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作家：做了30年的「個體戶」，如今重提群體命名
金羊網 2019-11-03
這一群體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文壇湧現，至今30年過去了，有關他們的群體畫像卻一直模糊。
先鋒文學之後，我們的文學養分都來自他們
文/金羊網記者 呂楠芳
11月1日，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了一場「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談」的專題講座，北師大駐校作家畢飛宇，北師大文學院教授、文學批評家張清華，以及李洱、東西、艾偉等三位作家，一起重新梳理、回顧他們所置身的文學代際——「新生代作家」，這一群體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文壇湧現，至今30年過去了，有關他們的群體畫像卻一直模糊。
作為先鋒文學之後又一波現象級的文學思潮，「新生代」中的佼佼者，無論是新晉茅獎得主李洱，還是被視為60後作家代表的畢飛宇、東西、艾偉，都已經各自呈現出完整的寫作風貌。作為同時期的寫作者，他們有哪些代際特徵？他們何以能「抱團」躋身文學史的嚴肅命名序列？關於這些問題的追問和探討，或將對延續文學思潮和助推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他們是誰？
「不被人賞識的野百合花香」
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總是離不開理論和命名。當代文學史上，朦朧詩、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寫作等都是針對特定作家群體及創作現象進行的命名，但是進入21世紀後，作家被草率地歸類為70後作家、80後作家、90後作家、00後作家，這種簡單粗暴的命名方式失去了學術的嚴肅性，更不存在長遠批判的空間。
而在先鋒寫作之後、所謂70後作家之前，有一群60後寫作者主導著九十年代的文學潮汐，他們一改先鋒作家的凌虛蹈空，向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銳的注視，至今已經留下了許多傑出的作品，然而，文學史對他們這個群體的命名卻一直模稜兩可。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畢飛宇說，九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雖然當時文學很繁榮，「新生代作家」可能有上百人之多，但批評家們卻不再待見自己的本職工作，不願意去做天才般的發現和命名，換句話說，寫作雖然在延續，命名卻中斷了，「我們成了個體戶」。
「我們所擁有的不過是歷史之內和歷史之外的一瞬時，一道消失在陽光中的心煩意亂，不被人賞識的野百合花香和那流動的噴泉，但是只要音樂尚未停止，你就是音樂。」李洱對「個體戶」的落寞也深有感觸，他用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這句詩來形容他們這代人就像「不被人賞識的野百合花香」。
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個體戶」中堅持寫作到今天的人所剩不多，不過，堅持下來的大多成績斐然。在文學批評家、作家出版社社長吳義勤看來，九十年代成名的這些作家已經是中國當代文壇實實在在的一線作家。
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組織這場「四人談」的原因。張清華認為，重新提出「新生代作家」的命名，一是因為他們持續三十年的寫作確實值得研究和總結，二是為了延續當代文學的思潮和譜系，讓文學批評重新回到「正軌」。
他們做了啥？
在現實和文學之間建立直接聯繫
普通讀者可能更為關心，「新生代作家」究竟做了什麼？他們憑什麼能和先鋒寫作一樣進入文學史的命名序列？
張清華打了個比方：「如果說先鋒文學是天外來客，『新生代作家』就是讓先鋒文學落地、接地氣，和現實發生密切關係的一群人，他們的寫作既具有極高的藝術難度，更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能夠推動當代文學的潮流持續向前，並確實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本。」
李洱很認同「落地」這個說法，他認為先鋒文學的作品凌空蹈虛的成分非常多，在先鋒作家虛構的作品中，幾乎不寫自己，而到了「新生代作家」的筆下，「我」以及「我」的生活開始進入小說文本，並不斷努力去表達更為深入的自我。
東西在新生代的寫作中看到了現實的「反彈力」。「我們模仿現實，變成現實，到最後現實發現我們有病，我們一直沒有放棄對現實的感受，包括現實力量的強大，在我們身上是有反彈力的，現實越強大，作家身上的反彈力就越大，當然我們也跟著先鋒小說學習技術，但我們始終保持一點距離，警惕僅僅往技術方面走。」
