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熊柴 閆凱
北京大學秦曉宇、南開大學李哲滔、杜光瑜對數據整理有貢獻
2019年12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求，尊重客觀規律，發揮比較優勢，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12月10-12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承載能力。12月25日，中辦、國辦《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要求，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這與4月國家發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的表述一致，但意味著政策從部門層面上升到中央層面、力度更大。
上述政策符合人口遷移的基本規律，有利於推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也意味著我們多年呼籲的城市群都市圈逐漸成為政策共識，我們深信前瞻客觀專業的研究是有價值的。長期以來，我們根據全球人口流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提出「人隨產業走、人隨高處走」、呼籲推進「人地掛鈎」，倡導改變過去「控制大城市人口、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小城鎮模式思路，建言獻策確立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規劃和區域規劃戰略。（參見：《中國城市群發展潛力排名2019》，2019年7月23日；《中國十大最具潛力都市圈2019》，2019年6月20日；《中國十大最具發展潛力城市排名2019》，2019年5月24日；《中國城市發展潛力排名2019》，2019年4月12日；《從城鎮化到城市群——儘快確立城市群都市圈戰略》，2019年2月20日；《中國生育報告2019》，2019年1月1日；《中國人口大流動：3000個縣全景呈現》，2018年9月17日；《中國人口大遷移2018》，2018年7月10日；《城市「搶人大戰」：高質量發展、大都市圈戰略和土地財政》，2018年6月7日；《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與中國展望：從齊增到分化》，2016年10月24日；《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2016年10月13日）
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幾百年來，全球史詩般的人口大遷徙引發了區域興衰、產業更替和霸權更迭。人口帶來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產發展的基本需求，引發了各地區房地產市場的榮衰，美國東西海岸線城市群的繁榮映襯出東北部鐵鏽州的衰敗，中國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襯出東北的沒落。是什麼驅動了人口大遷徙？未來中國人口向何處？帶來哪些機會和挑戰？近年人口遷移有何新動向？
我們在業內提出了廣為流行的標準分析框架：「房地產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本文是對2018年報告《中國人口大遷移》的更新和完善，以清晰的邏輯揭示人口遷移的普遍規律，用詳實的數據分析中國人口大遷移的歷史和趨勢。
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1）決定一個區域人口集聚的關鍵是該區域經濟規模及該區域與本國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簡單地講，就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我們在2016年借鑑提出經濟-人口分布平衡法則作為人口遷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並通過OECD和美日韓的相關數據驗證。在市場作用下，人口流動將使得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比值逐漸趨近1。2）工業發展需要集聚，所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集聚。服務業發展比工業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後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線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區域中心城市集聚。
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從低收入地區到高收入地區，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1）全球人口遷移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在跨國層面，人口從中等、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遷移。即從東亞、南亞、拉美、非洲、中東歐向北美、西歐、中東石油富國、澳大利亞等遷移。二是在城鄉層面，隨著全球城市化進入中後期，不同規模城市人口增長將從過去的齊增變為分化，人口從鄉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遷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長停滯、甚至淨遷出。2）美國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鐵鏽8州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鄉層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3）在日本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隨著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中國人口大遷移：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1）跨省人口遷移：從改革開放前的向東北集聚，到改革開放後的孔雀東南飛，再到2010年以來部分回流中西部，2015年以後粵浙人口再集聚。2014年開始，東北三省人口先後陷入負增長。2）從分線城市看，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一二線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在全域層面，一線、二線城市人口持續流入，三線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線城市人口顯著持續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但與一般三四線城市明顯不同，發達城市群的三四線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18年，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2.3、1.6、1.0、0.6。