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書記成"燙手山芋"?

　　山西省臨汾市近幾年連續發生安全生產事故，幾任行政領導被免職。目前，臨汾市的市長和市委書記均是省裡下派的代理人，山西省委物色下一任臨汾市委書記人選，遭到不少官員的推辭。

　　讀罷這條新聞，似乎給人一種感覺——問責制的壓力見效了。但從另一個角度，別的地方為啥沒有「推辭」當一把手的事呢？趨利避禍是人的天性，不要說臨汾了，就連山西省省長在2005至2008年都換了四任，誰敢說自己不會是下一個「下臺」的？正所謂「福兮禍所依」，一面靠煤炭做為經濟支柱，另一面被礦難陰霾籠罩，山西這把交椅的確不好坐。這也是孟學農去年引咎辭職，坊間甚至出現「運氣差」評論的原因。從臨汾市到山西省，「一把手」位置成了燙手山芋，並不意味著官本位的破除，不是某些人不想做官，而是不想做山西的官而已。

　　這同樣折射出另一個現實——面對全盤的問題架構，個人之力是極為渺小的。高官也是人，權力並不能「搞定一切」。當然，我們也見識過「一國兩制」、「改革開放」那樣的宏大決斷，但這屬於非「偉人」不能為之。這年頭，雖然不少人都在「吹牛不上稅」，但涉及真格的，關係到個人政治生命時，多數人還是得掂量自己到底能吃幾碗乾飯。

　　「晉官難當」給社會帶來的思考同樣不應停留在官員個人仕途層面，而是應反思安全監管體制、產業發展風險、行政問責機制等問題。畢竟，這才是社會真正關注的根本，是礦工與家屬的期盼。

　　首先，安監權力全部屬於行政部門，行政部門自然要承擔百分之百的失察之責。而安全問題本來是全社會的事，這實際引出安監工作是不是該向社會給予一定「分權」。因為，礦工面對強勢的煤老闆，出於生計考慮，幾乎沒有任何博弈能力。而在全部由行政監管的情況下，官煤勾結已然屢見不鮮。某些行政者顧及能源緊張、價格上漲，甚至默許超採、違規作業。培育獨立的、與煤礦沒有任何厲害關係的第三方監管，早就是社會的強烈呼籲。可惜，每一次礦難發生後，我們還是只看到行政關停查處——嚴打整頓——重新開張——再度礦難的「老套」循環。

　　其二，山西是煤炭大省，煤炭又是我國最主要的能源，某種程度上，山西是在替全國承擔經濟發展風險，全國又該為山西「報償」什麼？或者說，賣煤的資金全進煤老闆腰包就算完事了嗎？在平均多少噸煤的產值中，難道不該硬性規定、強制執行，必須給予相應的安全投入？

　　這也引出第三個問題——山西的安全生產風險，必然要比其他地區高。對於「高危」地區的行政官員，怎樣才是公正的處理與對待？官員必須承擔應負的責任，社會也應具有足夠的理性。否則，光撤官員，問題依舊。