因為追求從「無我」經驗向「有我」經驗的轉化，第一人稱敘述成了「新生代作家」的一個顯著特點，文本中的經驗也逐漸遠離宏大敘事和集體意識形態，而變成了一種完全個性化、私人化的「經驗」。吳義勤曾在文章中肯定這種探索：「他們使人類的一切『經驗』都得到了敞開並從容而堂皇地進入了文學的領地。」
「即便小說是第三人稱寫的，但小說實際上是第一人稱講的，隱含了第一人稱的視角。畢飛宇有一個說法很精彩，他說他的小說是1．5人稱，確實是這樣。」李洱認為，「新生代作家」通過著力寫人物接續了中國文學傳統，形式實驗和語言實驗不再是文學的主要追求，他們更熱愛面對現實，在現實和文學之間建立一種非常直接的聯繫。
他們的幸運
重新挖掘和改寫社會主義歷史經驗
雖然用年代或年齡來概括一個群體不甚科學，「新生代作家」之所以能成其為一個流派，必須首先承認代際的存在。
艾偉從出生年代的角度，講述了年代對於他寫作的影響。他說，出生在60年代的人有歷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義情懷。80年代結束、90年代開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分水嶺，作家的寫作從宏大的理想主義傾向進入了有個人傾向的碎片化寫作，這時的寫作需要處理更為複雜的精神疑難。
「代際這個問題在中國是存在的，每一代的經歷都不同，中國變化太快了，引用餘華的話，他說我們活40年相當於西方活400年，所以西方可以說只分活著的作家和死去的作家，而我們的代際劃分則要更複雜得多。「艾偉說。
擁有無比厚重的歷史感，對作家來說或是幸事。李洱解析「新生代作家」的經驗構成發現，同時代的他們同時擁有社會主義經驗、商品經濟經驗以及全球化經驗，三足鼎立的經驗構成了特有的寫作風格。
正因如此，這一代作家在處理當代經驗時，往往表現出一種過人的敏銳。
「以畢飛宇的《玉米》《玉秀》《玉秧》為例，他處理的就是社會主義時期農村的經驗，但他的處理方式和原來趙樹理、路遙的不一樣，他的寫作展示了農村社會結構當中所產生的微妙的生存情境，這種生存情境對人性進行了壓榨和扭曲，通過三姐妹不同的經歷、個性來呈現，既顯細，又有歷史的深度。」張清華說，李洱的《應物兄》、東西的《耳光響亮》、艾偉的《愛人同志》都是「新生代作家」直面歷史經驗的傑作。
吳義勤認為，一方面，他們對過去邊緣性或被遮蔽的「中國經驗」進行挖掘，另一方面，他們對既有的、符號化的「中國經驗」進行了改寫。「新生代作家」從各個不同的側面完成了對於歷史、革命、啟蒙、鄉土、人民、傳統等「中國經驗」與「中國話題」的重新敘事，並極大地改寫了「中國形象」。
【名家語錄】
新生代小說家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文學在商業語境和意識形態語境中面臨雙重失語危機的情形下崛起的，它既證明了中國文學具有自我調適以應對各種考驗的生存能力，也從普遍的意義上證明了文學的生命力和永恆性。在一個對文學普遍持悲觀和懷疑主義態度，甚至有人宣稱「文學即將死亡」的時代，新生代作家充滿活力和時尚性的出場方式讓我們看到了文學的未來與希望。新生代小說顯示了文學自身獨立「自由」發展的內在要求。作為多元化文學格局中切實的具有生長性的「一元」，其文學史價值不可抹殺。
——吳義勤
新生代作家從90年代後期登上文壇到現在剛好30年，這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事，值得研究、總結和充分重視，因為他們對延續當代文學的思潮和譜系作出了特別的貢獻。先鋒文學之後，如果要找一個特別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文學現象，那一定是新生代。——張清華
作為從業30年的人，雖然一直是以個體的風貌呈現，但內心沒有任何憋屈、沒有任何扭曲、糾結和抱怨，我們這些作家沒有得到命名沒問題，絲毫不影響我們的寫作。但這個話題出現了，我們這代作家肯定是開心的，最起碼對未來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如何從代際出發，如何從文學的文脈出發，更加科學地概括、總結先鋒以後的文學，我覺得是大有好處的。——畢飛宇
【名家面對面】
畢飛宇：著名作家、北京師範大學駐校作家、南京大學教授。著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李洱：著名作家。著有《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應物兄》等。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艾偉：著名作家、浙江作協主席。著有《風和日麗》、《愛人同志》、《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等。
東西：著名作家、廣西作協主席。著有《後悔錄》、《耳光響亮》、《沒有語言的生活》等，多部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
編輯：智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