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列席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擴大）的市政協委員、在滬全國政協委員進行分組討論，就楊雄市長所作上半年政府工作報告，圍繞經濟轉型發展、自貿試驗區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增強文化軟實力、政府簡政放權以及綜合交通管理、區域環境綜合整治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現摘錄部分委員觀點，以饗讀者。——編者
助力自貿區制度創新 推動經濟穩定增長
目前，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具體任務大部分已完成或取得階段性成果。下半年，將繼續對照三年建設目標，緊鑼密鼓地抓落實、抓突破。重點是投資管理、貿易監管、金融開放創新、事中事後監管四方面的制度創新。並繼續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著力推進經濟穩定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
顧國林（市政協常委，市紀委原副書記）：上海自貿試驗區運行已近三年，改革取得不少進展，但離社會預期仍有距離。建議政府站在行政相對人的位置上考慮改革措施，複製推廣先進經驗，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增強企業對改革成果的獲得感。
汪亮（市政協委員，市流通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自貿區試驗的難點在於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滯後阻礙了我國外向型經濟更上一層樓。建議自貿區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應著力於打造國際化的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吸引更多國際企業參與，提升該平臺的利用率和國際參與率。同時，逐步放開離岸交易和轉口交易，提升國際競爭力。
李思明（市政協委員，恆信金融租賃有限公司執行長）：要堅持對外開放，自貿區擴區不應該有地理局域性。金融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特色，而金融業本身受地域局限很小。在政府具備相應管理水平的前提下，自貿區擴大到全市範圍是否可行？要解放思想，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方便國內資本與國外優良資產對接，同時以開放促改革，堅持市場化理念，增強企業發展動力，減少對企業的束縛。
陳海剛（全國政協委員，市政協原秘書長）：上海自貿試驗區是全國第一個獲批的，應該始終走在全國四個自貿區的前列，開放度應更高一些。建議改革要注意系統集成，注重對標國際貿易規則；要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個關鍵，理順浦東新區政府與自貿區管委會的關係。
周軍（市政協委員，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上海經濟發展處於調整轉型期，當前遇到不少困難，但還是要有信心。首先，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金融中心會向資本中心演變，金融能為產業提供資本服務，起到推動產業經濟發展的作用。其次，發展製造業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上海要堅持重點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高端製造業，加強產業布局，不斷提高國際化水平。還要注重經濟發展可持續性，及時排查企業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可持續發展，堅持未雨綢繆，防範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
堯金仁（市政協委員，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企劃部總經理）：對市長報告中幾個重要數據，據我了解，有種普遍的感受是「統計數值要比直觀感受好，宏觀經濟要比微觀經濟好，政府情況要比企業情況好」。所以，需要對報告中的數據再進行深入分析，找出亮眼的經濟數據與社會實際感受偏差較大、宏觀感受較好但經濟個體活力不足的原因。另外在金融方面，一些新金融主體陸續誕生，要有效發揮其功能性作用。
丁嘉春（市政協委員，上海嘉春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當前經濟形勢嚴峻，民營、中小微企業經營困難，融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也日漸緊縮。建議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規定，保護好民營、中小微企業創新發展的活力，加大支持力度，培養更加適合企業創新發展的制度土壤。
王堅（市政協委員，申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上半年經濟不錯，好於預期，完成了中央賦予的任務。同時，上海也應該反思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比如產業結構的問題，二產下得太快，是十幾年來降幅最大的一次，製造業佔比底線能否守住？「服務業為主，二、三產業共同發展」，一定要一起講，不可片面強調三產。過去上海有6大支柱性製造業，這輪經濟結構調整中有哪些產業需要繼續引領？能否在結構調整的同時留住或發展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結構調整非常艱苦，要在政策和體制上給予支持，不僅需要關注二產佔比，更需要關注二產內涵，需要把推進科創中心建設和發展實體經濟結合起來，需要弘揚企業家精神，經濟才有生命力。
