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9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日前刊文稱，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實行了三大改革，政治方面確立了立憲議會制度，經濟方面實施了殖產興業政策，教育方面開展了義務教育。到二戰後，軍閥消失了，日本皇族力量衰退了，財閥被解體了，惟獨官僚保存了下來，而佔據官僚中樞的，就是「東大派」(東京大學派系)。
文章摘編如下：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實施義務教育，甚至可以被叫做「強制教育」，因為在推行時，居然動用了警察的力量。在農村，小孩子也是勞動力，家裡還指望他能到田裡幫把手，不想讓孩子去讀書。但是，如果不讓孩子讀書，警察就會來抓走家長。日本就是用的這種方式，將義務教育強行推廣、滲透、貫徹到了家家戶戶。
然而，到了昭和時代，尤其是二戰期間，日本的教育主要是被用來培養軍國少年了。當然，明治的日本教育和昭和的日本教育也有相同點，就是官僚的培養機關是帝國大學，而帝國大學的中心，則是東京帝國大學。這種趨勢即使到了改為東京大學的現在，也沒有太大改變。
日本政治評論家本澤二郎就說過：「戰爭中，鼓舞日本年輕人勇敢地拼殺於戰場的原因，是皇國史觀。士兵一旦加入天皇的軍隊，就成為皇軍。由於天皇是神，士兵就成了神兵。一旦戰爭爆發，只要神風一吹，就必勝無疑。年輕人之所以會被如此幼稚的理由操縱，也是教育之過。輕而易舉地培養出教育少年，就意味著國家的成功。這一皇國史觀就誕生於東京大學。」
早稻田大學第10代總長村井資長，也在1994年12月27日的參議院文教委員會上表示過，「日本迎來戰敗的命運，應歸結於潛在於我國教育深層的皇國史觀。而堅持這種史觀的，正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歷史課堂。明治以來，東京大學一直掌控著學問和教育的最高指導權，單獨培養官僚，固守著皇國史觀。」
皇國史觀，是由東京大學教授平泉澄主導的，東京大學教授、國粹主義憲法學者上杉慎吉，也是皇國史觀的倡導者之一。在戰前，除了官僚之外，軍閥、財閥、皇族等都作為特權階級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到了戰後，軍閥消失了，皇族力量衰退了，財閥被解體了，惟獨官僚保存了下來，而佔據官僚中樞的，就是「東大派」。
以1943年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後進入日本大藏省的山下元利為例。此人在1945年6月，作為海軍武官到中國大連赴任，終戰後成為蘇聯俘虜，被關進大連俘虜收容所，1947年3月被釋放，4月就回大藏省復職，在鳩山一郎內閣期間，被提拔為首相秘書官，在田中角榮當上首相後，被起用為官房副長官。
田中角榮因戰後最大的政治醜聞——洛克希德事件被捕後，作為其親信的山下元利對本澤二郎說了這樣一句話，「田中角榮並不是東大出身，如果他出身於東大就不會被逮捕了。我是東大的人，因此不用擔心這一點。」的確，在整個案件調查中，山下元利完全不受牽連。而本澤二郎則稱，「山下讓我見識到了官僚裡』東大派』的厲害，要說戰後的日本是被』東大派』這個特權階級所控制的日本，也不為過。」
到了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政界偏重東大的這一失調情況，更是達到了極限。根據1995年10月5日公開的日本國家公務員上級職務採用內定情況來看，在284名內定者當中，有139人都是東大畢業生，佔總體的48.9%。在大藏省的22名內定者當中，有17名畢業於東京大學，東大畢業生的比例竟佔到了77.3%。而在這前一年，大藏省的東大生內定比例更是達到了90%。
大藏省有編成預算的能力和收繳稅金的權力，是日本官府中的官府，而「東大派」，就是日本官僚中的官僚。到了這個地步，日本，就成了「東大的天下」，「東大的國家」。
為此，1992年2月，宮澤喜一內閣提出了「東大出身者的採用率應在50%以下」的方針，但是從1993年的日本國家公務員上級職務採用內定情況來看，東大畢業生又佔到了54.8%，到了1994年才勉強降低到50.5%。但即便如此，也依舊是每兩個官僚裡，就有一個「東大派」。
在戰前是革新官僚的代表，在戰後是戰犯嫌疑人，但最終還能坐上首相寶座的東大畢業生岸信介，或許就是「東大派」的最佳代表。如果他不是東大畢業，沒有「東大派」人脈，以其劣跡斑斑的履歷，又如何能像「妖怪」一樣為所欲為地掌控權力！(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