從重點城市看，近年深圳、廣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長，長沙、西安、成都、鄭州、武漢、重慶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蘇州、無錫等東部城市人口增長明顯放緩。3）在2018年16個地級單位數據缺失情況下，估計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全國人口淨流出的地區個數分別為175、196、205個，人口淨流出地區的數量佔比分別為51.9%、58.2%、60.8%,2010年後明顯上升；而上述三個時期人口淨流入地區數量依次遞減，分別為162、141、116個，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數地區、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去向何方？1）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約70.6%，對應城鎮人口為10.3億，比2018年增加約2億。2）簡單按當前趨勢推算，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有約50%、即約1億人來自鄉城遷移，其他則將是自然增長和行政區劃變動貢獻。3）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5%人口，創造88%GDP，其中城鎮人口佔比78%。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布在19個城市群，約60%將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遊、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群。中國現有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遊、山東半島、成渝等5個人口億級城市群，未來有望形成10個以上1000萬級城市，12個左右2000萬級大都市圈。
風險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統計存在偏差；部分地區數據缺失。
1 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
2 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從低收入地區到高收入地區，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2.1 全球人口遷移：從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2.2 美國人口遷移：從鐵鏽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會區化
2.3 日本人口遷移：從向三極集聚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3 中國人口大遷移：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 跨省人口遷移：從孔雀東南飛到回流中西部，粵浙人口再集聚
3.2 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3.3 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4 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去向何方？
4.1 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新增約2億
4.2 2億新增城鎮人口並非全部來自鄉城遷移
4.3 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布在19個城市群，約60%在七大城市群
1 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
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相關理論有拉文斯坦遷移法則、推拉理論、發展經濟學二元結構理論等。從長期和根本看，決定一個區域人口集聚的關鍵是該區域經濟規模及該城市與本國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簡單地講，就是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理論上，在完全的市場競爭和個體同質條件下，較高的人均收入將不斷吸引區外人口淨遷入，直至該地區人均收入與其他地區持平。
我們在2016年《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與中國展望：從齊增到分化》等研究報告中，借鑑提出經濟-人口分布平衡法則作為人口遷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分布平衡引導人口流動，並通過OECD城市功能區、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的數據進行驗證。
靜態地看，當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趨近於0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淨遷出狀態；當該比值等於1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等於全國人均收入，人口淨遷入規模很可能接近於0；當該比值趨近於+∞時，表示該區域人均收入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口很可能呈淨遷入狀態。動態地看，當某區域經濟-人口比值處於1附近，但該地區經濟增長快於全國平均水平時，人口仍將淨遷入，呈現一邊經濟高增長、一邊人口淨流入的基本平衡。
在短期，由於經濟波動幅度多明顯大於人口增長速度，經濟-人口比值受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在長期，由於市場不完全競爭以及城市之間、個體之間等存在明顯差異，因而當城市發展比較穩定時，其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雖不能等於1，但將保持在1附近的水平。
在實踐中，由於產業結構差異，經濟-人口比值高的地區並不一定人均收入都高，比如以能源、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城市可能呈現GDP份額和人均GDP高、但人均收入實際一般。而在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城市，人均GDP與人均收入的相對排序往往比較一致。總的來看，工業發展需要集聚，所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集聚。服務業發展比工業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後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線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