徐以驊（市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很多經濟問題背後都是金融問題。比如房地產，不少人利用槓桿炒房，這就是金融問題。上海是金融大市，很多政策的制定都要反映這個特點，才能體現治理能力。現在有種說法是「上海只有規模經濟，沒有結構優勢」，雖不好聽，但有些道理。比如，上海為什麼出不了華為、淘寶這樣的企業？與上海相比，杭州、深圳等城市的結構優勢更加明顯。上海央企和民企比例如何調整？什麼樣的結構對上海未來發展更加有利？都是關係到上海長遠發展的問題，值得深入考量。
打造創新人才高地 推進科創中心建設
今年上半年，國家先後批准了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方案、上海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方案，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進入全面深化、全面落實的新階段。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上海必須成為創新創業人才的高地。
鄭明光（市政協委員，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院長）：我們這類科技型企業的員工收入相比上海的生活成本普遍偏低，尤其是房價，擋住了很多高科技人才的腳步，難以留住高端人才為上海的科技進步服務。另外，當前高科技產業在不斷發展，上海應加強基礎技術研究、服務技術等產業鏈方面的有序聯動，使其成為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根本，形成高端技術的有效聯動，建議科技界別對此類課題進行深入探討。
史一兵（市政協常委，萬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上海作為人才高地，關鍵要留住人才。建議要推動新技術與傳統產業的深度融合，抓住幾個關鍵的突破點，不斷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
孫超才（市政協常委，市農科院作物所所長）：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中農業的比例雖小，但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當前存在的問題是上海居住生活的高成本導致無法引進科研人才，相對較低的收入也無法留住科研急需人才。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儘快出臺措施解決矛盾，幫助企業留住研發人才。
方奇鍾（市政協委員，上海奇士企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要努力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但在實際項目立項、實施及正式上線等過程中，政策等方面有太多「紅燈」，建議結合體制機制改革，清除這些障礙，變「紅燈」為「黃燈」甚至是「綠燈」。
陸曉春（市政協委員，市經濟和信息化工作黨委書記）：企業要發展，必須提升核心競爭力。創新、轉型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企業同時應在提升傳統優勢、降成本、補短板上多下功夫。重視人才。目前上海生活成本很高，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應的配套政策要及時跟上，妥善解決其落戶、社保、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政府應在政策引導、環境改善等方面營造更加寬鬆的創業環境，積極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
薛新功（市政協委員，中鐵上海設計院院長）：市政府應學習借鑑杭州西溪溼地「夢想小鎮」建設理念，在高新企業集聚區完善創業人才的宜居宜業宜行等相關配套設施的建設。
傅國慶（市政協委員，市科委總工程師）：在科創中心建設中，上海的科技投入已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優勢也較為明顯，但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夠突出，沒有持之以恆地推進，且缺乏將產業一抓到底的決心和舉措，建議引起重視。
王建平（市政協委員，上海科技管理幹部學院院長）：關於上海房價過高導致影響人才引進的問題，一方面要轉變觀念，國際上是以租房價格為市場指導，而不是買房價格；另一方面要儘早採取措施，建議建造人才公寓吸引人才，政府要儘快下決心拿出一定的土地資源來解決新引進人才居住問題。
楊志剛（市政協常委，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風洞中心主任）：科創中心建設方面，國家制定科技發展「三步走」的目標，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建議上海要站在這三個目標的高度上進行科創中心建設和科技發展。人才方面，要學習國內外優秀經驗，建議由政府來統籌社會結構性成本，比如解決好引進人才家屬的醫保問題等。產業方面，要辯證地對待新舊產業之間的關係，建議在不同產業交叉方面要搭建好功能性平臺。
周文彬（市政協委員，核工業第八研究所所長）：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中應調動所有企業的積極性，在滬央企也是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重要力量，但由於管理層總部在北京，在上海很難獲得相關政策，如單獨獎勵優秀員工等，很難真正融入到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中。建議市政府向國務院申請給予央企特殊政策。
王華（市政協委員，市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發二部主任）：按照相關規定，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所獲收入的50%可以歸個人，並將其作為個人的工資性收入，而不是個人偶然所得，導致個人要繳納很多稅收。同時，次年個人收入的四金比例也相應提高，此舉打擊了個人的科技創新積極性，建議有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修改。
柏國強（市政協委員，市環保局副總工程師）：在科創中心建設和綠色發展轉型的過程中，要注重加大傳統產業的發展轉型力度，如傳統的石化化工，若不下決心進行產品替代、裝置改造和技術升級，則無法生存和發展。建議政府和企業要實現聯動，依靠科技的進步來完成轉型發展。
