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心理障礙僅僅是個體性質的, 而有些是民族的文化心理。
第一種:「學外語的當然要以引進外語理論為主, 我們介紹, 讓別人去創造好了。」這是所謂「甘當二傳手」的心態。是的, 學外語的當然要引進外語理論。但是, 「讓別人去創造」就不是當然的了。「別人」是指誰?指外語界裡的除開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嗎?如果外語界裡大家都這樣想的話, 就沒有別人了。指漢語界嗎?現在連漢語界大部分學者都在創造自己的新理論了, 也接受有必要創造學派這個觀點了。
這個心理障礙 (僅僅當「二傳手」) 的產生, 來源於一個不妥當的刊物發表制度。一般地說, 如果一個壞的制度逼良為娼的話, 一個好的制度就會逼娼為良。刊物發表制度也有同樣的效果。我們的外語刊物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的評價制度是有缺點的。20世紀80年代初, 許國璋略帶苦澀地說, 「在中國做科研真容易呀」。對這個背景的解釋是, 「因為經過10年浩劫, 我們當時在學術上落後了幾十年。所以只要坐下來讀幾本書, 就可以對所見所聞發表一番議論。」 (劉潤清, 2003) 。看了幾本外語書, 大段摘引, 再寫幾句 (有時是隔靴搔癢的) 評語, 便可以錄用。這個時期是我國的非常時期。封閉了幾十年, 一旦開放, 大家如饑似渴地需要進口理論。這樣做對豐滿我們自己的羽毛與評職稱是有立竿見影的好處的。不幸的是, 一旦形成了習慣, 就不容易改過來了, 以為這就是外語研究。如果當初外語學刊一致地把這樣的文章當成書評, 不當論文, 同時鼓勵真正的有創見的論文, 將真正的論文排在首篇, 放在第一檔, 可能歷史要重寫了。那時我在當《現代外語》副主編, 我也沒有認識到這個錯誤會帶來這樣嚴重的後果, 當然我也有責任。
這個心理障礙, 使我們的外語學者的外語優勢大打了折扣。試想, 能夠直接理解外語理論的人不去利用外語優勢去創造, 而讓不能直接閱讀外語理論的人去創造理論, 至少在理解與借鑑上, 就已經輸了一著。當然, 不依傍國外理論也可以創造自己的有漢語特點的理論與流派, 但通過閱讀外語文獻對於避免重複勞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二種:畏懼兩張皮結合的難度。普遍認為, 「要理論, 要創造就要立足母語語料, 因為立足外語我不如外國人, 外語這一張皮就夠我一輩子幹了, 漢語這張皮尤其是古漢語這張皮我撿不起。一接觸漢語語法, 又怕漢語界的人挑毛病。」
針對這一心理負擔, 似有一個硬辦法與兩個軟辦法加以解決。一個硬辦法是, 職稱制度要作一點改動, 在外語界增設高級講師, 讓一部分人專心教好外語, 不強求精通漢語或者精通古漢語。他們確實善於教外語, 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貢獻。他們可以得到與教授同等的待遇。我不主張人人寫論文。因為寫論文需要兩種語言都好。這幾十年的實際情形大家都看見了, 確實有人會教外語但不善於寫論文, 這不是恥辱。就讓這一部分人一心一意去教外語, 對國家、對教師個人、對學生都有好處。另一方面, 當教授的人除了善於教外語, 還必須精通漢語, 以便寫論文時將漢語用得得心應手, 立足母語語料來創造 (一般來說, 搞外語搞不過以外語為母語的人) , 這便用足了兩張皮的優勢。這樣才有了產生學派的基礎。軟辦法之一是不怕挑毛病, 下苦工夫學好漢語語法與古漢語。這個問題王宗炎先生曾教導我說, 「不要怕挑毛病。人家挑毛病是為你服務。這說明他重視你, 他看了你的文章, 指出你的毛病是不讓你再往下錯。」軟辦法之二是, 必須明確這樣一個道理:只有一張皮不能保證那張皮的可靠性。只有兼有兩張皮的人才能保證其中一張皮的可靠性。讀不通外語文獻而宣稱能夠深刻地研究漢語並作出重大貢獻者, 恐怕是難以置信的。趙元任、呂叔湘、王力等幾位, 英語、漢語都好, 所以才能保證他們對其中一種語言即漢語的理論做出了重大創造。