2 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從低收入地區到高收入地區，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2.1 全球人口遷移：從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全球人口遷移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在跨國層面，人口從中等、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遷移。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訂版)》統計，1960-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人口淨流入規模累計達1.36億，其中來自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經濟體的比例分別為26.4%、53.2%、20.5%。中高收入經濟體人口生活水平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遷移動力不強；低收入經濟體人口雖然遷移動力強，但難以承擔遷移成本；而中低收入經濟體人口遷移動力強，且能夠承擔遷移成本。從國別看，主要是人口從中國、東南亞（菲律賓、緬甸、印尼、越南等）、南亞（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等）、拉美（墨西哥等）、非洲、中東動亂國家（敘利亞等）、中東歐向北美、西歐、中東石油富國（阿聯、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澳大利亞等遷移。其中，1960-2017年美國淨遷入人口超過4900萬，德法英西意等西歐五國淨遷入合計超過3300萬，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淨遷入合計超1400萬，俄羅斯淨遷入近1100萬，加拿大淨遷入超900萬，澳大利亞淨遷入近700萬。日本移民政策長期較為保守，淨遷入人口較少、僅235萬。
雖然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快速發展，但全球經濟人口分布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較六十多年前明顯擴大，未來大規模跨國人口流動仍將持續。1960-2018年，高收入經濟體經濟份額從77.3%降至63.1%，人口份額從25.1%降至15.9%，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從3.08升至2003年的4.74，再降至3.96。
二是在城鄉層面，隨著全球城市化進程進入中後期，不同規模城市人口增長將從過去的齊增變為分化，人口從鄉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遷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長面臨停滯、甚至淨遷出。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從29.6%增至53.9%，該時期所有規模城市的人口佔比均有明顯上升，所有規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顯超過1.7%的自然增長水平。其中，1000萬人以上城市人口佔全球總人口比重從0.9%增至6.3%，30萬人以下小城市人口佔比從17.8%升至22.9%，分別上升5.3、5.2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快速積聚，但5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將降至1%、略高於0.9%的自然增長水平。
2.2 美國人口遷移：從鐵鏽8州到西-南海岸，大都會區化
1850-2018年，美國人口從2327萬快速增至32744萬；特別是二戰結束後，伴隨著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大規模國際移民湧入，美國人口在1950-2018年增加了1.76億。美國三百多年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五大湖區域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國「鐵鏽8州」人口從1023萬快速增至7203萬，雖然佔比從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貢獻達34%，是美國人口聚集的核心。1970年代開始，伴隨著西歐、日本以及後期中國的崛起，美國傳統製造逐漸衰落，鐵鏽8州GDP佔比從1970年的35.6%降至2018年的25.8%。與經濟衰落相對應的是，1970年以來鐵鏽8州人口增長大幅放緩，紐約州在1970-1980年、西維吉尼亞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淨減少。到2018年，鐵鏽8州人口僅增加906萬至8109萬人，人口增量貢獻降至7.3%，佔比大幅降至25%。
與此同時，以能源、先進位造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佛羅裡達州等地區逐漸成為美國人口集聚的中心。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計從40萬增至3794萬人，佔比從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貢獻為20.8%、低於鐵鏽8州約13個百分點。1970-2018年，三州GDP份額從18.1%增至28.1%，人口快速增至8956萬，人口增量貢獻高達41.8%、人口佔比升至27.4%。可以發現，不管是1970年還是2018年，鐵鏽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均基本平衡，即經濟-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動狀態迥異，原因在於經濟增長差異。