李昕欣（市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市委副主委）：科創中心建設是一個工程，要作好20至30年的準備。目前上海的優勢是科技與產業的結合，真正的出路在於與周邊的合作，如蘇州、崑山等有資本、有想法、操作力強的城市，建議加強合作、實現聯動。
增強城市文化軟實力 努力改善社會民生
厚植城市文化軟實力土壤，強力推進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都是上海繼續四個中心建設和科創中心建設的基礎。
黃山明（市政協委員，民進市委秘書長）：多措並舉緩解養老問題。試點推行的「長者照護之家」應明確定位，與專業醫院、社會養老機構和居家養老立體結合，提供有效的「喘息服務」；養老評估體系建立需更全面，充分利用經濟槓桿優化社會養老機構收費模式，加強基層協商，取得居民對小區內設立「長者照護之家」的理解與支持，使有限的養老資源發揮更大作用。
陸雅娟（市政協委員，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關於醫療等民生問題，希望媒體多做一些好的節目，宣傳報導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
張娣（市政協委員，曹楊二中附屬江橋實驗中學工會主席）：.社會上對於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仍然不高，建議進一步加強宣傳引導，提高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理解度和認可度。加強對社會辦學機構檢查監管力度，及時發現和整治違法違規辦學的行為，有效保護學生、家長的合法權益。加強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改變以考試為中心、以排名為導向的片面思維，從中長期人才培養角度入手，注重學生綜合素質培養。
俞亦綱（市政協委員，上海雜技團團長）：隨著政府加大對文學藝術的投入，文藝院團藝術生產、人員培養等方面的積極性有了極大提高。要遵循藝術院團的發展規律，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營造社會各方面共同支持氛圍，激勵藝術院團的發展、成長，「出人」、「出戲」。
吳孝明（市政協委員，上海文廣集團演藝中心總裁）：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不僅要能夠出產優秀的影視劇、舞臺劇作品，而且要提升普通市民文化素養。「文化興市」需要全社會支持、全民參與，共同提高城市的文化軟實力。
陳啟偉（市政協委員，新民晚報社黨委書記、總編輯）：建議從財政收入中劃撥專項資金，設立「城市文化藝術發展基金」，通過社會化、市場化運作，支持本市各個文化項目的開展，為本市文化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安琦（市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副院長、教授）：上海作為海派文化的發源地，在加快建設上海自貿區、科創中心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經濟發展，更要注重文化建設，形成獨特的文化氛圍和氣質。要重視校園文化退化的現象，加強教育引導；要提升娛樂節目品位，注重價值導向。
趙剛（市政協委員，上海市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養老服務的定位和總體規劃要與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政府託底的機構養老標準不宜太高，可以適當調整政府託底的機構養老標準，增加養老床位，適應實際需求。可以由政府引導，在妥善解決交通、醫療等問題的基礎上，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發揮市場積極性，在生活成本較低、環境較好的周邊城市建立養老社區，完善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
沈建青（市政協委員，黃浦區政協文化和體育委員會主任）：相對而言，目前青少年群體參與體育鍛鍊的時間、積極性不夠，僅有的學生運動會以區為單位，以少體校選手為主體，普通青少年參與率較低。建議「十三五」期間對全市學校的體育工作進行專項督導，就學校場地建設、課程設置、師資配備、學生體質等內容進行檢查，促進解決體育教師青黃不接、待遇差等問題，提高各方對青少年體育運動能力的重視程度。
屠海鳴（市政協常委，市僑聯副主席）：希望進一步增加民眾的獲得感，提高社會福利，改善公共服務，吸引並留住各類人才，讓他們進一步融入上海；增強民眾參與感，在公共事務，特別是在涉及民生的事務決策過程中廣泛徵求和吸納市民的意見建議；增強民眾安全感，排除更多百姓身邊的安全隱患；增強民眾幸福感，所有改革都要以惠民為民為原則，增加更多聚焦保障民生的舉措。
保持昂揚向上精神狀態 不斷攻堅克難奮力前行
當前上海發展最大的大局，是圍繞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這個工作主線，加快改革開放與創新發展。要特別關注破解重要改革創新措施配套落實難、落地難的問題，統籌協調、協同推進。
黃文（市政協常委，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副秘書長）：規則的好壞會影響城市的管理，建議在事中事後監管過程中，對現行的法律法規進行一些梳理。有了規則，就須嚴格執行，在事中強調實效性。事中事後監管也要適度，防止政府大包大攬。
許劍民（市政協委員，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結直腸外科主任）：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透明度有待加強。比如近期關於「上海垃圾傾倒江蘇」等，市政府應在第一時間出面澄清，並釐清相關工作機制。
廖瑛（市政協委員，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區域公共事務總監）：轉變政府職能應重在落實。建議通過科學制定相關政策、調動社會資源和激發社會組織積極性，提高老百姓對政府履行公共服務的獲得感和體驗感。增加財政資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公眾知曉度。如，對於個人創業補助的評估體系和補助資金的使用情況，要通過一定渠道公開。
