作他用的例子並不少見。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在2001年至2008年為巴基斯坦提供了66億美元軍事援助以打擊塔利班。據估計只有5億美元到了巴軍方手上。但資金還是持續湧入巴基斯坦。
真相就是，對外援助交易有自己的邏輯。援助的主要目的毫無疑問不是為了減輕受援國的貧困或慘境；它的目的是讓援助國的選民過得更好。外援無法消除貧困並非是因為援助國給窮國提供的錢太少。倒不如說援助國給的錢正合適，因為它的目標是提升援助國本國選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繼續選舉現任領導人。相似地，援助也並非給到了錯誤的人手上，即給到了盜用的政府而沒給到懂得正確利用援助的地方企業主或慈善機構。沒錯，是有大量援助給了腐敗的受援國政府，但這是有意為之的，並非出於偶然或無知。援助之所以要給這些盜用的政府恰恰是因為這些政府會出賣本國人民以換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國願意給它們提供這種安全以換取政策，這些政策反過來提升了援助國本國選民的福利，從而讓援助國政府也更加安全。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裝出關心他們的人民的利益，因為領導人需要人民的支持。他們並非發自內心的善良。並且他們的關心只及於他們自己的人民——他們所需大量支持者的來源。民主領導人沒法通過撒鈔票讓核心支持者發大財，因為有太多人需要回報。民主領導人必須推行聯盟想要的政策。
另一方面，獨裁者們可以通過分發現金就讓數量有限的核心支持者發大財。善政要求把錢花在為大眾謀福利的公共物品上，但把錢獎賞給支持者更有用（從獨裁者的角度來說）。
對外援助交易的基礎即在於此。雙方都有對方珍視的東西可以互相給予。民主領導人需要他的人民喜歡的政策，而獨裁者需要現金支付給他的聯盟。
歷史記錄表明，援助在拯救國家擺脫貧困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也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援助為緩解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資源，它卻為做相反的事創造了政治誘因。正如美國駐埃及大使（1994年至1998年）愛德華·沃克爾簡潔表述的：「援助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條輕鬆出路。」
經濟學的核心在於比較優勢。每個人都應該在他們相對擅長的領域具有專長，然後與別人交換產品和服務。比起每個人試圖在每一件事上都親自做一點點，這種方式的產出更多。
收買獨裁者比較便宜。他們會實行民主國家領導人及其選民想要的政策，由於他們只需向相對很少的核心支持者負責，獨裁者被收買的價碼很低。他們可以被引誘通過執行民主領導人想要的政策去換取金錢。收買民主領導人的價碼要昂貴得多。
民主領導人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由於他們必須經受當選和連任的考驗，他們很沒有耐心。他們只有很短的投資期。對他們來說，「長期」指的就是下一次選舉，而不是國家在接下來20年的表現。
小張路過：做民主國家領導人真心不容易吶。懶投資的股東源碼資本、策源創投隨便一期基金，存續期都比歐巴馬的任期長。
援助是收買影響力和政策的手段。除非我們人民真正重視窮國的發展和願意做出有意義的犧牲，援助在達成宣稱的目標方面將繼續失敗。民主領導人並非兇殘的野蠻人，他們只是想保住工作，為此他們必須奉行他們的人民想要的政策。
如果一個政權非常擅於說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著極其悲慘的後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發生。是的，生活在這樣一個政府統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敗的風險和代價太高使人們不敢起而反叛。他們有可能喪命或被關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的希特勒們能夠避免反叛。如果統治確實極其嚴酷，人們的確不敢起來造反。
很多革命的結果無非是讓一個專制政權取代了另一個而已。某些情況下新政權實際上比前政權更壞。賴比瑞亞的多伊軍士推翻「真正獨立黨」政府大概就屬於這種情況。但對於參加革命運動的人民來說，他們的希望在於可以改變命運，要麼通過實現民主化擴大致勝聯盟的規模，要麼至少成為新聯盟的一部分。
面對初生的革命威脅，領導人預期的軍隊效忠程度是影響他採取何種對策的重大決定因素之一。領導人明白，作為孤立的個人，人民對政府產生不了威脅。這正是政府領導人不願放任人民自由集會形成組織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規模走上街頭，領導人想要生存的話當然需要有非常忠誠的支持者為他幹鎮壓人民的髒活。
在民主國家，抗議是為了警告領導人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人民不高興了，而如果政策不改變，他們將把無賴趕下臺。然而在獨裁國家，抗議具有更深層的目的：摧毀政府的整套制度，改變人民被統治的方式。
獨裁者討厭各種自由權利，因為它們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慘境況並相互協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時候只要可以的話，獨裁者都要取締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脅隔離開來。