二是在城鄉層面，美國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美國城鄉劃分標準多次調整，當前城市的基本定義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區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美國城市化率在1910年達45.6%，1940年達56.5%、與中國當前接近，1970年達73.6%，2010年達80.7%。同時，基於經濟社會高度聯繫的城市功能聯繫思想，美國人口調查局於1910年開始逐漸形成都會區統計（Metropolitan StatisticalAreas，最小規模為5萬人以上）。1910-2015年，美國都會區人口比重從28.4%增至85.6%，其中人口向大都會區化集聚態勢明顯。1950-2015年，5-25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0.3個百分點，25-100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2.8個百分點，而100-500萬人、500萬人以上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分別增加13.5、12.9個百分點。特別是在1970-2015年，500萬人以上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9.9個百分點，遠高於100-500萬、25-100萬、5-25萬人都會區的5.3、0.8、0.6個百分點。2015年，美國5-25萬、25-100萬、100-500萬、500萬人以上都會區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會區依然對人口有著較大吸引力。
2.3 日本人口遷移：從向三極集聚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日本存在兩個版本的城市化率統計：一是市部人口比重。該比重為國內學界廣泛引用及世界銀行資料庫收錄，但受行政區劃調整影響大。比如因行政區劃調整，1950-1960年從37.3%激增至63.3%，2000-2010年從78.7%激增至90.7%。二是DID人口比重。為克服行政區劃調整影響，日本統計部門在1960年定義人口集中地區（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s, DID），即人口密度高於4000人/平方公裡的調查區，和市區町村內互相鄰接、人口合計超過5000人的調查區。日本DID人口比重從1960年的43.3%快速增至1990年的63.2%，再增至2010年的67.3%。
在日本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隨著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1）第一階段，在1970年代日本經濟增速換擋以前，因三大都市圈收入水平較高且經濟持續集聚，人口大規模流入。1955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GDP佔全國份額分別為23.8%、15.3%、8.6%，人口佔比分別為17.3%、12.3%、7.7%，經濟-人口比值為1.38、1.24、1.12。到1970年，三大都市圈GDP佔比分別增至29.3%、17.5%、9.5%；1973年人口分別達2607、1636、918萬人，佔比分別達23.9%、15%、8.4%，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1.22、1.13、1.12（未變）。
2）第二階段，因東京圈收入較高且經濟繼續集聚、名古屋圈經濟份額略有上升、大阪圈衰落，1973年之後東京圈人口繼續保持淨遷入狀態，名古屋圈人口略有遷入，大阪圈人口基本處於淨遷出狀態。1974-2014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淨遷入量分別為350、-89、10萬人。2014年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經濟份額分別為32.3%、13.9%、9.9%，分別較1970年變化3.1、-3.6、0.3個百分點；人口分別為3592、1836、1132萬人，佔比分別為28.3%、14.4%、8.9%，分別較1973年變化5、-0.5、0.5個百分點；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1.14、0.96、1.11。該時期大阪圈、名古屋圈人口增長主要源於自然增長。
此外，在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背景下，日本人口在2008年左右見頂，1990年代中期開始以來除東京都及東京圈三縣、愛知縣（名古屋圈核心）、大阪府、福岡縣等少數地區外，絕大多數縣逐漸面臨人口淨遷出，不少地區人口開始減少。至2017年，日本47個都府道縣中已有40個人口見頂,49個主要城市中已有42個人口見頂。
3 中國人口大遷移：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3.1 跨省人口遷移：從孔雀東南飛到回流中西部，粵浙人口再集聚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遷移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1、改革開放前，人口流動受限，重工業基地東北地區為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由於人口流動嚴格受限，全國城市化進程在1959年後基本停滯，人口遷移主要受政治影響，比如基於國防考慮的三線建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等。但經濟因素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因重工業布局，東北成為該時期成為全國人口集聚的核心。1953-1978年，東北地區GDP份額從12.6%增至13.2%，人口從4173萬人增至8673萬人，人口佔比從7.2%增至9.0%。此外，內蒙古、新疆人口佔比分別上升0.9、0.5個百分點，福建、江西、廣東、廣西、貴州、雲南、陝西、青海、寧夏等人口佔比均提升0.1-0.2個百分點。
2、改革開放後至2010年左右，城市化快速推進，中西部地區人口大規模向出口導向型的沿海發達地區流動，形成「孔雀東南飛」格局。1978-2010年，中國城市化率從17.9%快速提升至49.9%，5億人從鄉村進入城市。沿海地區出口導向經濟率先發展，大量人口從中西部向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流動，特別是在19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衰落、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及人口流動進一步放開後（包括2003年孫志剛案後收容遣送制度廢除），跨省人口遷移規模從1985-1990年的年均221萬快速增至2005-2010年的年均約1100萬。1978-2010年，珠三角、長三角、京津GDP份額佔比從27.8%增至37.7%，人口佔比從18%增至22%；與其相對應的是，中西部地區人口增長放緩，安徽、江西等地人口在1995-2000年負增長，湖南人口在1995-2005年負增長，湖北人口在2000-2005年負增長，四川人口2000-2010年負增長。而改革開放前人口集聚的核心——東北地區逐漸衰落，黑龍江吉林人口明顯外流，但因自然增長，此時常住人口尚未減少。
3、2010年以來，隨著沿海地區產業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以及老一代農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漸回流中西部，東北地區人口開始負增長。在這一趨勢下，我們看到，一方面，珠三角、長三角、京津2018年的經濟份額為36.4%、較2010年下滑1.3個百分點；2018年人口佔比為22.4%，僅提高0.4個百分點，表明人口仍在集聚但已放緩。其中，長三角人口佔比下滑0.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中西部農民工輸出大省常住人口增長明顯加快，四川、湖北、貴州等之前人口一度負增長的地區逐漸重回正增長。而東北地區衰落趨勢未得扭轉，經濟份額降至6.3%、較1978年下滑6.9個百分點，黑龍江、遼寧、吉林人口先後從2014、2015、2016年開始陷入負增長。