第三種:「外語理論被外國人創造完了, 還剩下什麼等著我幹?」這是一種奇怪到令人驚訝的心理障礙。在這個問題上, 我只想說三句:第一, 先假定外國人創造「完了」什麼, 再說中國人就不能或者無須再做什麼了, 這種邏輯怎麼說都是站不住的。第二, 語言理論的創造是不分國界的。Jesperson不是英美人, 卻寫出了第一本英語語法著作。趙元任不是英美人卻當上了美國語言學會的第一任會長。德國的漢學家高本漢的漢語研究也產出了自己的理論。第三, 沒有創造出來的理論, 比已經創造出來的理論, 永遠多得多。沒有說出來的話, 比說出來了的話永遠多得多。創造與發現是不可能有止境的。隨手舉一個最近得到的例子:2006年第3期《外語研究》封底有一條消息, 題目叫「2006年翻譯與跨學科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最後一條說:「會上得知, 國際譯學界對中國的情況一直都很關注, 但repeating的東西, 不能代表中國翻譯界自己的研究成果, 因此並無市場」。已看過了許多類似的消息了, 不知大家的心是不是涼的?一個問題多年來始終縈繞心頭:中國外語界聰明人那麼多, 怎麼大多數人就是把聰明不用在創新上?把聰明放在跟在洋人後面解釋而不進行創造性勞動, 是對聰明最大、最冤枉、最悲劇性的浪費。
以上三種心理障礙往往是個體性質較為明顯, 不那麼帶有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心態。
第四種:文人相輕相踐的傳統心理
這一種心理障礙可以說是比較明顯的民族文化傳統心態。文人相輕相踐甚至窩裡鬥的傳統, 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互相不承認, 對學派意識的產生是不浮出水面的但又是致命的消極影響。但中國學術界與外語界也有許多優秀的胸懷博大的學者, 如以幫助別人著稱的王宗炎先生, 以學風正派、人品厚道聞名的劉重德先生。這裡我還要稍微具體地提一提大師級人物季羨林先生。1998年, 我有幸與季先生見面, 那時, 中國另一位很有學問的學者正在批評季老, 我們又碰巧順便提到了那位批評者, 季先生什麼也沒說, 只提了一句話:「中國的模糊語言學是他搞起來的。」這種博大寬容之心, 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原來, 高學問是有高人品墊底的。有了高人品才可能有高學問。有了這種寬容與大度, 自然有朝一日會在學術上開起互相承認的新風, 為學派的出現打下基礎。
以上諸種心理障礙是產生不了學派的惡性循環之首, 這個循環是:諸種心理障礙→理論意識泯滅→無學派意識→無學科繁榮→國際舞臺上無話語權。
學派最大的好處有五:一是提供千金難買的比較舞臺, 最後選擇出真理;二是培養出領軍人物, 為學術史提供重要的線索, 便於下一代人寫學科史;三是帶出團隊的骨幹分子以便後繼總是有人;四是磨礪出代表作 (在理論上解決了重大問題) ;五是磨練出主要學術套路及獨特的研究風格與方法, 這比成果更重要。但是, 這得有一個前提, 這便是不要宗派要學派。宗派是個人情緒的糾合, 而學派是對研究成果、風格與方法的區別與歸類。對真理的承認, 其前提是不計個人好惡地寬容與尊重別人的創造。通俗地說, 只要別人有好東西, 不管這個人自己喜歡不喜歡, 你得承認他的學術。
學派是別人承認出來的, 自己宣稱 (雖然中外歷史上都有這一現象) 不那麼可靠。說趙元任是實驗語音學的創始人, 是別人承認的, 不是他自己宣布的。因為歐洲的語言學學生人人都讀這本書才能算是入了語言學的門。中國有一句話, 「十年磨一劍」, 但十年是否能磨出一個學派?在國外可以。查一查「語言性轉向」中的西方哲學的理想語言學派與日常語言學學派, 其頂峰時期幾乎沒有十年。可是十年磨一劍在中國舉步維艱。為什麼?互不買帳是其中原因之一。要麼寫書評只說好的, 不說不好的, 要麼是管他好壞, 一律不予理睬。寬容與尊重別人是學術良心, 在西方學術界, 這一學術良心變成了學術規範, 因為人人都從寬容與尊重別人的規範中得到將來對自己的承認。中國近年來, 有一批為數不少的學者, 常常被邀請穿梭於高校的講壇, 進一步, 出現了更為經常受邀講學的、為數更少的、相對穩定的一批學者。為什麼?因為他們有新思想、有自己的理論。這很可能為重要的理論甚至為學派的誕生做了先期的鋪墊。這是一個信號。這樣的信號, 目前雖然不免影影綽綽, 但對外語界來說, 應該是一個好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