有時候，觸發一場反叛運動的衝擊性事件純屬意外。自然災難雖然給人民帶來痛苦，但也有可能給人民帶來權力。地震、颶風和旱災的一個常見後果就是大量災民流離失所。如果他們被允許在難民營裡聚集，他們就有了機會組織起來反對政府。你瞧，難民營居然具有助長自由集會的意外作用。地震、風暴、火山爆發會聚集起大量幾乎一無所有的絕望人民。它們也會極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紀錄片《風暴之眼》中可以看到一名緬甸軍政府高級將領在向一群倖存者發表講話。忍飢挨餓、極端貧困的災民請求政府提供一點米。這名將軍對他們說現在他來了（但仍然沒有提供幫助），他們必須回到自己的村子並「努力工作」。軍隊一邊奪走允許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資（拿到黑市去販售），一邊告訴災民他們可以吃青蛙。實際上政府是在告訴這些倖存者滾開，默默死掉：慘無人道到極限，但卻是上等的小聯盟政治。死人是不會抗議的。
正如我們知道的，獨裁者並非通過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買政治支持。把資源用於拯救人民生命就沒法用在黨羽身上了。不僅如此，我們也知道，獨裁者非常擅於利用國際社會。讓更多人死掉實際上可能會幫他獲得更多國際援助。這些結果的含義令人不寒而慄。因此沒什麼好奇怪的，獨裁國家的天災死亡人數大大超過民主國家的天災死亡人數。
人民渴望變革，但政府讓他們的願望幾乎不可能實現。2005年《經濟學人》雜誌一篇文章生動描繪了緬甸人民到底有多不開心，記者回想起當地人不斷問他怎樣才能說服美國入侵緬甸：「外國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擔憂的事情。」
在某個層面上，獨裁領導人和民主領導人是為了同一樣東西而戰：保住權位。在其他層面上，他們為了不同的東西而戰。民主領導人訴諸戰爭更多時候是因為從外敵那裡得到政策讓步的其他手段都失敗了。對照之下，獨裁領導人為了追求土地、奴隸和財富，更可能隨意開戰。
民主國家領導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則會被人民趕下臺。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只在認為勝券在握的前提下才發動戰爭。當然他們有可能估計錯誤，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如我們先前所說的，他們會加倍努力去贏得戰爭。這就是越南戰爭中發生的事。
與其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開戰，還不如說民主大國專挑弱小的國家下手，不管對手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大國的期望就是對手不會反擊或反擊力量不足。實際上這直接解釋了歷史上民主國家進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擴張行為，對手都是無力保衛自己的弱小國家。 民主國家專挑軟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顧過去近200年，民主國家贏得了93%由它們挑起的戰爭。相比之下，非民主國家只贏下60%由它們發起的戰爭。
有意義的選舉是人們的終極目標，但為了選舉而選舉絕不該成為目標。當國際社會敦促舉行選舉卻不關注其到底有無意義，選舉的結果無非是進一步鞏固了一個骯髒政權。
俄羅斯的領導人根本不需要在選票統計上作假就能得到想要的選舉結果。他們也不需要阻止人們前往投票站。他們事先剝奪了反對黨擁有自由的媒體宣傳和舉行自由集會的權利，因此觀察家當然會很輕易得出結論，說俄羅斯的選舉狹義上是自由和公平的，而我們很輕易就能認識到它們既不真的自由也不公平。
我們已經知道幾乎所有政治生活都圍繞選擇人集團、有影響者集團和致勝聯盟這三個維度的規模展開。把它們的規模全部擴大，並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團的擴張速度不再快於致勝聯盟，則對絕大多數人民來說一切都會變得更好。他們擺脫了束縛，為了自身而更加努力工作，變得更有教養，更健康，更富裕，更快樂而自由。他們納的稅減少，生活中的機會顯著擴大。
其他
在 Uber 和滴滴的初創時期，兩家公司狀態更像是獨裁國家，更可能隨意開戰——在曠日持久的大戰中，行業內融資能力欠缺的玩家就此被掃地出門。
而當兩家公司都成長到數百億美金估值，與估值一起成長的，是各自的股東列表。不管程維和柳青對外如何強調「創始團隊始終掌握公司控制權」，那些拿十億級別美金投入到這家公司的股東不可能毫無話語權。這個階段的公司，更接近於擁有很大致勝聯盟的民主國家了。
民主國家只在認為勝券在握的前提下才發動戰爭；一旦發現估計失誤，他們會加倍努力去贏得戰爭。這不僅是越南戰爭中發生的事，也是滴滴和快的之間、滴滴和 Uber 之間發生的事。
結局大家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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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獨裁者手冊」書摘（上）
文：大玩家 / 微信號：SeniorP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