特別是2015年以後，皖川豫黔等部分中西部省份人口回流加速，東部省份出現分化，粵浙人口再集聚與京滬津蘇人口增長低迷並存。2015後人口回流明顯加速的有安徽、四川、河南、貴州等省，安徽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從2001-2010年的-33萬回升至2011-2015年的37萬，再增至2016-2018年的60萬；四川從-56萬回升至32萬，再增至46萬。廣東、浙江等省常住人口增長一度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響而明顯放緩，但2016-2018年人口重新明顯再度集聚，當前年均增量分別為166、66萬。北京、上海、天津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分別從2011-2015年的42、22、50萬墜落至2016-2018年的-5、3、4萬，主因分別是京滬控人和天津經濟轉型困局。江蘇則從2001-2010年的年均增加54萬降至2011-2015年的21萬，2016-2018年為25萬、無明顯起色，江蘇與廣東的人口集聚差異類似經濟發展差異，2016年開始兩地經濟總量絕對差距逐漸拉大。
3.2 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根據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將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單位劃分為一二三四城市。一線城市為北上廣深4個，2018年GDP在2萬億元以上；二線城市為除一線城市外的直轄市、多數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GDP大於7000億元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於4萬元的少數發達地級市共35個；三線城市為少數弱小省會城市和GDP在2200億元以上的其他地級單位共81個；四線城市為GDP在2200億元以下的其餘地級單位共217個。由於重慶市範圍太大，我們將其特殊處理為主城九區和其餘轄區兩部分；所有省直轄縣也按四線城市處理。
1、在全域層面，一線、二線城市人口持續流入，三線城市人口略微流出，四線城市人口顯著持續流出但近年有所回流。1982-2018年，一線、二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一線城市增速更高，表明人口長期淨流入、且向一線城市集聚更多。其中，1991-2000年、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一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3.9%、3.4%、1.5%、1.4%，二線城市分別為1.9%、1.8%、1.0%、1.1%，表明2011年以來一二線城市人口流入放緩但仍保持集聚，放緩的原因包括京滬控人、人口老化農民工回流等。近年二線城市人口增速略微上升與「搶人」政策有關。上述四個時期，三四線合計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63%、0.37%、0.30%、0.27%，而全國人口平均增速為1.04%、0.57%、0.50%、0.50%，表明三四線人口處於持續淨流出。其中，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三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49%、0.40%、0.44%，略低于于全國0.57%、0.50%、0.50%的人口增速；四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為0.18%、0.37%、0.43%，顯著持續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但2010年後有所回流。由於統計上各地區人口加總不等於全國，三四線合計人口為全國剔除一二線得到，與三線、四線人口不完全吻合。
進一步細分，與一般三四線城市明顯不同，發達城市群的三四線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三四線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2.24%、0.58%、1.09%，長三角城市群三四線城市群分別為0.58%、0.31%、0.53%。與兩個時期全國人口平均增速0.57%、0.5%、0.5%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三四線城市在2001-2010年人口大量流入、2011-2015年略有流入、2016-2018年再度明顯流入，長三角城市群三四線城市在2011-2015年受人口回流中西部影響稍有流出，2016-2018年也轉為微弱流入。京津冀城市群三四線城市在上述三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73%、0.57%、0.55%，始終保持微弱流入。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線城市人口多為淨遷出。比如，成渝城市群扣除成都、重慶主城九區後，三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78%、0.27%、0.4%；而長江中遊城市群扣除武漢、長沙、南昌後，三個時期人口年均增速分別為0.03%、0.36%、0.22%。
總的來看，1990-2018年，一線城市人口佔比從2.8%增至2018年的5.3%，二線城市人口佔比從16.1%增至20.5%，三四線城市人口佔比從81%降至74.2%。在人口向一二線集聚的背後，是經濟的集聚。該時期，一線城市GDP佔比從9.4%增至12.2%，二線城市GDP佔比從23.8%增至33.7%，三四線城市GDP佔比從66.8%降至54.1%。2018年，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2.3、1.6、1.0、0.6，這預示著四線城市人口將繼續大幅流出，一二線城市人口將繼續集聚。
從重點城市看，近年深圳、廣州、杭州常住人口大幅增長，長沙、西安、成都、鄭州、武漢、重慶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崛起，北京、上海、天津、蘇州、無錫等東部城市人口增長明顯放緩。過去二十年，中國城市的人口集聚格局發生深刻變化。除京滬從2013年開始主動控人外，其他城市近期多在「搶人」、但成效各異。2001-2010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個城市為上海、北京、蘇州、深圳、天津，分別年均增加66、61、37、34、31萬。2011-2015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個城市為天津、北京、上海、深圳、鄭州，分別年均增加50、42、22、20、18萬。2016-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最大的前五個城市為深圳、廣州、杭州、長沙、西安，分別年均增加55、47、26、24、23萬；成都、鄭州、佛山、武漢常住人口年均增加也超過15萬，而傳統的人口集聚大市北京、上海、天津、蘇州、無錫、東莞年均增加不足5萬，北京2017-2018年持續兩年負增長、天津2017年一度負增長。