許珊燕（市政協委員，交銀施洛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總裁）：上海的建設目標應放在國家戰略的高度考慮。市政府應與國家各部委政策做好銜接，進一步明確實現目標的措施和途徑，出臺相關配套政策。
黃綺（市政協常委，上海尚偉律師事務所主任）：上海作為國家多項改革的試點城市之一，能否在全國成功作出示範，關鍵看能否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因此，在試點工作中，既要解決一些特殊性和個性的問題，更要注重研究一些普遍性和共性的問題。另外，政府購買服務是發展趨勢，但購買的服務質量如何，公眾是否滿意，需要政府進一步加強評估。
王向群（市政協委員，市教育工會常務副主席）：上海承擔了中央部署的很多先行先試的任務，如教育、醫療、司法等重要改革，並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是，人民群眾對於當前改革試點工作成效的實際感受不強。建議上海在承擔中央改革試點任務的同時，也要注重發現和研究本市需要重點突破的問題，例如在傳統產業升級換代方面應有深入研究和大力支持，在推進改革發展中更加突出上海自身特色，發揮上海的傳統優勢，關注和解決與市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有效增強市民群眾的獲得感。
周天平（市政協委員，上海周天平律師事務所主任）：自貿試驗區與科創中心建設是上海經濟結構轉型的重心。守土有責、執政為民的領導情懷難以在「走馬燈」式的狀態中培育產生。上海正處於改革攻堅期，要保持幹部隊伍相對穩定。
周海洋（市政協常委、對外友好委主任）：公務員是一種職業，其職責是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公務員隊伍建設應培育和提倡職業精神。
馬強（市政協常委，市紅十字會原黨組書記）：建議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下，進一步關註上海更高層次的良性發展，要有危機意識和風險防範意識。上海的長治久安離不開「兩個開放」。目前，很重視對外開放，但是對內開放尚不足，應充分認識對內開放的重要性，因為對內開放將是外部壓力增大時對內部經濟和社會運行的一種有力支撐與有效的運行通道。
加強交通綜合管理 推進城鄉統籌發展
對於社會關注程度較高的交通問題，上海將從設施建設和執法管理雙管齊下，促進交通運行更加有序。要深入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劉海濤（市政協委員，嘉定區政協主席）：在加強交通綜合整治的過程中，要統籌兼顧軟體與硬體方面的建設，在加強道路交通法規建設的同時，加強對道路交通硬體設施的維護保養，治理道路環境髒亂差等問題。
李照國（市政協委員，上海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交通整治要因地制宜、疏堵結合。比如，對於停車難等現實問題，可參照國外的做法，允許車輛在不影響交通通行的情況下，實行路邊停車過夜。
周秀芬（市政協常委，徐匯區政協副主席）：在開展交通大整治的同時，要切實思考如何建立長效化的管理機制，不能成為一陣風的運動式整治。
鄭安國（市政協常委，華寶信託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交通違章罰款要實事求是，罰款的金額及用途應該公開透明。
吳健生（市政協委員，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要統籌規劃軌道交通和地面交通，對部分地面交通的運營時間和班次進行調整，避免公共運輸資源的浪費。
柴俊勇（市政協委員、學習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下一步，交通大整治工作應以平安出行為目標，將口號轉化為行動、概念轉化為標準、原則轉化為程序、認識轉化為能力、願景轉化為現實，實現交通整治的常態化。
戴建國（市政協常委，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交通整治加大管理的同時也要完善配套。比如禁止違章停車，那麼就要優化資源，把停車位配置好；設置更多機動車單行道，那麼道路標識提醒要跟上。
徐祖信（市政協委員，市科委副主任）：交通整治下一步怎麼鞏固、擴大成果，要用心思考，不能一味靠整、靠堵，而是加強動態管理、科學管理，提高馬路通行率、使用率。
李珺（市政協委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副總編）：經過整治，本市交通狀況的確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問題，比如在路口車道間穿梭發廣告等現象，存在較大安全隱患。交通整治是系統工程，要全面梳理道路交通安全隱患，加強網格化管理，切實做到不留死角。
俞亮鑫（市政協常委，《新民晚報》高級記者）：交通整治要更加人性化，充分考慮老百姓的實際需求，並進行積極引導。
鄭民華（市政協常委，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中法醫學部主任）：交通問題的徹底解決不能光靠處罰手段，要建設更完善、更便民的公共運輸體系。
金梅（市政協委員，閔行區統戰部部長）：進行交通整治，要通過教育等措施提高市民遵守規則的意識，具體處罰措施要一視同仁，並形成長效機制，儘量避免緊一陣、松一陣。
王明彈（全國政協委員，國核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交通整治應把握好執法尺度，注意媒體的宣傳，避免產生執法過程中的對立情緒。
陳洪凡（市政協委員，奉賢區政協主席）：希望市委、市政府高度關註解決「三農」問題，在推進農村地區特色小鎮建設，以及鎮村集體產權改革等方面加大政策、資金支持力度，推動城鄉統籌發展取得新突破。
許復新（市政協委員，金山區副區長）：關於農民居住問題。應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深入調查研究，儘可能多地聽取農民意見，力爭使政策符合大多數農民的利益需求。
徐鳳建（市政協常委，市殘聯副主席）：關於農村管理。郊區發展不均衡現象較為普遍，新城建設往往乾淨整潔，但周邊街鎮、農村環境髒亂差，希望政府部門充分重視，敢於擔當，切實加強農村管理。只有心齊、氣順、幹勁足，才能把上海建設得更好。
（文字採寫整理 顧曉紅 謝臻 黃錚 戚爾達 劉子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