3.3 哪些地方人口在流出？
我們以直轄市、地市、省直轄縣級行政單位為基礎單元對中國大陸進行全覆蓋的人口流入流出識別，粗略地主要把人口增速高於本省（直轄市、自治區）或本地市自然增長率的地區識別為人口流入地區，把人口增速低於本省（直轄市、自治區）或本地市自然增長率識別為人口流出地區，並把人口減少地區從人口流出地區單獨識別出來。其中，採用地級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地區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四川、雲南、陝西、甘肅、寧夏、新疆等12個省區；其餘省區由於未公布較完整的地級人口自然增長率數據或僅公布地級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故只能採用省級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此外，青海省西寧市和其餘州市採用兩個不同的自然增長率，其中其餘州市的自然增長率由青海省自然增長率和西寧市自然增長率計算得出。這樣處理的原因是考慮到西寧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顯著低於青海省其餘州市。以本省（直轄市、自治區）或本地市自然增長率作為識別標準顯然優於以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識別標準，比如2011-2018年新疆、西藏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高達千分之十以上，大幅高於全國千分之五左右的平均水平，而遼寧省該時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為負。不過，採用省級自然增長率的省份內部地市自然增長率仍存在差異，常住人口和自然增長率也存在統計誤差，這意味著我們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地市全域人口流出，並不意味著其下轄的市轄區、縣級市、縣一定全部人口流出。
在數據處理上，以2000、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2001-2010年地區人口增速，以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15年常住人口數據計算2011-2015年地區人口增速，以2015、2018年常住人口數據計算2016-2018年地區人口增速。對於2018年常住人口缺失的地區，有遼寧、海南、雲南、西藏等省份的19個地市及海南6個省直轄縣以2017年數據代替，但即便如此，仍有吉林全省、黑龍江除哈爾濱外、新疆除烏魯木齊外的34個地市以及新疆的自治區直轄縣常住人口數據缺失。其中，遼寧省大連市2015、2016、2017年連續三年常住人口數據基本持平，2018年數據缺失；吉林省長春市2015、2016年常住人口數據基本持平，2017、2018年數據缺失；海南省三沙市一共只有幾百人，故不好判斷大連、長春、三沙2016-2018年常住人口是增是減。吉林省常住人口2016-2018年從2753萬逐年遞減至2704萬，三年共減少49萬；同期黑龍江省常住人口從3812萬逐年遞減至3773萬，三年共減少39萬，且吉林省除長春外、黑龍江省所有地市2016年常住人口均比2015年明顯減少，故將兩省缺數據地區全部識別為2016-2018年人口減少地區。而新疆常住人口2016-2018年從2360萬持續增長至2487萬，三年共增長127萬，故難以用此方法識別各州市2015年後的人口增減。
研究發現，在16個地級單位數據缺失的情況下，估計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8年全國人口淨流出的地區個數分別為175、196、205個，人口淨流出地區的數量佔比分別為51.9%、58.2%、60.8%,2010年後明顯上升；而上述三個時期人口淨流入地區數量依次遞減，分別為162、141、116個，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數地區、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其中，上述三個時期人口減少地區的個數分別為88、45、56個，人口正增長但增速低於本省或本地市自然增長率的地區個數分別為87、151、149個。2010年後人口減少的地區大幅下降、人口正增長但增速低於全國平均的地區大幅上升，這主要是部分農民工回流所致。
從地域分布看（紅色表示人口淨流入，深綠色表示人口淨流出中的人口減少，淺綠色表示人口淨流出中的人口正增長，灰色表示缺數據無法判斷），在2001-2010年，扣除西北地區、西藏小量人口淨流入外，人口淨流入地區主要在東南沿海、華北、遼寧等地，而人口淨流出地區主要在華中、華南（不含廣東）、東南沿海部分欠發達地區和西南、黑龍江、吉林等地。2011-2015年，人口淨流出地區主要集中東北地區、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東南沿海的非核心城市等；人口淨流入地區明顯變少、且趨向破碎化，主要在全國主要大城市及周邊地區，包括廣深珠惠肇、京津、滬寧杭蘇錫常湖紹甬、合肥、南昌、石家莊、鄭州-洛陽、武漢、長沙-株洲、濟南、青島、西安、成渝、昆明、貴陽、南寧、呼包鄂，以及廣西桂柳及桂東南地區、粵西、蘇北、晉中南、川西川北等。到2016-2018年，扣除數據大幅缺失的新疆後，人口淨流出地區比2011-2015年範圍進一步擴大的區域主要有東北、晉中南、海峽西岸、桂東、粵東、粵北等，京滬由於控人人口淨流出；而人口淨流入地區範圍明顯擴大的區域僅有皖北、浙西、川東。
在人口淨流出地區中，人口減少的地區值得特別關注。2001-2010年，人口減少地區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包括皖北、豫東南、湖北大部、川東、成都平原（除成都外）、黔東、黔南等地，此外東北部分城市和東部的蘇北、蘇中、閩西等地人口也有減少。2011-2015年，東北的人口減少地區範圍大幅擴展，除核心城市及周邊部分地區外，其餘地區人口全面減少；全國其他地區人口減少城市的數量則大幅減少，除豫東南地區外均呈零星分布。2016-2018年，東北地區幾乎全域人口減少，除長春、大連難以判斷外，僅瀋陽、盤錦人口微弱流入；全國其他人口減少地區仍基本呈零星分布，僅關中平原、成都平原受到西安、成都「搶人」影響而出現小範圍連片的人口減少地區；烏魯木齊成為除東北、北京外唯一人口減少的省會以上城市，主要是因為2015年後漢族人口的顯著減少。
此外，如果把市轄區作為一個主體，從市轄區、縣級市、縣的層面看，人口淨流出的地區分布將更為細緻。我們將在後續報告中進一步展示中國縣級層面人口流動全景。
4 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去向何方？
4.1 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新增約2億
1978-2018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快速增至8.3億，城市化率從17.9%提升至59.6%。過去四十年城鎮人口淨增6.6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格局。當然，這其中存在2.26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子女未能市民化，2018年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3.4%。目前，中國59.6%的城市化率稍高於55.3%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顯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81.3%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6.2%，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還有較大的空間。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約71%，對應城鎮人口為10.3億，比2018年增加約2億。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發展近似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緩慢發展期（30%以前）、快速發展期（30%-70%）、穩定發展期（70%之後）。其中，第二階段快速發展期又大致以50%為臨界點分為兩個階段，之前為加速發展期，之後為減速發展期。中國城市化已進入快速發展期的減速發展階段。根據《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前後達到峰值，此後持續下降；屆時即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70%。而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1年左右達峰值；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預測，中國城市化率將在2030年達70.6%、即城鎮人口達10.3億，但2049年城鎮人口將達11.2億的峰值、對應城市化率79.7%，2050年城市化率將達80%。因此，到2030年中國城鎮人口將比2018年增加約2億，到2049年城鎮人口達峰值時將比2018年增加約2.9億。
4.2 2億新增城鎮人口並非全部來自鄉城遷移
從中國城市化歷程看，城鎮人口增長來自三個部分：自然增長、鄉城遷移和行政區劃變動。行政區劃變動引致的城鎮化可簡單理解為就地城鎮化，包括縣改市(區)、鄉改鎮、村改居，以及其他城鎮空間範圍擴大。1978-2018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72個,建制鎮數量從2173個增加到21297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從102個增至297個，市轄區從408個增至970個，縣級市從91個增至375個。
王放（2004）研究發現，1990-2000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有52%來自行政區劃變動，17%來自城鎮人口自然增長，只有剩下31%來自人口鄉城遷移。與王放的研究結果有所差異，我們根據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2014）直接計算的1991-2000年行政區劃變動引致的城鎮人口增量，結合全國自然增長率，估算1991-2000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來自自然增長、區劃變動、鄉城遷移的比例分別為23.7%、29.4%、46.9%，2001-2010年分別為14.7%、31.8%、53.5%。
以2011-2018年為例，該時期中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量2020萬。1）自然增長。按照全國自然增長率計算，該時期城鎮人口年均自然增長369萬。2）進城農民工及家屬子女。2011-2018年農民工年均增量577萬，假設有40%進入城鎮即231萬，再加上約1/5的家屬子女，即年均288萬。3）鄉村學生進城。2011-2018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招生數年均1463萬，假設來自鄉村的學生比重為該時期鄉村常住人口比重，即鄉村學生進城654萬。4）區劃變動。城鎮人口年均增量扣除前述部分後，還餘709萬，這與王桂新（2014）計算的2001-2010年行政區劃變動引致城鎮人口年均增量670萬大致相當。因此，2011-2018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中來自自然增長、區劃變動、鄉城遷移的平均比例為18.3%、35.1%、46.7%。用此方法測算2018年中國城鎮人口增量中來自上述三者的比例分別為17.3%、47%、35.7%，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官網公布2018年三者比例分別為23.6%、39.6%、36.8%，測算的鄉城遷移貢獻差異相對較小。
當前中國地級市個數佔地級區劃數的88%，市轄區、縣級市個數佔縣級行政區劃數的47%，建制鎮個數佔鄉鎮區劃數的53%，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未來還存在較大的行政區劃調整空間。簡單按照當前趨勢推算，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可能將有約50%、即約1億人左右來自鄉城遷移，其他則將來自自然增長（如按照自然增長率4‰推算，2019-2030年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累計約4100萬，佔22%左右）和行政區劃變動。
4.3 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布在19個城市群，約60%在七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5%人口，創造88%GDP，其中城鎮人口佔比78%。中國「十三五」規劃提出建設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哈長、遼中南、中原、長江中遊、成渝、關中平原、北部灣、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天山北坡等19個城市群。19個城市群土地面積合計約240萬平方公裡，佔全國的1/4。1982-2018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從7.1億增至10.5億，人口佔比從70.3%增至75.3%；2018年城鎮化率61.7%，即城鎮人口6.5億，佔全國城鎮人口的78.3%；2018年GDP合計79.3萬億元，佔全國的88.1%。2018年長三角、京津冀、成渝、長江中遊、山東半島五個城市群人口過億，分別為1.5億、1.1億、1.0億、1.3億、1.0億。
19大城市群=「3+2+14」。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作為19個城市群中最成熟的三個，以全國5%的土地面積集聚了23.6%的人口，創造了38%的GDP，成為帶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主要平臺，2018年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1.8、2.0、1.2；其中，三大城市群2018年人口合計佔比較1982年提升5.3個百分點。
除三大城市群外，成渝、長江中遊兩個城市群共覆蓋五個省份，是其中規模較大、同時也是最具發展潛力的跨省級城市群，兩大城市群以5.2%的土地面積集聚了16.3%的人口，創造了15.7%的GDP；由於過去長期大規模輸出農民工，儘管近年人口大量回流，2018年人口佔比仍較1982年下降1.5個百分點，2018年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0.90、1.01。從區位、資源稟賦和近期增長看，成渝、長江中遊未來有望成為中國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市群的發展代表。
其他14個城市群以14.7%的土地面積集聚了35.4%的人口，創造了34.4%的GDP，2018年經濟-人口比值平均為0.97；2018年人口佔比較1982年略增1.2個百分點。其中，山東半島城市群人口剛剛過億，中原、珠三角、海峽西岸、哈長、北部灣、關中平原六個城市群人口均在4000-7000萬之間，遼中南、黔中、滇中三個城市群人口在2000-4000萬，而山西中部、蘭州-西寧、呼包鄂榆三個城市群人口在1000-2000萬，寧夏沿黃、天山北坡城市群不到700萬。此外，14個城市群中的哈長、遼中南城市群兩個城市群當前面臨人口減少；哈長城市群2018年常住人口缺失，但當年戶籍人口較2010年減少226萬。
中國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布在19個城市群，其中約60%將分布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遊、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群。從2018年城市化水平看，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率最高，達85.3%，未來城市化空間較小，城鎮人口增加將主要依賴於區外人口遷入；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遊、海峽西岸、呼包鄂榆、山西中部、寧夏沿黃等7個城市群均在60%-70%之間，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河北省城市化率僅為56.4%；中原、滇中2個城市群城市化率不足50%；其他9個城市群城市化率則在50%-60%之間。
簡單測算，先不考慮區外人口遷入，依據各城市群當前城市化率適當調整到2030年提高幅度，並結合聯合國預計的自然增長率，估計19個城市群到2030年城鎮人口增量合計1.3億。假設根據再有約3000萬人口淨流入，則2019-2030年城鎮人口增量比例可達約80%。基於發展趨勢、經濟-人口比值、近期人口淨流入以及區位等因素，在大致假設區外人口遷入分布的情況下，2019-2030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遊、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群城鎮人口增量佔比有望達約60%。到2030年，19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合計佔比或將從2018年的75.3%上升至76.6%左右。
從城市和都市圈來看，以常住人口論，2030年中國有望形成10個以上1000萬級城市和12個以上2000萬級大都市圈。未來向19個城市群集聚的人口以及19個城市群內部流動的人口，將主要集聚到千萬級以上的大都市圈。2019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要求以都市圈為城市群建設的突破口、以同城化為都市圈發展方向，這是中央第一份以都市圈為主題的文件。
從國務院規定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城區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北上廣深4個千萬級超大城市，以及重慶、武漢、天津、成都、東莞、南京、鄭州、杭州、長沙、瀋陽等10個500-1000萬人特大城市。從市轄區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重慶、武漢、成都等8個千萬級城市，有南京、東莞、西安、佛山、杭州、濟南、青島、哈爾濱、瀋陽、蘇州、汕頭、大連、鄭州、石家莊等14個500-1000萬人城市；其中，南京、東莞、西安、佛山、杭州、濟南6個城市市轄區常住人口超過700萬。考慮到人口流入以及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行政區劃調整，未來中國有望形成10個以上市轄區常住人口超過1000萬的大城市。
從都市圈常住人口看，中國現有上海、北京、廣佛肇、深莞惠、鄭州、成都、杭州、蘇錫常、青島等9個2000萬人以上的大都市圈，有重慶、武漢、瀋陽、廈漳泉、南京、天津、寧波、長株潭、西安、合肥、濟南、南昌、長春、石家莊、哈爾濱等15個1000萬-2000萬人大都市圈。其中，重慶都市圈人口接近2000萬，武漢都市圈也超過1800萬，南京都市圈僅寧鎮揚三市人口1615萬、若加上毗鄰的皖東城市則遠超2000萬，從這三個都市圈的人口增長潛力和空間擴展潛力來看，預計未來人口有望突破2000萬。2018年，上述24個大都市圈土地面積60萬平方公裡，佔全國的6.2%；常住人口4.5億，佔比32.5%；GDP合計47萬億元，佔比52.2%；經濟-人口比值為1.6。需要說明的是，部分都市圈範圍存在不同版本，考慮到都市圈強調同城化發展，此處測算人口經濟數據均採用範圍最小的版本,武漢、濟南都市圈範圍均比2018年報告中要小；上海都市圈與周邊的蘇錫常、寧波、杭州都市圈範圍有重疊。
恆大研究院「人口和城市」系列研究：
22、《生還是不生？——來自16萬人的生育調查》，2019年12月3日。
21、《中國人口的危與機——人口周期研究》，2019年11月2日。
20、《中國人口大遷移2019：3000個縣全景呈現》，2019年9月29日。
19、《中國人口大遷移：2019》，2019年8月28日。
18、《中國三輪人口大論戰：要不要放開生育？》，2019年5月21日。
17、《中國城市群發展潛力排名2019》，2019年7月23日。
16、《中國十大最具潛力都市圈2019》，2019年6月20日。
15、《中國十大最具發展潛力城市排名2019》，2019年5月24日。
14、《中國城市發展潛力排名2019》，2019年4月12日。
13、《從城鎮化到城市群——儘快確立城市群都市圈戰略》，2019年2月20日。
12、《出生人口大幅下滑 人口危機漸行漸近》，2019年1月24日。
11、《五大信號預示全面放開生育臨近，你生嗎？》，2019年1月6日。
10、《中國生育報告2019》，2019年1月1日。
9、《中國人口大流動：3000個縣全景呈現》，2018年9月17日。
8、《全面放開生育或已不遠，你生嗎？》，2018年8月13日
7、《中國人口大遷移2018》，2018年7月10日。
6、《城市「搶人大戰」：高質量發展、大都市圈戰略和土地財政》，2018年6月7日。
5、《生還是不生？——來自12萬人的生育調查》，2018年4月4日。
4、《計生機構取消，或將全面放開生育，你生麼？》，2018年3月18日。
3、《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與中國展望：從齊增到分化》，2016年10月24日。
2、《控不住的人口：從國際經驗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發展趨勢》，2016年10月13日。
1、《中國人口周期研究》，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